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与明代的科举名录编纂

华婷

  　　[摘要]科举名录是科举文献的第一手资料。本文对明代科举名录的编纂及流传情况作一综合研究，并就天一阁藏科举录及范钦《明贡举录》与名代科举名录编纂的关系阐述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科举名录编纂天一阁

科举制度是隋唐以后传统中国文官考试制度，科举文献是研究科举现象的第一手资料。所谓科举文献，是指直接记录科举制度的文献。科举文献的种类较多，名录、试卷之类，都可以包括（1）。本文拟对历朝尤其是明代的科举名录编纂及流传情况，作一综合研究。天一阁收藏有不少明代的科举名录，范钦本人也编纂过《明贡举录》，故名《天一阁与明代的科举名录编纂》。

一、进士名录的编纂

最早出现的科举名录称为登科记。登科记绝对不同于后来的登科录，登科记是诸科进士名单的汇编，内容记录十分简单，也就名字、排名之类。登科记的编纂，始于唐代。据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贡举》条记载，从唐中宗神龙年间（705-706）起，就有人逐科记载登第进士的名录，称进士登科记。唐代所编的进士登科记，多系私人编纂，也有官方出面组织编纂的。唐人所编的登科记，在穆宗长庆以前，有十几种，如崔氏《显庆登科记》五卷，姚康《科第录》十六卷，起武德，迄长庆。李奕《登科录》二卷，郑颢《诸家科目记》十三卷，起庆德，迄大中。惜今皆佚（2）。宋人也编有一些唐代登科记，如乐史《登科记》三十卷，起李唐，迄五代，各为一代总录。洪适《重编唐登科记》十五卷，载唐一代。乐史《江南登科记》，专载五代一方者（3）。宋朝的科录比较完备，如洪迈《大宋登科记》十五卷，自建隆元年至绍兴三十年（960-1160）。李椿《中兴登科小录》，自建炎二年至嘉熙二年（1128-1238）（4）。“论者以为可补国史之遗”（5），可惜今皆不传。今天所见宋代的科举文献，多为明清时期人所编。明代朱希召有《宋历科状元录》八卷，嘉靖四十年（1561）刊刻，今有《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宋元时期现存的科举文献，清朝人汇编为《宋元科举题名录》七卷，七种，即《绍兴十八年进士登科录》、《元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延祐甲寅科江西乡试录》、《山东乡试题名记》、《山东乡试题名碑记》、《至正庚子国子监贡试题名记》、《至正丙午国子监公试题名记》。今国家图书馆有一部。

明朝人编纂进士名录，始于明中期。这和科举在明朝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影响有关。据嘉靖初期李濂记载，明朝前期，地方儒学多重视修儒学碑记，而不太重视作科第题名记。李濂认为，修儒学碑记可以不作，但科第题名记却不可不作。“盖历岁悠邈，人亡泽斩，虽同井共巷之人，亦弗能知其由某科。矧家有盛衰，嗣有续绝，而郡邑志乘复多阙误。向非题名以识之，迹湮影灭，茫无稽察。甚至有为之后裔而忘其祖之履历者矣，则夫科第题名之录，讵可少哉”（6）！这种留住历史的记录意识很值得肯定。李濂的批评，反映出明朝用人政策的变化痕迹。明代前期，正是地方政府抓儒学教育时期，其时，用人之途广，科举仅是其中重要一途，社会影响还不够大。中期以后，转入制度化正轨，科举几成为全部，科举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大为强化。明代科举名录的编纂，正是在这样背景下发生的。

明朝人编纂进士名录，始于景泰年间。景泰年间（1450-1456），湖广潘司始刻《国初以来历科进士总录》。后来，福建建阳书坊曾加以翻刻（7）。这部书，编纂者不详，也未见公私书目，今不传。据李濂的说法，此书有一些缺点，“以洪武丁丑科韩克忠榜误为辛未科，而丁丑科则阙之不书，皆诿曰：‘世远莫可考已’”（8）。

