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川人寻根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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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麻城、孝感乡移民与“湖广填四川”  麻城孝感乡向四川移民起自何时于史缺载。据《石柱厅乡土志》载，有陈氏于“宋高宗时由楚北麻城孝感乡同马氏同来”之说。它告诉我们二条重要信息，一是说明孝感乡之名在宋代已有，二是说明至迟在南宋初孝感乡民己零星向四川迁播。然而大规模向四川移民，是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  大规模移民的要件是迁入地有足够广袤的地理空间容纳众多人口，四川在元明、明清之际具备了接纳大规模移民的条件。  元、宋之战曾使四川人口锐减。据《内江县志·内江旧户多楚人说》：“宋元争蜀，资、内三得三失，残民几尽。迨元一统，则己地荒民散，无可设官。一时资州、内江、资阳、安岳、隆昌、威远，州县并省，终元代九十年未复，惟安岳复于顺帝至正元年。” 这是说四川人被杀得无民可牧，故元朝廷无法设置地方官府。《潼川府志·九贤祠记》载元军屠川云：“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应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 余玠守土抗战八年之久，“使敌不近边，岁则大稔。”（《宋史·余玠传》）余玠遭权臣所忌，召回临安夺职削权，玠郁愤而死，蜀事更无可为之人。于是蒙军如破竹之势攻占全川，所到之处，尽行“元法” 。各州县百姓逃之不及，被捕获者以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 ，日日如此，屠杀不止。仅在成都，“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袁桷《清容居士集·史母程氏传》）汉州城破，元军屠城，“血洗焚荡，死者十余万家。”（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4）以每家5口计，则为六十万人左右！按此数计，元军“屠成都，焚眉川，蹂践邛蜀鼓汉简池永康，而四川人十丧七八”（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论救蜀四事疏》）。又有欲乘舟避兵祸者，因拥挤落水“以数十万计”（佚名《昭忠录》）。据马端临《文献通考·户口二》资料，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四川户数达2590092户，人口达6610831之多，到至正十九年（1359年）仅为12万户，元朝数十年的恢复尚不足宋末的1/20，足见元蒙对四川屠戮之惨。洪武四年（1371年），汤和、傅友德等灭明升大夏政权，洪武五年（1372年）统计户数仅84000户，知川人雪上加霜，又遭屠戮，称四川人“十丧七八”是可信的。故向四川移民势在必行。  大夏政权据川十一年，在明玉珍时已有孝感乡民向四川移民。如内江《吴氏宗谱》：“因楚中红巾之乱，奉旨来川落业。” 又如隆昌《韩氏族谱》：“吾祖肇自山东……迁……孝感乡。明祖龙飞……元主北遁，遂将麻城著土之民，诏令入川。吾祖……于洪武元年入川。” 许多族谱中称是在洪武四年（1371年）前“奉旨入川” ，然洪武五年（1372年）之前四川属明玉珍管辖，朱元璋政令怎能通行四川？想必大夏政权有过号召移民的“诏令”。此际有一定数量移民入川，其原因一是鄂东（今黄州市范围）是红巾军根据地，明氏之兵多楚黄籍，故有招徕乡人壮其声势之举，明氏号召必有人响应之；二是红巾军与朱元璋争锋的主要战场在鄂东、鄂北，居民为避战乱亦愿迁徙四川；三是据《明氏实录》载其所征赋税“十取其一，农家无力役之征”，轻赋薄徭也吸引大批乡民奔蜀。“粗略估计，明氏军人、家属以及他们招募的移民可能有40万，移民人口接近或超过四川原有的土著”。[2] 总之，四川人口恢复到这个水平是很不容易的。  自明玉珍开移楚民实蜀之先河，洪武四年（1371年）后明朝组织了更大规模的向四川移民。见诸当时族谱记载，比比皆是。如内江《周氏族谱》载：“明初，诏以湖广世族安播四川，我明器祖遂偕至戚雷华辅偶行入川。” 又如内江《黄氏族谱》载：“明洪武初，以四川乃近西隅夷地，非德化不能测也，惟孝感乡人民可以化之。诏饬行专差逐遣。凡明初来者皆麻城孝感乡人也。” 然查明代史籍，却不见官方移民文告记载，惟民国《泸县志·艺文志》载崇祯时任泸州分巡佥事吴登启《招民榜文示》称“迨我国初，亦移麻民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 指出朱元璋曾推行大规模移民措施。故明初朝廷诏令移民事当属不谬。移民的成效是显著的，洪武五年（1372年）从明氏政权接手人户84000户，至洪武十四年（1381年）的9年间，人户增至214900户，增长率为155.83%，且以麻城、孝感乡人居多。 