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宁伯李公(南哥)墓志铭之研究

幸福媚儿

  　　——《西夏李氏世谱》研究之四

　　李培业(西北大学数学与科学史研究中心)


〖摘要〗本文根据明初金幼孜(1368-1431)所撰的《会宁伯李公墓志铭》以及其他史料，做了以下三方面的研究：1、对李南哥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考察，列出了一个大事年表。对李南哥的历史得到了较多的了解，纠正了史志及家谱中的一些错误。2、对李南哥的族源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对史学界的不同看法加以辨正，对其西夏皇族后裔问题，进一步得到论证。3、以明代初年的社会背景来分析李南哥父子高攀西夏是不可能的，所谓李南哥父子高攀西夏的说法是无根据的。

〖关键词〗李南哥世居西夏显宦大宋

(一)

1995年8月于银川召开的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有幸结识台湾大学王民信先生。我和周伟洲、王民信先生在水洞沟遗址参观时，三人一齐合影，作为纪念。

1999年十二月，台湾算学会会长叶宗义先生来西安和我会面，我请他捎带一本先父李鸿仪编纂的《西夏李氏世谱》(辽宁民族出版社，1998)赠送给王民信先生。旋即收到先生函，并寄来《会宁伯李公(南哥)墓志铭》复印件一份。信中云：“令尊所编纂的《西夏李氏世谱》一册，已收到，并略拜读。所收集资料丰富，颇令人敬佩。暇时翻阅资料，知明人金幼孜《金文靖公集》收有《会宁伯李公墓志铭》一通，令尊编《世谱》时似未收录，今特复印寄呈。”经查所复印资料，系出于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的《金文靖公集》(1970年影印)一书，原本系明成化四年(1468)金氏家刊本。


其实，早在1994年，王继光先生已经发现了此墓志铭，并写有《跋李南哥墓志铭》一文。[1]我囿于见闻，未见此文。不然在整理《西夏李氏世谱》时，定会将此重要史料收入“碑志谱”内。

查王继光先生在文中所录的墓志铭，来自《四库全书》本。除印刷错误三字外，尚遗漏八字。特别应指出的是《四库本》将原文中“屡从太宗皇帝北征索虏”窜改为“屡从太宗皇帝出征北敌”。此乃馆臣所为，以避忌讳。明代文献中往往以“北虏”指满族，如万历年间刻印的程大位《算法纂要》(1598)序中有“乃今南倭北虏充斥于边陲”语，入清后再不敢重印。[2]此处“北征索虏”实际上指的是李英多次随从明成祖征北蒙事，并非指满族。馆臣害怕“虏”字出现，清代著述中多将明代文献中的“虏”字窜改为“夷”字，皆为避讳而为。

为了让人们看到原文原貌，我们以金氏家刻本为据，重新发表全文如下：

会宁伯李公墓志铭

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会宁伯李英，以所述先考会宁伯之官封事迹一通，泣拜请余为铭，以志其墓。余辞再三不获，则为按状而序之曰：公讳南哥，姓李氏，其先世居西夏，后有居西宁者，遂占籍为西宁人。祖讳梅的古，考讳管吉禄，皆追封会宁伯。母公(龚)氏，赠夫人。公姿貌丰伟，性质直。自幼志气超卓，为乡人所推。比长，颇习武事。番族部落，皆信爱之。

我太祖高皇帝既定中原，薄海内外，皆称臣奉贡。公远处西徼，独能识察天命，率所部来归。特授西宁卫管军土官所镇抚。其后，西宁建卫，置官府，公屡效劳力。招徕西纳诸族先后来朝者，不可胜计。既又奉命建罕东、安定、曲先三卫，令岁入马三千余匹，至今号金碑马云。已而千户析者孙构逆谋，祸延于众，公独被旨无扰，复升卫镇抚，阶武德将军。且给公符验，但有以无理相加者，许驰驿来奏。及西纳族指挥板麻领直答儿，千户领真奔，协比为恶，不守礼度。太祖高皇帝命公禽二人以献，特升指挥佥事，阶怀远将军，重加赉赐。其后公老退休于家，遂以子英代其职。