俞宪《皇明进士登科录》是现存第一部明代进士名录。俞宪（1508-？），字汝成，号是堂（《明人传记资料索引》作“岳率”），无锡人。据《嘉靖十七年进士登科录》，时“年三十一，三月初八日生”，则为正德三年（1508）生。上海图书馆所藏的《南畿辛卯同年方齿录》也明确记载俞宪是正德三年生的。卒年不详，隆庆五年（1571）辑有《盛明百家诗》（今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则约卒于万历初年。嘉靖十七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绍兴同知、南京刑部郎中、江西佥事、山东参议、湖广按察使。“宪好读书，工诗，风格萧雅”（9），著有《是堂学诗》24卷等。俞宪留心明朝进士登科录编纂，成《皇明进士登科录》一书。此书据《国初以来历科进士总录》诸书而来，同时又加以续补，俞宪的后记明确称“是录参考湖、闽诸书而成”。嘉靖二十七年（1548）官湖广按察使，首次刊刻。凡十一卷，卷一为令典，为明朝考试之令谕。卷二至卷十一为历科进士名录，至嘉靖二十六年科。嘉靖二十八年，俞宪复官浙江，又在浙江加以重刊。嘉靖二十九年秋，俞宪在杭州遇到了宁波人章贞叔，与章氏谈起洪武间登科录之事。章氏说：我曾有此本，可惜遗失了。我只要替您写一信给范钦，就能得到这些资料。“已而果如约”（10），得到了所缺的洪武间3科登科录材料，又补上嘉靖二十九年科，成十二卷本（11）。今国家图书馆有藏。台湾“国家图书馆”也有一部，已入《明代登科录汇编》，不过，仍题嘉靖二十七年刊本，误。约嘉靖四十五年前后，俞宪又补了嘉靖三十二至嘉靖四十四年间5科，成十三卷本。今美国国会图书馆有藏（12）。

晚明有《隆万十八科进士履历考》。此书明显是补充俞宪《皇明进士登科录》而作的，惜不见任何明清书目，今天也未见存本，仅见黄崇兰《明贡举考略·自序》，作者也不详。

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张朝瑞（1537-1609），字子祯，江苏海州（今连云港市）人。隆庆进士，官至鸿胪寺卿。有《皇明贡举考》、《南国贤书》等。《皇明贡举考》八卷，起洪武，迄万历五年科止。首为场屋条例一卷，于沿革之故，言之颇详。附以贡举纪略，不入卷数。初刊于万历六年（1578），前有万历元年陈文烛序、万历六年田一儁序、李桢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有一部。又有续刊本，九卷，或至万历十一年科（如北京大学图书馆本），或至万历十四年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十三称此书“每科载会试考官、试题及所刻程文之目。殿试之榜，首尾全录。会试之榜，则惟录前五人。乡试之榜，则惟录各省第一人。其有名臣硕儒足传于后者，皆附记于制策之末，名姓籍贯异同，亦附注焉。其考据颇为详核”。

范钦也有《明贡举录》。范钦（1505-1589），字尧卿、号东明、宁波人。嘉靖十一年进士，官至副御史兼巡抚（13）。嘉靖末年归乡后，建藏书楼“天一阁”。范钦藏书的特点是不求善本，重点放在当代文献，尤其是注重地方志与科举名录的收藏。天一阁所收的科举文献，凡370种，占现存明代科举文献的80%以上。范钦卒于万历十三年（1585），他收集科举名录的时间是嘉靖、万历年间，所以，现存科举名录，以明中叶为主，早期的科举名录不多，晚期名录至万历十年科，此后不多见。《明贡举录》正是在此基础编纂的。《明贡举录》一册，不分卷，稿本，仅天一阁有藏。此书鲜有人作过研究，笔者偶一阅，于此略作介绍。此书名《明贡举录》，实不相符，其内容大体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浙江贡举，不全，仅洪武一朝，及万历元年、四年、七年三科贡举名单；二是浙江乡试解元，起洪武四年，迄万历七年；三是三朝会状二元，起洪武四年科，迄万历八年科。从下限来看，此书当成于万历八年（1580）。《明贡举录》没有前言后跋，恐为范钦随手所作，备记忆而已，没有系统成书之念，故史料价值也不好和张朝瑞《皇明贡举考》相比。

清朝黄崇兰也有《明贡举考略》。黄崇兰，怀宁人。据其《自序》，嘉庆元年（1796）先成《国朝贡举考略》三卷。有感于明朝诸贡举作品详于正、嘉以前，略于隆、万以后，于是，根据陆子渊《科场条贯》、王世贞《史料》、张朝瑞《贡举考》、《明史·选举志》、《隆万十八科进士履历考》诸书，于嘉庆三年（1798）再成《明贡举考略》二卷。与前书，合成《增补贡举考略》五卷，首一卷，道光二十四年（1844）重镌，收入《续修四库全书》。此书较简单，史料价值不大。