或曰：麻城、孝感乡几乎是成建制迁移，何以乡人迁之不绝？这主要是有人口源源不断迁至麻城、孝感乡之故，而迁入麻城孝感乡之民，又被不断迁徙至四川。如简阳《汪氏族谱》称：“汪氏世居江南徽州府黔(黟)县，地名猪市街竹林嘴。后迁湖广黄州府黄冈县高河坎汪家集，后又分迁麻城县孝感乡蒿枝坝大松树。至明朝洪武四年，我远祖兄弟四人奉旨入川。” 又如内江《张氏族谱》载：“大明宣德元年丙午岁，奉旨以江西填实湖广，遂尔奔楚，既居黄州府孝感乡……弘治即位，群臣云西蜀土广人稀，皇上诏以楚民填实西蜀……” 说明孝感乡不断有人口补充，且又不断移向四川，人口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不妨引用康熙《麻城县志》提供的户口数说明之。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人户为15809户，男子妇女105809人：  永乐十年（1412年）人户为15810户，男子妇女104180人；  弘治五年（1492年）人户为12423户，男子妇女120493人  正德七年（1512年）人户为13550户，男子妇女145095人；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人户为19380户，男子妇女145095人。  从1391年至1412年时隔21年，仅增1户而人口减少1629人，说明这一阶段正是移民高峰，人口输出大于输入。至1492年后，人口有缓慢增长，此阶段人口输入（还包括人口自然增长数）大于输出，这足以说明人口的平衡状态。孝感乡输入人口来自何处？有学者研究认为，“明代湖北鄂东接受了大量移民，其中80%为江西移民。”[3]不仅在明代，清代也接受了不少江西移民。  第二次大规模移民始于清初，仍是因战争致使四川人口剧减。造成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主凶是张献忠，对此正史野史多有记载，甚至大西军中外国传教士也直书其事。如耶稣会士安文思的《中国新史》载：“叛匪张献忠率领大军向省城挺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大量的民众为了躲避其暴虐而遁入深山藏身，神父们也随之而逃。” “他们以各种刑法处死了不计其数的人，或被斩首，或被活活剥皮，或被凌迟碎剐，还有一些人则被折磨的半死不活。他还屠杀了十四万川兵。因此，全省几乎荒无人烟” 另一位传教士卫匡国所著《鞑靼战记》中也有类似记载，证明《蜀碧》等野史记录的张献忠屠川事是可靠的。张献忠屠杀了多少人，难有确凿统计。张献忠死后，残明官军的互相争杀、清军的征剿，四川人口又处在历史低谷。  据赵文林等著《中国人口史》资料，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川仅958196人丁，可知其时天府之国的四川己被摧残得破败不堪。因此，朝廷对重建四川十分重视，鼓励外省移民四川是其政策重点。例如顺治六年朝廷颁布了《垦荒令》，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平定三藩之乱后制定了《入籍四川例》。故填川之民又有“奉旨入蜀”之说。在此背景下，麻城、孝感乡民也成为移民潮中的一部分。有资料介绍，“仅清初的几十年间，麻城西迁入川者即达170万。”[4]  麻城、孝感乡移民四川，不能不谈到张献忠的“新营”。崇祯十六年（1643年）四月，张献忠在麻城收5万7千人，别立一军为“新营选勇”，这支新营随张献忠进川。张献忠败后，这些来自麻城的士卒大部落籍四川。如《中江县志》载一新营老兵事：“杨可举，字香吾。顺治三年脱献贼之祸。六年投效总督李国英标下……时邑境人稀地广，朝夕与居者惟投诚数百人。” 这类人在入籍四川的麻城孝感乡人中所占比例甚大。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孝感乡早已不复存在，而麻城填川之民或用旧名孝感乡，或称麻城县，可见孝感乡这一历史地名影响之久远。从移民史角度看，麻城和孝感乡在明末清初兴起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中多有混淆，然麻城还留有原孝感乡一部分旧土，以怀旧之情而续用原籍之名或用麻城为祖籍都不为错，故本文在梳理此阶段时亦无意分其泾渭，而许多研究移民史家在据方志和族谱统计时，也将孝感乡移民归入麻城县统计。如胡昭曦先生《张献忠屠蜀与湖广填四川考辨》一文便多作此种处理。据此，麻城填川之民见于县志所载者，如《广安州新志》：“大率黄麻籍四之，永零籍五之，豫章籍二之……” ；《大邑乡土志》：“全资二湖、江西、两广、山陕之人来邑垦荒生聚。麻城人较多，江西、山陕次之……” 又如《合川县志》所载清初麻城籍乡民迁入计17户，仍占同期各地迁入移民数之首。“从移民史资料看，清代的‘湖广填四川’，主要是指麻城人和湖南部分人口”。[5] 可见在湖广填四川的第二次大移民中，麻城孝感乡移民占有重要位置，对重建四川的贡献当不在其他地方移民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