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原子弹之父

钱中输

钱三强：原子弹之父


钱三强：(公元1913～1992年)，原名钱秉穹，原籍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生于浙江绍兴。著名原子弹之父。

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

钱三强不足周岁时随父迁居北京，于1920年进入蔡元培创办的孔德学校二年级就读。毕业前夕受孙中山《建国方略》中“实业计划”的鼓舞，萌生“工业救国”思想，准备考南洋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学电机工程，立志为建设强盛的国家服务。由于在“孔德”学的是法文，而“南洋”则用英文教学，便先于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以期打好英文基础再考“南洋”。

在北京大学，他除了专心学习英文和其他专业课、实验课之外，常听清华大学教授吴有训、萨本栋在北大物理系兼课讲授的近代物理学和电磁学，阅读了英国科学家罗素的《原子新论》，从而对原子物理学发生了兴趣，于1932年改变初衷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

在清华大学，钱三强在以系主任吴有训为代表的一批良师的精心指导下，注意全面汲取知识，注重内容与方法、理论与实际、动脑与动手相结合。1935年吴有训首次开设实验技术选修课，钱三强积极参加，并学会了吹制玻璃的技术。他的毕业论文是制作一个真空系统，测试金属钠的表面对改善真空度的作用。

1936年毕业时，钱三强有两个可供选择的去向，一是南京军工署，一是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他根据父亲的意愿和自己的兴趣，选择了后者。吴有训为他写了推荐信给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钱三强到该所后，从事分子光谱研究，兼管研究所的图书室。在严济慈的指导与合作下，完成了大学毕业后的第一项实验研究工作，并发表论文《铷分子的带光谱与离解能》。几个月后，他在严济慈的支持与鼓励下，参加了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组织的公费留法考试，考取了巴黎大学的镭学名额。
1937年夏钱三强抵达巴黎，在主持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的伊莱娜?居里和主持法兰西学院核化学实验室的弗莱德里克?约里奥(即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共同指导下作博士论文，研究内容是：含氢物质在α粒子轰击下所产生的质子群。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1年计划回国，由于战事太平洋航线中断，他滞留里昂大学任教，指导大学毕业论文，同时从事量子力学和照相版对射线的感光机制的研究。一年后受伊莱娜?居里邀请再返巴黎，继续在过去工作的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研究，并指导研究生。1944年被委任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1945年受伊莱娜?居里派遣，赴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威尔斯物理实验室学习核乳胶技术，并出席英法宇宙线会议。1946年夏天钱三强和在德国工作的清华同学何泽慧博士相约在巴黎结合，从此开始了共同的科学生涯。同年，获得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

钱三强在法国期间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着原子核裂变进行的，发表研究论文四十余篇。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原子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

铀核因俘获中子或受带电粒子(或光子)的轰击，激发而分裂成两个较轻的核，这是1938年底发现的裂变现象，称为二分裂。1939年丹麦物理学家N.玻尔和美国物理学家J.A.惠勒在提出裂变液滴模型理论时，曾设想重核裂变时有可能分裂成三个原子核；1941年，R.D.普赖深特，曾根据液滴模型理论，认为铀原子核在吸收一个中子后，获得足够的激发能，从动力学上考虑，可以分裂为三个原子核。但在较长时间里，这一预言并未引起物理学家重视，没有得到实验证实。1946年7月英国物理学家N.费瑟领导的小组在实验中，首先获得一张记录裂变时出现的三叉形径迹的照片，但他们的研究报告认为，第三个经迹是？粒子。接着，钱三强领导由何泽慧和两个法国青年参加的研究小组，用依尔福德核乳胶作探测器，进行一系列实验和观测，发现了相当多的三叉形径迹。经过进一步研究，特别是根据有关粒子的发射方向和质量等关键性事实，他们首先证实是一种新的裂变方式——三分裂。于1946年12月9日公布了以上研究成果，12月23日公布了由何泽慧首次发现的四分裂径迹照片。第二年3月31日，钱三强又发表了《论铀的三分裂机制》的研究报告。约里奥?居里在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会议上宣布了钱三强小组的研究成果，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物理学上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在此同时，英国的费瑟小组和加拿大的P.德谟斯、美国的G.法维尔、E.薛格雷、C.魏甘德等，也发表了他们的实验结果，但他们都认为第三个径迹是？粒子，不认为是“三分裂”。

