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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者，字鹤寿，江西义宁州人也。祖宝箴、父三立，皆一代名士；兄弟五人，亦一时瑜亮也。寅恪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生于长沙周氏蜕园，唐刘蜕故宅地也。因肖虎，故名寅恪。幼好读书，过目不忘。侍坐凝听，复述无遗。龀龄，即涉猎《说文》、《天官》、《货殖》、《通典》、《通考》，五经廿史，联诗兴对，天才之资也。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随长兄衡恪赴日本留学，就读于巢鸭弘文学院初中。两年后回金陵考取官费留日，就读于日本弘文学院高中部，始以梵文汉文互证之法研习佛经。不久患脚气病，回金陵治疗，颇游历前明遗迹。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考入上海复旦公学，好纵论子史佛乘。宣统元年（1909年）毕业，赴柏林大学。三年，转赴瑞士苏黎士大学，读《资本论》。游历挪威，吊易卜生墓，赋诗云：“东海何期通寤寐，北欧今始有文章。”?
民国元年（1912年），以资用不给回国，与父寓居上海，曾谒父执夏曾佑。次年，赴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就读，由王国维介绍，结识伯希和，颇闻其教。是年，闻袁世凯独裁，乃赋诗讽之云：“岁岁名都韵事同，又惊啼鴃唤东风。花王那用轻天下，占尽残春也自雄。”
民国三年（1914年），一战爆发，回国居金陵散原别墅，自修文史。京师图书馆欲聘之主持馆务，固辞之。次年，尝赴北京为蔡锷秘书，时蔡锷为经界局局长也。继而侍母居沪就医。秋，为江西教育司阅留德学生考卷，因患痢疾，返南京休养。次年，复侍父母至上海。次年，居南京、长沙间。
民国八年（1919年）初，至哈佛大学，从蓝门教授研习梵文、巴利文。与泾阳吴宓深相交纳，尝与论中西之学云：“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于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其长处是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短处是于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新文化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传统，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求得相反而适相同。”
民国十一年（1922年），赴柏林大学梵文研究所，师从兽斗、缪勒教授，研习东方古文字，于史实中求史识。时留德学生风气孳乱，惟寅恪、傅斯年、俞大维能出淤泥而不染。观寅恪当时之笔记，有藏、蒙、突厥、回鹘、吐火罗、西夏、满、朝鲜、梵、俄暨中亚、新疆、去卢、巴利、耆那教、摩尼教、印地安、伊朗、希伯莱、东土耳其诸文字。次年，母俞淑人、长兄衡恪相继卒。
民国十四年（1925年），因吴宓、梁启超力荐，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时吴宓为研究院办公室主任。即归国，因父病请假一年。十月，葬母、兄于杭州牌坊山。次年，哈佛大学遣赵元任聘寅恪往任教，婉拒之，云：“余对美国之留恋，惟波士顿中国餐馆醉香楼之对虾耳。”
是年，赴清华园任教，与吴宓比邻而居。时国学研究院方建不久，仿欧美设导师制，先寅恪受聘者，惟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人而已，遂与并称清华四大导师，亦称四大才子。教授佛经“翻译文学”、“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梵文文法”、“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等课程，多开前所未有之先河。次年五月，王国维自沈，寅恪为作《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其辞曰：“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沈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罗振玉与寅恪道：“忠悫以后，学术所寄，端在吾公矣。”
民国十七年（1928年）七月，赴上海探父，并与唐篔结婚，时年三十九岁。居一月乃返。是年夏，国民党入北京，改北京为北平。次年元月，梁任公病逝。二十二年（1933年），迎父散原北上，寓西城西四牌楼姚家胡同。
民国十九年（1930年），教育部易清华园内学校为清华大学，寅恪转为中文、历史系合聘教授，开“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晋至唐文化史”、“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诸科，因其高才卓见，发前人所未道，故燕京等外校生皆来旁听，纵当时名家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等亦然，故有“太老师”之尊称也。次年始，兼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理事暨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第一组组长，又兼故事博物院理事并清代档案委员会委员等，故得遍阅故宫满汉文宗。时国人好往日本研究中国文化，寅恪愤云：“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又尝激励学生诗云：“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大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数年后，有日本史学大家白鸟库吉请教有关中亚史问题，遂为解惑，彼五体投地，因当世无人可解，唯寅恪可也。
至卢沟桥事变，概于清华园中精研深教，著述宏富，涵盖中北亚民族史、隋唐及中古史、中古佛教史、中古语言音韵学、敦煌学等诸多方面，有《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有相夫人先天因缘曲跋》、《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敦煌本十颂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元代汉人译名考》、《大乘义章书后》、《敦煌劫余录序》、《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国志曹冲华佗与印度故事》、《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敦煌本唐梵翻对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几何原本满文译文跋》、《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李唐氏族之推测》、《禅宗六祖传法之分析》、《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考释序》、《斯坦因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残卷跋》、《南岳大师立誓愿文跋》、《与刘叔雅教授论国文试题书》、《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支愍度学说考》、《读连昌宫词质疑》、《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易解释》、《李唐氏族支推测后记》、《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四声三问》、《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李太白氏族之疑问》、《陈垣西域人华化考序》、《元微之遣悲怀之原题及其次序》、《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三论李唐氏族问题》、《武瞾与佛教》、《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考辨》、《论韩愈与唐代小说》、《桃花源记旁证》、《东晋南北朝之吴语》、《读秦妇吟》、《府兵制试释》、《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等文。
二十六年（1937年），北平城破，散原忧愤绝药而死。寅恪守孝满七，悲恸过度，致右眼失明。于十一月携眷南逃，经天津、青岛、徐州、郑州、汉口、长沙、衡州、零陵、桂林至梧州，晤广西大学校长李运华，复顺江而下，经虎门抵香港。在港期间，多得香港大学许地山教授帮助。寅恪于次年初只身前往蒙自之西南联大，夫人因有心脏病，遂携三女留港休养。经越南海防时遭窃，手稿遗失甚多，加之逃难以来书籍失散太多，兼染疟疾，精神几近崩溃。病瘳，方赴蒙自，着授之余，留心时局，慷慨多哀，尝有“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之句。次年，随西南联大迁往昆明，教授“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佛经翻译文学”等科。此期着有《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原》、《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狐臭与胡臭》、《论李怀光之叛》、《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读洛阳伽蓝记书后》诸文，又有《读通志柳元景沈攸之传书后》一篇未成。
二十八年（1939年）夏，应牛津大学之聘，取道香港赴英，以图英伦典章文卷之盛也。遂与妻女团聚。而欧战蹙起，大学疏散，遂别妻女，复返昆明。是年撰《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并有《刘复愚遗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问题》、《读哀江南赋》、《敦煌本心王头陀及法句经跋尾》、《刘叔雅庄子补正序》诸文。
二十九年（1940年），增开“白居易研究”一科。三月，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逝世，寅恪往重庆参加评议会，推选新院长。时当局欲以顾孟余继之，寅恪则荐胡适或李四光，并云蒋先生之秘书不宜当选，学术焉容政客污染云云。众遂推举翁文灏、朱家骅、胡适为候选人，顾孟余落选。当局遂搁置良久，至十月方任命朱家骅为院长。寅恪感兹事，为赋诗云：“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
是年夏，为赴英再至香港，因欧战滞港两年。时许地山为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聘寅恪为客座教授。尝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而已，竟能绵延两月，足见广博。次年八月，许地山逝世，寅恪作挽词，并继为中文系主任。十二月，日军寇港，觊觎寅恪所居之楼房，勒令搬迁，寅恪以日语斥之，乃止。日伪复标记其宅，馈米，禁扰，利诱官职，寅恪皆不受，惟典当衣物为继。是年，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并有《读东城老父传》、《读莺莺传》、《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诸文。?
三十一年（1942年），汪伪遣人邀寅恪北上，筹建东方文化学院。寅恪乃携妻女逃离香港，经湛江、赤坎、廉江、郁林、贵县、桂平、柳州至桂林，中科院物理所长丁西林来迎。遂于广西大学任教，居良丰之雁山别墅。次年夏，日军逼近，乃契眷北上，经柳州、宜山、都匀、贵阳，辗转抵渝，夫妻俱病，寄俞大维处休养，弟子蒋天枢、燕文征来谒。十二月，赴成都之燕京大学。次年元月，游杜工部祠。此期，撰《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并有《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序》、《陈述辽史补注序》、《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恺序中之真史料》诸文。
三十四年（1945年）正月，左眼亦失明，于成都存仁医院手术失败。遂于是年生日作诗云：“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是年八月，日本投降。初，闻将以天皇为战犯，寅恪忧虑云：“此事绝不可作，日本军人视天皇如神，如此则必拼死抵抗，以保护天皇；若保留天皇，争取其议和，日军则不敢违抗。如此则我方牺牲益小，而彼方投降亦易。”?
