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报》推出冯承柏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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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大学报》推出冯承柏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专版[日期：2008-01-24]来源：南开大学报 作者：刘绪贻[字体：大 中 小]

1月7日出版的《南开大学报》第四版，开辟了“纪念冯承柏先生逝世一周年”的专版，发表了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中国博物馆》杂志原主编苏东海先生，历史学院院长陈志强教授，《南开学报》副主编、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关信平教授，校图书馆原副馆长李文桢馆员的纪念文章，追忆了冯承柏教授的学术人生，高度评价了其人品风范。（院宣）




痛悼冯承柏教授



刘绪贻

冯承柏教授虽然晚我一代，小我20岁，但是，他的人品学识，都是我很钦佩的，值得我认真学习的。大体上说，他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有以下几方面：

他平生遭遇很多坎坷，但他很坚强，从来不在这些坎坷面前低头。他不独能站稳脚跟，堂堂正正做人，还修己好学，不断充实自己，时刻准备着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他敢于坚持真理。只要是他认为正确的、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事，他都坚决去做，不计较个人得失。

他做学问认真踏实，学风严谨。我所阅读过的他的美国史论文，篇篇都是很过硬的，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主编主撰的《战后美国史》一书，曾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初稿专门请他审阅过，他提了很有分量的意见。

他不仅能做很好的学问，在国家和社会需要时，他还能而且愿意成就一番事功。他对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学、博物馆工作和博物馆学的贡献，不仅使天津市获得实际效益，对全国也是有良好影响的。

他不仅善于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而且有创新精神。

总之，无论从先天秉赋和后天努力来说，冯承柏教授都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特别是在当今这个功利思想和浮躁之风盛行于学术界的时代，像他这样一个好榜样在74岁时就离开了我们，实在是太早了，太令人痛惜了。

写完这篇短文，我取出我80寿辰时承柏教授赠予我的一对锻炼身体用的保定彩色铁球，睹物思人，唏嘘难已。（作者系武汉大学教授）



不能忘却的记忆——怀念承柏

□苏东海

承柏与我不是一般朋友，是朋友加兄弟。我们是以兄弟相称的，他一直以兄事我。

我结识承柏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候我正研究周恩来，承柏的父亲冯文潜先生与周恩来是南开同学又是志同道合的好友，我从承柏那里得到不少资料，我们的友谊就此开始了。继之，在博物馆理论研究领域中亲密合作，几十年不辍。80年代南开大学博物馆专业是全国博物馆研究的一个重镇，承柏就是这个重镇的台柱子。有了他，南开大学在中国博物馆界声名大振。那时，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博物馆界亟需放眼世界，开阔视野。我主编的《中国博物馆》（学术季刊）和《中国博物馆通讯》（信息月刊）与承柏密切合作，不断发表他配合中国博物馆界的需要而撰写的论文，如《博物馆与西方社会》、《略说西方博物馆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效益》、《外国博物馆学理论及历史的札记》等，以及他和我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博物馆卷）合撰的《外国博物馆史》长条目等。他深厚的西方文化史素养，使他的论文博大精深，深受研究者的关注，其引用率是很高的。90年代他又率先研究博物馆数字化，2001年发表的《博物馆信息学札记》系统地论述了博物馆信息学理论和方法，至今仍有指导意义和理论创新价值。

我要特别忆及两件事。一件是马克思主义博物馆学的译介之事。1986年11月，中国出席国际博协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会，带回了克劳斯·斯莱纳著的《博物馆学基础》，我如获至宝。斯莱纳博士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博物馆学家，他的这本代表著是继《苏联博物馆学基础》之后又一本马克思主义博物馆学重要著作。我连忙约请承柏来京商讨译介这本书的事。我们俩从上午谈到中午吃饭，饭后又谈到很晚。承柏返津后，组织力量翻译。1987年《中国博物馆》第二期上，集中发表了承柏撰写的《推荐一本马克思主义博物馆学专著——〈博物馆学基础>》，和他与学生合译的这本书的3章。承柏认为我们不能光介绍西方理论，也应该介绍东方理论，所以对这本书的推荐很下一番功夫。