英克承公教，尽心朝廷。屡从太宗皇帝北征索虏，累劳升陕西行都司指挥佥事。今上皇帝莅阼之初，复右军左都督。公雨膺封秩，皆如其子。又以英封，由都督进封会宁伯。然公虽耆龄，其心拳拳不忘朝廷。时英奉朝诣京师，公匍匐万里，备良马方物来贡。上嘉其诚，优赐银币，即遣其西还。比至家数月而卒，时宣德五年正月十四日也。享春秋九十有三。上为感悼，特遣中使谕祭，且命官司营葬事，以某年某月某日，葬西宁之巴州山。

公娶王氏，赠夫人。子男二人：长英；次雄，锦衣卫千户。女三人：长适指挥班贵；次适汪福；次赘婿薛(某)。孙男三人：长文，陕西行都指挥使；次武；次昶。孙女三人。为之铭曰：

侃侃李公，夙秉忠义，来归太祖，累效劳勩。至于太宗，益勤弗替，既昌厥家，以畀其子。子有禄位，实公所致，公享其福，恩宠荐至。冠缨峨峨，照耀乡里，寿考令终，无憾生死。公去日远，九原难起，最事以铭，属于太史。巴州之原，公藏于此，奕世有闻，尚告来裔。



此墓志铭中有两字，应加说明。其一，“母公氏，赠夫人”句中“公”字，应为“龚”。因《追赠特进荣禄大夫右军都督府左都督李公神道碑》(因碑额篆“赠王氏夫人墓碑”以下简称“王氏夫人碑”)中有：“祖母龚氏，赠夫人”句；[3]《李英神道碑》中有：“曾祖妣吴，祖妣龚，妣王皆夫人”。[4]此两处龚氏，皆指李南哥之母，此文中以同音字，“公”代之，应改正。其二，“次赘婿薛某”句中“某”字，为《四库全书》馆臣所加，原书阙空一字。大概写墓志时，作者未知其名，留待刻碑时加之。

此墓志铭应作于宣德五年(1430)李南哥逝世不久，因此时作者尚未知李南哥下葬日期，因而在文中出现“以某年某月某日，葬西宁之巴州山”句，待下葬刻碑时填加之。作者金善又于次年去世，所以写于宣德五年的可能性更大。

由此墓志铭可以订正以下几点史实，此乃《甘肃新通志》、《清史稿》及《西夏李氏世谱》所误记者：

1．李南哥卒年，由此墓志铭，可确知为宣德五年正月十四日，享年九十三岁。由此推知其生年为元至元四年(1338)，入明时已三十岁。《清史稿》记为永乐五年卒，是根据《甘肃新通志》中“碾伯李土司传”。《世谱》亦据此误记。其外，《甘肃新通志》“李南哥传”中言“子英以功封会宁伯，并封南哥如子爵。”而《清史稿》误抄为“宣德二年，赠南哥子爵。”阙一“如”字，造成极大错误。[5]难怪有人认为李南哥只封子爵，是以讹传讹也。

我在整理《西夏李氏世谱》时，已发现此问题。宣德二年(1427)李英封会宁伯，南哥亦赠会宁伯，此时南哥尚在世；宣德三年(1428)宣宗尚给李南哥下过敕诰。[6]何言李南哥已于永乐五年(1407)逝世。现在终于明白，永乐五年李英袭职，此时李南哥因老退休，并未逝世。

2．家谱中均载李南哥葬于灵州，而此墓志中则言：“葬西宁之巴州山。”铭文中又言：“巴州之原，公藏于此。”李南哥夫人王氏神道碑铭文中言“丘陇之卜，巴州之阳。阴阳结聚，松楸郁苍。”其子李英神道碑中有：“以疾终于正寝，归葬西宁之巴原。”铭文中又云：“巴原奥区，山川巩固，伉俪并葬，以笃终祜。”巴原即今之青海民和县享堂村。李英与其母均葬享堂，那末李南哥亦葬享堂，是和夫人葬在一起的，在享堂前佳城之内，称十三门享堂者是也。观先父所绘莹墓图，在前面围墙内的即是。[7]由此我们可知葬于青海之第一世为李南哥而非李英。也就是说元代先祖均葬灵州，到明代就改葬青海了。