是年九月，赴英伦治眼疾。因耽搁太久，不得治。乃以一盲者，于牛津大学讲演东方汉学，彼时全欧汉学家如云而集，然除却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数人外，皆难明晓。次年春，经美国归国。十月返清华为教授，开“隋唐史”、“元白诗证史”诸科。兼燕京大学导师，且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任院士。因时事日非，又目盲不见，遂名书斋为“不见为净之室”。又次年，冬寒甚，清华经费绌，无力供暖气，寅恪乃鬻巴利文藏经及东方语言各书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以购煤置炉。此期有《读吴起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杨树达论语疏证序》、《从史实论切韵》诸文。
三十七年（1948年）十二月十五日，共军迫近北平，傅斯年电话敦请寅恪南下，乃举家乘飞机至南京，胡适夫妇与俱焉。次日赴沪。次年元月十九日，抵穗，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携文学院师生列队迎之，王力、容庚、冼玉清等在焉。傅斯年数促请寅恪赴台，终不往。为岭南大学中文、历史系教授，开“白居易诗研究”、“唐史研究”诸科。初，助教为黄如文，皆以粤语，难尽通解。及次年，程曦至穗替之。居一年，有以讲师诱程者，程遂去，夫人亲为助教焉。一九五二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转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刘节，寅恪故清华弟子也。次年，国务院欲以寅恪为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邀其入京。固辞之，荐陈垣代己。此期有《崔浩与寇谦之》、《魏志司马芝转跋》、《书唐才子传康洽传后》、《秦妇吟校笺旧稿补正》、《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论韩愈》、《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锺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诸文。又有《论再生缘》一篇，以《再生缘》可与印度、希腊之史诗相俦。且始作《钱柳因缘诗释证》一书，即后《柳如是别传》也。
一九五六年，陈毅副总理于穗拜谒，谈叙欢洽，寅恪叹曰：“不意共产党内，有此通学问者。”是年，陶铸为中南局书记，重寅恪学行，多来访谈，倍极照顾，尝命人于陈宅庭院修白色甬道，因寅恪双目仅可见微光也。其专力学术，亦好往听京剧、昆曲，如《论再生缘》，即此时之事也。八月，章士钊为国共密谈事赴香港，经穗拜谒寅恪，乃携《论再生缘》赴港，于海外翻印流传，而国内却无人知晓也。
一九五七年，全国反右，定寅恪为“中右”。是年，犹有《书魏书萧衍传后》一文。次年，文化界“厚今薄古”运动，指寅恪为封建主义立场之种族文化论者，郭沫若又发表《关于厚今薄古问题》，云：“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数据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遂有人攻击寅恪散步资产阶级思想毒素，误人子弟，寅恪乃愤而退休。学生则多半下乡去矣。
一九五九年，中共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欲来拜谒，婉拒之，反复争取乃得晤。寅恪质问云：“去年初，新华社声称学生教学强于老师，而半年后又云学生应向老师学习，何以前后矛盾若此？”周答曰：“凡新事物皆须实验，社会主义亦然。”寅恪道：“宁有以举国实验如是之谬哉？”宾主一时僵持。一九六一年三月，郭沫若来谒，与讨论《再生缘》等，时寅恪着意柳如是，而匮乏资料，郭乃为影印科学院有关藏书，且于媒体介绍寅恪之研究课题。次年春，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来谒，与论大跃进之事。胡乔木者，原清华学子也。当年未曾听寅恪课，今日得教，欣欣然而去。然寅恪所见者，皆有所可见者也，尤以外籍人士皆谢绝。口不臧否，若忘时事，以避是非。学术则摒弃诸说，惟倾力于钱柳因缘研究也。
一九六一年八月，吴宓由重庆来访，俱双袖龙钟，惘然如隔世，寅恪与云钱柳因缘之事云云：“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籍以察出当时夷夏之防与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也。”临别怆然，寅恪为赋诗云云：“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丸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
一九六二年溽暑，滑倒于浴盆内，摔折右股，虽有陶铸为延请良医，亦难接复。从此长期卧榻，陶铸遣三名护士轮番照料。待疼痛稍退，即复致力于钱柳之事，时助手为黄萱也。越明年，《钱柳诗笺证》初成，寅恪借项鸿祚语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又一年，此书定稿。凡历时十载，涉猎文献六百余，融会贯通，详究前后，以残者之身，成此鸿着，或以寅恪为当代之左丘明也。而寅恪视柳如是为千秋知己，尤爱其《金明馆咏寒柳词》之诗，遂命书斋曰金明馆，曰寒柳堂，是年遂更名为《柳如是别传》，书后偈云云：“奇女气销三百载下。孰发幽光陈最良也。嗟陈教授越教越哑。丽香闹学皋比决舍。无事转忙然脂暝写。成廿（廿）万言如瓶水泻。怒骂嬉笑亦俚亦雅。非旧非新童牛角马。刻意伤春贮泪盈把。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文革期间，陶铸为国务院副总理，特指示广东省委善待寅恪，然红卫兵置之不理，反逼寅恪交待与陶铸之关系，欲以此整跨陶铸也。彼等占据陈宅对面之办公楼，终日以高音喇叭往陈宅呼喝口号，又冻结寅恪夫妇工资，艰难潦倒已甚矣。又常攀缘而入，犹攻城然，逐助手黄萱及陶铸所派三护士，遍处张贴大字报，且抢掠物品、文稿也，如寅恪自传《寒柳堂纪梦》亦不得免，室内一时荡然。又欲抬其至礼堂批斗，唐夫人阻拦遂遭殴打，刘节乃自愿代寅恪受批斗。当其时也，红卫兵问其有何感想，刘仰面答曰：“无他。惟能代师受批斗，倍感光荣。”不久陶铸被批斗，红卫兵问其何以庇护寅恪若此，陶亦正色云云：“尔等若有陈寅恪之水平，我亦如是待尔等。”
一九六九年，中山大学之造反派抢占其住宅，迁其至别处，环境污浊不堪，夫妻相对垂涕。寅恪怜夫人之凄苦，为作生挽联云：“涕泣对牛衣，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五月五日下午，被迫作口头交代，直云云如在死囚牢中，终至口不能言方休。苟存数月，于十月七日晨五时半，即旧历己酉年八月廿六日乙卯，因心力衰竭且骤发肠梗阻麻痹逝世，次月二十一日，夫人唐篔亦病逝。
二零零四年六月，骨灰迁往庐山，故散原松门别墅侧也，名其冈曰景寅山，时距其逝世已三十四年矣。其学有蒋天枢、周一良、许世瑛、戴家祥、蓝孟博、卞伯耕、燕文征等人继之传之。
余尝闻焉：当中印战罢，中共密拟以麦克马洪线为准谈判边界问题，时无人知其究竟，毛泽东遂指示云云且征询陈寅恪。时寅恪已被打倒，然家国之事，略无犹疑，于是以盲者之具，历数每段每截当在某书某页，于是得麦克马洪线也。其博闻强记，前后世鲜有其匹，故中亚旷灭之数十种古语，寅恪皆得而用。又崇尚气节，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于颠倒之世，独能直立。惜此仳离之世，磨灭有生之才，其才不能尽展，宵小跳梁，群丑焚书，而责任复谁堪克当？使高楼之客，徒堪远眺；近世之学，宁不叹欤！
陈夫人唐篔者，字晓莹，广西灌阳人也。祖父景崧，同治四年进士，初为吏部主事，迁台湾巡抚。甲午战后，清朝割台湾与日本，景崧筹划成立台湾民主国，当时同道中亦有陈氏亲友焉。后因日军大举攻台，不得已撤回大陆，尝着《请缨日记》等，为世人所敬。父早故，依寡母居天津，后就读金陵女子学校体育专业，毕业后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体育教员，继而为主任。移居北京西城，不久母故。
民国十七年（1928年?）七月，与陈寅恪赴沪结婚。为寅恪生流求、小彭、美延三女。四十年间，除战乱时旷隔桂、港，余皆相濡以沫，尤以寅恪于文革中倍遭迫害，夫人以七旬之龄，孱弱之质，行三护士之职，有当熊者之勇，终至力不能堪，垂垂欲去，至寅恪先逝，乃从之而去。思寅恪盲者之具，实可见名花；夫人缚鸡之力，足可敌万夫。诚可羡矣！有《诗集》存世，其中五言《哭从妹婉玉夫人》一首可见其身世。
赞曰：国家何幸，逢斯良姓。国家何辜，邈不如初。国家何以，自毁良史。国家何去，恐不能御。?
※ 唐继尧传
唐继尧者，字蓂赓，别号东大陆主人、清痒生，云南会泽人也。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年）生，幼即聪慧，应童子试，以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光绪十五年（一九零四年）东渡依次学习于东京振武学校、日本士官学校，次年秋入同盟会，宣统元年（一九零八年）毕业回国，为三十七协第七十四标一营管带。越明年，总督锡良重办讲武堂，聘继尧、李根源、李烈钧、方声涛、赵康时、沈汪度、张开儒、庾恩旸等为教官。滇军亦易为陆军第十九镇，继尧与李鸿祥、刘存厚、雷飙、谢汝翼、韩凤楼、李凤楼等俱为管带。辛亥年重九，与李根源、罗佩金、李鸿祥等，从蔡锷起事昆明，此之谓“重九起义”。先后任云南都督参谋、军政两部次长、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总办、陆军讲武干部学校校长。
民国元年初，蔡锷遣继尧假黔援蜀，克贵阳，拥为贵州都督。次年为中央攻四川熊克武。是年十一月，蔡锷北上，继尧继为云南都督。袁总统欲行君主立宪，各省劝进，惟云南特不忿之。时京师便衣搜蔡锷宅，滇军大怒，邓泰中等力谏继尧兴兵讨袁，继尧因情势未明且蔡锷未归，不许也。时滇军二师一旅兼警备四十营，国民党之李烈钧、方声涛等云集昆明，只待松坡耳。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蔡锷携戴戡、殷承巘、刘云峰抵昆。时袁总统密电继尧，言若见蔡、戴，可便宜行事，就地正法。继尧覆之曰，蔡旧部已妥善安置，不至有变。特为周旋持重也。二十二日，继尧召蔡锷、李烈钧、任可澄、罗佩金、张子贞、黄毓成、顾品珍、殷承巘、戴戡、陈廷策、刘法坤、成桄、孙永安、赵又新、杨杰、戢翼翘、叶成林、欧阳沂、何海清、马为麟、吴和宣、盛荣超、邓埙、唐继虞、李沛、李友勋、徐进、马骢、秦光弟、李修家、李朝阳、董鹤勋、赵世铭、李琪、胡道文、王伯群、李雁宾、庾恩旸等三十八人誓师讨袁，誓云：?
“拥护共和，吾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同休戚。万苦千辛，舍命不渝。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必殛！”
复与任可澄致漾电与袁世凯云：
“北京大总统钧鉴：华密。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益复骚然，佥谓谁实召戒，致此奇辱，外侮之袭，实责有所归。乃闻顷犹筹备大典，日不暇给，内拂舆情，外贻口实，祸机所酝，良可寒心。窃维我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有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纲纪不张，本实先拨。以此图治，非所敢闻。计自停止国会，改建《约法》以来，大权集于一人，凡百设施，无不如意。以改良政治，巩固国基，草偃风从，何惧不给，有何不得已而必冒犯叛逆之罪，以图变更国体。比者代表议决，吏民劝进，拥戴之诚，虽如一致，然利诱威迫，非出本心，作伪心劳，昭然共见。故全国人民痛心切齿，皆谓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祸之人，皆大总统之股肱心膂。盖杨度之筹安会煽动于前，而段芝贵等所发各省之通电促成于继。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说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紊乱国宪，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等语。杨度等之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之秘密电商，皆为内乱重要罪犯，证据凿然。应请大总统查照前项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贵、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等即日明正典刑，队谢天下，涣发明誓，拥护共和。则大总统守法之诚，庶可为中外所信，而民怨可稍塞，国本可稍定。尧等夙承爱待，忝列司存，既怀同舟共济之诚，复念爱人以德之义，用敢披沥肝胆，敬效忠告，伏望我大总统改过不吝，转危为安。民国前途，实为幸甚！再者，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以上所请，乞于二十四日上午十点锺以前赐答。临电涕泣，不知所云。谨率三军，翘企待命。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叩。漾。电。”
二十五日，兴护国军，欲让滇督与蔡锷，锷辞不受，至于泣下。乃自任滇督兼第三军司令，坐镇云南，而将所部精兵十分之七与锷为第一军司令攻四川。李烈钧为第二军司令攻两广。不数月袁世凯逝世，护国事讫，任云南督军兼省长，实则霸滇、川、黔三省。一九二O年，蒋中正为孙文破桂系，复军政府，继尧为交通部长。
是年，滇军败于四川，顾品珍还师宣威，因军饷窘迫，有直取昆明之意。时叶荃部于寻甸、宜良闹饷，继尧遣师往平之。顾军乃乘虚而入，继尧遂于除夕之夜取道越南流亡香港。
继尧之故交李小川说孙文曰：“蓂赓齿幼，若先生不吝培植，可为革命之干将。顾品珍者蓂赓旧部也，驻四川时，川人为之铸铜像，本不欲反昆明也。所以反噬旧主，乃政学系李根源之怂恿也。李根源欲取蓂赓而代之，故游说顾品珍返滇夺帅。而顾之部署金汉鼎、杨希闵、朱德等，俱李根源云南讲武堂之弟子也，根源以为顾声望不足，自信可得拥戴为云南之主。然顾品珍等以军人干政，不愿拱手让人，如此则与政学系有龃龉（龃龆）焉。政学系既依附桂系，桂系之既依附北京，则顾品珍必无意投靠桂系、北京也。审时度势，彼必依附先生。而蓂赓虽流亡，依然甚孚滇望，滇军大部仍奉之为主，故若唐蓂赓亦在先生处，西南大有可为焉。如此则粤、滇夹击，桂系可破，西南可定，北伐可期矣。”孙文甚以为是，遂与唐绍仪、伍廷芳电邀继尧赴穗。
当唐继尧之赴穗也，广州名流倾城而出，继尧慷慨陈辞云：“蓂赓所以流亡者，不愿同室操戈，糜烂乡梓，且督军者非一人之督军，地方者非一人之地方也，后来者愿施展抱负，故避席以让之，惟兵戎相见为不可取。”一座为之动容，满廷较之失色。当其赴穗也，孙文于越秀楼与之作抵掌之谈，云以己之理论并唐之军事，专力北伐，天下可定矣。愿继尧莫作云南第一人，而要作中国第一人。当继尧之赴穗也，其旧部胡若愚于昭通通电反顾拥唐，称“靖难军”，径向广西移动。滇南之李友勋旅亦经百色移向广西，互为回应，龙云为其骨干。两旅众五千余，装备精良，继尧遂生回滇之计。
一九二二年十月，继尧赴梧州、柳州，集合胡、李二部，诱引杨益谦部，收买巨匪吴学显，人马近两万，以李友勋为第一军军长，田锺谷为第二军军长，胡若愚为第三军军长，杨益谦为第四军军长。兵分二路，一路出百色而攻剥隘，一路径贵州而攻师宗。未几，第一军遭遇桂军残部，李友勋阵亡，继尧命龙云代之。?
