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分裂和流民的产生

荣威

  　　一、宗族制度及其功能

　　日人田中忠夫在谈到“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时，特别强调“中国是宗法制度的社会，虽然到了现在还有极大的势力，所谓五世同居，七世同堂都视为宗族制度上的光荣，以故农村中聚族而居，有阻止移住他乡即离村的机会”②。金轮海亦作如是观③。他们都认为宗族制度具有阻止农民他适的功能。笔者以为，这一观点还是值得商榷的。

　　宗族制度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到了近代，特别是随着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中覆没，宗族势力已成强弩之末。尽管如此，仍然根深蒂固。1932年，蒋介石发布施行保甲的训令，试图利用宗族组织，以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训令”称：“我国农村家族制度本极发达，今犹牢守，犹谋地方安定，只有沿用家族制度中之家长以为严密民众组织之基础，乃可抓简而驭繁。否则事事均须直接个人，一切付诸全民公决，匪特一盘散沙，无从掌握，且恐绝对无法应付目前严重纷乱之环境。”①宗族制度的强固性可想而知。在封建文化发达的地区，在经济落后、闭塞的地区，旧的封建桎梏往往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如淮北地区，无论“行乞江湖为业”的丐帮，还是争夺生存资料的械斗，抑或为生存而结合抗清的“捻”，都以宗族血缘为纽带。再如湘赣边界，“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②。田中忠夫所谓宗族制度到了近代“还有极大的势力”，斯言诚是。

　　宗族制度固然有阻止农民分化流动的功能，宗法所谓大宗“百世不迁”、小宗数世不迁、族人无能为生时可靠大宗养赡等组织法则，以及“父母在、不远游”的伦理观念，合力发挥这种阻止功能。在《江苏省农村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中国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③等资料中，我们发现，直到解放前夕，在宗族聚居的地方，都保存有大量族田。宗族“公田”的收入主要用以祭祀祖宗、赡济族中鳏寡孤独废疾者以及无以为生的无业者。这与清人陈盛韶《问俗录》中所述：“本祭田之遗，济恒产之穷，上供祖宗血食之资，下为子孙救贫之术”，竟无轩轾之分。难怪长野朗说：“受着家族制度束缚的中国人，他们不轻易出外找职业（有时是不自由的，有时因有人养活是无须的），即使……有职业，亦免不了家庭的束缚。结婚底自由及财产私有权都是不许的，几乎可以说为家族制度没却了个性，因此，要希望个人有极度活动是不能的。”④马罗立也说，中国人口之所以过于拥挤，是有几个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数千年遗传下来的家族制度。他们总是喜欢聚族而居；他们不管人数多寡，将所有远支近亲都聚在一起。族中的青年子弟，其父母和祖父母一般都不愿他们出外谋生①。

　　宗族制度的一个特点即聚族而居。在这个小的社会文化圈子里，数代同居，相率畜子添孙。社会以“子孙绕膝”为福气。一般父母也视生子为宗族创造财富。婚姻的目的是为蕃殖同族，使祖宗血食不致中折，故“无后”常为族人不耻。这些观念以及早婚、畜妾等习惯，加上自卫和生存竞争的需要、以及传统农业经济对生产力的需要，使封建家族产生一种无限扩张人口容量的内在冲动，使得宗族人口膨胀，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宗族细胞分裂。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族人游离出来，有的就成为流民。


　　二、宗族分裂和流民的产生


要清晰显现宗族细胞分裂的情状，微观透视是必要的。1984年，笔者到淮北涡阳县调查捻军史迹，发现了《张乐行家谱》。我们就此进行观察分析，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

张氏始祖张桂于明末自中国山西省洪洞县迁来。其初侨居张大庄，后定居雉河集（涡阳）西北15里许之张老家。张桂生有二子，长子张德用，次子张德庆。张德用有子二：长张魁，次张科；张德庆六子：张斗、张冥、张斟、张酌、张荦、张赳。这是第三世，大排行八人，后世族人统称“老八门”。因子孙众多，遂“分裂”，散居张老家、张双庄、张小庙、张大庄、张单楼、张暗楼、张土楼、张瓦房、麻窝张、洼张庄、擂鼓张、胡庄、小梁庄、马套楼、上肘庄、申庄、尹沟、梁园等18个村庄，因有“九里十八张”之称。

传至第四世，长门张文焕，二门张文绪、张二公，三门张从孟、张学孟、张仰孟，四门张志孟、张宗孟、张效孟，五门绝后嗣，六门张显周，七门张继孟，八门张思孟。

传至第五世，兄弟共20人，繁衍“分裂”为二十门。其中第十一门张振光，是捻军领袖张乐行的六世祖。其他十九门繁衍情况撇开不论。单就张振光一门而言，人丁虽没有他门兴旺，但也在很快增长着。

在张老家村东南里许，有张振光的墓地。墓地立有石碑，从左到右横刻“张氏小宗图”五个大字，正面记有张振光、张乐行以下各代宗谱。碑立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立碑人是张乐行的侄孙张本立。