到了六十年代，随着半导体探测器问世，美国、前苏联、波兰等国家研究机构，进一步证实了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新的裂变方式得到公认。钱三强研究小组工作的意义，在于揭示了原子核裂变反应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在法国学习、工作期间，钱三强受到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和老师、法共党员约里奥～居里的影响，在党的领导人邓发、刘宁一的启发下，树立了强烈的民主意识和正义感，更加关心祖国的命运与前途。在他成果丰收、地位晋升、荣誉加身的时候，毅然放弃个人的发展机遇，决定回国，为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服务。

他的回国决定，得到约里奥～居里夫妇和旅法支部的支持。约里奥～居里夫妇于1948年4月26日为他写了工作和品格的评语，其中写道：“钱先生与我们共事期间，证实了他那些早已显露了的研究人员的特殊品格，他的著述目录已经很长，其中有些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他对科学事业满腔热忱，并且聪慧有创见。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来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一代科学家当中，他最为优异。我们国家承认钱先生的才干，曾先后任命他担任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和研究导师的高职。他曾受到法兰西科学院的嘉奖。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在精神、科学与技术方面，他具备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所应有的各种品德。”

同时，他们慷慨地赠送给钱三强一点放射源，以便中国开展原子核科学工作时使用。约里奥?居里还特别叮嘱钱三强，中国进行这方面工作时，一定要注意理论研究，并且理论要与实际结合。

1948年夏，钱三强与何泽慧携刚足半岁长女回国。在南京，他毅然拒绝当局的挽留，坚持到北平，接受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和周培源教务长邀请，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同时，与何泽慧积极组建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并兼任所长。

1948年冬，他坚决拒绝南京当局策划的要他乘飞机去南方的计划，遵照旅法支部领导人的意见，坚持留在北平，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此后的几十年中，钱三强的经历与中国科学院有着密切关系。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的成立，反映了广大科学工作者的热切愿望，标志着中国的科学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钱三强作为一位早与党组织有过接触并受到影响的进步科学家，对筹建中国科学院，发展新中国科学事业无比热忱，并为之倾注了心血。

1949年5月钱三强当选为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后，他和其他委员一起拟定关于设立国家科学院的提案，准备提交9月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审议。提案明确建议：“设立国家科学院，统筹领导全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事业，使生产及科学教育密切配合。科学院并负责审议及奖励全国科学创作、著作及发明。科学院为适应特种需要，得设立各种研究机构。此种研究机构发展至相当阶段时，为与生产取得进一步之配合，得成立独立机构。”

此后，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指示，钱三强和丁瓒一起起草了《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这个草案在总结旧中国科学事业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描绘出构建科学院的基本蓝图，对于建院的基础，所包括的学科范围和科学院的性质、任务、组织系统，以及拟调整、改组而设立的研究机构等，都有详尽说明，为形成后来的中国科学院初期工作的总方针和基本任务，作了奠基性的工作。

1950年6月钱三强等参与讨论修改并经中央明确的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展科学的思想以肃清落后的反动的思想，培养健全的科学人才和国家建设人才，力求学术研究与实际需要的密切配合，使科学能够真正服务于国家的工业、农业、国防建设、保健和人民的文化生活。”同时明确中国科学院的三项基本任务是：一，确立科学研究的方向；二，培养与合理的分配科学人才；三，调整与充实科学研究机构。从此，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开始走向有计划地服务于国家建设的道路。
建院伊始，各方面工作千头万绪。竺可桢和钱三强领导的计划局(钱先任副局长，1951年12月起任局长)，工作任务更是繁重。根据建院方针和第一次院务会议精神，钱三强首先集中精力和时间，抓了两项带全局性的工作。

一是接管和调整研究机构。为了改变旧有科学机构重复、分散的局面，遵循经上级明确的关于接管和调整研究机构的三点原则(即：性质重复的统一；强调计划性和集体性；突出重点)，主持召开了一系列机构调整调查会，广泛听取各方面科学家的意见。仅1950年，计划局召开专门学科会议达四十八次，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在此基础上，共同协商提出科学机构调整的方案，并获院讨论批准。方案提出的发展布局是：数学、物理和社会科学以北京为中心；生物、化学和应用科学以上海为中心；地学、天文以南京为中心。确定首批调整和筹建的研究机构共二十一个(其中四个是社会科学的)。同时，对这些研究所的所长、副所长，以及重要研究室的主任人选，也都通过调查研究得以明确，并报经政务院任命，从而工作及时运转了起来。在讨论调整物理学研究机构时，钱三强亲自登门拜访物理学界的前辈和同行，一一交换意见；他还特别邀请了叶企孙、周培源、王竹溪、赵广增等进行集体讨论，分析物理学在中国面临的任务和以往学科基础及特点，确立了先设立以原子核研究为主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和以固体物理、光学、电学研究为主的应用物理研究所的方案。