次年二月，靖国军抵泗城。孙文电斥继尧曰：“擅设总司令部，调遣军队，反戈回滇，显系违抗命令，不顾大局。”并令滇、黔、桂“迅即严行制止，勿任其以一己权利之私，为西南大局之梗。”?继尧擅别广东，固有愧于孙文，亦因陈炯明之扶持也，故不与辩。
是月二十八日，克广南。吴学显于临安、蒙自、开化一带回应之。唐军三月七日日，克开化。十三日，克蒙自。顾品珍乃退守天生关。二十五日，吴学显突袭得手，顾品珍于鹅毛寨自杀。三月二十五日，胡若愚克昆明。云南省长金汉鼎与迤南巡阅使罗佩金逃向安宁、禄丰，于苴却遇流寇普小洪部，罗佩金遭执，敷泥曝晒而死。金汉鼎逃归重庆。范石生、杨希闵奔广州。顾品珍、罗佩金者，皆继尧旧部爱将，痛惜不已，乃予礼葬。?
初，顾品珍闻金汉鼎暗通继尧，故为羁縻，让云南总司令兼省长与之，又因部将杨蓁不满，乃与汉鼎羁押之，杨旧部遂反，顾军遂为分裂。继尧帐下则回乡情切，一鼓作气。故未交战而胜负定矣。顾军残部杨希闵、蒋光亮、范石生等推张开儒为主，称北伐滇军总司令，由贵州入广西，与李烈钧部会合。?
?继尧遂返昆明，其十年袍泽故旧，咸为额手，百族父老，争相迎迓，又一时之盛也。乃电昭国人云：?
“吾滇父老苦兵役久矣，频年征戍，杼轴告空，远道旋师，露惊斑白，兴言疾苦，已饥溺之萦怀，往事追维，弥抚衷而内愧。忆自援黔返旆，服务乡梓，以德薄能鲜之身，受三迤人民之托，惧滋陨越，夙夜兢兢。不幸遭时多故，屡岁兴戎，转饷征师，烝人劳止。虽国家存亡所关，势非得已，而念及斯民憔悴，情何以堪，驯至情势壅隔，内政濅流，庶事纷繁，措施多误，事或失察，而重为烦扰，任或非当，而横肆侵蟊。凡兹种种，罪实在尧，以是怀惭，时思引退，去岁顾前军长率师返里，兵逼省垣，并布方针，与民休养。继尧深惧地方之糜烂，且喜继任之有人，虽遁世以终身，实平生之素愿，遂乃金碧让贤，玄黄销劫，拂衣渡海，借遂初心。去滇以来，闭门独处，永言思咎，愧悼益深，方冀该前军长惩前毖后，除旧布新，既畀职权，当臻上理。乃叠据内外各军将领暨滇省各界人民沥陈滇乱日亟，祸迫燃眉，火热水深，岌岌不可终日，泣请设法救援。并以大义频相敦勉。蜡丸书至，父老之血泪皆枯，噩耗叠传，六诏之人民何罪？继尧恸念滇事至此，殊非所期，既为执政者惜，尤为蚩蚩者哀。揆诸让政之初，心诚滋痛，律以春秋之义，咎益难辞，傥洁身以避嫌，将一误而再误。苟亡群而独善，益负疚以无穹。用是裂荷焚芰，剑寝屡皇，啼泣陈师，救民水火。夫上智消祸于未萌，其次救失于初兆。念不能弭祸于机先，复不能慎终以图始，尧实不德，人则何尤？乃匐匍而救凡民之丧，即弥缝而补从前之过，缨冠急难，义惟迫于救乡，定倾扶危，谨当竭其棉力，特布悃诚，即维公鉴。”
旋重整滇军为建国军，自任总司令，以胡若愚领第一军，田锺谷领第二军，龙云领第三军，张汝骥领第四军，李选廷领第五军。胡若愚兼迤东镇守使驻昭通，龙云兼滇中镇守使驻昆明，张汝骥兼迤西镇守使驻大理，李选廷兼迤南镇守使驻蒙自。张汝骥者，胡若愚第三军部将也。?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创办东陆大学，为董事长，又捐力赵藩等辑刻《云南从书》。继尧颇有文才，其光复之际，尝赋诗云：
?“秋来何事有龙鸣，小视神州削要平，亚陆风云原是幻，欧洲波浪不须惊，他年放胆重经国，此日开诚且治兵，日驭回天鞭有力，问心吾自励吾生。
?少年未醒浮云梦，亦复雄心赋大风，柏志弥坚寒岁节，花开不减旧年红，模王范帝今犹?
昔，锁利缰名色是空，睡起披襟狂笑傲，一竿烟月钓潭龙。
?饭罢从容理钓舟，浮生大梦尽风流，频年悲悯人空老，举世沈沦杞独忧，热血不禁真爱国，冷心翻笑假封侯，静观一悟曲肱乐，身在天风最上头。
?江山放眼谁为主，大地茫茫任我行，事业英雄宁有种，功名王霸总无情，千章老树饶生意，百尺寒潭订旧盟，举世由来平等看，誓凭肝胆照苍生。”
一九二三年三月，继尧遣兄继虞攻贵州，贵州省长袁祖铭退入四川，遂以继虞为贵州军事善后督办，刘显世复省长职，分贵州为五卫戍区，密步爪牙，行控制焉。
次年，直奉二次战起，吴佩孚下台，继尧欲问鼎中原，遂与袁祖铭签《滇黔和解协定》，袁祖铭遣彭汉章回黔主政，滇军入湘。一九二五年元月五日，滇军开拔，滇桂战起。
初，孙文创大元帅府，欲以继尧为副，继尧不从。当此孙文北上病危之际，猝通电就副元帅职，称欲视事广州，遂攻广西。一月下旬，龙云克百色，继虞克三江、融县，桂系李宗仁、黄绍竑撤出南宁。然桂军联合范石生，于沙浦、庆远、孙远等处击退滇军，继虞、龙云部遂先后回滇。
继尧既挫锐于外，乃裁撤各军番号，加强近卫军，愈重继虞等亲族，排斥异己。是时也，广州国民政府横扫湖浙，云南亦欣欣向往焉。一九二七年二月六日，蒙自镇守使胡若愚、昆明镇守使龙云、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大理镇守使李选廷联名通电，谏继尧驱逐亲信继虞、陈维庚、李伯勋、白之瀚、李秉扬、李子由等，且共举兵也。十日，胡若愚、龙云会于宜良，遂通电改组省府、定会议制度，统一军权，清发欠饷，惩办贪污，联合广州云云。继尧局迫，遂驱亲信，受条款，迎逆军。二月中旬，胡、张入昆明，易省长制为合议制。三月初，各界拟组织纲领，推继尧为省政府总裁；设省务委员会，以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王人文、王九龄、周锺岳、马聪、张耀曾为委员；设军政、内政、财政、外交、司法、教育、实业、交通八厅。八日，就职总裁，胡若愚为委员会主席。
四镇守使者，皆继尧旧部，尤以胡若愚、龙云，素深爱者也，今倒戈而向，伪兵谏而实政变，继尧忧愤交集，遂于五月二十三日病逝，年才四十有四。?
论曰：世人言护国运动，辄必称蔡锷，似无他人。实则举义之时，唐蔡二公肝胆相照，互为声气，非蔡不能见唐之慷慨，非唐不能建蔡之丰功，世人皆以蔡为主动，而唐为被动，实则云南起义，自是云南人自主之，全滇父老，势必为唐深抱不平矣。蔡锷本非滇人，且去滇已三年，继尧励精图治，不惟深得众心，抑且主客异势，蔡之不足为元帅，犹李牧之不足为赵相，明矣。然继尧能再三让之，教蔡感激泣下，且终以十分之七大军与之，仁心广度，为天下望，故以流亡之身而誉冠广州，以一隅之力而名震全国，信已然矣。如其悼蔡辞云：
“余与松坡夙共患难，誓同生死。蔡即是我，我即是蔡，蔡松坡果然主动，余亦当然主动，余果被动，蔡松坡亦当然被动，一生一死，乃见交情，吾滇对松坡之死，应表示非常之哀悼，是非自有公论，一时之毁誉，不足凭也。”
然寡学漏闻，民国军人所不免耳。故但图先霸，而后救国，终至名损身销，为部旧所弃，身虽愤死，幸未辱身。念及中山与之促膝虚席，枉废点拨，诚可叹矣。
赞曰：奠业功成，斯世之英。椽桷之獬，鳞爪俱成。勤王护国，不战扬名。枉虚前席，为斯后生。?