我要忆及的另一件事，是承柏推动中外博物馆专家的学术交流。1993年，承柏主持在南开大学召开了中美博物馆学研讨会，约请美国史密松研究院的专家来华进行中美学术交流。会上我公布了中国人最早见到的博物馆是美国博物馆的新史料（1849年福建人林箴写的《西海游记草》）。史密松研究院项目协调人南茜·福勒介绍了美国生态博物馆的试验。那时我正在开发中国生态博物馆，对我很有帮助。中美学者还交流了各国的学术见解。此后承柏还在南开组织了美国国际培训委员会和博物馆学委员会两主席与中国学者的学术交流。承柏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为中外学者的交流做了许多事情。他的贡献我们是不应该忘却的。（作者系《中国博物馆》杂志原主编、中国国家博物馆离休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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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冯承柏先生

□陈志强

冯承柏先生去世的消息突然传来前不久，我还与他通过电话，请教问题。冯先生的逝世让人痛心，黯然泪下。

我们1978年初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刚刚入校来到历史系时，就对几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师特别感兴趣，冯承柏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他没有当过大学生却能胜任大学教席且谈吐不凡，没有接受过外语科班训练却能名列当时南开英语最出色的教师名单。随着接触的增多，我们更多地了解他的经历、为人和学识。他成为我们十分敬佩的一位师长。

大约在一个夏季的中午，我因为一个德文翻译的问题找到了冯老师的家。是给我们任课的另外一位老师的推荐，我才知道在历史系只有冯老师懂德文。那是什么样的家呀！满屋子都是书和文件袋，四壁书架都是各种文字的书籍。各种期刊报纸和字典随处放在大写字台周围，成摞堆放在桌子上的中外文书几乎没有留下多少写字的空间，一看就知道他正在写作。他很热情地接待我，谦逊地说：“我哪里懂德文！”并随口问了一句：“你是世界史班的班长？”我有点紧张，以为班上出了什么问题。他在帮我解决了德文翻译等问题后，解释说问我是班长的意思，就是希望我能在班里多组织同学注意外语学习，因为从事世界史专业学习对外语的要求很高。应该重点学好一门外语，有条件的话就学第二外语。他认为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德语的用处将更大些。说实在的，我们那时入学的外语水平只能相当于今天的中学生程度。在随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不仅自己选学了德语作为第二外语（1年后这门课我得了94分），而且在班上组织了很多外语课外活动。

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第一次从希腊留学回国后，冯老师担任历史系副主任，掌管着一台稀奇古怪的东西。那个东西据说是个姓关的学者从美国来历史系讲学，走后赠送给历史系的。它黑色的屏幕大约有普通的杂志大小，但是却不时地闪现出绿色的文字。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电脑”时的情景。好奇心驱使我多次找到冯老师，要见识一下这个怪家伙。冯老师热情地打开博物馆仓库，详细地讲解操作的方法和注意事项，特别提示要背会一系列操作指令（即DOS输入命令）。20年后的今天，小孩子都能操作第六代计算机了，可是当年冯老师耐心教我用第一代苹果机的情景依旧鲜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好像就在昨天。从那以后，我成了与历史系这台珍贵设备最常见面的人，也是从那以后，我大约告别了手写稿件的习惯，至今我那十余部书（包括翻译的）和百余篇文章几乎都在电脑里。冯老师是我使用计算机的启蒙教师，所以后来有了什么问题总是去请教他。而令我奇怪的是他不仅从不嫌麻烦，手到病除，而且他总有说不完的新东西，计算机发展的大趋势、电子信息的爆炸、网上技术的应用……好像他总在引领学术研究领域中最新技术的潮流。当我提出博物馆教学使用网上技术时（我那时主管历史系本科教学），他立即将两盒（数十张）小软盘借给我作参考。当我在他拥挤的书房里谈起“跨文化交流”这门课时，他毫不犹豫地将他的全部讲稿、手写的提纲和软盘交给我。那种坦诚热情让我也学会怎样对待青年教师和学生，那种对新技术和新知识的追求成为我的榜样，使我至今关注包括数学、地质学在内的所有知识的新发展，始终注意所有新思想理论的动向。“活到老学到老”是我国知识分子的一句老话，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冯老师提供了一个最具体的榜样。