钱三强领导计划局重点抓的另一项工作，是对全国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专家情况进行调查，体现国家科学机构对全国科学家的关心，以广泛调动积极性，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服务。经有关专家的推荐和调查了解，确切掌握了全国有相当成就的各学科专家共八百六十五人，其中有174人尚在国外。这些调查结果，为院制订相关政策和措施提供了依据。如为了采取有效措施，团结已在国内的科学家，充分发挥其作用，1950年6月，由计划局经办以院名义向一百六十五位科学家发出聘函，邀聘其为中国科学院顾问，分别在十五个学科专业组担任专门委员。

钱三强自从三十年代与原子核科学“结缘”，他梦寐以求的是发展中国自己的原子核科学事业。

1939年，德国物理学家哈恩发现铀核裂变反应，科学界既感到无比兴奋，同时也预感到这一伟大发现如被用于制造战争武器，人类可能灾难临头。在随后发生的二次大战中，预感终成事实。钱三强以明确的态度和正义的立场对待发生的事实。
1948年回国后，他牢记老师约里奥—居里“要反对原子武器，必须要掌握它”的告诫，为实现这个愿望奔走呼号，身体力行。同年9月在他的呼吁下北平研究院决定组建原子学研究所，他受聘兼任所长，全所只有他和何泽慧等四个人，最基本的仪器设备都没有，一年的科研经费只够买十几只真空管。为改变现状，他抱着希望和热忱，先后登门拜访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和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陈述苦衷，以期筹集点研究经费开展研究工作。所到之处都表示理解，但都无能为力。面对现实的中国，他踌躇、苦闷。

几个月后，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北京城不久，他得知将要陪同郭沫若团长出席将在巴黎举行的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就积极向组织提出建议，要求支用一笔经费出国购买急需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这一要求迅速获得批准。因法国拒绝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入境，临时在布拉格设立分会场，同时举行“和大”会议。他将出国时携带的部分经费(五千美元)，转交给约里奥～居里代购。后托人运回刚成立的近代物理所，为打破西方国家对我封锁发挥了作用。钱三强向新中国领导人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即被采纳，在异常困难的境况下，批准数以万计的美元交他办理购买科学仪器设备，他百感交集，对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充满了信心。

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组建了以研究原子核科学为主的近代物理所(公元1953年改名为物理研究所，1958年又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钱三强先任副所长(吴有训任所长)，1951年起任所长。从此，钱三强真正有了在核科学事业中施展抱负的机会和舞台。他接受任务后，认识到建所最紧急的事情是要广罗人才，特别是科学技术上卓有成就的带头人。钱三强求贤若渴，早在1949年底，他亲自到清华园拜访了彭桓武教授，同时致信浙江大学王淦昌教授，诚邀他们到近代物理所工作。彭、王先后于1950年2月和4月来到筹建中的近代物理所。后经钱三强建议，两位都从1951年起担任副所长。自此，他们团结奋斗，艰苦创业，成为新中国原子核科学大军中具有凝聚力的核心。
1948年回国后，他牢记老师约里奥—居里“要反对原子武器，必须要掌握它”的告诫，为实现这个愿望奔走呼号，身体力行。同年9月在他的呼吁下北平研究院决定组建原子学研究所，他受聘兼任所长，全所只有他和何泽慧等四个人，最基本的仪器设备都没有，一年的科研经费只够买十几只真空管。为改变现状，他抱着希望和热忱，先后登门拜访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和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陈述苦衷，以期筹集点研究经费开展研究工作。所到之处都表示理解，但都无能为力。面对现实的中国，他踌躇、苦闷。

几个月后，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北京城不久，他得知将要陪同郭沫若团长出席将在巴黎举行的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就积极向组织提出建议，要求支用一笔经费出国购买急需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这一要求迅速获得批准。因法国拒绝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入境，临时在布拉格设立分会场，同时举行“和大”会议。他将出国时携带的部分经费(五千美元)，转交给约里奥～居里代购。后托人运回刚成立的近代物理所，为打破西方国家对我封锁发挥了作用。钱三强向新中国领导人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即被采纳，在异常困难的境况下，批准数以万计的美元交他办理购买科学仪器设备，他百感交集，对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充满了信心。

