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中的政府角色与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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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学智?


晚清年间曾有个叫杨格非的西方传教士，在传教活动中受到人们极大的冷遇。他在给教会的报告中痛苦地写到：“中国人似乎是我所见到和了解到的最漠不关心、最冷淡、最无情、最不要宗教的民族”。[1]的确，甚至一些中国学者和海外汉学家也认为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浓重的宗教情结，然而他们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承认中国民间信仰的繁荣和兴盛，这种繁盛包括中国独特的祭祀仪式和纷繁的民间宗教及由此而演化的民间习俗。让我们先看几个相关案例：冼夫人信仰历史悠久。千百年来人们出于对她的敬仰和崇拜在各地修庙建祠，用作奉祀，甚至影响到雷洲半岛和海南一带，仅高州境内就有200多座。[2]据报道：“今年春节除夕晚，福州涌泉寺和西禅寺门口停放了三百多辆汽车，大部分是公车。午夜后记者在鼓山公路上，借助汽车灯光，历数迎面下山的汽车，大多是挂省直机关牌号的公车和福州市车辆牌照的。这些人是新年钟声敲过，抢烧完头炷香打道回府的。他们乘做公车抢烧新年头一炷香，为的是祈求来年升官发财”。[3]2004年春节前后到北京白云观摸石猴者更是人流涌动，险些酿成人命。在我国诸如对妈祖、关公、财神等人神的信仰更是不胜枚举。在如此繁盛的民间信仰中政府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定位自己或者说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很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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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信仰的特点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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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信仰是一种为中、下层民众所信奉的具有明显民族、地域和民俗特色而又区别与正统宗教的信仰形式，是最具有中国乡土特色的信仰现象，它带有某种深刻的历史、民族、文化和政治渊源，并影响着我国社会特别是乡村下层社会民众的各个方面。我国民间信仰有其显著特点：第一，群众性。历史上由于正统宗教繁文缛节，有太多的禁忌和约束，很难适应农民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要经常忙于生计，同时信仰教义本身与他们的功利实用心态有相当的距离，所以正统宗教对下层民众缺乏强大的吸引力。而民间信仰的简单信仰仪式和积极入世的精神却恰好迎合了下层民众的需求，满足了对物质利益和美好未来的向往和渴求，故而有很强的群众基础。第二，原始性。民间信仰没有健全的组织系统和严密的信仰体系，崇拜很宽泛，无论山川日月还是圣人先哲，全都根据需要加以祭祀，同时在祭祀时间上也有很大的随意性，没有组织机构的严格约束制约，如同很多地方人们只有在想要生孩子的时候才会想起祭拜送子观音一样。此外，有些民间信仰还表现出浓厚的滞后性，即远远落后与当前社会的发展。比如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靠巫术治病依然盛行，而且也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危害。第三，功利性。以祖先崇拜为核心兼及其它诸神崇拜的民间信仰突现出很强的“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倾向，它包括精神层面上的慰藉功能和行为层次上的实用功能。诸如历史上有很多秘密教门通过宣扬入教后可以治病、避劫以及得福的思想，吸引了很多民众的加入。第四，民族性和地域性。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是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生活密不可分的，民间信仰亦是如此。由于不同民族往往有各自的聚居区和本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因此逐渐形成颇有民族特色的民间信仰。比如盘瓠崇拜以及与此相关的民间信仰只是在畲族中存在和流行。民间信仰中的地域性也很明显，像妈祖崇拜主要是在东南沿海最为盛行。第五，国际性。我国东南沿海一带与港澳台的民间信仰（如妈祖信仰）与东南亚许多国家都有渊源关系，成为加强彼此沟通联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大批国人移居欧美，民间信仰也随之而去。如在纽约关帝、观音和泰山神就很受当地华人、华侨的崇拜。