※ 熊十力传
熊十力者，幼名继智，少名升恒、定中，长而易名十力，号子真，晚署漆园老人、逸翁，湖北黄冈人也。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生，兄弟六人，父名其相，为私塾，贫病交困，然视十力瞳有异象，强为授习。尝观社戏，感中华衣冠之美，询其父曰：“何不着此衣冠？”父云：“朝廷入关时令止。”复问：“汉人多，抑满人多？”父云：“汉人千倍于满人。”乃大不解：“何制于满？”父不能答。未多年，父亲俱亡，从长兄仲甫读，且为人放牛也。复从父侪何圣木读，屡为第一，为富家子忌。十三岁深秋，登高远眺，睹草木萧疏，秋风卷地，竟至悲不自胜，遂“放荡形骸，妄骋淫佚”，斯情怀终生不去。又慕古人不衣冠而处，裸居野寺，殴打菩萨。后游学四历，尝读明儒陈白沙《禽兽说》，“忽觉无限兴奋，恍如身跃虚空，神游八极，其惊喜若狂，无可言比，顿觉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斯一哲学家诞临矣。
光绪二十七年（一九零一年），与何自新、王汉游溯江汉，寻同道以反清。又从军于武昌之凯字营，识宋教仁、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胡瑛、黄兴。三十年（一九零四年），与何自新办科学讲习所。有党人以为武昌不易革命，十力等驳之曰：“武昌者长江之上游，南北之枢纽，天下安危之所系也，兼有张彪等庸才为官帅，若能暗中策反军队，不数年大事可成。”次年，王汉刺铁良于彰德，事败自尽。语在刺客传。十力为之沈哀。时考入新军特别小学堂仁字斋，于军中宣传革命。光绪三十二年（一九零六年），入日知会。二月，自创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订兰谱为组织，以每周开讲坛，多孟子、船山、南雷之论。五月，力主联络四省举义，事泄逃脱。越明年，回黄冈教书。读朱子《近思录》、程颐《易传》、船山《周易内外传》、《读通鉴论》等。辛亥功成，为湖北都督府参谋。年末，与李四光、吴昆、刘子通登雄楚楼，挥毫寄兴，十力赫然云：“天上地下惟我独尊。”此之谓黄冈四杰。时何自新已病故。
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造《健庵随笔》以斥佛，发表于天津之《庸言》。梁漱溟见之，作《究元决疑论》以驳之，十力不知。次年，与韩既光结婚。继而南北大乱，于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赴穗投身护法，然睹政治黑暗，民生凋敝，有“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之喟，遂不复作事功之想，转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之正见，为求己之学。
次年，造《熊子真心书》，蔡元培为制序。又次年，执教南开中学，偶读梁漱溟之《究元决疑论》，乃赴京见梁，于广济寺滔滔辩论，十力本未明参佛理，故有败相。遂于次年由梁荐入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研习佛学，艰难潦倒，绔仅余一条，而不夺其志。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由内学院荐入北大为特约讲师，代梁漱溟授佛教唯识学。次年，造《唯识学概论》。然继之愈加怀疑佛学，转入儒家，遂致殚思竭虑，于十五年（一九二六年）重病，由卫西琴荐西医延治得缓，然后遗症如神经衰弱、胃下垂等一生未去。是年，修订《唯识学概论》，公开批评唯识学。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于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授课三月，唐君毅等从之。是年，其弟子高赞非综其教诲四万余言为《尊闻录》。
民国廿年（一九三一年），上书林森，云当与倭人死战而不宣。次年，日寇犯沪，十力抱病往见十九路军陈铭枢，劝其死战。十月，于杭州出版《新唯识论》，破佛立儒，为境量之论，而量论未成。马一浮为制雅序，比之王弼、龙树。马当代名士，极少会客，却为此书亲访十力也。序论相惜，时论重之。南京内学院闻之不忿，刘衡如立作《破新唯识论》，逐条驳斥，欧阳竟无为制序。十力乃造《破破新唯识论》。一时，太虚、周淑迦、印顺等逐一登场为驳论。实儒佛之争，非唯识之辩也。
是年冬，十力返北大，日与汤用彤、钱穆、张东荪、张申府、林宰平、梁漱溟、蒙文通、李证刚、邓高镜、冯友兰、贺麟、张岱年、金岳霖、沈有鼎、冯文炳、黄艮庸等逍遥谈坐。牟宗三者，十力高足也。廿三年，冯友兰携《中国哲学史》来访，多有争论，冯欲合壁中西，而熊以西哲为肤浅，如唯心唯物之论实无精彩。此中西之辩，亦人本物本之争也。
廿六年（一九三七年），日寇华北，十力返黄冈，次年入四川之璧山，译《新唯识论》为语体文，凡六年方成。廿八年（一九三九年），往嘉定为复性书院讲学，马一浮为院长焉。是年八月，日寇轰炸嘉定，伤左膝。九月，演讲《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针砭书院办学，遂为不容。马重德行、兴趣、精读，而熊重学识、体系、博读，故不能相容。此非人格之争，实新儒与旧儒之争也。遂与弟子韩裕文偕去。时北大诸贤多赴西南联大，而十力以一代哲人，竟因讲师之身份，任凭流浪，弟子辈多为不平也。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讲学于重庆勉仁书院，次年，牟宗三来投。书院乃梁漱溟所创，弟子辈皆亲梁远熊，十力故常詈骂。次年，欧阳竟无逝世于四川江津，十力往吊唁。先此欲谋绝晤，内学院诸君不许也。是年，徐复观师从。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春，返武汉，省主席万耀煌赠资百万，助办哲学研究所，不受。六月，徐复观呈十力之《读经示要》于蒋公，蒋遂令何应钦拨款二百万与十力，以办所用，十力亦辞不受，云不愿如章太炎受资讲学为士林唾弃也。未几，复入川，于黄海化学工业社谋办哲学研究部，因经费不足，未果。次年春，返北大。是年秋，之上海。又次年二月，携牟宗三往浙江大学讲学，居漆园，造《漆园记》，取庄周避世之意也。校长竺可桢与之白眼，故郁郁不得志，乃于秋末赴广州，蛰居幽愤，时与钱穆等书信，骂尽天下名士。
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十月，共产党之董必武、郭沫若邀其北上，遂赴武汉，叶剑英为之饯行。次年元旦迄武汉，林彪、李先念为之接风。十力语人云，林彪恐不得善终。三月，返北大，董必武、郭沫若、徐特立、陈铭枢、李四光、张东荪、张申府、梁漱溟、林宰平等俱曾欢晤。然卓然自立，拒不参加中国哲学会。时马一浮来书，云己确乎其不可拔，十力欣然回书，亦云己之不可拔。盖当时士人，皆多少改造为马克思主义，天下确乎不可拔者，唯十力、一浮、漱溟等寥寥数人也。
是年夏，造《与友人论张江陵》，云张居正禁学毁庠，故新政不成，以刺时也。又上书毛泽东，欲成立中国哲学研究所，恢复南京内学院、智林图书馆、勉仁书院，以兴国学、佛学，皆未获。次年，造《论六经》，为唯心论伸张。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年），删削《新唯识论》出版。次年始造《原儒》。弟子辈多攘臂运动，不复奉教矣。
是年秋，赴沪定居。四十五年（一九五六年），赴北京参政协会。次年，造《体用论》。越明年，造《明心篇》。又二年，始造《乾坤衍》。是年，煤气中毒，幸得脱，然体质日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年），造《存斋随笔》。方其于沪上也，市长陈毅多与眷顾，故宅居钱粮无忧。尝泣对陈毅道，学问无人可传云云。
文革肇始，造《先世述要》，惟其精力亏竭，已不堪提笔，至为艰难。时习传裕往沪见之，灰衫麻绳，状若病僧。浩劫卷至，为红卫兵抄家批斗，手稿焚毁无算，尤作屈子之吟游，喃喃自伤惟“中国文化已亡”一句而已。民国五十七年（一九六八年），精神崩颓、肺病磨人，于五月二十三日逝世。
十力幼年时，尝突兀云：“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父兄异之。及其弃事功而就学术，汪洋恣肆，遂不可遏止。其一生虽贫弱，却不复有乞人之态，反是凭陵自许，不可一世，此所谓不有睥睨风云之姿，何来洞悉宇宙之论。其以帝制湮没，个性张扬，惟我独尊，故云造书。又以玄为高，以易为归，睥睨科学，排凌西哲，斥佛教而非旧儒，发空论道，别一境界，新儒家之圣也。综其著作，有《新唯识论》（文言文与语体文本）、《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佛家名相通释》等，其学有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高赞非、刘公纯、周朋初、韩裕文等继之传之。
赞曰：国家病矣，玄玄岂药。六合之内，惟我先觉。天才神会，始复先剥。不有凭陵，何来握槊。?
※ 蔡锷传
蔡锷者，字松坡，本名艮寅，湖南宝庆农家子也。诞于光绪八年十一月初十，十三岁中秀才，十六岁入湖南时务学堂，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俱在此焉。戊戌乱后，东渡日本，先后入陆军成城学校、陆军士官学校，与蒋百里、张孝准并称“中国士官三杰”也。光绪二十六年秋，唐才常起义死难。蔡锷闻之恸哭，遂取砥砺锋锷之意，改名为锷，立志流血救国。光绪三十年归国从军，与革命党黄兴等交好，遂指挥辛亥昆明重九起义，受云南都督也。
锷善兵法，尝编《五省边防计划》，谋御侮也。袁总统之为政也，梁启超为其司法总长，蔡锷亦为招揽。民国二年（1913年）入京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参政院参政，非党派之政见，效实业之微劳也。四年（1915年），袁筹帝制，黄克强欲举事云南，知蔡锷甚孚滇望，乃命张孝准多与接洽。锷亦与黔人戴戡、王伯群密通云贵，曾正襟合影，存不成功则成仁之志也。而对外佯作荒唐，混迹青楼，与名妓小凤仙飘絮满城，致家庭反目，婆媳回湘。总统乃怠，曾戏称锷风流将军云云。此亦其计也。
蔡锷之欲返滇也，周详细密，亦名将之所为也。先称病于公署，积多日，与小凤仙驾车而游，乘间至东车站，梁任公家人单福持票侯焉。于天津亲书数十明信片，倩张孝准携至日本，间日发与总统，云东渡就医且旅行各地也。十二月十九日，明信片未终，将军已届云南矣。
时云南情势激越，国民党之方声涛、李烈钧、熊克武、龚振鹏等援至，惟都督唐继尧老成，甚隐忍也。蔡锷既至，万事咸备，而继尧犹恐势力之不足与抗衡也。恰自冯国璋处转来任公密电，言袁世凯媚日卖国之事，继尧始信锷所言北洋有萧墙之患。
初，蔡、唐欲先以廿日袭取四川，尔后发讨袁之檄。冯报既至，则恐日袁约成，于外交不利于我，乃抢先发难，于护国寺誓师动员，故称护国军，后人所谓护国运动也。继尧再三欲让都督与锷，辞不受，涕下感言曰：
“余此次来滇，协同举义，完全为讨袁、为救国，并非争权，亦非夺利，若果喧宾夺主，不论理论事实如何，总不足以示天下后世，更何以对滇中父老，深望蓂赓鉴此苦衷，无再固辞，并盼总揽全局，统一军政，勿存客气，不辞劳怨，独为其难，以赴事功。”
继尧不得已，遂自任都督兼第三军司令坐镇云南，将所部精兵十分之七与锷为第一军司令攻四川，李烈钧为第二军司令攻两广。
锷轻取叙州。时四川将军陈宦，锷之盟友，亦总统之爪牙也。总统疑心甚巨，以张联棻为宦之参谋长，实监军也，宦常不满。锷数说宦独立，然终以“事权不一，环境困难”为由推托，然终未抗颜。此第一战线也。戴戡、王伯群策反贵州，黔护军使刘显世素为总统所轻，乃诈得中央军饷三十万后独立，云南为之一宽。戡乃由遵义攻松坎、綦江，不数日，熊其勋下綦江，直迫重庆。此第二战线也。锷复分兵攻湘西，开第三战线。驻贵州兵力转攻泸州，川将雷飙起义，施反间计与川将刘存厚，谓总统疑其通敌，存厚乃独立，称护国军四川总司令。此第四战线。护国军于川湘两线，止十三营也，其击破各处，亦不过川南数县，袁新朝廷则以虎威将军曹锟为帅，源源入川，此番情境，通电过早之故也。
五年二月下旬，大破张敬尧于泸州。然北洋援兵滔滔，我益寡矣。锷乃多张疑兵以分敌势，俟机分头击破之，渐为维持。然刘存厚军溃先，不得已，乃退出纳溪、綦江。时北洋龙觐光占剥隘，周文炳占麻阳，杨起元渡金沙江而抵芝麻口。形势甚危矣。然北洋军纪大坏，川湘民众常自为武装袭杀之，故至三月十七日，锷即猱力反击，数日内尽收失地，张敬尧北窜，广西独立。情形又逆转矣。京师震动，冯国璋乃密电李纯、朱瑞、靳云鹏、汤芗铭等，欲废帝制而惩罪臣，洪宪皇帝闻之，巡于二十二日撤销帝制。故帝制之销灭，锷实首功也。
袁世凯复总统，即亲拟电文，昭陆荣廷、梁启超、唐、蔡等，云“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并为条件者六，犹为威迫也。故锷等亦为相反条件六覆之。总统乃令陈宦与锷谋和，不料宦迫于川人意志，先为独立也，且致电总统云：“项城自绝于川，宦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总统为之昏厥。时各省纷纭独立，如辛亥间形势焉；而举国之劝退，犹当年之劝进也。虽陈宦为爪牙也何如？六月六日，总统崩徂，黎元洪继之，以蔡锷为四川都督兼署民政长。
七月，锷视事成都，川人甚鼓舞焉。乃信手整编川军，统一财政，不意积劳为喉结核之疾，月余赴日本就医，是年十一月八日薨于福冈大学医院。年才三十有四。次年四月，以上将军行国葬于岳麓山白鹤泉故负笈之地，黄克强与比邻焉。夫克强先锷八日而薨，国家因二公之薨而定《国葬法》，然蔡公先黄公三日入葬，故民国之有国葬，自蔡松坡始。
锷尝赋岳麓山云：“苍苍云树直参天，万水千山拜眼前。环顾中原谁是主，从容骑马上峰巅。”有睥睨风云之气。孙中山挽云：“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又传奇多情，流芳后世，人格魅力之故也。传小凤仙亦挽云：“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几年北地胭脂，自惭沦落，赢得英雄知已，桃花颜色亦千秋。”风流佳话，固非俗人。今存《蔡松坡先生遗集》行世。
蔡锷智勇双全，得人有节，兼知战略战术，有古名将之风，毛泽东之游击战术，似有取于蔡锷泸州之役也，况朱德本为其麾下哉！且民国藩镇，视权力如敝屣者，惟锷一人而已。然命不永。故蔡锷方徂，滇军即乱。
赞曰：磨节者锷，守志者松。从袁者义，反袁者公。国家得此，乃得不蒙。国家丧此，乃得不庸。?
