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吏·郡吏·县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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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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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在走马楼吴简[1]出土之前，就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唐长孺先生对“吏”身份的演变及“吏役”进行了深刻的阐述[2]，为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此前后，李文澜、曹文柱、高敏、汪征鲁等人也曾撰文，对“吏”进行了探讨[3]。走马楼吴简出版后，与“吏”有关的大量信息得到披露，再次引起学界对“吏”的研究兴趣。高敏、王素、汪小煊、黎虎等以吴简为基础，着文对“吏籍”、“吏户”、“吏役”及“吏”身份的演变进行探讨[4]，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吏”的认识。本文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吏的主要组成部分州吏、郡吏、县吏进行论述，探讨其来源、性质及服役情况，其它类型的“吏”如军吏等暂置不论。由于资料的局限性，有些地方还难以做明确的解释，只能进行推测，所论是否得当，尚请同行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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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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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郡、县属吏有“长吏”、“少吏”之别，百石以上为“长吏”，百石以下为“少吏”。“少吏”职役虽贱，但可以上升为“长吏”，二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只是到了汉末魏初，“少吏”的身份才逐渐固定下来，成为世所习知的贱吏[5]。可以说，“少吏”是贱吏的前身。但是，贱吏身份一旦形成，其来源就不仅局限于“少吏”。我在《走马楼吴简中的“真吏”与“给吏”》一文中，曾推测“给州吏”、“给郡吏”、“给县吏”等各种“给吏”可以成为具有身份性的“真吏”[6]。如将走马楼吴简中的《吏民田家莂》和《竹简（壹）》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较为清楚的说明。下面将《吏民田家莂》和《竹简（壹）》中与此问题有关的材料列举如下：

4·21：下伍丘县吏张惕，田廿五町，凡五十七亩。

5·800：新唐丘县吏张惕，佃田八町，凡五十八亩百六十步，皆二年常限。

简10182：吉阳里户人公乘张惕(？)年廿八筭一给县吏。

  

4·250：伻丘县吏松棐，田卌，凡一顷卌亩。

5·345：武龙丘县吏松棐，佃田卌八町，凡一顷卅三亩二百廿步，皆二年常限。

简10080：高迁里户人公乘松棐年卅四筭一给县吏。

  

4·262：伻丘县吏张乔，田卅町，凡一顷卅亩。

5·337：伻丘县吏张囗[7]，佃田廿九町，凡卌亩五十步，皆二年常限。

简10412：高迁里户人公乘张乔年卅筭一给县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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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1：石下丘县吏谢达，佃田六町，凡十二亩一百卌步，皆二年常限。

简7777：宜阳里户人公乘谢达年廿六筭一给县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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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惕、松棐、张乔、谢达四人中，可能存在同名者，但将其全部视作同名，似乎也不合情理。特别是松棐和张乔，在“吏民簿”中，二人同出高迁里，同为“给县吏”，而在《田家莂》中，又都出现了与二人同名的县吏，这种巧合不能说没有，但概率不大，将其视作同一人，应该没有太大问题[8]。高迁里、吉阳里、宜阳里“吏民簿”制作于何时，竹简无载，但乐乡、南乡、小武陵乡“吏民簿”均在嘉禾四年制成：简8482：集凡乐乡领嘉禾四年吏民合一百七十三户口食七百九十五人；简9088：南乡谨列嘉禾四年吏民户数(？)口食人名年纪簿；简10153：/小武陵乡□嘉禾四年吏民人名妻子年纪簿。上述四里属何乡不能确定，但其“吏民簿”也应制定于嘉禾四年。张惕、松棐、张乔在“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中，上缴米、布、钱的时间分别在11月和12月，已经到了年底。正常情况下，“吏民簿”的制作应早于他们上缴米、钱、布的时间[9]。也就是说，他们的“给县吏”身份在前，“县吏”身份在后，这意味着他们从“给县吏”变成了“县吏”[10]。

迄今为止，吴简中既未见到“给县吏”转化为“郡吏”、“州吏”的例子，也未见到“给郡吏”、“给州吏”转化为“郡吏”、“州吏”的例子，其中原因不得而知。或者因为“郡吏”、“州吏”层次较高，不能直接从“给吏”转化而来。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给县吏”可以转变成“县吏”，那幺，“给郡吏”、“给州吏”又向何方向转变呢？当然，这种现象也可能与竹简出版数量有关，随着新竹简的陆续公布，也许会出现“给郡吏”、“给州吏”转化为“吏”的例子。