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民间信仰都有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它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使得人们在终年辛苦的劳作中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同时，民间信仰所宣扬的某些道德观念有一定的社会伦理价值，包括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重要的道德教化功能。比如很多地方崇拜地方神，而这些神一般都是匡扶正义、乐于助人的凡人转化而来，对他们的祭祀和宣扬也是对现世人的熏陶、教育，可以培养人们良好的思想品质，有助于自我约束不良行为。其次，民间信仰的活动仪式具有地区认同、社会整和的功能，有利于特定社区的内外团结和向心力、凝聚力的增强。社会学家王铭铭认为：“祖先崇拜和区域崇拜与地方的社会组织相对称，并服务于社区的内部团结与外部联系”。“从地方社会的层面看，民间宗教仪式在现代化进程中可能起着：（1）联络地方社会关系；（2）操演社会竞争的作用。进一步说，民间宗教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延续，不是‘落后’的现象，而是与民间商业精神的兴起有关”。?[4]在现代社会中民间信仰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发挥着加强社会团结、扩大对外联系、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最后，在现代社会中，民间信仰还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艺术价值。据《北京青年报》统计：北京一次庙会的商品交易额可达千万元以上，一个摊位的租金就是上万元。[5]同时，庙会也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此外，民间信仰也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信仰的发展繁荣一方面可以进一步传承弘扬中华文明，另一方面也可以带动旅游开发等产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然而正如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民间信仰亦是如此。许多民间信仰都有很强的巫术、神秘和宗教色彩，而且还夹杂了很多迷信的内容。这样，它们又具有很多消极功能。由于民间信仰根植于下层社会，如果政府引导的好就会有上述积极意义，但是如果不加以引导规范就可能形成以下两种消极演化趋势。其一，民间信仰中迷信因素的进一步蔓延、滋长会导致民众更加愚昧无知，其间出现的很多迷信会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例如在目前农村还有生病不去医院而请巫师的现象依然存在；家里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不从事情本身找原因却归结为风水不好，进而与邻里发生争斗；还有些农村领导干部逢年过节到寺庙烧香拜佛或是抽签算卦，这些都极大的败坏了社会风气，使得人们变的更加愚昧和无知，而且与当前提倡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是格格不入的。其二，民间信仰中有很多是对神的膜拜，对“救世主”的渴求，这样在社会转型时期，个别野心家就会利用这种民众心态，通过宣称自己就是“救世主”，进而建立某种秘密组织。轻则是惑世诬民、敛钱渔色，影响地方行政体系的正常运作和人们安定的生活环境。比如20世纪80年代末，吴杨明在安徽颍上县创立的邪教“被立王”，大肆宣扬“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现在有个叫吴杨明的人被立为王，只有‘被立王’方可帮助信徒度过此劫难，永享富贵荣华”。如此低俗拙劣的骗术却在短短几年里发展信徒达到400多人。[6]这一事件对地方稳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同时也暴露出民间信仰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重则利用“天盘三副”和“无生老母”崇拜，建立直接对立于世俗政权的“神权王国”，如清代的许多秘密教门，带领信众造反，企图推翻世俗政权，建立神权王国。这些秘密教门涉及地域之广，参与人数之众为历史罕见。当然，历史上的秘密教门因为具有反抗封建统治的积极意义，不能与后来的会道门、邪教相混淆。在当代社会主义中国，有些野心家又利用民间信仰进行反社会活动。如李洪志就是利用民间信仰中的某些内容，再攫取佛道等宗教的某些教义创立所谓的“法轮大法”，自己以“救世主”自居，蛊惑人心，宣称地球即将爆炸，世界面临毁灭等歪理邪说，其最终目的，就是妄图推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他这位“极高极高的大觉者”为主宰的社会。