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组建了以研究原子核科学为主的近代物理所(公元1953年改名为物理研究所，1958年又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钱三强先任副所长(吴有训任所长)，1951年起任所长。从此，钱三强真正有了在核科学事业中施展抱负的机会和舞台。他接受任务后，认识到建所最紧急的事情是要广罗人才，特别是科学技术上卓有成就的带头人。钱三强求贤若渴，早在1949年底，他亲自到清华园拜访了彭桓武教授，同时致信浙江大学王淦昌教授，诚邀他们到近代物理所工作。彭、王先后于1950年2月和4月来到筹建中的近代物理所。后经钱三强建议，两位都从1951年起担任副所长。自此，他们团结奋斗，艰苦创业，成为新中国原子核科学大军中具有凝聚力的核心。
在广泛吸引和培养人才方面，钱三强遵循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进行了一系列周密而有效的工作。他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一是努力争取分散在国内各机构、院校的科学家、教师和技术人员来所参加或兼职工作；二是设法争取在国外的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国工作。仅1950～1957年间，数十位有造诣、有理想、有奉献精神的科学技术专家，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前苏联、东欧各国纷纷回国并被争取到物理研究所工作，他们中有：赵忠尧、肖健、邓稼先、金星南、郭挺章、胡宁、朱洪元、杨澄中、陈奕爱、杨承宗、戴传曾、梅镇岳、张文裕、王承书、汪德昭、李整武、谢家麟、肖伦、张家华、郑林生、冯锡璋、丁瑜等等。三是积极选拔国内优秀大学生、研究生到所里和所外进行专业培训。几年间，仅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和其它有关大专院校毕业生中选拔到所里进行专业培训的学生有二百余人，这些年轻人后来大多成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骨干力量。

钱三强还充分利用我国参加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设在前苏联莫斯科郊外)合作研究的机会，有计划地从物理研究所和其它有关单位，先后选派科学家和青年一百三十余人赴苏参加工作，培训人才。在此期间，不仅培养、锻炼了一批骨干，而且中国科学家还取得许多重要研究成果。其中突出的有，王淦昌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和周光召对盖尔曼等人提出的部分赝矢流守恒定律给以较严密的理论上的证明。

十分可贵的是，钱三强作为所长，他大度无私，知人善任，精心组织，大力协同，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组织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理论和技术难关。到1958年我国第一个重水型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在他领导的研究所先后建成；静电加速器、中子谱仪、零功率装置、磁镜型绝热压缩等离子体实验装置等近五十台件重要仪器设备也相继建成运行。随之，原子物理、中子物理、堆物理、堆工程技术、钚化学、放射生物学、放射性同位素制备、高能加速器技术、受控核聚变等研究领域都先后开展起来，真可谓人才济济，成果累累，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基地已经名副其实地形成。

以钱三强为首组建并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个基地，后来起到了“老母鸡”的作用，一方面在全院以至全国派生出多个核科学研究机构，如高能物理研究所、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上海原子核研究所、西南物理研究所等；另一方面，通过实践培养出一大批核科学领域和核工业战线的杰出人才。据统计，在该所工作过的科学家中，到目前已有四十余人以突出成就和重大贡献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核裂变现象发现五年后，原子武器首先在美国出世，并于1945年8月9日和8月13日先后在日本长崎、广岛投下两颗原子弹，造成数十万人丧生。尔后，各国紧锣密鼓研制和发展原子武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与新中国为敌，实行全面封锁，全面遏制，还多次进行原子讹诈。钱三强深知原子武器的巨大杀伤力，特别是1952年他作为联络员，陪同国际科学委员会在我国东北和朝鲜战争现场调查并发现了美国发动细菌战的事实，亲身感受到战争贩子疯狂时会无所不用其极。因此，他一方面利用各种机会发表演讲，撰写文章，同正义科学家一起呼吁全世界人民行动起来，坚决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另一方面他始终不忘老师约里奥—居里的告诫，利用各种机会向国家领导人建议开展原子核科学研究，盼望着中国的原子能事业迅速发展起来。

1955年中国作出最高决策：大力发展原子能事业。钱三强为最高决策积极献计，更为实现最高决策努力拼搏。

1955年1月14日钱三强被召集到周恩来总理住处中南海西花厅，应邀前来的还有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等。周总理听取了铀矿勘探情况和原子核科学研究情况的汇报后，告知钱三强、李四光，毛主席还要听这方面汇报，要作必要准备。1月15日，钱三强、李四光按时到达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主题是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