??????如今，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了，我们的许多老师都先后去世了，可是他们留下的珍贵“学统”我们记住了多少？在人世嘈杂、物欲横流、时世多变的现实中，像冯先生这样的老师们保留下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我们能否继续传承下去，或者能传承多少呢？怎样传承？冯承柏先生走后，我一直在想这样的问题。（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



学者风范良师益友——纪念冯承柏先生

□关信平

冯先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其本行是历史学研究，对美国史和国际关系史造诣很深。而冯先生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了解，经常让我这位“科班出身”的社会学者为之而赞叹。

在与冯先生的交往和共事中，我一直以冯先生为榜样，仔细观察和总结冯先生做学问的思路与方法。我感到，冯先生之所以能够在学术上作出成就，除了他出身于学术之家、从小受学术熏陶、并且本人天生聪慧之外，其个人的努力对其成就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首先，冯先生热爱学术，始终抱着追求真理的态度去钻研学术问题。在他担任社会学系代理主任期间，经常组织我们年轻学者讨论学术问题，并且还组织我们参加一些科研课题。在我的印象中，冯先生对待学术认真而不迂腐，专一而不狭窄，严肃而又不失灵活。他追求学术的真理，但更追求学术真理的应用；他重视学术本身的学理性，也重视学术的社会价值。他和其他一些优秀的学者这种对学术的热爱和深刻的理解，对当时刚步入学术圣殿的我产生了很大影响。其次，在冯先生的身上有着一种超人的勤奋。冯先生没有上过大学，后来却成为了大学教授，并且还是知名的教授。在这期间凝聚了多少勤奋和努力！在我与他的交往中，很少看到他有清闲的时候，除了行政工作以外，其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钻研学问。当时由于工作的原因，我经常去他在南开大学东村的家里，几乎每次去都看到他在工作。从他的身上，我体验到了“勤奋是成功之父”的道理。再有，冯先生好问好学，真正具有不耻下问的精神。当时他作为一个非本专业出身的学者来主持社会学系的工作，不仅仅靠着原有的学术基础和知识，而是力图学习更多社会学的新知识。除了他自己的钻研以外，在学术讨论中、课题研究中，以及在日常交谈中，冯先生都经常提一些问题，“求教”于我们年轻学者，或者提出他自己的观点，请我们评论。他的这种学习态度一方面使其自身的社会学专业知识很快提升，同时也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冯先生不仅仅是一位学者，同时也是一位称职的管理者和学术带头人。他在南开大学的多个部门中担任过领导职务，并且都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在1988至1990年期间，他担任社会学系代理系主任。我当时还是毕业留校任教不久的年轻教师，还没有在系里任行政职务，对冯先生担任系主任的具体工作了解不是很深。但凭我的观察和体验，冯先生在社会学系主任的岗位上为南开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冯先生不是高高在上地做领导，而是注重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共同建设社会学系。他刚上任就找教师们谈话，包括我们年轻教师，了解每个人的情况，鼓励大家积极努力，搞好教学科研工作。为了搞好系里的工作，他组织了一个非正式的教师咨询委员会，协助系主任讨论系里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我当时很有幸地被冯先生选中，参加了这个咨询委员会。在两年的时间里，冯先生经常正式地或非正式地同我和其他老师们讨论系里工作。我体验到，冯先生是按照民主和教师广泛参与的原则来管理系里的工作，这一点得到了教师们的拥护，并且后来在系里逐渐形成了一个传统，比较大的事情都由教授会议来讨论。

冯先生担任社会学系代理系主任期间，非常注重学术的发展，经常组织学术活动，并且鼓励年轻教师积极参与学术活动。他以学术活动为动力，带动了整个系的发展。再有，冯先生重视推动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以长期发展的眼光来办好社会学系的事情。在他的推动下，南开大学曾比较早地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授予权。

冯先生担任社会学系代理主任期间，非常关心年轻教师的成长。他经常鼓励年轻教师在做学问方面要扎实、认真，要掌握好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和方法，并且要有创新的意识。他尤其希望年轻教师重视掌握好外语和计算机等“通用硬技术”。在日常工作中，冯先生一方面放手让我们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工作，另一方面也积极地为年轻教师寻找和提供进修与培训的机会，包括到海外学习的机会。