由此可见，如果对民间信仰如果不很好地加以引导、善治，其社会危害性不可低估，也恰好说明了政府作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对于政府来说，民间信仰的多重复杂特性，增加了处理方面的难度：既要看到民间信仰的积极方面，也要注意到它可能的消极演化趋势。一方面如果仅仅看到其中的封建迷信而加以取缔，则会激起民众的不满或反对，甚至引起局部骚乱、动荡；另一方面如果对其放任自流或者因眼前经济利益（如“香火经济”）[7]任其滋长、蔓延，则不但与两个文明建设背道而驰，更这重要的是这些信仰一旦为少数邪恶分子控制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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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间信仰中的政府角色与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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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信仰的存在和发展是有历史根源的。比如中国古代就有“好巫尚鬼”的传统，许多人生病后不是就医而是到巫师那里寻求帮助，出现了“信巫不信医”的尴尬局面。明代长乐谢肇淛曾尖锐地指出：“今之巫觋，江南为盛，而江南又闽广为盛，闽中富贵之家，妇人女子，其敬信崇奉，无异天神。少有疾病，即祷赛祈求无虚日，亦无遗鬼。”?[8]同时，频繁的自然灾害和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也促使了各种民间信仰的形成和发展。面对自然灾害的肆虐，人们抵抗能力相当有限，加上官府的赈灾救济不力，只好求助于各种超自然的力量，赋予神灵消除旱灾、水灾和瘟疫的特殊职能。而贪污横行、战乱不断等社会不稳定因素更是使得老百姓恐慌不安之中，所以经常把那些为保护民众财产牺牲的英雄崇奉为地方神。而信仰的形成是有历史延续性的，在一定时期内，人们还会受其影响。
笔者认为，至今政府对于民间信仰尚缺少明晰的专门政策，大多在事情发生后再采取应对措施，而未能做到防患于未然。对于民间信仰的两面性，如何做到兴利除弊、扬长避短才是我们尤应关注的。科学的政策来源于正确的理念。对待民间信仰这一现象，政府更应准确地定位自己的角色，只有这样才能作出科学的决策。
笔者认为，一方面政府应充当的是引导者而不是领导者。虽然一字之差，却体现了政府鲜明的角色变位。从上文论述不难看出，民间信仰的存在和发展繁荣有其历史根源和现实土壤。它们大都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本身并不一定具有社会危害性，只是在人为的操作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弊病和危害。比如赛龙舟、办庙会以及拜关公之类的活动，它们已经成为人们正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公民在本国宪法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依法自由地信奉健康的民间信仰，尊奉各自的民俗文化，是公民正当的社会和文化权利，社会各方，尤其是政府应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而且信仰的东西属于意识范畴，它一旦在人们心中形成树立起来，是很难一时去消除、摧毁的。因此，我们应该尊重民间信仰存在的现实，合理地定位政府的角色，对于正常合法的信仰活动做好规范和管理，而对于其中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如迷信敛财等）和消极演化趋势应加强引导和约束。
另一方面，政府行为虽然不能直接决定民间信仰的发展，但可以通过各种途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民间信仰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我们习惯地把政府承认并推崇的信仰称之为主流信仰，与此相对应的是中、下层民众从事的民间信仰。历史地看，主流信仰与民间信仰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方面主流信仰来源于民间信仰，在民间信仰普遍流行，具有了一定的约束规范功能后，官方根据自身需要采取必要措施赋予其政治伦理，使其上升为官方意志，进而形成了主流信仰。历史上，宋代以降，国家往往通过赐额、赐号或者君主带领文武百官直接朝拜等方式，把某些比较流行的民间信仰纳入国家正祀的系统，这反映了国家与中、下层社会在文化资源上的互动和共享：一方面，国家通过赐额或赐号把地方神连同其信众一起“收编”，有利于进行社会控制；另一方面，特定地区的士绅通过请求朝廷将地方神纳入国家神统而抬高本地区的地位，有利于本地区的利益。同时，民间信仰也在有意或无意地通过扩大自身的流行性影响着主流信仰。[9]?