3．墓志铭中记有李南哥孙男三人，长文、次武、次昶。李文为观音保之子，南哥之侄孙；李昶为李英之子，南哥之嫡孙，此皆《世谱》记载详明。唯独李武，《世谱》内中府鲁矢加第四子有名李武者，虽可算其为侄孙，但与此处李武不同。[8]因中府李武之兄尚有三人，皆有官职，墓志中却不记录，而李武为一良农，年龄最小，记录在李文之后是不可能的。我疑此处李武为另一人，为李文亲弟，《世谱》内记为李斌者是也。西府李氏家谱内记有景阳川会宁寺之祖有李武者，恐即墓志中所记李武。此一支李氏后因与西府土司不合，迁至乐都县双塔沟桃红营居住，有我的中学数学老师已故李景白先生谱序为证，是我新近调查到的。

(二)

根据《李南哥墓志铭》及其它资料，对李南哥生平事迹，可作出一个简单的历史年表。

1、元至元四年(1338)，李南哥生。

其先唐季赐姓，显宦大宋，世居西夏，迄元祖任王府教授。祖讳梅的古，考讳管吉禄，母龚氏。(《墓志铭》、《王氏夫人碑》)

2、元末，李南哥任西宁州同知。(《甘肃新通志》、《李崇文墓志铭》)

3、洪武四年(1371)五月李南哥以州归附明朝。明太祖敕李南哥曰：“尔李南哥久居西土，闻我声教，委身来廷，联用嘉之。今开设西宁卫，特命尔为之佐。授尔为西宁卫指挥使。”(《西宁卫志》、《世谱》)

4、洪武五年(1372)，设置西宁卫。李南哥增修城池，创置规划，甚称上意。(《李英神道碑》、《李崇文墓志铭》)

5、洪武八年(1375)，置安定卫，后建罕东、曲先诸卫，李南哥均主其事。置西宁茶马司，会诸卫以马易茶，岁进马3000余匹。(《西宁卫志》、《李南哥墓志铭》)

6、洪武十二年(1379)四月，李南哥随濮英都督前往盐池，收捕西番亦林真塔儿。(《阿土司宗图》)

7、洪武十三年(1380)，李南哥招抚西纳诸族，先后来朝者，不可胜数。(《李南哥墓志铭》、《西宁卫志》)

8、洪武十五年(1382)，其子李英生，是年李南哥45岁。(《李英神通碑》)

9、洪武十八年(1385)八月，土官千户祁者孙叛，李南哥招抚漫散西番人民，陆续归于原地住牧。李南哥被旨无扰。时李南哥外出，有人诱其夫人王氏从叛，王氏毅然骂曰：“尔背顺向逆，必不祥。吾夫受国之重任，吾受夫之重托，宁死而不去。”遂保祖宗家业，乡人贤之。事平，李南哥升卫镇抚，阶武德将军。(《阿土司宗图》、《王氏夫人碑》、《李南哥墓志铭》)

10、洪武二十三年(1390)，李南哥重建宁番寺。宁番寺旧名大佛寺，创建时间无考。(《西宁志》、《重修宁番寺记》)

11、洪武二十六年(1393)，李南哥前往罕东招抚，罕东酋长锁南吉刺斯归附。三十年(1397)，置罕东卫，以锁南吉刺斯为指挥佥事。同年并招抚巴沙族失卜鲁帐房人口于大通野马川居住。(《阿土司宗图》、《西宁卫志》)

12、洪武二十七年(1394)三月，李南哥前往炒围，征剿亦林真奔，捉获亦塔思答等。(《阿土司宗图》)

13、洪武二十八年(1395)五月，李南哥仍前往炒围，擒拿亦领真奔，及西纳族指挥板麻领直答儿，差甘肃郎中阿失刺解送京师。李南哥特升指挥佥事，阶怀远将军，重加赉赐。(《阿土司宗图》、《李南哥墓志铭》)

14、永乐元年(1403)，李南哥建卧佛寺。征剿北寇，败之。(《西宁志》、《纳土司兵防志》)

15、永乐三年春(1405)，指挥佥事祁震，奉旨在西宁收买犏牛六百支，交于李南哥前往西藏去。(《祁土司官谱》)

16、永乐五年(1407)，吐番所部川藏，邀杀乌斯藏使者巩革锁南，掠其辎重。李南哥率指挥舍官鲁失加等前往乌斯藏，追征回还。(《李镇抚供状》)本年李南哥退休，子李英代其职。(《甘肃新通志》)