※ 顾品珍传
顾品珍者，字筱斋，昆明医家子也。光绪九年（1883年）生。光绪三十年(1904年)，考赴东京振武学校，入同盟会；复转至陆军士官学校。光绪三十四年(1908)毕业，李根源、唐继尧、罗佩金、李鸿祥、叶荃、黄毓成、张开儒等，俱同学焉。回滇为陆军讲武堂军事教官兼骑兵监督。
宣统三年辛亥重九，品珍左手负伤，犹积极指挥，义军之猛将也。乃任都督府辎重弹药部部长。复援入四川，任谢汝翼部第一梯团副梯团长。未几回滇，历任滇军第一师、第六师中将师长、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校长等职。民国四年（1915年）末，于五华山光复楼歃血复国，为三十九杰之一。次年元旦，为护国军第一军第三梯团梯团长，率禄国藩之第五支队、朱德之第六支队入川，屡克。二月，与北洋战于纳溪。二十日晚，品珍夜袭得手，敌死伤五百余。二十八日，蔡锷命两翼包抄，正面突破，遂却吴佩孚、张敬尧军。两军俱疲，各为退守。三月十七日反攻，品珍为中路，主牵制；赵又新、刘存厚为两翼，主进攻，终破敌军。
护国事讫，品珍驻节资中，以剿匪、安民、择吏、练兵、节用为己任，有扰民者必严惩之，尝云：“我不忍刻民以厚兵，又怎能刻兵以厚己。”川人为之铸铜像。六年（1917年），唐继尧以品珍为靖国军参谋长兼第一军总司令，十一月，品珍与黔军王文华部合攻重庆，克之。次年元月，从靖国军取成都。遂为叙沪镇守使。九年（1920）年，川滇战起，驻川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战死。品珍本不喜滇军扰川，兼故交李根源陈请，遂率部反攻昆明，任滇军总司令。四月，更兼云南省长。唐继尧流亡广州。
?品珍方主滇政，求教于故交丁石生，石生云：诸葛武侯治蜀，开诚布公为先，此乃政治原则。云南自护国讨袁以来，连年用兵，元气大伤，蓂赓因情势所迫，无计收缩军队。滇军既不能逐鹿中原，势必有阋墙之争，于是民不聊生，饿莩载道。今日若整顿内政，增益生产，藏富于民，休养生息，就是百世功业。若唐氏仍欲回滇，亦不必与其相争，所谓争一日功不如争万世功，争一日名不如争万世名。开诚布公，休养生息，八字而已。品珍从之。故其主滇也，休兵息民，力除积弊，严惩贪贿，法不避亲。如其连襟陈继唐谋保山县长，行贿被拘。复清剿蒙自、开远、建水、通海土匪，严禁招抚匪徒、征募兵丁、封雇驮马，故一省之土匪深衔恨之。且以武备资金一百万元，移于扶持金融，救济民众。
十年（1921年）秋，品珍凡四致电与孙文，欲从北伐。十一月十六日，让省长职于刘祖武，以专力疆场，躬亲前敌。孙文亦三复电与品珍，赞其“体国公忠，洵属超越流辈，毋任欣佩。所委各司令皆一时干城之选，底定中原，胥于此举是赖。”
?十一年（1922年）三月，唐继尧反攻昆明，土匪吴学显、普小洪部从之。品珍设重兵于滇东，而继尧援滇越铁路而上，遂为瓦解。三月二十五日，吴学显部黄诚伯围品珍于陆良天生关鹅毛寨，乃举枪自尽，年才三十九。唐继尧闻之，念袍泽同学之义气，痛惜不已，乃予礼葬。?
初，顾品珍闻金汉鼎暗通继尧，故为羁縻，让云南总司令与之。部将杨蓁不服，品珍乃羁押之，杨旧部遂反，顾军遂分裂。又诱杀巨匪杨天福，致其旧部数千人啸聚滇西，匪党吴学显于滇南啸聚万人，匪患益炽。且杨天福、吴学显者，本巨匪也，唐继尧招抚至昆明，今品珍专为剿肃，乃倒戈而向。故唐继尧光复甚疾。顾军残部杨希闵、蒋光亮、范石生等推张开儒为主，称北伐滇军总司令，由贵州入广西，与李烈钧部会合。
次年四月九日，孙文颁《褒扬顾品珍令》，令曰：
“前云南总司令顾品珍，忠诚纯笃，勇略冠时，治军有方，勋劳夙着。护国、护法无役不以，艰阻备尝，志气弥厉。本人大总统特任为云南总司令，绥辑军民，有功边徼。前年自请率师北伐，董率将士，为国驰驱，不幸中道殒于寇乱。着追赠陆军上将，照上将阵亡例给恤，由军政部查照定章办理，生平事迹并宣国史馆立传，以昭崇报，而示来兹。”
谢宇俊撰《顾君筱斋墓志铭》云：“不招匪，不扰民，异口同声亿兆人；不爱钱、不惜死，岳少保言躬践履”，洵非谀词。昆明华山西路四十一号品珍故居，系百年祖遗，毗连民居，全无气象。长子顾鸿钧毕业于东陆大学，为省文史馆馆员。侄女顾映秋，即龙云夫人也。?
※ 梁漱溟传
?
梁漱溟者，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以其字行世，元宗室也先帖木儿苗裔也。也先封云南王，旋改营王。元亡，其后人迁至河南汝阳，古梁地也，遂姓梁。不知何世，迁广西桂林。祖父承光为京官，尝剿捻军于山西，尽瘁死。父梁济为举人，尝为后补侍读，彬彬儒者也。漱溟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生于北京，生而疾弱，有晕眩症，故多蒙父宠。
七岁，入闽人陈荣之中西小学堂，学英文。长而读梁启超之《德育鉴》，感慨良多，遂自号“尚无”。继而入顺天中学堂，与廖福申、王毓芬、姚万里、郭人麟、甄元熙等交好。漱溟清傲自许，好作翻案文章，而独服膺郭人麟，以其为师，尝订《郭师语录》。同学并之为“梁贤人”、“郭圣人”。中学毕业，由甄元熙引入京津同盟会，为《民国报》编辑，而精神苦闷，几欲自杀。俄而读社会主义书籍，遂仇恨私有制，撰《社会主义粹言》。尝见一老者拉人力车，为之沈痛，遂终身不坐人力车。又尝南下桂林，经留南京，睹醉生梦死，种种不平，特为哀恸，遂自杀，为同伴所救。乃忤父意，拒婚，食素，欲出家。民国五年（1916年）冬，于《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诋訾各家，独尊佛陀。蔡元培见而重之，遂延至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印度哲学，而尤重东西文化哲学之比较研究，创办孔子哲学研究会。时兼为司法部秘书，沈钧儒与同僚焉。
民国七年（1918年）十一月十四日，梁济跳湖自杀于西城积水潭，遗《敬告世人书》，为清朝殉道，时当其六十大寿前一日。一时天下知名，时论哀之，逊帝于故宫诏赐谥号，民国总理亦亲书嘉匾，时有野老凭吊潭畔，纵陈独秀等亦为感动。漱溟深为自责曰：“呜呼！痛已！儿子之罪，罪弥天地已！”越一年，读《明儒学案》之东崖语录有“百虑交锢，血气靡宁”一句，忽为顿悟，遂弃出家之念，出佛向儒。十一月，与黄氏结婚。
是年，漱溟表兄焕奎与杨昌济交好，时有往还，漱溟亦曾往拜。昌济者毛泽东之泰岳也，偶然见之，亦未深谈。
民国九年（1920年），于济南演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云世界文化之未来，即儒学文化之复兴，次年出版。分世界文化为三种类型：一曰西方文化，意欲之趋向也，以科学民主为依托，以改造自然为宗旨；二曰中国文化，修己应天之学也，以天人合一为号召，以生活愉快为目的；三曰印度文化，反身否定之学也，以否定自我为途径，以世界虚幻为归依。而世界文化当前及未来之方向，在中国文化焉。惟今之志，当以孔子之学导引西人，而非以西学导引国人也。又当仁不让，欲当此重任云云。是书四年内凡八版，漱溟以是名动天下，更甚者有民意测验以其为当今最伟大之中国人。
十三年（1924年）秋，应山东省教育专员王鸿一之请，携弟子三人，赴菏泽任省第六中学校长，今曲阜大学前身也。其办学宗旨为以小团体互助形式，求全面发展内容，故勤杂一例自理，费用贫富有异。然推行不利，次年即请辞返京。时与黄艮庸、朱谦之、陈亚三、叶石荪、王平叔等弟子居石刹海，常于晨曦初露时，团坐养气，静默反省，谓之“朝会”。是年，泰戈尔访华，尝与漱溟辩论儒学，深为服膺。
十五年（1926年），漱溟遣弟子王平叔、黄艮庸、徐名鸿考察广东。次年南下，拜会李济深，旧知交也。与论军阀党争之事，轻政府之建立，而重乡治之筹谋。遂代济深为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旋为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十七年（1928年），访问南京晓庄学校，陶行知为校长焉。漱溟见其学生兼作农工，自行组织，正与自身理想符合，深为激奋。遂返广州，聘德人卫西琴为校长，黄节为教务长，徐名鸿等弟子辈为教员，以班级为单位，自行组织，自为勤务，行校治改革。次年三月，蒋公软禁李济深于南京，漱溟遂去。
是年，考察江苏昆山、河北定县、山西汾阳、清原、赵城等地村政，旋赴河南村治学院，为教务主任，撰《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教授《乡村自治组织》，编辑《村治月刊》。间赴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演讲《中国问题之解决》，云中国问题解决之主动力在于知识分子与乡村平民之联合，此非改良，实为革命。十九年（1930年），蒋冯中原大战，韩复榘由河南调任山东主席，迁学院于邹平，赐名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以邹平县为试验区。院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农场、医院、图书馆、社会服务部、邹平师范学校。漱溟初为研究部主任，旋为院长。乡村建设理论咸由漱溟主讲，故其思想精神得以完全贯彻。其教学内容，尤重精神；教学手段，则分为若干自治小组，作息皆一处，师生则亦师亦友，稍类宋明讲学焉。而朝会愈勤，每于静默之后，突发感言，弟子敬录其言，辑印刊行，谓之《朝话》。二十二年（1933年），增菏泽县为实验区。二十四年（1935年），复增济宁等十三县为实验区，二十六年（1937年），山东七十县为实验区，其实验之宗旨，乃在使中国既获益于现代化，又避免工业化与都市化之精神痛苦。七年内，学生累计三千余人。日军入寇遂止。
抗战之初，为最高国防委员会参议会议员。旋改国民党参议会，为驻会委员。二十七年（1938年）元月，赴延安考察防务，与毛泽东阔谈两周，于哲学方面，毛以乡村建设为改良，而以阶级革命为尚；漱溟则以为中国历代之社会结构与西方中古不同，贫贱富贵，其实循环流转，俗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是也。概中国社会之规律已绵延两千载，至今犹是。当务之急，应以伦理本位对抗西方之个人本位，以职业分途中和家族立场。所谓马克思及阶级论，实与中国国情不甚相合，故不应妄学西方。二人于是互不服膺。而于中国当前问题，毛预为阐述其持久战略，漱溟深为折服。不久，《论持久战》出版。
次年，漱溟以己之建议多未被采纳，辞参议会委员，自行北上，考察鲁、豫、晋、苏等敌后，每行乞于农家，数脱险于日寇。曾随军于蒙阴遇敌，死伤太半，漱溟策马至一山头，时有大雨，云遮雾罩，敌不能见，乃脱。
二十九年（1940年）十二月，复当选为国民参议会议员，然睹章伯钧、陶行知、沈钧儒等均未入选，深为失望。乃与张君劢、黄炎培、左舜生拟组新党。于次年二月二十五日于张君劢处集会，李璜、江问渔、罗隆基、罗文干、张澜等与会焉。三月十二日，推黄炎培为主席，定十二条政纲。十九日，民盟于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与会者十三人，议定简章及对时局之主张，推漱溟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章伯钧为常委，炎培为常委会主席，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遂告成立，史称“民盟”是也。而黄炎培柔弱谨慎，无意惊动当局；漱溟则骁勇无畏，正欲正名扬己，故不相合。