前者最突出的例子是关公信仰的形成。自隋朝以后，关羽不断的被冠以各种封号，尤以清朝最为显著。顺治九年，封忠义神武关圣帝君，指定春秋二祭；康熙初年，封协天扶魔大帝；雍正三年，封关帝三代光昭公、裕昌公、成忠公；乾隆年间称山西关夫子，后加封灵佑；嘉庆十八年，加封仁勇；道光八年，加封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咸丰年间，加封翊赞；光绪五年，加封宣德。[10]关羽本来只是蜀国一员大将，为何历朝都受重视？其实关羽崇拜现象原本只是因他义气威猛而在下层民众中流传，但是官方却抓住他的忠君等方面加以发扬，从而把民间信仰有机地纳入了主流信仰体系，这样凭借信仰的一致性来扩大他们的统治基础（也即上文所谓的“收编”）。清朝对关羽崇拜尤盛是有特殊原因的，满洲人入主中原，他们要在汉族居住地区以少数人的族群去统治占绝大多数的汉人，就必须接受他们的文化。关羽崇拜在汉族中由来已久，于是满洲人把自己的军事上的胜利归结为关帝的庇佑，也就是说他们是奉承天意去统治天下子民的。这样易为汉族人接受，同时也为其统治合法性找到了很好的依据和支撑。
后者关于主流信仰与民间信仰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以东岳庙和碧霞元君为例加以说明。自中国古代帝王实行泰山封禅以来，东岳崇拜就作为国家正式祭祀的一部分体现着一种主流信仰，这一点可以从政府对其祭祀的仪式（国家“正祀”）和参与者以及支持者的身份等级上得到明证。在国家祀典中，东岳庙被列入《京师志·祠祀》中，参加者大都是高官显贵。而碧霞元君作为东岳的女神，却被官方视为民间信仰的一部分，它既没有礼仪上很高的地位，同时也很少有高官权臣朝拜立碑。但碧霞元君作为华北地区女神的代表却受到了中下层民众的热忱崇拜，香火极为兴旺。此后，官方也不断介入、渗透。皇帝不仅频繁赐额立碑，还派遣官员致祭，各种身份等级的官绅也乐意为香会撰写碑文、篆额、书写。[11]可以看出，正是由于碧霞元君信仰的香火极旺，这些高官显贵才会把自己的官衔爵位以及姓名刻在香会碑上，这种现象反映出民间信仰的兴盛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官方的信仰走向。
但是，这两者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有的时候冲突非常激烈。这种不一致性表现在信仰名称的差异、信仰对象的不同、信仰经典和教义有别以及信仰仪式的繁简等方面。一般来说，只要民间信仰对统治秩序不构成威胁，都会得到官方的默认或许可，但民间信仰的健康发展是离不开有效合理的社会控制。社会学家郑杭生认为社会控制是指社会组织体系运用社会规范以及与之相应手段和方式，对社会成员（包括社会个体、社会群体及社会组织）的社会行为及价值观念进行指导和约束，对各类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和制约的过程。[12]?简而言之，社会控制就是社会秩序的确立和维护过程，它包含着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下社会控制的主体、手段和对象。在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清朝是如何对待由民间信仰演化而来的秘密宗教的。清朝社会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膨胀，流民、游民的不断涌现，各种自然灾害接踵而至，再加上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使得产生大量的秘密结社，直鲁豫地区尤显突出，有八卦教、金丹教、天理教、清茶门教等不下数十种。[13]这些教门轻则敛财渔色、重则起事不断。鉴于此，清政府一方面推行残酷的军事镇压，严惩失察官吏，另一方面强化地方保甲，加强地方教化。尤其地方教化的推行对整顿民风民俗效果还是十分突出的。正如康熙在颁发《上谕十六条》时所说：“朕惟至治之世，不专以法令为事，而以教化为先。其时人心醇良，风俗朴实，刑措不用，比屋可封，长治久安，懋登上理。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事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14]一向以严惩著称的乾隆帝也说：“地方大吏及群有司果能留心化导，使小民咸知忠孝大义，则平时尊君亲上之心、睦姻任恤之谊皆根于至性，油然而生，岂有复从邪说、与群不逞之徒为伍、甘蹈法网者？”?[15]嘉庆帝更是认为正人心、止“邪教”的关键在教化，“夫化民成俗，必先使百姓勿惑于邪，同趋于正，而后教化行”。[16]因此，清廷先后颁布了《钦定六谕卧碑文》、《上谕十六条》、《圣谕广记》等要求官员通行讲读，大力宣传，成为清朝推行教化的定本。同时，清廷对正常的民间信仰也是不断地加以积极引导、规范和利用，力图把一些民间信仰纳入到官方认可的体系之内，上文所述对关羽的不断加封就很容易证明这一点。显然，这些对策也不乏有值得当代借鉴之处。在引导、规范民间信仰方面，一方面，政府应该是社会控制的主体。笔者认为，政府的“不作为”状态与新时期我国社会转型的大环境是不适应的。政府在尊重民间信仰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上，可以而且应该凭借自身在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等方面的优势发挥积极作用，从而影响民间信仰的走向和发展趋势。