17、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李南哥夫人王氏逝世，葬于巴原(即今青海民和县享堂村)。(《王氏夫人碑》)

18、宣德二年(1427)，李南哥子英封会宁伯，赠李南哥如子爵。时英奉旨去京师，李南哥备良马方物来贡，上嘉其诚，优赐银币而还。(《李英神道碑》、《李南哥墓志铭》。

19、宣德三年(1428)，宣宗敕李南哥：“今忽得卿奏云：史昭有诬陷卿父子之言，盖卿之所闻过矣。此必小人离间之言，切不可信。”(《世谱》)

20、宣德五年(1430)正月十四日，李南哥卒，享年九十三岁，葬于巴原，与夫人葬在一处。

以上资料出于《阿土司宗图》、《祁土司官谱》者，系先父李鸿仪先生所采访，以《李南哥轶事》为题，抄录在《西夏李氏世谱》中。我在整理时，因其系片断资料，无类可归而未收入。今采摘引用，可补墓志铭之未备。据调查《祁土司官谱》毁于“文革”，《阿土司宗图》在1943年于右任到青海，借阅未还，今不知尚存在否。所以先父之采访记录，甚为珍贵，是研究李南哥历史不可多得资料。

(三)

《李南哥墓志铭》的发现，对河湟李氏族源问题的讨论，增加了一篇不可多得的文献。它与李南哥夫人王氏碑文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王氏夫人墓碑全名为《追赠特进荣禄大夫右军都督府左都督李公神道碑》，在享堂西街头巍然独立，过往行人，嘱目其功，成为青海胜迹。我于1943年随父祭祖，犹瞻仰膜拜，恭读其文，惜毁于1951年。碑文由先父拓印保存，又毁于“文革”。所幸碑文载入李氏六门各种家谱，先父全部录入《西夏李氏世谱》中，得以窥其全豹。

永乐甲辰(1424)王氏夫人逝世，国子祭酒，国史总裁胡俨撰写过墓志，但至今尚未发现，可能仍藏在享堂墓地底下。此年冬十月，其子李英因功封右军都督府左都督，追赠其曾祖父梅的古、祖父管吉禄为右军都督府左都督，特赠南哥如英爵。曾祖母、祖母、母均赠夫人。因此李英又请胡俨撰写碑文，特立此碑，“愿发潜辉，勒诸金石。”此碑立于宣德二年(1427)，距王氏夫人逝世已三年，碑额篆“赠夫人王氏墓碑”七字，故简称“王氏夫人碑”。其时李南哥尚在人世，王氏夫人碑中已述及李南哥事迹，故逝世后再不立碑，只刻墓志铭藏于地下。后人只从王氏夫人碑断定李南哥夫人葬于享堂，因未见李南哥墓志铭，误认为其归葬灵州。家谱记载错误，盖由于此。

先父鸿仪公在《西夏李氏世谱》内记载毁灭李氏享堂祖坟的经过，其中有云：“民国二十八九年，青海二旅驻军，于享堂修操场，于会宁伯佳城门外南面，掘土平地。发现正方形墓碣，上镌‘会宁伯李公并夫人夏氏之墓’等字。字系方篆，石系富平县青玉，与昶墓前御祭碑同一石也。仪见之，目不忍睹，因拓一张存于家。(揭存享堂同宗李存禄家)。至一九五二年，因修后方勤务部，公家迁葬会宁伯于八屏山麓上。掘其墓，仅获神主，再无它物。于以证明会宁伯及夏氏遗骸，早葬于八屏山麓佳城外，内则无有也。前修操场时，当事者见墓碣，即行停止，令勿深挖以损其骸。由是知会宁伯地上冢墓，虽然挖尽，而其地下之骸，仍存在焉。”[9]由此可知，初葬时选择地点在前佳城，即今操场所在地。葬者第一世为李南哥及夫人王氏。墓下有胡俨为王氏夫人写的墓志铭和金幼孜为李南哥写的墓志铭，此二铭至今未有掘出。第二世为会宁伯李英及夏氏夫人。墓道处有“王氏夫人碑”及“会宁伯神道碑”。后来不知何时移葬李英神主于后佳城(即八屏山麓下佳城)，并将会宁伯神道碑及墓碑均移至后佳城。李南哥及夫人墓未移动，即成前佳城(称十三门佳城)，王氏夫人碑亦未移动。这样我们有理由设想，在如今操场内还藏着李南哥和夫人的墓志铭碑石两通，如果掘出，则李氏族源问题更容易解决。