是年四月，于桂林广西大学讲授中国文化。五月赴香港，办《光明报》，民盟机关报也，漱溟为社长，萨空了为经理、俞颂华为总编辑。十二月上旬，太平洋战起，遂停刊。二十五日，日军占领香港。
三十一年（1942年），自香港返桂林，多有险难，不甚趋避，亦不惊惧，皆终无碍，同行者惊叹不已。漱溟曰：“孔孟之事，今晦塞不明，或可明其旨趣，而无人洞见其系基于对人类生命之认识，且为创建心理学而后阐明其伦理也。兹事惟我可为。又必于人类生命有真知，乃可枘定中国文化于人类文化史之地位，且证其得失，兹事亦惟我可为。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乃我一生之使命也。故《人心与人生》等三书未着就，我则不能死。未来中国之大局与建国，亦须我之不死。我死，则天地变色，历史改辙，诚难想象矣。”
是年，周恩来邀漱溟往苏北建设乡村教育基地，婉拒之。是年，发表《教育的出路与社会的出路》、《我的自学小史》、《理性与宗教之相遭》等文，始撰《中国文化要义》。?
三十二年（1943年）秋，国防委员会设宪政实施协进会，邀漱溟，断然拒之。概不欲依从某党，而欲以中立地位，以保持对中国社会之话语权也。
三十三年（1944年）元月，撰《中国以什么贡献给世界呢》，云国人有以贡献与世界者，为“人生向上，伦理情谊”八字也，即世界和平亦当奠基于此焉。是年，多属意于宪政问题之研究，发表《谈中国宪政问题》、《中国到宪政之路》、《社会演进上中西殊途》等文。
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发表《中国党派问题的前途》，呼吁和平。十月，当选民盟中央常委。十二月廿四日，与彭一湖、沈钧儒、陶行知等二十八人致函国共两党，呼吁万不可诉诸武力。同月，发表《中国统一在何处求》。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元月，国共停战。十六日,民盟九名代表提出关于军事问题之提案，漱溟特于政协阐释其两大原则曰：“其一为现役军人脱离党籍，属于国家，以致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其二为大量裁减常备兵额，积极从事科学研究与工业建设，同时普及国民军训，以为现代国防之根本。”廿一日，该提案于军事组通过。次日，周恩来于政协云，昨日之通过无效，因其军人脱党为不可能也。遂推翻原提案。漱溟为之灰心，遂欲退出政治，专力学术，乃请周恩来传书与毛泽东，云己欲致力思想言论工作，远离政治，请毛谅解。毛覆云，行动与言论可得而兼，致力言论，亦不必离开政治。盖共产党欲得第三党之支援，不欲漱溟回避也。然漱溟终撰《八年努力宣告结束》，刊于《大公报》，称行动与言论不可得而兼，故须退出政治，以保持自由发表言论之权力也。然又飞赴延安，与毛及任弼时等纵论党政民主之事。五月，就任民盟秘书长。
是年七月，国民党暗杀民盟中央委员李公仆、闻一多于昆明，漱溟即于南京公开接见记者，直言其事，时为民盟秘书长也。又于二十七日，与民盟同仁请与政府共组调查团，政府不许，民盟遂自行调查。政府乃以军事演习为名，使昆明枪炮喧天；传播暗杀名单，使人人自危。民盟费孝通、潘光旦等避入美国领事馆，漱溟则公开声明道：“尔等宁有第三颗子弹乎？我正在此。”民盟遂以漱溟与周新民主持调查事宜。蒋公乃遣顾祝同往助之，阴与云南卢汉、霍揆彰等相勾结，阻挠其事。时昆明冒险提供证据者无数，美领事馆所提供之材料尤为详尽，民盟故主张组织特别法庭，使各方均可参与，亦不许。八月十五日，云南当局率已审判，惟法官与疑犯简单问答而已，终判决疑犯汤时亮、李文山死刑，行刑亦作弊良多。漱溟遂与周新民撰《李闻案调查报告书》，云：“当国共和谈完全破裂，蒋介石躲上庐山，拒见调解人，政治氛围紧张之时，所以枪杀李、闻者，概云南之民主氛围高涨，国民党疑民盟之欲夺取地方政权也。当暗杀之前，国民党已多有造谣诬陷之举，如称李公仆捐资暴动，闻一多加入苏联国籍等等，此蓄谋也。当暗杀之日，李公仆被跟踪恐吓之情详备，闻一多遇难时子弹如枪林弹雨逃无可逃，此精心策划也。现可断言，凶手即云南警备总司令部也。”
是年双十节，往上海马思南路谒周恩来，力劝其返宁重开和议，周恩来略为所动。漱溟遂于次日返宁，不意十二日晨方下火车，即闻国军攻陷张家口，不禁惊绝，凝然与记者道：“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是句遂为名句，流传天下。是日，国民党率自决定于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大。
十五日，因军事已获益，国民党遣雷震邀共产党重开会谈，遣邵力子知会漱溟等民盟人士。次日，国民党发表和谈八款办法。十九日，中共更易两条，其一为军事恢复为一月三十日停战协议生效前局面，其二为承认实行行政决议为一切政治商谈之原则。二十一日，各方代表抵京，蒋公仅见代表八分钟，遂携宋夫人视察台湾而去。
二十五日，国军攻陷安东。周恩来大怒，欲返延安，漱溟等苦劝乃止，字约日后若有变划，当优先知会云云。民盟等第三方均束手无策，惟漱溟以为当此之际，惟有撇开国共，自拟方案，然后促国共接受。皆不以为然，然漱溟拍案而怒，只好悉听由之。漱溟乃以一通宵，拟就方案三条：一为就地停战；二为由改组后之国民政府依据政协决议之和平建国纲领解决地方政权；三为依据政协决议及其程序改组政治、参加政府及组织国大。提交议论，或有人以为偏向国民党之八条，漱溟以为不然，因八条者华北之八条也，三条者全国之三条也。时共产党于东北多有获益，故亦有利。遂签发。由张君劢等递交孙科、马歇尔，梁漱溟递交周恩来。漱溟乍见周恩来，即肃然云，此最终方案也。周恩来读罢，闻道已同送孙科处，怒云：不意第三方亦如此待我。乃取昨日之约，掷于地上，云今日和平破裂，我与先生十年交情亦绝。继而泪落声嘶，漱溟等甚为惶恐，骤觉理亏。遂由李璜、黄炎培、莫德惠、罗隆基赴孙科、马歇尔处讨回文件，复交与周恩来，始释然。漱溟羞惭无已，遂辞民盟秘书长之职，退出和谈。
返重庆勉仁学校，增办专科。次年，扩建为勉仁文学院，熊东明为院长，设哲学、历史等科，研究与教学并重。漱溟为募捐甚巨。
三十八年（1949年）初，漱溟应《大公报》之邀，发表《内战的责任在谁》、《给各方朋友的信》、《敬告中国国民党》、《敬告中国共产党》，认为：内战之责任主要在国民党，故自李宗仁代总统以下，悉当下野，方可重开和谈。而共产党亦当同感歉疚，若以武力统一中国，则不复有联合与民主矣。李代总统数请漱溟东下，皆坚拒之。是年，出版《中国文化要义》。
一九五零年元月，应毛、周之邀赴北京。毛于颐年堂见之，林伯渠同往焉。毛邀之参加政府，仍坚拒之。毛于是不悦。四月起，往河南、山东、平原诸省考察。次年春，赴西南土改。次年五月，撰《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一文，上书毛主席，求留学苏联，未准。又请办文化研究所，亦未准。
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于政协十九次扩大会议发言，论工农差距，比工人于九天，而农民于九地。李济深等附议。次日，毛泽东驳论，以重工业为大仁政，重农为小仁政，以漱溟为破坏工农联盟者。十三日，与毛争执于怀仁堂，不欢而散。十六日，与会复述己见，并云己非为破坏云耳。次日，周恩来与会左证漱溟之曾拥护蒋介石，即当年马思南路之旧事也。毛泽东遂落井下石，以漱溟为反动。十八日，复与会发言，愤争己见，云欲考验共产党与毛泽东之度量也。毛故作慷慨云：“梁漱溟是野心家、伪君子，与其难以沟通，然我等仍不欲与之绝交，仍将以其为政协委员。因其可以充当活教材也。”?遂与毛当众冲突，满堂侧目。陈枢铭起而圆场，亦无济于事。毛甚无奈，乃赐漱溟十分钟发言，漱溟不肯，必欲得一完整发言时间也。会场大哗，乃投票表决，惟毛等数人许之。遂不得发言。从此与毛不复相见。
是年起，举国批判梁漱溟。然因毛有言在先，故仍为政协委员不辍。一九五五年，中国科学院举行批判会，院长郭沫若云：解放前于上海某次会议，曾与漱溟邻座，彼以肘击己，阻己发言。今日漱溟如此反动，当严加镇压。云云。是年，漱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统一。其后数年，惟调研各地，通读马列而已。
一九六六年，政协停辍。八月二十四日，红卫兵抄家，古玩字画等尽付一炬，纵外借之《辞源》、《辞海》亦不能免，以有负借约，故伤心不已。时红卫兵睹其堂屋有电话，遂设总司令部于此，漱溟与家人促居南舍。夜不能寐，遂挑灯而作《儒佛异同论》、《东方学术概观》。不久，红卫兵串联而去，街道干部继之迁入堂屋。又撰《人心与人生》，为红卫兵抄走，乃致信毛主席云：“若此稿毁却，我生于斯世何益，云云。”不久退还。九月，往太平湖吊唁老舍，为吊唁者第一人也。
一九七零年，政协恢复政治学习，讨论宪草，然人才凋零，仅漱溟与杜聿明、宋希濂、范汉生、傅杰等十八人与会焉。漱溟睹宪草中有林彪为接班人、不设国家主席等款，乃忿而反驳，拒不附议。中央以之为一贯反动，不足为怪,竟未加罪。
一九七三年，撰《中国——理性之国》一文，学生李渊庭等以为有谄媚之嫌。于批林批孔，漱溟亦狐疑而未言，孰料天下不许之不言也。内于十二月十四日于政协自表苦衷，然众人不许其沉默，遂退而准备专门讲稿。江青乃于首都体育馆当众云梁漱溟何许人也，以威吓之。次年二月二十二日，漱溟泰然于政协演讲《今天我们如何评价孔子》，以唯物史论分剖之也。又指林彪非人，断不可与孔子并列。且颇为刘少奇、彭德怀不平。于是复遭批判，历时七月余，凡百余次。然众人咸以漱溟已服膺遂询其感受时，竟慨然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一九七五年，《人心与人生》完稿，毕生总结之巨著也。其论云：“宗教之真惟一见于古印度早熟之佛教之内，将大行其道于共产主义末期。”其思想亦由儒归佛也。一九七八年二月，于五届政协当选常委，呼吁完全否定文革，此举亦为中国第一人也。
一九七九年，夫人陈淑芬病逝。越数年，重造杏坛，授国学诸科，并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一九八五年，撰《我的努力与反省》一书。
一九八八年四月，赴良乡祖坟扫墓，有感风寒，经日愈重，确诊为尿毒症，于六月廿三日病逝于北京，享年九十有六。其学有朱谦之、陈亚三、黄艮庸、徐名鸿、叶石荪、王平叔、李渊庭等继之传之。
忆梁、毛延安之辩，于我辈有启发焉。漱溟与毛，皆具以农村包围城市之战略眼光。而梁之农村包围城市者，文化之包围也，出于儒家之性善论，而有乡村建设之实；毛之农村包围城市者，军事之包围也，出于西方之性恶论，而标以暴易暴之名。然当时之中国农民，多暴民也。故漱溟欲行圣人之教，柔化乡民，非徒其睥睨暴民，亦将为暴民所不容也。然毛行阶级斗争，纵容暴民，非徒能一扫六合，抑且有文化革命之祸也，虽云已止，然天下诚信已亡矣。遂令今古风犹存之地，一旦凿空，则大德顿去。古道沦丧，未有今日者也。向使漱溟之学大行，天下何至于斯？此梁、毛反目之必然性也。而梁、毛虽同年，而于北京初晤之日，毛不过一图书馆勤杂工，梁已为教授，且与毛之泰岳同侪，故今后数十年内，梁始终有为师长之优越感，而毛始终有为后生之忿忿然也。此梁、毛反目之偶然性也。?