李四光先作了关于我国铀矿资源情况的汇报。接着，钱三强汇报了反应堆、原子弹原理以及各主要国家研究、发展状况和我国近几年的准备工作情况，并用简单仪器作了现场表演。

最后，毛主席郑重讲话：“我们国家大，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条件。过去几年其它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有资源、有人，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现在前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为了奇迹的出现，钱三强马不停蹄地朝着目标前进。几天后，他主持物理所所务会议，讨论调整1955年科研计划，确定以“加速器装置、铀的制备和原子核实验用各种探测器(包括电子学线路)的研究为重点”的工作方针。

1月下旬遵照周总理“让大家知道原子能应用”的指示，中国科学院组成“原子能知识普及讲座委员会”，钱三强以“原子能通俗讲话”为题于2月4日在北京作首场讲演。

4月2日钱三强和刘杰、赵忠尧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原子能核物理事业及为国民经济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协定》，并和刘杰共同写成《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几点意见》上报党中央。

5月为解决急需专门人才，钱三强代表中国科学院特别邀请朱光亚、胡济民、虞福春等在物理所成立一个培养原子能科学技术人才的机构——近代物理研究室，从第二年3月开始从全国重点大学选拔一批高年级学生，进行原子能专业培训。同时，经国务院批准，钱三强与蒋南翔共同负责，在前苏联和东欧的中国留学生中挑选与核专业相近的一百余名学生，改学原子核科学和核工程技术专业。

9月钱三强和刘杰、吴际霖等调研美、英、法情况，结合中国国情，共同起草了《关于我国制定原子能事业计划的一些意见》，12月修订成《关于1956～1957年发展原子能事业计划大纲(草案)》。

10月19日钱三强率领“热工实习团”赴苏考察，并参加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设计审查。

1956年11月16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1次会议通过决议，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次年2月起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兼物理所所长的钱三强被任命为副部长(宋任穷任部长)。经院、部党组联席会议决定，物理所由院和部实行双重领导。钱三强从此成为院与部合作的纽带和桥梁。

1959年6月，前苏联单方面毁约，撤走专家，带走图纸，停止供应一切设备，包括原子弹教学模型。中国的原子能事业进入全面自力更生的阶段。

钱中输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国科学院党组决定全力以赴支持原子能发展，要人出人，要物给物，调动全院二十多个研究所的精税力量直接为原子能工作服务，为“两弹”研制作出了重要贡献，诸如：理论探索，核武器研制及试验，获取核燃料，反应堆科学技术，用萃取法提取钚，核防护及放射性同位素制备，原子弹引爆技术，氘、锂、钚的提纯技术，锂、硼等同位素分离，高温抗辐射金属材料，核爆炸测试技术，地下核炸场的选择等等。在这些工作中，钱三强更是一马当先，身体力行。他割爱把原子能所最优秀的一批理论和实验物理学家，如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邓稼先、于敏、陈能宽等，推荐到核武器研制的重要岗位；同时，他利用原子能所的现有条件，直接为二机部系统培训了1706名有关专业技术人员。

钱三强很清楚，中国原子能事业面临道道难关，一道受阻就可能全线败退。他在科学院党组和张劲夫同志的全力支持下，放心大胆地把最艰巨的任务留在科学院，并和裴丽生、秦力生、谷羽等一起，亲自组织力量攻克难关，保证“两弹”研制任务顺利完成。

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并开始了实施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进入大规模建设进期。为了适应新形势，中国科学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其中第一件就是全院性的向前苏联学习，特别是在发展和完善院的学术和组织领导方面吸取前苏联经验。

年初，中国科学院决定派遣代表团访苏，明确三条任务：一是了解和学习前苏联如何组织和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后前苏联科学院如何从旧有基础上发展和壮大的经验；二是了解前苏联科学的现状及其发展方向；三是就中苏两国科学合作交换意见。
代表团由二十六位各方面科学家组成，钱三强任团长，党组书记张稼夫任代表团党支部书记，武衡任秘书长。代表团于2月24日启程，在苏历时三个月，对近百个各种类型的研究机构、十余所大学，以及厂矿、农庄、博物馆等，进行广泛、深入、全面的考察。其间，还听取了前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七个全面性的报告。