作《李南哥墓志铭》的金幼孜和作《王氏夫人墓志铭》、《王氏夫人碑》文的胡俨，是当时学问大家、史学权威，他们写的文章，当是可信的。

金善(1368-1431)，字幼孜，号退暗，以字行。江西新淦人，《明史》有传。据史载，金幼孜建文二年(1400)进士，授户科给事中。后改翰林检讨，和解缙等同直文渊阁，迁待讲，进讲春秋，著《春秋要旨》三卷。永乐五年(1407)迁右谕德兼待讲，七年(1409)从幸北京，八年(1410)扈驾北征。以后北征皆从，撰有北征前、后二《录》。十二年(1414)，命与胡广、杨荣等同纂《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迁翰林学士，十八年(1420)进文渊阁大学士。仁宗即位(1425)，拜户部右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寻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洪熙元年(1425)进礼部尚书。宣宗立(1426)，修两朝实录，充总裁官。宣德六年(1431)十二月卒，年六十四岁，赠少保，谥文靖。[10]

胡俨(1361-1443)，字若思，南昌人，《明史》有传。少嗜学，于天文、地理、律历、医卜无不究览。建文元年(1399)，荐授桐城知县。以解缙荐，授翰林检讨。与缙具直文渊阁。永乐二年(1404)九月，拜国子监祭酒。十九年(1421)改北京国子监祭酒。居国学二十多年，以身率教，动有师法。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重修《太祖实录》、《永乐大典》、《天下图志》，皆充总裁官。正统八年(1443)八月卒，享年八十有三。[11]

金幼孜，胡俨二人为江西同乡，同直文渊阁，同修国史，皆为总裁官，是当时史学权威，对当时近代史更为熟悉。若果李氏高攀西夏，伪造历史，他们能人云亦云吗?如果无历史根据，他们能像后世文房师爷、下级文人岳鼐那样胡编硬造李氏族源，搞张冠李戴吗?不能，绝对不能!

《李南哥墓志铭》云：“其先世居西夏”；《王氏夫人碑》云：“其始祖唐季赐姓，显宦大宋”。合而观之，非西夏皇族后裔而何?两碑写作时间相距仅三年，可谓同时代之作品，都从一个侧面指明李氏为西夏皇族后裔之历史特征。可谓企而相至、谋而相合，对研究李氏族源问题的人来说，是何等重要!

人们往往只见一碑，执其一端，矻矻然议论不已。只见《李南哥墓志铭》者有王继光先生，他得出李氏可能是党项人，为西夏皇族后裔是其后人攀附伪造的结论；只见《王氏夫人碑》(从我的论文中见到)者有史金波先生等人，他们得出“显宦大宋”只能理解为“在宋朝做大官”，“李英神道碑给人以随心所欲乱抄史书，攀高家世的感觉”的结论。两者皆各视一碑，不及其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否定李氏为西夏皇族后裔，对此我作出一些评论。

先对王继光先生的观点作一评述。

王继光先生以李南哥墓志铭来极力否定李英神道碑，他说：“对读这父子两代相距近半个世纪的二种碑文，我们不难发现，李土司家族在发迹之初，对李南哥归顺朝廷，屡次升迁为西宁卫指挥佥事及其子李英以军功封会宁伯后，对其家族先祖世系及历官事迹尚无攀援附会之辞，既未将李南哥“封”为“元西宁州同知”，也未将其祖先追溯到元魏、唐宋之际。……如果他真做过元西宁州同知的话，《李南哥墓志铭》绝不会隐匿他的那段辉煌历史的。况且，就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元明史料中，还未发现李南哥为元西宁州同知的记载。”[12]

王继光先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李英神道碑》将其祖先上溯到元魏，“至唐拓跋思恭，以平黄巢功赐姓李氏”(注意：从其所列李英神道碑文，以下文字为“世长□□□□及元……”看，他连李英神道碑全文都未见到过)，是后人攀附伪造的，不足为信。我们现在可以反问一句，同时代的《王氏夫人碑》中，“唐季赐姓，显宦大宋”你又如何解释?《李英神道碑》中所论史实，我已于《会宁伯李英神道碑之研究》一文中论证其出于国家档案材料，非李英自己或其后人所伪造，更非高攀帝王之家所可为。[13]我想请先生应该详细阅读一下该文自可明了。至于李南哥夫妇碑及墓志铭中陈述族源时，为何几笔带过，不言其详，是由当时历史背景所决定，我在后面将详细论证。