“小宗碑”上有序文，云：“吾张氏祖谱于光绪初年。幸先哲虑远忧深，由始祖墓侧之宗图。令派衍支，门第亲疏，皆一叙明焉。余时逢凶荒，思代远年湮，遇兵燹，派衍失传。于是又叙吾小二门之宗图，敬勒诸碑，立于五世祖侧，俾春秋祭扫，得其仰观焉。噫！数百人之身，一人之身也，知念祖宗，以念族人，庶几亲睦之情，油然而兴，乖争之气，肃然而敛。即幼子童孙，皆知敦忠厚而戒浇漓，创业守成，缔嗣绪于无疆矣。”

除说明立碑原因外，还记录张振光一门的嗣绪。

张振光生有四子：长张芬，次张芳，三张英，四张苑。各代宗谱见第63、64页上的表。

张苑一门此略。张芳一门，传至三世，迁居扬州。张英一门，传至张乐行，乐行之兄敏行复迁出张老家。

根据上述，张桂一族，自明末迁居涡阳，数百年间繁衍成庞大的家族。这个家族，大致每隔两代，即“分裂”一次，到十一世张乐行、十二世张宗禹，合族发动捻军起义。

除张乐行家族之外，捻军白旗旗主龚德树，族号“九里十三龚”、红旗旗主侯士伟族号“九里十三侯”、黑旗旗主苏天福同宗共祖百余村、蓝旗主刘饿狼族数十村、蓝旗主任化邦一族遍布蒙城、宿县、濉溪境内。宗族结合成为捻军组织的核心。而捻军起义的发生，无疑与宗族人口膨胀、流民众多有密切的关系。

宗族人口的膨胀，势必造成人多地少的矛盾。

众所周知，自商鞅变法、强迫分产以来，中国民间的继承制度就是诸子均分，“嫡庶子男，除有官荫袭先尽嫡长子孙；其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止以子数均分”①。《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会报》亦称：“中国关于继承的普遍习惯是：一个人所有的财产，动产和不动产，在他死后，都由他所有的男性子嗣均分，不论嫡庶。”②这种均分制度，造成地权的分散。再大的产业，几代分下来，自然也就越分越少了。

以张乐行故乡张老家为例，在调查的48户中，有16户（54口）没有土地，地不足50亩的有14户。48户之外，还有至少20家佃户，如果统计在内，占总农户56％的无地少地农民也只占有1.5％的土地。这除了同姓地主集中土地因素之外，诸子均分也是造成人多地少的重要原因。人多地少，“他们所占住的弹丸之地，怎能支持他们那不断地增加着的族人底需要呢？于是他们底有限的田地上的出产，就渐渐地供给不敷起来”③。这样至少产生两大后果：一是“逼着这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
　　另外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①，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流民运动，至少给农民的分流创造了条件；二地少人众，加上同姓地主集中土地，造成部分宗族人口的无地化，他们除承充佃户之外，有的只好易地谋生，成为流民。张氏宗族的情况大致如此。

解决宗族人多地少矛盾的途径，除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之外，应该还有很多。如在皖南徽州，宗族聚居之风甚炽，“士夫巨室，多处于乡，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②；“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③。加之这里是人口高压区，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徽州府志》记载说：“本府万山中，不可舟车，田地少，户口多。”④据统计，明代万历年间徽州人均耕地面积仅2.2亩，清代康熙年间为1.9亩，道光年间只1.5亩⑤。而根据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人均拥有耕地“约得四亩，十口之家，即须四十亩”才能维持温饱⑥。顾炎武曾指出，徽州“大多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⑦。但徽州有着商农“交相重”、“以贾代耕”的文化传统，“则事无常业而多商贾，亦其势然也”⑧。不少族规、家典上明文规定：族人“业无所就，令习治生理财”。对于“族中子弟不能读书，又无田可耕，势不得不从事商贾者”，要求“族众或提携之，或从它亲友处推荐之，令有恒业，可以糊口”①。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徽州商人何以风云际会，历久不衰。

而在某些经济落后的地区，如淮北，贱商之风甚炽，除了实现与土地的重新结合外，再没有疏散宗族人口的有效途径。于是，许多族中青年子弟加入了流民大军。由此我们可以说，宗族分裂也孕育了部分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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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社会月刊》第1卷第6号，第7页。
③金轮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15页。
①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转引自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73页。
③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2年编印。
④长野朗：《中国社会组织》（中译本），光明书局1930年版，第46页。
①参见马罗立：《饥荒的中国》（中译本），民智书局1929年版，第16页。
①《大清律例》乾隆六十年，第8卷，第32页。
②《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会报》，第23卷，见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2页。
③马罗立：《饥荒的中国》（中译本），民智书局1929年版，第16页。
①《费孝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页。
②转引自唐力行：《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第157页。
③赵吉士：《寄园寄所寄》，第11卷。
④《弘治徽州府志》第2卷，《食货志》。
⑤据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第40页的统计，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⑥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第1卷，《意言·生计》。
⑦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
⑧洪玉图：《歙问》。
①转引自唐力行：《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