政治上建立严密的预防、监督和管理机制，掌握其必要的活动信息，正常的信仰行为有利于丰富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要予以保护；而对于那些宣扬迷信的东西要坚决摈弃惩处，尤其那些借助民间信仰的外衣从事反社会、反科学、反文明的秘密结社活动，更应在区别确认后彻底根除，决不能手软（如对待“法轮功”）。经济上不仅要规范民间信仰活动仪式上的费用监管，而且要注意通过政府对它们不同程度上的支持去影响它的发展前景和趋向。当然，必要的法律手段也是不可或缺的，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的要求和鲜明标志。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待民间信仰这个广泛流行的信仰现象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尤显必要和紧迫。另一方面，高度重视并积极发挥社会风尚的教化作用。尽管政府在各个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但民间信仰是主要存在并流行与中、下层社会，其弊端和消极演化趋势不是靠一时政府行为所能改变和消除的，它们更大程度上是受社会风尚的影响。我国历代都有重视教化的传统，正所谓“不教而诛谓之虐”、[17]?“法禁于已然，教施于未犯”。[18]可见，道德教化的意义颇为重大。所谓教化简而言之就是政教风化、教育感化。政府可以通过行政的和教育的手段传播某些道德观念对全社会进行情感熏陶，长此以往，进而形成统一的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也就是所谓的社会风尚。具体而言，比如政府可以通过宣传上的舆论优势，在弘扬传统民族文化的同时，大力倡导一种新型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通过科技知识的普及来逐步消除迷信繁衍、滋长的土壤，舆论导向是可以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和休闲娱乐方式的。
总之，在新时期，面对民间信仰的不断兴盛和升温，政府的引导规范尤显重要。政府只有科学地定位自己的角色，充分发挥各种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才能确保民间信仰的健康发展，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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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转引自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页。
[2]?参考叶春生：《民间信仰的升华与超越——冼夫人信仰透视》，《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
[3]《工人日报》1996年4月9日。
[4]?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2页。
[5]?《北京青年报》2000年10月29日。
[6]?参考姚周辉：《失衡的精神家园——中国民间灵魂、鬼神、命运信仰的研究与批评》，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2页。
[7]?笔者注：香火经济习惯上指某些地区通过人为制造迷信，以现代造神方式来谋取暂时的、局部的经济利益。
[8]?谢肇淛：《五杂俎》卷6《人部二》。
[9]?相关研究可参见蒋竹山：《宋至清代的国家与祀神信仰研究的回顾与讨论》，《新史学》1997年第8卷，第2期，第187—219页。
[10]?参考：吴清水：《关圣帝君略传》，见《云林四湖湖西村保安公简介》1982年，第9—13页）。
[11]?参考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65—372页。
[12]?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36页。
[13]?陈振江：《华北游民社会与义和团运动》，《历史教学》1991年第6期。
[14]《清会典事例》卷397，礼部，风教，又见《康熙实录》卷34。
[15]《乾隆朝上谕档》乾隆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16]《清会典事例》卷39，礼部，风教。
[17]《论语·雍也》。
[18]?陈宏谋：《手札节要》，见徐栋纂：《牧令书》卷16，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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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是在提交2004年“特殊群体——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中华文史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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