赞曰：有佛为命，有儒为证。有项强铮，乃得其性。有气浩盈，乃得不病。与彼抗衡，乃得云圣。?
※ 金汉鼎传
金汉鼎者，字铸九，云南江川县下海浒庄贫家子也。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家中第六子，母伏氏早亡。父倾举家之力供其入私塾。宣统元年九月，考入云南讲武堂，与朱德、唐淮源等俱为丙班一队，入同盟会，相交甚笃。
辛亥重九起义，与同学少年俱参与焉。历为临安县驻军少尉排长、连长。民国四年（1915年）护国兴师，从蔡锷之第一军征川，为第一梯团二支队二营五连连长。次年，因战功擢营长。横江一役，左胯中弹，乃取牺牲者绑腿包扎，奋勇再战。二月，于纳溪之朝阳观破张敬尧之骑兵第七团，袭吴新田部，歼敌百廿余，获枪弹甚众。蔡锷甚嘉许之。
是年七月，川军围滇军于眉山。遂以朱德为前锋，汉鼎为后卫，迅捷突破，渡岷江，驻荣县。次年七月，为靖国军第二军第四混成旅旅长，屡战川军克捷，与朱德、耿金锺、项铣并称四大金刚，名震川南。九年（1920年）秋，随顾品珍入昆明，为迤南剿匪指挥官，率唐淮源等驻通海。次年八月，顾品珍欲从孙文北伐，专事戎伍，遂命汉鼎代滇军总司令，辞不就。持孙总统特任状敦请，方赴昆明，驻五华山皇华馆。次年一月十六日，代总司令职。二月二十八日，代云南省长。时杨蓁不服，品珍乃密与汉鼎羁押之，杨部哗变。时唐继尧反攻昆明，乘此疏隙，竟一鼓而定。顾品珍自杀，汉鼎偕朱德、刘云峰、项泽光、唐淮源、张子贞等奔川南，数遇匪寇，众几散尽。四月，抵重庆，川督刘湘、重庆警备司令杨森厚待之，欲以朱德为师长，汉鼎为旅长，唐淮源为团长，三人皆厌却军阀之事，固婉拒之。六月，川军内讧，汉鼎与朱、唐等离渝赴沪，客孟渊旅社，未几移居苏州虎丘李鸿章祠。
十一年（1922年）六月，孙文赴沪，汉鼎与朱、唐谒之于法租界，孙文遣汉鼎赴广西犒朱培德军，朱德赴欧洲留学军事，汉鼎多与朱德资助也。朱培德部者，皆护国军第二军李烈钧余部，多云南子弟。朱闻汉鼎将来，与杨如轩等欲奉之为滇军总司令。未几，顾品珍旧部亦退至柳州，张开儒等欲从孙文北伐，余者多不回应，开儒遂被解职，杨希闵继为总指挥，亦虚席以待汉鼎。时汉鼎与朱培德等饷款用匮，遂难赴柳州。继之，杨希闵回应孙文，誓师于蒙江，东进讨陈，攻入广州。次年二月，汉鼎随朱培德至广州。时杨希闵已无让贤之意，汉鼎遂避居香港。
十五年（1926年）七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汉鼎赴赣州投朱培德之第三军。得朱资助，赴湘黔间招兵，得马锟、肖泽洲部暨游勇共两千余。率至赣南，受编为独立第十六师，汉鼎为师长，从朱培德战孙传芳，历破郑俊彦、邓如琢、谢鸿勋部，克南昌。蒋公甚嘉许之。次年，扩编为第九军，汉鼎为军长兼赣北警备司令，驻九江，辖杨如轩之二十七师、韦杵之二十八师、周志群之二十九师。
次年八月，共产党贺龙、朱德、叶挺等于南昌起事，歼肖泽洲之八十一团、卢泽民之八十二团、张朝振之警卫团，占省府，旋撤离南昌，过第九军驻地，汉鼎不予阻截。未几，第九军易为第三十一军，汉鼎仍为军长。
是年十一月，杨如轩、韦杵部随王均于江西剿共，汉鼎率余者赴津浦路北伐。又合原驻江西之第五路军九团一万两千人为总预备军，汉鼎为总指挥。次年十月，国民政府整编军队，为第三军第十二师师长，唐淮源为副，辖韦杵之三十四旅，张友曾之三十五旅，周志群之三十六旅，驻江西吉安。随后蒋桂、蒋冯、蒋冯阎混战，汉鼎咸参与焉。继之，任湘、闽、赣三省剿共副总指挥，率三十四、三十六旅于汀州、上杭剿共。
廿一年（1932年）夏，汉鼎报请朱培德，欲以第七十团团长周体仁代张友曾之三十五旅长职。张遂阴使第六十九团团长肖希贤发难，于海州鼓动官兵示威，声讨汉鼎。朱培德乃承蒋公意旨，贬汉鼎为三十五旅旅长，以曾万锺代之；周体仁调军事参议院，以陈传文代之；肖希贤送日本留学。
初，汉鼎知张友曾为蒋公耳目，如芒刺在背，故欲图之。因周体仁纯良，故以代之。肖希贤饶有战功，然嗜赌衰德，闻此嫉妒，乃生策变之心。孰料蒋公黄雀在后，此之谓海州事件。未几，蒋公以剿共不力凋汉鼎为中央军事参议院高级参议员，军衔升一阶，为上将。
廿三年（1934年）年，任全国禁烟委员会主任，赴云、贵各省督察禁烟事宜。尝闲居昆明之翠湖，龙云甚警惕之。乃创办江华私立铸民中学，多延名宿，疏离政事，今江川一中之前身也。抗战间，曾为军事委员会军风纪巡察团主任，总第三、第四战区的军纪纠察。
一九五零年，中共遣陈庚、宋任穷赴昆明请汉鼎北上，遂赴北京，朱德数与欢晤。一九五四年，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兼北京市政协委员。一九六七年因肠癌于北京逝世，享年七十有七。骨灰存放八宝山公墓。?