张弘道、张凝道《皇明三元考》。张弘道，字成儒，号元狱；张凝道，字明儒，号修庵，江苏常州晋陵（今武进）人。具体事迹不详，估计是两兄弟。前有焦竑序。但不标年月。此书记载至万历四十七年科，后面没有入阁、一品之类记载：但万历二十三年孙如游条下，有“泰昌元年由礼部尚书入东阁”一语。又考虑到焦竑卒于万历四十八年，则此书可以肯定刊于四十八年，即泰昌元年（1620）（14）。此书体例，先列各省乡试主试官、解元，次列会试主试官、会元，后列殿试一甲状元、榜眼、探花，最后列某科进士所出同榜进士、少年进士、杂流中式、庶吉士、名臣、入阁、一二品大臣等掌故。由于有各人传记资料，此书无疑是一部经过加工的有较高参考价值的科举文献。

清朝盛子邺有《类姓登科考》六卷。《四库全书总目》有著录，但没有作者名。据内容记载下逮崇祯之末，四库馆臣判断是清朝人所编。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今湖北图书馆有一部清抄本，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类书》，明确题盛子邺编。不过，查了几种工具书，盛子邺籍贯及事迹一时还无法搞清，这有待作进一步考证。题“惰率斋主人盛子邺漫录”，可见作者是一位文人。这实际是一部按《百家姓》排列的分类明朝进士名录。“其书取明一代登进士者，以姓类人，而各注乡贯科分甲第于名下，其仕宦显达者，并注其官阶爵谥，或一家世膺显选者，则注某为某子，某为某孙，某为某之兄弟，纪载颇为详赅。”（15）此书是单独的明代进士名录，只要在前面加一个笔画检索法，完全可以成为一部新式的《明代进士名录》。

清朝李周望有《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今有《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李周望，字渭湄，直隶蔚州（今属河北）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进士。当时，李周望为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仍兼国子监祭酒。前面为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录为明朝进士题名碑录。此书纯粹据国子监所存石碑编纂而成，没有参考俞宪《皇明进士登科考》（16），所以不够全，缺洪武十八年、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建文二年，永乐二年，永乐四年，永乐六年九科进士名录。刊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雍正八年，国子监又加续刻。雍正十年，孙嘉淦作《续刻题名碑序》。到了乾隆十年（1745），宗室德沛以少宰兼国子监祭酒，编纂《国子监志》之余，又加续补。且据钱唐王孙芸家所得《明贡举志》，八册，天一阁有藏。据德沛《进士题名碑录序》，当时国子监所藏明代进士题名碑七十六块，起永乐十十八年，迄崇祯十六年，中惟缺万历八年、崇祯十年。清朝自顺治三年至乾隆十年，共三十九块。今人朱保烱、谢沛霖编纂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主要就是利用此书编纂而成。

地方性进士名录编纂较早，尤以科举发达的江南地区为多。早在弘治十六年（1503），就有《福城乡进士题名记》一卷，今有嘉靖续刻本，藏国家图书馆。正德九年（1514），有《皇明吉安进士录》，一册，今天一阁有藏，前无序跋，作者不详，起洪武四年，迄正德九年。吴爵《国朝莆阳科第录》，2卷。吴爵为湖南宁乡人，嘉靖中，官福建兴化府训导，因编兴化府科第，自洪武三年至嘉靖二十八年（1370—1549）。前有郑岳序，后有吴爵自跋（17）。

最著名的还有李濂编纂的《国朝河南进士名录》。李濂（1498—1567？），字川父，河南大梁人。少孤，落魄失学，26岁登第，历任湖北沔阳知府、宁波通判、山西按察司佥事、摄学政，38岁归乡（18）。归乡后，以乡邦文献整理为己任，先后成《国朝祥符乡贤传》、《国朝祥符文献志》等，别有《嵩渚文集》百卷等。嘉靖初年，李濂复加补正、附注，成《国朝河南进士名录》一书，“世道之升降，士风之醇漓，人才之高下，咸隐然可见，聊亦备一方文献之节目云尔”（19）。今天一阁有藏，说明李濂《国朝河南进士名录》对范钦有所影响。

陈汝元有《皇明浙士登科第考》。陈汝元，字太乙，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生卒年、事迹不详。《皇明浙士登科考》专门收录浙江籍进士名录，起洪武四年科，迄万历二十九年科，刊刻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国家图书馆有藏。天启间又增补至十二卷，今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有藏。