代表团回国后，进行了认真总结，先后在沈阳、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向科技界作了考察报告。6月20日钱三强向院常务会议作了访苏报告，全面介绍了前苏联发展科学技术的有关情况。在谈到前苏联科学院的学术领导体制时，他着重介绍了前苏联科学院院士制度及学术秘书处、学部等组织机构情况。访苏代表团的总结，对中国科学院此后的工作，特别是加强学术领导方面，有积极推动和重要影响。同年10月中国科学院召开研究所所长会议，传达代表团访苏情况，集思广益，讨论、研究院的工作和发展。会后由院党组书记张稼夫主持起草了《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提出一系列措施以改善院的领导机构和领导方法，其中提出，在院务会议下成立学术秘书处，着重加强学术领导等。

党中央和政务院对中国科学院党组的报告非常重视。1954年1月28日，政务院举行204次政务会议听取并批准了郭沫若院长所作的《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以及钱三强所作的《关于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工作的报告》，同意成立学术秘书处和筹建四个学部(即：数学物理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设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组织法，明确中国科学院不再是政府机构，而是国务院领导下的国家最高学术机关。

2月17日，钱三强被任命为学术秘书处秘书长，武衡、秦力生为副秘书长，贝时璋、叶渚沛、钱伟长、柳大纲、张文佑、刘大年、张青莲、叶笃正、汪志华为学术秘书。学术秘书处作为院务会议加强学术领导的助手，其主要任务是负责联络院属及国内科技界权威人士，并进行有关科研的组织工作。学术秘书处成立后首先抓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筹建学部。钱三强在主持学术秘书处和筹建学部工作中，积极遵循3月8日中共中央对科学院党组报告的批示精神，以中国科学院为全国科学研究中心，团结科学家，发挥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上的积极性，关心与帮助他们的研究工作，为他们的研究工作安排顺利的条件。

4月上旬，经过反复酝酿讨论，主持起草了筹组学部有关文件，明确了学部委员的三个必要条件即：学术成就，对学科的推动作用，忠于人民事业。其中第一条为首要条件。7月初，钱三强等主持以郭沫若院长名义，向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全国高等院校及产业部门有代表性的科学家寄发信函454件，请他们就自己了解的专业学科推荐学部委员人选。根据回信推荐情况，在民主的基础上，结合学科发展，再经协商，由钱三强主持学术秘书处拟出自然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及各学部常务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同时，主持拟订了《学部暂行组织条例》，并于8月7日代表学术秘书处向院常务会议报告，后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了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二百三十三人名单(其中自然科学方面一百七十二人)，6月1日举行了学部成立大会。
学部成立后，在制订全国科学发展规划，加强学术领导，以及团结院内外科学家，发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国内科学界的重视，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钱三强为学部的建立和发展尽心尽力，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学部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文化大革命中，学部首当其冲，被宣告为“砸烂”单位，一切活动被迫停止，学部委员几乎无一幸免地遭到批判。

钱三强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磨难回到科学院工作岗位后，于1977年9月和1978年3月被任命为院党组成员和副院长，负责院的学术工作。在拨乱反正的千头万绪中，根据各方面的呼吁，他又立即着手考虑恢复学部的工作。1978年下半年，根据院党组的决定，他主持起草了恢复学部活动的请示，1979年春节前夕党中央批复同意后，院党组分工他负责恢复学部活动的有关准备工作。

在当时条件下，恢复学部活动无异于重建学部，甚至工作更艰巨，任务更繁重。自1957年后，二十二年没有增选学部委员，原有学部委员三分之一谢世，健在的一百一十五名学部委员，平均年龄达七十三岁。因此，增选一批学部委员，是恢复学部活动的首要任务。在他组织起草于1979年3月29日上报国务院的关于学部工作的请示中，第一项工作就是增补学部委员，充实健全学部的机构。同时，组织起草了“学部委员增补办法(讨论稿)”，并于5月17～21日与李昌、严济慈共同主持召开了各学部常委联席会议，讨论审议学部委员增补办法；在7月10日国务院批准增补学部委员的请示后，即向全体学部委员和全国有关研究机构、高等学校、中国科协所属学会发出推荐学部委员候选人的通知。尔后，钱三强亲自组织对候选人的酝酿、评审和选举工作。对某些有特殊性或有争议的候选人，他亲自到有关学部委员家中听取意见，作情况介绍，进行协商；有的学部委员因身体不好，不能参加会议，他也一一登门通报情况，听取意见。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推荐，酝酿、协商、评审，1980年11月26日各学部分别采用差额、无记名投票，顺利产生了选举结果，并有二百八十三人当选，学部总人数达到近四百人，平均年龄从七十三岁下降到六十五岁。中国科学院学部呈现出新的活力，又重新兴旺发达起来。

