史学家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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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是个老话题了。但“看见山，跑死马”，实行起来谈何容易。管窥所及，在文学界、学术界，确实有人朝这个方向拍马而去，但读其作品，颇有离山尚远已却步，甚至“画虎不成反类犬”之感。例如：有的小说家写的读史札记，对史实随意剪裁，妄加发挥，既曲解了历史，也写歪了现实；有的历史学者所写人物传记，想增加文学色彩，但又功力不够，很像满脸皱纹的老太婆，拍了厚厚一层香粉后，看上去怪模怪样。难就难在：想当学者，就必须习惯坐冷板凳，手不释卷；想当作家，就要有点文学天才。但是，成功的例子，还是有的。如：清史专家周远廉先生这几年出版的乾隆系列小说、明史学者廖心一先生写的“明史纪实小说系列”《正德皇帝全传》，以及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的刚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宋代纪实小说系列”《靖康奇耻》、《河洛悲歌》。而就文学界而言，青年散文家伍立杨先生新面世的《铁血黄花》值得刮目相看，堪称是作家学者化的可喜成果。本书的副标题是“清末民初暗杀论”，显然，是一本研究清末民初热血贲张的革命志士暗杀清廷大奸巨恶的史学著作。流沙河先生在本书的跋文中说：“典型日远，良士为之瞿瞿。若以史坚如烈士1900年炸两广总督府为革命党人暗杀活动之始，至今已百年了。立杨先生忧虑史迹湮没，特著本书，昭示来者。书中再三阐明革命党之暗杀以民主与自由为鹄的，其性质迥异于恐怖主义……所以温生才烈士受审时声称是‘明杀’。”诚哉斯言。立杨在本书最后一章《思君令人老———不死的怀念》中写道：“‘阅尽人情厌漫游，五衷狂热一时休’（谭人凤）……日历再翻过10个春秋，距辛亥革命，就有100年之遥了。帝王将相，英雄美人，确已轮转而去，新的板眼，又在历史的舞台上搬演着。那跑龙套的正把主景烘托得十分热闹。英雄的气息，随烟云散尽，终于还有些许残凝在牙黄的卷轴零帙之中，待有心人去激活。我们虽不好势利地说他们有恩于众生，却可以说他们真正不负于时代人民，其率真与卓绝，坚毅与彻底，譬之登山，而达于极顶，自此以往，则驰骅骝而下长阪矣！可叹的是，今之浅学寡识的文人学士，把一顶资产阶级革命的帽子戴在先烈的灵位上，多年一贯，既不洗涤，也不掸尘；更在斑斑血痕的边厢，掷些软弱局限的词句，饱饫闷睡之余，安心做他的斗方名士；仿佛乾坤在握，实未免‘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将烈士的生命大悲悯意识，诬为‘悲观苦闷，怨天尤人的思想情绪’，即是不知好歹……其‘研究’结论，甚至就由成王败寇那一套寡情卑下的草莽思想所左右，且有谤贤骂祖之嫌。”作者对辛亥革命史相关研究者的批评，会令史学家感到尴尬。其实，史学家因文学家的挑战而尴尬，这并不是头一回。迄今为止，研究现代史、党史者，未能写出像样的1957年反右史。而朱正这位湖南作家，却在1998年即已出版煌煌大著《1957年的夏季》，史学界应当为之汗颜...《生活时报》王春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