邵捷春有《闽省贤书》。邵捷春（1600—1640），福建侯官人。据《皇明三元考》记载，邵氏中进士时为20岁，则生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生。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官郎中，累迁浙江按察使，大计坐贬。崇祯时，起为四川副使。崇祯十一年，四川巡抚傅宗龙镇压农民起义时，为监军。崇祯十二年，进右参政，右佥都御史兼四川巡抚。以镇压农民起义失利，为杨嗣昌所劾，被逮。次年八月，自杀（20）。《闽省贤书》既有举人名录，又有进士名录。成书时间不详，考虑到下限为崇祯七年（1634），则成于崇祯七年至八年之间。康熙间，后裔又有续补，共七卷。今上海图书馆有藏。

此外，万历初年，雷礼（1505—1581）辑有《豫章科第记》、《丰城科第记》、《江西进士稿》等（21），惜今不传。清朝人也编有不少地区性科举名录，如《常熟科名录》、《虞邑科名录》、《皇清陕西历科进士录》、《莆田科第录》等、《国朝海宁贡举表》等。

科举名录中，进士名录最受人注意。由于前代科举名录不全，清朝以来，不断有人在做补辑工作。清代徐松辑有唐代进士名录《登科记考》三十卷。此外，今人作过一些《登科记考补》，见于《文史》、《文献》诸杂志。元代进士名录的编纂，始于清代钱大昕《元进士考》。此书一直以稿本存世，今收入《嘉定钱大昕全集》。台湾学者萧启庆有“元代进士辑录”计划，目前已经完成五部分，即：1.《元代元年进士录校注》，《食货》13卷第1—4期，1983年；2.《元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校补》《食货》16卷第7—8期，1987年；3.《元延祐二年与五年进士辑录》；4.《元至顺元年进士辑录》；5.《元至治年元年进士辑录》。其余也已成稿。大陆学者陈高华也有《元泰定甲子科进士考》，《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两种所见元代科举人物名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

近年，浙江大学龚延明教授计划编纂一套历代进士人物传记汇编，称《历代进士总录》。目前，由傅璇琮、龚延明主编《两宋登科总录》，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明代进士登科总录》也正在编纂之中，相信这套书更有学术参考价值。

二、举人名录的编纂

明朝除进士名录外，还有举人名录。明代缺乏全国性的举人名录，但有部分地方举人名录。李濂有《国朝河南举人名录》。当时河南情况，弘治以后，咸有乡试录。洪武三年至成化二十二年（1370—1486）间的乡试录，“岁远录亡，莫可寻究”。李濂多方搜集，花费了二年时间，终成《国朝河南举人名录》，只缺国初二三科而已。此书成，河南士大夫听说后，“咸走牒借观，啧啧嗟叹，以为难”。李濂说“探讨旧闻，罔敢坠佚，固吾党事也。苟克成编，亦足以补志乘之阙，劳何足恤哉”！李濂对编纂举人名录价值的认识值得注意。当时有人反对李濂编纂举人名录，理由有二：其一是数量太多，“事以少为贵，类以多贱”，“举人名氏十倍于进士”；其二是“我朝位通显者，多由进士科”。李濂说“不然。举人之于进士也，固系乎学，然亦有幸不幸焉。仰惟先朝用人惟贤，是使弗限资格，是故进士、举人、胄监、保荐，一体拔擢，无所轩轾，以兹奋扬事功，天下熙然称治，此非立贤无方之明验邪”！“呜呼！学行如诸君子，宦业如诸君子，乡评推重如诸君子，皆所谓生有益于时，死有闻于后者也，恶可以其乡贡而少之哉！宋儒刘子宣有言：‘场屋之文，朝廷假以取士，与学优则仕者异矣。士大夫以此高下人物，更相矜傲，更相景慕，亦可悲矣。’斯言颇中近世抑扬科目之病。而由举人出身者□□自画，鲜能振立。又何怪俗论乎”（22）！可见，李濂编纂举人名录，还有为举人张扬之用意。可惜，这种思想不为时人所接受，明朝人终没能编纂出全国性的举人名录。