王继光先生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李南哥为元西宁州同知，在元明史料中尚未发现记载，《李英神道碑》中记为“西宁州同知”，是自封的，不足为信。我在这里提出三条史料，足以证明李南哥为元西宁州同知：1、作于弘治十六年(1503)的《新修札都水渠记》中云：“此予同年尚宝司丞李君德贞，以其曾祖讳南哥者，元末为州同，国初率众内附，官封会宁伯，并赐以札都土田，五代之藏，胥在乎此。”“州同”即州同知，《西夏李氏世谱》中作“州同知”。[14]2、王家屏于万历二十年(1592)撰写的《明故诰封昭毅将军锦衣卫指挥使守村公暨孙淑人合葬墓志铭》中云：“胜国时有讳南哥者，仕为西宁州同知，值天兵定关辅，率众归附，高皇帝嘉其诚，授忠显校尉。”[15]3、万历《西宁卫志》：“(洪武)四年五月，元西宁州同知李南哥以州归附。”[16]《李南哥墓志铭》中不写前朝官职，是有意回避。在明太祖大汉族主义的政治环境中，做前朝州同知，不是什么光辉历史，王先生是脱离开历史环境想当然说话的，前两条史料亦载于川口《李氏宗谱》，王先生曾收集在《安多藏区土司家谱辑录与研究》一书中，后一条史料见于王先生辑注的《西宁卫志》中，何视之而弗见乎?

王继光先生又说：“李南哥洪武初率部归顺后，被任为西宁卫土官所镇抚。依明初安置归降人之惯例，元西宁州同知绝不会任用为所镇抚这样的下级军官，反证了李南哥归服时的身份。”这也是想当然说话，毫无根据，那样的惯例是没有的。明初归降的少数民族官员，降职处理者甚多，如：朵儿只失结，元时为甘肃行省右丞，归降后为西宁卫指挥佥事；李贤，初名丑驴，鞑靼人，元工部尚书，归降后授燕府纪善；吴成，初名买驴，父通伯，元辽阳行省右丞。父子归降后，买驴更姓名，充总旗，通伯无职；滕定，父瓒位，元枢密知院，归降后授会州卫指挥佥事，赐姓滕；吴允诚，蒙古人，原名把都贴木儿，官至平章，归降后，得赐姓名，授右军都佥事。由从一品降为正二品。以上事均见《明史》。其实李南哥的品级也没多大变动。元至元三年，定全国州为上、中、下三等，西宁州为下州，下州同知为正六品。(《元史》卷60，91)。明初地方设卫指挥司，设官如京卫，品秩并同(《明史》卷60)，而京卫指挥使司，指挥使为正三品，指挥同知为从三品，镇抚为从五品，地方所镇抚为从六品(《明史》卷76)。这样依品秩言，只是从正六品下降为从六品，后又升为从五品，官职亦没有多大变化，何言反证了李南哥归服时的身份?

总之，王继光先生结论中将西夏皇族后裔及李克用后裔，不辨真假，不加分析，都认为“子虚乌有，后世伪造”是毫无根据的。将李克用视为拓跋思恭之祖先，是岳鼐之编造，不符合历史实事，尽人皆知，不值一驳。但李氏为西夏皇族后裔，至今尚未举出一则反证的史料。有之，则是或凭空分析，或执其一点，发辉想像力，纵情妄言，不依史料做全面分析，往往失之偏颇，难以使人相信。

最后，对王继光先生研究土司家谱的事谈点自己意见。王继光先生热心研究河湟土司家谱，为调查现存家谱，去青海、甘肃山区，跋山涉水，艰苦备尝，搜集到三种家谱，辑录出版，给研究者提供资料，其成绩是不可磨灭的。尤其以《李南哥墓志铭》彻底否定了李氏系沙陀李克用后裔谬说，令人敬佩。但在所辑材料中，错别字屡见，有个别是印刷错误，更多的是不识原书草字所致。特别指出的是断句错误甚多，使人难以卒读。试举数例如下：[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