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共有八户县吏，分别是：张惕、松棐、张乔、郑黑（四·四○三）、周岑（四·九七）、谢难（四·二六六）、陈雅（四·三一六）、黄某（四·三六四）。前三户由“给县吏”转变而来，已如上述。郑黑如果就是吴简中那个频繁以“仓吏”或“三州仓吏”身份出现的郑黑，那幺早在嘉禾二年他就是县吏了。剩余四人，简牍中没有与其同名者，很难推定其来源。能确定来源的前三个县吏均出自于“给县吏”，剩余四人来自于“给县吏”的可能性也很大。即使排除这四人，嘉禾四年的“县吏”来自于“给县吏”者仍占很大比重。也许在嘉禾四年建立“吏民簿”时，政府乘机将大量的“给县吏”调整为“县吏”，因此“给县吏”构成了“县吏”的重要来源。认识到“县吏”由“给县吏”转化而来，并非毫无意义。“给吏”只是在官府中临时服吏役，他们的身份并不是吏，而是普通百姓[11]。东汉的贱吏由“小吏”构成，南朝的贱吏主要来自于普通百姓[12]，而孙吴时期具有普通百姓身份的“给县吏”演变为“县吏”，则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贱吏的来源由“小吏”向普通百姓转变的中间环节。大量“给吏”转变为“县吏”，使“吏”数量的急剧膨胀成为可能，也预示着“吏”地位的进一步下降。可以说，孙吴嘉禾年间是“吏”地位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大胆一点说，嘉禾四年可能是一条重要的分界线。

《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田家有“州吏”、“郡吏”、“县吏”等各种吏，但却未见“真吏”。我曾据此对“真吏”与“州吏”、“郡吏”、“县吏”的关系做出推测，认为“真吏”是后三者的总称，后三者则是具体性的名称[13]。仔细查阅木牍与竹简，基本可以认定“州吏”、“郡吏”是“真吏”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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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4·314：桐唐丘州吏徐熙，佃田三町，凡卅六亩。

简9085：宜阳里户人公乘徐熙年卌四真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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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熙在竹简中的身份是“真吏”，而在木牍中的徐熙则是“州吏”。同一人名在木牍、竹简中出现的情况比较常见，仅据上述一例，就判定两个徐熙是同一人，未免有武断之嫌。但竹简中宜阳里的“真吏”，在木牍中又以“州吏”、“郡吏”身份出现的，不止徐熙一例，尚有下列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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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4·461：横浭丘州吏黄阿，佃田五町，凡七十九亩。

简9360：宜阳里户人公乘黄阿年八十一真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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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5·791：新成丘州吏陈颜，租田卌亩。

简9156：宜阳里户人公乘陈颜年五十六真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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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4·509：□丘州吏桓彝，佃田五町，凡六十五亩。

简9143：宜阳里户人公乘桓彝年卅五真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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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4·569：□□郡吏黄高，佃田五町，凡五十七亩，皆二年常限。

简9146：宜阳里户人公乘黄高年廿五??真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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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5·591：逢唐丘郡吏刘温，佃田九十六亩。

简9142：宜阳里户人公乘刘温年卅三真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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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阿、陈颜、桓彝、黄高、刘温同出宜阳里，均为“真吏”，在木牍中，他们重又出现，其身份又都具有“吏”名，或为州吏，或为郡吏。如果全系同名，未免过于巧合。因此，认定他们是同一人可能更为符合实际。这说明，“真吏”至少包括了“州吏”与“郡吏”。至于“县吏”，尚未发现其是“真吏”的具体例子。

与《嘉禾吏民田家莂》有州、郡、县吏，未见“真吏”的情况相反，竹简中的“吏民簿”则是有“真吏”，无州、郡、县吏。两相对比，似乎更可以说明州、郡、县吏就是“真吏”。《吏民田家莂》是田家纳税的券书，田家身份不同，纳税标准有异。同为“真吏”，“州吏”与“郡吏”、“县吏”相比，就受到了政府的优待[14]。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对田家的身份进行细致性的区分，而不能笼统地记为“真吏”。而“吏民簿”只是对吏民户口的登记，其与纳税标准并无密切关系，因此，凡为“州吏”、“郡吏”、“县吏”者，只须标明其是“真吏”，将其与普通百姓区别开来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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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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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州、郡、县吏与给吏、真吏关系的初略探讨，已体现出孙吴时期吏地位的逐渐下降。?而他们对政府交纳租税状况的变化，也大致反映着相似的现象。

在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中，田家耕种二年常限熟田时，向政府缴纳的租税有“税米”、“租米”之别，前者为郡吏、县吏、军吏、郡卒及百姓所缴纳，亩收税米一斛二斗，后者系州吏所缴纳，亩收租米五斗八升六合，较之郡吏、县吏，州吏显然享有很大的优惠。但到了嘉禾五年，州吏所缴基本改称“税米”，而且除个别州吏仍在享受嘉禾四年的优惠外（如简5·702、、5·791），其耕种的二年常限熟田也变成了亩收一斛二斗，也就是说，到嘉禾五年，州吏在缴纳租税方面享受的优惠基本被取消。这一变化表明州吏在“诸吏”中的特殊地位已发生变化，州吏有与郡吏、县吏趋同化的倾向[15]。

事实上，州吏耕种的二年常限熟田由“租田”改称“税田”，缴纳的租税由“租米”改称“税米”[16]，在郡、县吏身上同样发生过，只不过在时间上较州吏为早。先让我们看一下竹简中租米的缴纳情况：

简2869：入□乡嘉禾二年租米八斛就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