※ 刺客传
史文纬，字经如，改坚如，广东番禺富家子，史可法之苗裔也。祖澄，为翰林院编修，父早丧。生于光绪五年（1879年），幼好经史，亦读新书，入美国人之格致书院，嗜好化学，潜浸革命。二十五年（1899年）于香港识陈少白、杨衢云，入兴中会。是年冬，坚如奉孙文之命赴香港，与三合会、哥老会共组兴汉会，又与陈少白创《中国日报》为革命倡。次年七月十七日，孙文赴港，商略起义。遣郑士良赴惠州，起事之后攻福建；坚如与邓荫南赴广州，以牵制清军，并为刺杀之事也。
坚如乃与兄古愚变卖家产，以为经费，复结交旗人、会党、绿林，以为策应。定于七月某日起事，然军械未至，故延迟也。遑料郑士良于惠州仓促起事，鏖战多日，渐不能支，坚如乃决心提前行刺杀之事。
坚如先买屋宅于总督衙门之后楼房街，测知粤督德寿卧室所在，乃密挖隧道直贯其下，置炸药焉。十月二十七日，坚如等点燃引线，旋撤至江轮。然久不闻爆炸之声，乃令同志撤离，孤身返还，缘是引线受潮矣。乃侯至次日凌晨，复为引爆，房舍倾颓，然德寿仅震落床下。次日，因叔父告密，捕坚如于码头。
夫坚如之遭逮也，一口承担，略无惧色，招供则伪指达官贵人，特为辛辣滑稽。酷刑相加，固蔑如也。十一月九日就义于天字码头。世人皆以其为金刚怒目，实则温柔文静，如好女子然。
万福华者，字绍武，合肥人也。同治元年（1862年）生，幼以家贫，赴南京学医，曾为学徒。长而为滦州铁路筹办分局总办，凡十余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管理福建盐局。二十九年（1903年），沙俄侵华，国事日非，乃慨然去职赴沪，为救国计，熏陶革命焉。
三十年（1904年）八月，户部侍郎铁良南巡，福华乃与章士钊、俞大莼、易本羲赴南京下关刺之。时有李茂桢者，两江总督李兴锐长孙也，与章士钊友善，多与革命之资。今忽闻刺杀之事，急谏士钊云：若负治安责任，则总督以耄耋之年必遭撤查，南京之革命环境遂为破坏焉。辩论一夜，遂为搁置。
是时，广西巡抚王之春游历上海，倡卖国言论，请割东三省与俄国。福华等遂赴上海，与刘光汉、林獬、张继谋刺之，以王旧交吴葆初之名邀王赴英界四马路之金谷香菜馆。福华持张继之手枪，潜伏于二楼刺之，然未谙射击之法，遂被逮，王亦无恙。
士钊于次日探监，亦被拘，且因此形露张继等十一人。幸狱中有华人书记员，诈将名册作菜谱丢弃。不日审讯，判福华十年有期徒刑，其余人等因无证据获释。民国肇立，为国会议员，其后湮没不闻。
王汉者，又名潮，字怒涛，湖北圻水人也。光绪九年（1883年）生。二十七年（1901年），与何自新、熊十力等游溯江汉，寻同道以反清。语见熊十力传。三十年（1904年），新婚始月余，即留诗而去，与胡瑛追杀户部侍郎铁良，诗云：“若使断头成永诀，愿卿含笑贺孤魂。”铁良方由开封赴彰德，王等于彼侯之。不数日，胡瑛惭怯而遁，汉叹曰：“平日高谈革命，一旦临事，则畏死。”乃孤身赴车站刺杀，然不习射击之术，连发不中，疾遁归馆驿，遗书数行，投井而死。
吴樾者，字梦霞，又字孟侠，桐城名家子也。光绪四年（1878年）生，屡应童子试不第，尤好古文辞，每读明史，则朗诵长吟，唏嘘不已。于庚子年入沪，次年赴保定，供职县差。又次年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欲得出身而派教习，故寡言论而乏交游。然终先望立宪，更趋革命焉。是年万福华于沪上狙杀王之春，樾甚鼓舞，引为壮举，遂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冬，由赵声、杨笃生等荐入北方暗杀团。蔡元培友之。尝撰《暗杀时代》万言，云欲刺杀慈禧、铁良，未得时也。次年，清廷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使西，遂属意于斯。乃密备短枪炸弹，遗书未婚妻，云：“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扬汤止沸，抱薪救火。愿子为罗兰夫人，他年与吾并立铜像。云云”。欲慷慨赴死也。
时陈独秀方弱冠，与争使命，至扭打匍匐，互不相让。樾云遂云：“余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陈答曰：“自是前者易而后者难。”云乃对曰：“如此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遂作杵臼程婴之别。
是年八月廿六，五大臣于天津放洋，樾饰为仆从登车，置撞针式炸弹于怀中，同志张榕为接应也。是时比肩继踵，尚苦无机，遑料两节车厢撞挂颠簸，炸弹爆于怀中，樾下身成醢矣，须臾死。载泽、绍英、伍廷芳轻伤，徐世昌、绍英惧而辞赴，使节缓行也。张榕旋毁器易名遁去，不久遭执，狱吏感其侠义，与之俱亡，全非秦舞阳也。
吴樾既死，清廷以药水浸尸，陈列广场，终无应也。遂草葬之。至革命成功，其名始炽，迁遗骨于安庆之平头山。而功既不成，铜像亦竟未立。
徐锡麟者，字伯荪，浙江山阴东浦人也。父徐梅生，经营商业，饶有资产。锡麟以欲光汉室，别号光汉子，曾赋出塞诗云：“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同治十二年（1873年）生，幼好天文、地舆、算术，尝制绍兴府地形图。光绪十九年（1893年），中秀才，二十九年（1903年），游历日本，识陶成章、龚宝铨、钮永建等。回国后，与宗能述、王子余创越郡公学，应乡试录副榜。次年由蔡元培、陶成章介绍入光复会，又创东浦热诚学堂，教习体操。又次年，游历浙江以邀同党，引秋瑾入光复会；更与陶成章创绍兴大通学堂，弟子咸光复会员也。遂以军训为名，广积军火；又设体育会，募壮士习射击之术。谋举事也。三十一年（1905年），偕妻王振汉，与陈伯平、马宗汉等赴日本，欲学军事，然因高度近视，未成。次年回国，游历京师、东北。是年冬，捐资道员，为安徽陆军小学会办，次年迁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巡抚恩铭甚爱之。
三十三年（1907年）春，返浙与秋瑾、王子余等谋，欲七月于皖、浙举事。党人叶仰高叛变，供称有党人混入安徽官府，然不知真姓名也。恩铭遂招锡麟计议。锡麟镇定自若，虚为委蛇，退而起草《光复军文告》，泣言“强邻日逼，不可终日”云云，决意提前举事。
七月六日，安徽巡警学堂甲班举行毕业典礼，恩铭莅临焉。九时许，锡麟呈毕业学生名册，并高声汇报云：“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此举事之暗语也。恩铭诧异曰：“徐会办何以知之？”话音甫落，陈伯平已跨前一步，掷弹于恩铭座前，然未爆炸。锡麟诒曰：“大帅勿惊，我定擒之。”俄而于靴筒中拔双手枪，射击恩铭，陈伯平、马宗汉亦然。恩铭身中七弹，为部下所救，陈伯平追补一枪，中要害。不久恩铭死。锡麟乃率三十学生攻占军械所，两时辰后不支，陈伯平等战死，锡麟与马宗汉被执。安庆之义遂败。
当日，藩台冯煦、臬司毓朗、抚幕张次山会审锡麟。冯煦斥云：“恩铭为尔恩师，擢拔荣与，事事相依，同于手足，尔竟忍如此，问尔可有心肝？”锡麟答曰：“恩铭与我者私惠而已，然其剿杀革命不遗余力，我杀之，是惩天下之公愤也。”堂上又云：“尔可知罪，明日当以尔心肝致祭。”?锡麟竟仰天大笑曰：“快哉！可见恩铭已死。我志既偿，粉身碎骨不惜，况一具心肝乎？”
当夜，就义于抚署东辕门外，当众直书，谓“蓄志排满已十余年矣，今日始达目的”，遂剖腹剜心而死，府兵竞烹食之。年止三十有五。民国元年，浙府迎葬于孤山之南，陈伯平、马宗汉与比邻焉。
安重根者，朝鲜黄海南道海州人也。高宗十六年(1979年)生，青年时研习军事，后变卖家产以购武器，组织“乡军会”，秘密训练焉。一九零七年八月，发起义兵运动，谋刺伊藤博文。未成，流亡俄国之滨海省，组织“断指同盟”。一九零九年六月，率义兵挺进朝鲜北境。时闻伊藤博文往哈尔滨与俄国谈判，乃由伯力赴哈行刺。十月二十六日，伊藤到站，下车检阅仪仗队后，步出站台，重根乃举枪刺之，中三枪：一枪中右腕三角筋处，一枪经肋骨入直肠，一枪中小指。因子弹皆锉去尖端，琢磨为十字状，故杀伤力尤大。重根高呼：“朝鲜独立万岁。”从容就捕于俄警。伊藤博文闻刺客乃朝鲜人，尤大骂“混帐东西”。须臾死。俄移交重根与日方，囚于旅顺监狱，于狱内张贴“第一江山”字幅。不日受审，列举伊藤十五项大罪。次年三月廿六日就义，尤正民族衣冠也。八月廿二日，日本卒以此籍口，强签《日韩合并条约》。十月一日，改统监府为总督府，李朝遂亡。?
汪兆铭者，字季新，号精卫，绍兴人也。有传。兆铭本不赞同刺杀之事，尝云：“革命者何等事业，乃欲刺杀一二宵小而唾手得之？直小人之见而已。”然光绪宣统之间，党人举事多为剿灭，同志牺牲，报纸封禁，同盟分裂，兆铭遂欲杀敌酋而振人心。宣统元年（1909年）初，赴日本与黄复生、喻云纪、黎仲实、陈璧君、方君瑛、曾醒等组暗杀团，筹款项，买炸药，学爆炸也。孙文劝阻之，兆铭慷慨致书云：“盖此时团体溃裂已甚，维持之法，非口舌所能弥缝，非手段可以挽回，欲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惟直接激烈之行为可也。”
初，兆铭等欲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后又欲刺直隶总督端方，均未成，遂转思于京师根本之地发难。是年十月，黄复生先赴京绸缪。年底，兆铭等俱潜入京城，诈开办守真照相馆，以为掩护。兆铭致书胡汉民云：“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初欲刺军机大臣奕劻，然其戒备森严，故废之。不久，闻贝勒载涛、载洵赴欧考察归来，兆铭与黄复生赶赴火车站行刺，然天黑人挤，又不得下手。遂决心刺杀摄政王载沣，擒贼擒王也。
乃由黄复生、喻云纪制一大型炸弹，于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二日，赴摄政王上朝必经之小石桥下埋设，不料敷设电线时为巡警所觉。遂暴露。当夜于东北园密议，乃由喻云纪赴东京重购炸药，黎仲实、陈璧君赴南洋筹款，兆铭与黄复生留京。次日，黄复生与喻云纪复往小石桥探看，被暗探跟踪，照相馆遂为暴露。六日上午，捕兆铭、黄复生、罗世勋。
时内城巡警总厅丞章宗祥负责审讯，兆铭与黄复生争相承揽其责。兆铭更有供词云：“今虽称立宪，而其目的在于巩固君主之大权。如此立宪，不过醉虚名而忘实祸，其罪实通于天。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民政部尚书善耆读之，为太息而拍案，加之幕僚程家柽特为周旋，竟免死罪。民国肇始，兆铭与复生、世勋俱被释。程家柽者，同盟会员也。
夫兆铭之在狱也，欲慷慨赴凌迟，略无顾惜，又题壁数章，如“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者，可与文山、玉樊同证，诚千古之秀也。
温生才者，字练生，广东嘉应州人，红花岗四烈士之一也。同治九年（1871年）生，幼年丧父，凡三十年内，每于南洋为矿工，间或反国为步卒耳。刚强武功，于斯而就。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闻孙文演讲，入同盟会，参与创广益学堂。宣统二年（1910年），与李佐汉组暗杀团，尝致书同志云：“恨火焚心，时刻不能奈。自从徐、汪二君事失败后，继起无人。弟思步二君后尘，因手无寸铁，亦无鬼炮，莫奈何，暂忍。能得手有鬼炮时，一定有好戏看。弟心已决，死之日即生之年，从此永别矣。望君尽力进行，达目的而后止，勿学我温某有头无尾也。”鬼炮者，手枪也。
次年四月八日，冯如于广州作飞机表演，署理将军孚琦往观之，继而往农林试验场巡察旗地。生才乃拨开卫队，直入轿前，从容举枪刺毙之，警卫怖散。有巡警名郑家森者，尾随生才至永胜街，呼群警擒之。
夫温生才之遭逮也，从容谈笑，可资刺客之史论。云其同党“十八省皆有，以广东为最多”，“遍地皆是，惟伊额头无字，故不能识。”又云“以我一人，手枪一支，便吓杀数十旗兵，如入无人之境，可见官兵无用，将来对待外人，必不可靠。”总督张鸣岐难之曰：“一将军死，一将军来，于事何济？”对曰：“杀一孚琦，固然无济于事，但借此以为天下倡，而且尚可以杀一儆百。”清末之政，刺客之政也，于广州见甚明焉，庙堂之上者遂了无生趣也，故不如退而为富家翁。生才乃遍受诸刑，七日后，押斩于东郊刑场，年四十二。十一月广州光复，葬于红花岗，戮郑家森为祭。民国廿二年（1933年），林直勉为勒石云：“古所谓游侠者，其志行固堪钦重，然只慷慨急人之难，夫奚与于国运，若夫舍生命，除国贼，以促成革命大业，方游侠者之所为，倜乎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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