然而，学部工作并不就此一帆风顺。1980年增补学部委员过后，由于种种原因，又中断十年未增选学部委员，科技界许多人为此心情焦急。钱三强也同样焦急，但他更用心努力寻求改变现状的方法和途径。考虑再三之后，他认为应该向高层领导陈言，如实反映学部情况，希望引起重视。
1990年5月7日，他终于向李鹏总理写了一封言真意切的署名信。信送出不到一个月就有了积极反响。6月2日在钱正英同志的促进下，李鹏总理在办公室约见了周光召院长，就学部工作进一步听取情况汇报，进行研究。同年11月16日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增选学部委员的请示，并发出通知明确：“中国科学院学部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具有崇高的荣誉和学术上的权威性，代表我国科学技术的队伍的水平和声誉。”还规定增选学部委员每两年进行一次。

自此，过去学部工作中许多变化不定的问题，得到明确和肯定，并开始了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实践，学部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同时，也为在我国实行院士制度创造了条件。

组织学术交流促进科学繁荣

钱三强是一位知名科学家，又是一位有影响的科学活动家和组织家。

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他多次陪同郭沫若出席世界保卫和平会议，支持正义，反对侵略战争；参加国际科学调查委员会亲赴朝鲜前线调查美国发动细菌战事实；旗帜鲜明地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积极发起反对核讹诈的签名运动。

五十～六十年代，他在担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期间，先后组织过数十次国际国内的科学报告会、研讨会，接待过数以百计国际知名学者的专业考察和学术交流；参与组织与前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国际合作，并多次率领有关科技工作者赴苏考察，与前苏联科学家进行学术探讨。

七十年代恢复工作后的头两年(公元1973～1975年)，在其他业务工作尚不正常的情况下，他的主要任务仅限于出面接待那些当时非他出面不可的国外来访者。他先后主持接待过丹麦物理学家A.玻尔，并安排他作了关于原子核集体运动的学术报告，两年后，A.玻尔因该项成果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接待了以戈德伯格为首的美国高能物理代表团，并陪同参观原子能所，进行了学术交流；陪同吴健雄、袁家骝夫妇参观原子能所，进行了有关问题的讨论；在原子能所接待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主席R.吕斯特和副主席W.根特纳率领的德国科学代表团，组织了学术讨论；接待了以J.S.托尔为首的美国高能物理学者代表团，进行了专业交流；接待了以原子能研究委员会主席A.克莱蒙尔和全国核物理协会主席K.维利为首的意大利科学家代表团；接待了法国原子能和平利用代表团，在原子能所作了考察和交流；在原子能所同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进行了学术讨论，并陪同参观该所，等等。

尽管当时政治环境和物质条件处于困难时期，但钱三强负责的这些接待工作和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都取得圆满成功，为后来全院开展广泛的国际交流和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钱三强正式恢复院的领导职务后，根据分工，他主要负责科研业务和学术交流。1977年起，他先后率团访问了澳大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法国、比利时、美国，并同许多国家的重要学术机构、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在国内学术界，他针对当时科研工作刚恢复和理论研究十分薄弱的状况，代表中国科学院组织了许多有重要影响的学术会议。

1977年他在南京主持召开了毫米波射电望远镜方案论证会；在合肥检查落实受控热核反应8＃工程的工作进展和有关条件；在安徽黄山与周培源共同主持召开了基本粒子座谈会和天体物理会议，讨论制定了太阳与太阳系物理、恒星物理、星系物理与宇宙学、天体物理光学仪器、射电天文学、大气外天文学、理论天体物理等分支学科的规划，邀请杨振宁到会作了关于规范场与纤维丛的学术报告。

1978年他同周培源在江西庐山主持召开了固体物理、核物理、基本粒子和统计物理四个学科领域的学术会议；在桂林主持召开了微观物理学思想史讨论会，明确了工作的主攻方向：一，强子结构及其动力学机制的场论研究；二，若干可能具有重要发展前景的新现象、新问题、新概念、新领域的研究，如轻子谱、层子谱的研究和将几种相互作用统一起来的试探。

特别要提到的是，经钱三强亲自周密组织和筹备，于1980年1月上旬在广州从化由他和周培源主持召开了国际性的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有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及香港地区从事粒子物理研究的包括杨振宁、李政道在内的五十位华裔学者和国内各机构、高校的有关学者应邀参加，会上发表论文一百余篇，其中许多是国际最前沿的研究成果。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科学院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大规模国际性的科学会议，这次会议的学术水平和组织工作的完善，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对我国有关学科的发展、提高和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钱三强是发展我国高能物理和开展国际高能物理合作的最早组织者之一。文化大革命后不久，他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就建造高能加速器问题，积极同欧洲粒子研究中心(CERN)和美国几个著名的高能物理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并亲自率团前往考察，把握国情特点提出建议，为我国发展高能物理的决策起了重要作用。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兰州重离子加速器等几大高能物理和粒子物理工程的建设过程中，从立项、论证到方案审查、人员安排等方面，都倾注了他的心力，做了许多关键性的工作。

