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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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昌主编

　　法庭通知原“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肖孟出庭作证，他说:“1967年9月3日晚上，康生从钓鱼台电话通知我到钓鱼台，上楼一看，只有江青和康生两个人在座。江青说:‘今天晚上你们专案组要写一个逮捕王光美的报告，明天早晨把这个报告交给我。
’康生说:‘王光美的问题可以定了，逮捕王的报告要很快搞出来。’当时我和专案组的同志都感到这个布置很突然。因为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这个问题，还有很多调查工作没有进行。专案组连夜突击拼凑了一个报告，送上去后，江青在报告的第一页上画了一个大‘×’，并批上‘报告搞得不好，退专案组’。专案组看到退回的报告，知道江青生气了，决定由我拿上报告去问康生究竟怎么办？康生看后，他说你们写的这个报告根本不能用，你们没有体会我和江青同志的意思，不能说明问题。他说算了，报告由我亲自来写好了。事后我看到康生9月8日写的逮捕王光美的报告，给王光美加上‘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日本和蒋匪特务’。在这个报告上有江青的签名。由此可见，迫害、逮捕王光美同志，完全是江青、康生亲自预谋，一手策划的。”

　　当审判员问:“江青，以上证人的证言是不是事实？”

　　江青却回答:“不记得。”继续抵赖。

　　法庭调查中揭示:江青、康生、谢富治，为了取得所谓刘少奇叛变的假证，认为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丁觉群，1927年在湖北总工会跟刘少奇一起工作过；一个是孟用潜，1929年在中共满州省委担任组织部长，和刘少奇同时被敌人逮捕过。这样，1967年5月孟用潜被拘留审查，在长时期的审查中，对他进行多次的突击审讯，逼他编造假口供。丁觉群和孟用潜被逼作了假口供后，他们都推翻了，并且提出申诉。孟用潜从1967年8月至1969年3月写了20次材料提出申诉。在申诉材料中说:“1929年在沈阳被捕，我没有叛变，在隔离审查过程中，我确实也交待过刘少奇和我1929年被捕后的叛党罪行，但是这些交待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

　　法庭还宣读丁觉群1967年11月13日的“笔供”。其中说，“照揭发的材料去揭发去坦白，可以立功赎罪而脱干净身，但对党是不忠实的。”

　　法庭调查过程中还揭示，江青一伙派人到各地调查和审问被捕的无辜的干部和群众，所搞的大量材料，都证明刘少奇并没有叛变自首的问题，1967年7月28日戚本禹直接给江青写报告，建议到沈阳军区去调查敌伪档案，组织了300名红卫兵，清查了两个多月，没有查出一份能够证实刘少奇是叛徒的根据，其中有两件事是与刘少奇被捕有关，但都属于证明刘少奇没有问题的材料。

　　法庭还宣读了廖如愿(1929年任中共满州省委秘书长)写的有关材料:“刘、孟在警察局听候处理，没有转到侦缉处和高等法院，就是没有把他们当政治犯来处理，在一般情况下，不会牵涉政治关系，所以当时省委态度镇静。刘、孟在警察局作一般案情应付，没有听到政治态度有什么变动。”

　　法庭还宣读了王广恩1967年7月被拘留后写的关于“刘少奇、孟用潜被捕一案”的材料中说:“1929年下半年，一天傍晚，听孔管理说:所逮捕的两个人什么也不承认，只说你工厂的工人合伙诬陷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是过路的。”

　　法庭还宣读了杨一辰1967年10月2日写给中央办公厅专案组的信，证明刘少奇被捕入狱后，党的其他组织和机关均没有受到破坏。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