冯先生给我留下的另一重要印象，是他的平易近人和为人谦逊的风格。同时，冯先生在学术研究和管理工作中都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作为学术晚辈和下属，我与冯先生交往中没有感觉拘束和压抑，而总是能够比较自由地发表我的见解，有时候还直言不讳地提出不同意见。面对我的直言，冯先生总是微笑着表示欢迎。

冯先生离开我们了，但对他的记忆将永远留在我的心里。（作者系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主任、教授）



永远的师长和榜样——忆与承柏同志共事的日子

□李文祯

承柏同志是南开大学图书馆信息化、数字化、管理自动化的开拓者。为了使图书馆的全部业务流程尽快实现计算机管理，从1994年4月开始，承柏同志就带领我和图书馆技术部的同志多方调研，了解国内外各种品牌的图书馆集成化管理系统的性能、特点、使用情况，以期寻找出一种更适合本馆特点的集成化管理系统。经反复论证，多方权衡，最终选定北京丹诚公司研制的图书馆集成化管理系统软件。为使该软件更能适合我馆使用，承柏同志带队先后5次赴京同丹诚公司领导和技术人员讨论该软件的细节问题。承柏同志是历史学专家，可他对计算机及应用软件十分内行，提出的许多问题都切中要害，使我这个学电子的感到汗颜。当时承柏同志的身体状况并不好，心脏病、糖尿病相当严重。我记得有一次在返津时，他由于一天的奔波，过于劳累，突发低血糖，脸色蜡黄，出了一身虚汗。后来吃了几颗花生，休息一会儿他就上路了。他这种为了工作不顾及身体、不怕劳累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承柏同志博览群书、博古通今。他睿智务实，追求新知，是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典范。他对新技术、新知识求之若渴，在这方面他接受之快，理解之深，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1993年当“信息高速公路”之风刚刚刮起时，承柏同志就及时开通了图书馆的国际联机检索系统，这是我校最先同国际联机，实现网上信息传输的系统，尽管当时网速还很慢，但是，它真正是南开大学校园计算机网络建设的起始点和奠基石。也正因为他先行一步，所以学校在1994年开始筹建校园计算机网络时，首先成立了以金桂玉副校长为组长的校园计算机网络建设专家执行组，该小组的其他3位成员分别是冯承柏同志、韩维桓教授和我。当时承柏同志全面负责计算机网络建设的筹划、协调工作，具体事务由韩维桓教授和我来负责实施。为了推动网络信息化建设，为使全校各级领导、全体师生职工对“信息高速公路”有更多的了解，承柏同志以自己对网络信息有关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专门为全校中层以上干部进行了专题讲座，同时还请国内外网络信息专家在图书馆报告厅举行多次讲座，次次人员爆满。在这方面承柏同志不愧为信息社会的弄潮儿，网络信息建设的先行者和推动者。

承柏同志1997年退休后，一直致力于天津市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的数字化、网络化及资源共建共享工作，2001年被天津市教委聘为天津市高校数字化图书馆建设管理中心主任。我作为其下属的专家组成员之一，一直在他的带领和指导下参与有关工作。从2001年到2007年初，他不顾多病的身体，全身心投入到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工作中，凭借他对信息化的深邃理解与学识，和他对图书馆学的深厚功底，以及他超强的组织能力、影响力和号召力，把天津市高校图书馆组织起来，群策群力，共建数字化图书馆，实现了数字资源的联采、共建、共享。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天津市还建设了一批特色数据库，使天津市数字化图书馆建设工作走在全国各省市的前列。他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全国图书馆界的称誉，不愧为我国图书馆信息化建设的领军人物。2006年，他创建和领导的天津市高等教育文献信息中心荣获教育部CALIS“十五”建设突出贡献一等奖。

承柏同志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敬业精神、奉献精神、创新精神、探求新知的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作者系南开大学图书馆党总支原书记、原副馆长）

——以上文章均转载《南开大学报》2008年1月7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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