张朝瑞《南国贤书》五卷，万历二十六年（1598）刊刻，今浙江省图书馆有一部。又有增订本《南国贤书》六卷，《前编》二卷，崇祯五年（1632）刊刻，湖南省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有藏。这是南直隶举人名录。张朝瑞讲到编纂动机时称，“士之与计偕也，百一也；由计偕而树立，表当世，又百之一也”。这是说，秀才到举人，成功机率少；由举人而成名，更加少。这话无疑是说，举人是社会的精英，我们应重视、记住举人的名字。以致，张氏尽管是淮北人，仍关心举人名录的编纂。“每获南畿论秀书，辄殄藏之”。积久遂多，闲暇时，整理箱子，得成化十年至万历二十五年若干册乡试录。又委托举人补充了几册。“遂撮其姓氏题问，合而梓之学宫于是成稿”。如此，“上下百二十余年文献，开卷在目”（23）。后又从故牍中考得洪武三年至成化七年（1370—1471）科，成《前编》二卷。

除以上所介绍专门的科举名录之外，历代各地方志之《选举表》或《选举志》也是绝对不可忽视的资料。历朝按科编排的进士、举人名录，由于种种原因，多不全。而方志之科举表，则是按地区编纂的科举名录。一般说来，较为系统，历朝进士、举人名录资料都能找到。除了部分双籍进士需要作进一步的辨析外，方志记录的选举志名录，基本是可信的。如果能将各地历代方志中的选举汇编成册，就可以编成两部按地区编排的工具书《历代进士名录》、《历代举人名录》。这项工作不难，只需要汇编、辨析、校勘、编制索引即可。

范钦最出色工作之一是搜集登科录资料。范钦何以会想到搜集登科录，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本文的考述，相信有助于理解范钦搜集登科录的动机。



本文为2002年度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编号XK02-53）、2000年度复旦大学博士后基金课题、2001年度宁波市经济社会发展重点课题（编号2001B27）、2002年度宁波大学博士基金课题“科举与传统国家”之一部分。

（1）沈登苗：《也谈天一阁明代登科录》，《浙江学刊》1998年第2期。

（2）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第一章《材料叙说：唐登科记考索》，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3）《新唐书》卷57至60《艺文志》。

（4）《宋史》卷202至209《艺文志》。

（5）李濂：《嵩渚文集》卷54《国朝河南进士名录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6）李濂：《嵩渚文集》卷54《国朝河南进士名录序》。

（7）李濂：《嵩渚文集》卷54《国朝河南进士名录序》。

（8）李濂：《嵩渚文集》卷54《国朝河南进士名录序》。

（9）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22《俞宪传》。

（10）俞宪《皇明进士登科考·自记》，转引自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三册，第30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

（11）由此此出两个问题：第一，俞宪有没有到过天一阁？俞宪如何得到洪武间登科录资料的？从以上资料来看，俞宪没有到过宁波。“辗转乞借，果得补全”，显然俞宪得到了洪武间登科录资料抄本。这个代俞宪传抄的人是谁？显然非范钦本人或范钦家人不可。近年，浩旭兄在《历代名人与天一阁》（宁波出版社，2001）中谈到了俞宪与天一阁的关系，称俞宪是“天一阁历史上首位运用天一阁藏书并产生成果的人”，进而推断出“天一阁在范钦时代是适度开放的”（页137—138）。这个结论很有新意，不过可能要打些折扣，俞宪仅在修订时参考了天一阁小部分登科录资料，不是全部。他本人没有到过天一阁，他是请范钦代抄的。何以小气的范钦肯替俞宪抄这些资料，乃在于俞宪是当时浙江的大官，且是学者。第二，说明范钦搜集登科录早已开始，起码到嘉靖中叶，已经在宁波出名。

