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风俗与贵族女权

华婷

  　　
葛志毅


从史籍看，秦汉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尤以贵族妇女最为突出。如《史记》既依皇帝本纪之例立《吕后本纪》，又专为皇后们立《外戚世家》，其地位相当于王侯勋贵。《汉书》因之，只不过因体例之故改《外戚世家》为《外戚列传》。至《后汉书》则立《皇后本纪》“以缵西京《外戚》”，使东汉皇后升格为《本纪》而全体提高其地位，这点较《史》、《汉》仅为吕后立本纪在观念上是一个大的变化，是东汉一些皇后直接参政并留下重大影响所致。此外，承刘向《列女传》之例，《后汉书》首开《列女传》之目，对妇女的社会地位及作用给予极大肯定。如《列女传》前论曰：“诗书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贤妃助国君之政，哲妇隆家人之道，高士宏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则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兴以后，综其成事，述为《列女》篇……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这是在肯定妇女才德在助益风化方面与男子无殊的前提下，认为史籍不应失载妇女，因而搜求东汉各方面才行高秀的女子撰成《列女传》，使妇女在史传记载中获得自已的应得位置，亦即使妇女获得与男子同样名垂青史的机会。

从史书体例标目设置上看，两汉贵族妇女的社会政治地位也不亚于男子。两汉历史记载清楚表明，皇后们在政治上的作用与影响同皇帝相差无几，因此，太后干政也成为汉代历史一大特色。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的《汉外戚辅政》、《两汉外戚之祸》备论外戚权势致祸盛衰，而追原两汉外戚得辅政柄权之重势，认为与皇后所处的特殊地位关系至巨。《史记·外戚世家》褚先生补，载武帝欲册立钩弋夫人子而先除去钩弋夫人之事，又记武帝曰：“往古国家之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女不闻吕后邪！”是武帝所为，乃有惩于吕后之事，但此言颇可注意。按“主少母壮，女主独居”，实乃造成两汉皇后临朝、外戚辅政局面的重要客观原因，自汉初吕后直至东汉临朝称制诸女主，莫不如此。“骄蹇淫乱自恣”，则隐约折射出汉代女性贵族的特权观念与奢靡习俗。
　　考太后临朝、外戚辅政之局不自汉始，后人推原其事始于秦。《后汉书·皇后记》前论曰：“自古虽主幼时艰，王家多衅，必委成冢宰，简求忠贤，未有专任妇人，断割重器。唯秦芈太后始摄政事，故穰侯权重于昭王，家富于赢国。汉仍其谬，知患莫改。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