钱三强三十多岁时已经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实验物理学家，如果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公认其在该领域会更有建树。然而，为了全局利益，回国后，他无条件地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愉快地放弃自己心爱的科研工作，以主要精力从事科学组织工作。有些人对此不甚理解，以至有些微词，认为他没有直接参加多少科研工作。钱三强对此则矢志不悔，他牢记老师伊莱娜·居里“要为科学服务，科学为人民服务”的赠言，他以“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做一个又红又专的科学工作者”作为自己的信条。几十年中，正是他的这种精神，促进了我国科学事业兴旺，也正是由于他牺牲个人的兴趣，积极为别人创造了施展才华的条件，促进了一大批又红又专科学人才成长。
钱三强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遗余力地教育、培养和信任青年同志。科研工作中，他注意发挥青年的主动性，放手让他们大胆探索，而在一些关键之处给以指点，促其提高；他注意引导和鼓励青年同志独立思考，发表见解，即使是不成熟的或萌芽状态的，他总是给以热情支持，不浇冷水，并一起讨论，逐步完善；他以平等态度同青年同志交往，经常以自己的经验教训和亲身体会，告诫大家，让其少走弯路。

钱三强一贯重视对青年的思想品德教育。每年新大学生、研究生到所里报到，他都要亲自给大家做报告，鼓励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他以物理学工作者熟悉的语言，形象、生动地指出：“在迈向社会主义道路上，每一个人都应该出一份力，大家都推它一把，这就是红。用物理学语言来说，‘红’是一个矢量，即有确定指向的矢量，而‘专’是这一个矢量的长度。仅仅方向对头，而长度太小，那么推力不大。如果长度很大，但方向不对头，甚至偏向另一边，那就是适得其反”。这就是钱三强创作的“红专矢量论”，是当年青年科学工作者中广为流传的话。

对于青年人的某些不符合事实的判断和做法，即使是一时的潮流，为了科学事业的需要，钱三强宁肯承受个人压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主持公道，为青年人才成长创造条件。如有的很有才华、个人品德又好的青年同志，那时由于“社会关系复杂”，被认为“不宜参加原子能的工作”。钱三强在确切了解了这个青年的情况后，自己承担着“政治责任”向组织担保，力荐其到核武器研制的关键岗位，为“两弹”理论过关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当时极左思潮下，一些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的青年同志，被指为“白专道路”的典型，组织批判。钱三强为此感到忧虑：这样批下去，青年人向科学进军的积极性会直接受到伤害，科学难关就无法攻克。为此，他冒着“右倾”的压力，合理地保护了青年同志的进取精神，把这样肯钻研的同志安排到攻克尖端理论问题的前沿，发挥其所长，很快成为解决“两弹”理论问题的骨干人才。

正是由于钱三强等老一辈科学家坚持不懈地对青年同志的鼓励、信任、教诲和示范作用，在我国核科学技术领域中，有一大批同志自觉自愿地把自己的青春才华和毕生精力，默默无闻地奉献给国家和人民期盼的事业，他们的名字鲜为人知，他们的业绩将永载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1992年6月28日钱三强因病去世，终年七十九岁。1999国庆五十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了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

钱三强逝世后，中国科学院周光召院长为《钱三强论文选集》撰写序言，追述他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的贡献，赞誉他的高尚品德。序言中写道：“钱三强先生正是这样一位掌握全局，运筹帷幄的指点之才，他无愧于这个时代。在科学界，他是这个时代的代表，同时，他又是时代的楷模。这并不只是由于他在原子核物理上的重要发现和作出了饮誉海内外的光辉业绩，而且还因为，他全部科学生涯中贯穿着深厚的爱国主义和崇高品格。熟悉钱先生的人，不会忘记他那宽阔的胸怀，勇挑重担的气魄，杰出的组织才能，甘为人梯的精神，谦逊朴实的作风，以及只求奉献不求索取的高风亮节。在钱先生身上，科学和道德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正是因为这样，钱三强先生才受到广大青年学生的仰慕，科学工作者的爱戴和全国人民的普遍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