（12）王重民：《中国善本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60页。

（13）讲到范钦的最后履历，一般多作“官至兵部右侍郎”，时间是嘉靖三十九年。此说可能源于吴廷燮《明督抚年表》卷4《南赣》。此书据《国榷》，称嘉靖三十九年“八月戊午，提督南、赣范钦兵部右侍郎”。又引《实录》资料，称“十月壬子，南京御史王宗徐等劾新升侍郎范钦南赣时，黩货纵贼，贻患地方。得旨，回籍听勘。”我核对了《国榷》原书，这条材料在卷63。再查《明世宗实录》卷497嘉靖三十九年八月，没有找到相应“戊午”条材料。而所谓“《实录》”，是指《明世宗实录》，在卷499嘉靖三十九年十月壬子，找到了这段材料。不过，发现《明督抚年表》所引是删节过的材料。原文如下“南京贵州等道御史王宗徐等劾新升兵部侍郎范钦光抚南赣时，黩货纵贼，贻患地方。而代之者杨伊志，亦非统御才，乞并议处。章下吏部，复言：钦被劾罪重，当行勘；伊志履任方新，当责其从功。得旨，伊志留用，范回籍听勘”。但据刊于万历十七年（1589）的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57《兵部左右侍郎》，作“范钦，浙江鄞县人，由进士，四十年推右，未任。郭乾，直隶任丘人，由进士，四十年任右，四十二年转左”。雷礼《国朝列卿纪》卷52《兵部左右侍郎年表》也作“范钦，浙江鄞县人，嘉靖壬辰进士，四十年推右，未任，听勘”。两说当以哪为准确？《明世宗实录》成于万历五年（1577），是官方主持编纂的，自然是权威文献。《国榷》虽成于清初，但主要也是在《明实录》基础上“精加工”而成的，也是公认的权威文献。而雷礼、王世贞则是范钦同时代人，雷礼是著名史家，在嘉靖末年一直是工部尚书，精通明朝机构与人事变迁，《国朝列卿纪》实际是一部明朝国家机构与官员变迁图。王世贞也是著名史家，做过南京工部尚书。且和范钦有交往，范钦曾到过苏州王世贞家，俩人订立了超前的“藏书互抄之约”。《弇山堂别集》是一部未成的“明史稿”，也是在《明实录》基础上“精加工”而成的，也是公认的权威文献。文献记录的可信度既然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当出在对同一件的事不同理解上了。《国榷》上讲范钦升了，《明世宗实录》上也讲“新升”，从8月至10月，中间实足有2个多月时间差，于是，被后人相当然认定为已经上任了。我以为，当以任命未上任为确。据《明督抚年表》，杨伊志是嘉靖三十九年九月上任的。也就是说，范钦与杨伊志是九月交接班的。然后再从江西到北京，中间当有近一个月路途时间。所以，范钦是名义上的兵部右侍郎。由于各种因素，没有正式上任就被人弹劾罢免了。至于雷礼、王世贞以及万历三十二年沈一贯写的范钦墓志铭，都说是嘉靖四十年，可能是取其整数而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黩货纵贼”罪状，范钦被淘汰出官场，事迹也一直被打入历史冷宫。万历初期成书的《国朝列卿纪》卷52《左右侍郎行实》与卷104《南赣抚臣行实》，都没有范钦的事迹介绍。在明代，也不见什么国史或地方志讲范钦事迹。后人可能会竭力证明范钦没有“黩货纵贼”。我的看法，“黩货纵贼”这件事本身是可能存在的，关键的是后人如何理解它？黩是贪污的意思，“黩货”就是拿别人的东西，“纵贼”就是放掉了大贼。脑子活络的范钦，暗中拿别人的好处可能是有的。不过，估计不是太严重，否则最后的结果绝不会是“回籍听勘”。听勘就是等待司法调查，结果不了了之，未见什么处分。顺便提到的是，今日的天一阁很光风，不过在明朝却是普通的藏书楼，甚至范钦有己也是一个穷藏书家，所以，范钦自己的《天一阁集》也只是《上元诸彦天一阁即事》一首诗提及。

（14）《皇明三元考》于万历四十七年科，没有明确标示“万历四十七年己未科大魁”，只有“万历四十六年戊午科解元”。王重民《另一方面善本书提要》第160页，据此得出“此本止于万历四十六年戊午，较《存目》著录本少一年”结论。我在编《明代史学编年考》时，不加详考，也因此系于万历四十六年。又《皇明三元考》只一个刊本，没有泰昌元年“补刻”一说，王重民所谓原本、补刻，显然搞错了。

（15）《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九《类姓登科考》。

（16）王重民称“今所传刻明清两代《题名碑录》，其有明一代，殆本于是书”，见《中国善本书提要》，第160页。现在看来，显然是一个错误结论。

（17）《四库全书总目》卷61《莆阳科第录》。

（18）过庭训：《本朝京小人物考》卷87《李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9）李濂：《嵩渚文集》卷54《国朝河南进士名录序》。

（20）《明史》卷260《邵捷春传》。

（21）同治《丰城县志》卷24《艺文志》。

（22）李濂：《嵩渚文集》卷54《国朝河南举人名录序》。

（23）张朝瑞：《南国贤书序》，上海图书馆藏。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文学院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