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余家菊(1898～1976年)，字景陶、子渊。黄陂研子岗大余湾人。7岁起受家塾教育，宣统元年(1909年)考入道明高等小学。1912年就读于文华书院，后转中华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中华大学哲学门，曾参加恽代英创办的互助社。1918年毕业留校参与创办附属中学，任学监。次年经王光祈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并常为该会刊物《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撰稿。1920年初肄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堂教育研究科，8月到长沙第一师范任教。次年3月执教河南第一师范，为省教育厅编辑。1922年2月赴英国留学，先后在伦敦大学、爱丁堡大学攻读哲学、心理学、教育哲学。留学期间在法国结识曾琦、李璜等，并与李将各自所写同类文章合编寄回国出版，书名《国家主义的教育》。1923年曾琦等在巴黎创建中国青年党(1929年以前称国家主义青年团)，余与曾在一些问题上观点不一，“不愿卷入党争”，没有参加。? ? ? 1924年3月回国任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后改为武昌大学)哲教系主任，10月与曾琦等创办《醒狮周报》鼓吹国家主义，正式表明反共，因此与校内李汉俊等师生的矛盾日趋尖锐，正如其自述：“乃大反素愿而牵入政争漩涡”。嗣后又因学校改制问题与校方意见不合，乃于次年赴沪任中华书局编审，8月任东南大学教授。? ? ? 是年夏，少年中国学会年会期间，会员中国家主义派与共产主义派决裂，陈启天、左舜生等加入中国青年党。曾琦、李璜动员余参加，余在反共及国家主义思想上虽与曾等完全一致，但在性格、作风及对其他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则多有不同，乃拒绝参加。后经李璜等反复劝说，延至秋季才在入党申请表上附注“思想不受干涉”及组织对其个人“发布命令须先征得本人同意”两个条件而加盟。同时对自身规定“不亲近党权”、“不组织派系”和“不依党为生”3个原则。? ? ? 1926年8月武昌大学师范学院聘余家菊为院长，时北伐革命军势如破竹直逼武昌，余不敢到任。同时因其看到以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学员为中坚的北伐革命军所向披靡，认为“武人乱国，文人不足以救国”，乃决心培养“新武人”。于是接受孙传芳的聘请任金陵军官学校总教授(后任监督)。? ? ? 1928年任《东三省民报》编辑，次年任冯庸大学教授。1930年在天津创办健行中学，并在北平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授课。? ? ? ? 1932年一度任上海《申江日报》编辑并为中华书局编书。时青年党处境窘迫，余与左舜生乃策动改走“促进宪政之路”，逐渐为国民党所接受。? ? ? 1934年从北方迁家武汉，向当局表示“改弦易辙”。? ? ? ? 1936年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公报室(后改名编译室)主任，并第一次被蒋介石召见。七七事变后，辞去编译室主任职到河南大学任教育系主任。此时青年党与国民党接触频繁，至1938年，后者即宣称两党“亲善至极，融为一体”，余也由当年起连续4届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成为青年党主要领导之一。? ? ? ? 1945年与左舜生等代表青年党与国民党谈判，最终实现合作，条件为：青年党“对国民党乃作善意批评”、派党员参加政府、接受国民党财政支持。 ? ? ? ? ? 1946年余作为青年党代表出席政治协商会议，11月当选制宪国大代表，次年4月任国民政府委员。? ? ? ? 1948年当选行宪国大代表，任总统府国策顾问。是年秋逼蒋介石下野呼声日高，余在青年党内力主“保蒋”遭反对，知事已不可收拾，乃携眷由宁回汉口谋保全身家之计。次年5月南去广州，6月到重庆，寄寓旅舍，万念俱灰。重庆解放，又仓皇奔成都，12月初才经海南岛飞台湾。? ? ? ? 早在1944年余便对其同道说：“中华民国无希望，中国青年党无希望，不过我总是跟着拖，拖到底。”可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 ? ? 余在抗战胜利后开始研究佛学，每日诵经不辍；晚年信奉天主教，去世前受洗。毕生勤勉笔耕，为国家主义主要理论家之一，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曾下功夫研究。著作颇丰，主要有：《国家主义概论》、《中国教育史要》、《孔子教育学说》、《孟子教育学说》、《荀子教育学说》、《陆象山教育学说》、《教育与人生》、《人生对话》、《中国伦理思想》、《大学通解》、《余家菊先生回忆录》等。引用 勇斗校监余家菊汪幸福 林育南回到宿舍，一同学给他送来一封信。 林育南打开一看，是北京朋友黄晓峰寄来的。黄晓峰是林育南在北京结识的一位进步青年，参加过北京的五四运动。在这封信中，黄晓峰将北京近段学生运动的全过程作了叙述，希望林育南在武汉组织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活动，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 林育南看完这封信，心里十分激动。 他认为这封信能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便将它贴在中华大学校门口的“揭示栏”上。果然，黄晓峰的信一贴出来，学生纷纷围拢去看。有的学生看了信后，咬着牙痛骂北京卖国政府的无能，还有的学生当场呼起了反帝反封建口号。 没过多久，林育南张贴的这封信被校监余家菊知道了。他感到这是大事，马上跑到校门口查看。 余家菊是湖北黄陂县人，曾在英国伦敦大学、爱丁堡大学读过心理学和哲学，是“国家主义派”的首领之一，一贯仇视学生的进步运动。他见许多学生正围在校门口的“揭示栏”前看黄晓峰的信，气愤地跑拢去质问正在看信的学生：“这封信是谁贴的？” 学生中无人理他。 余家菊又提高声音问：“这封有问题的信是谁贴的？” 站在门边的林育南见余家菊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走到余家菊跟前说：“是我贴的！” 余家菊已与林育南交过几次锋，深知林育南是个厉害角色。不过，他是校监，林育南是学生，他仍要摆出校监的架子，用命令的口气说：“这封信的内容宣传过激思想，煽动学生闹事，不能张贴在这里，赶快揭下来！” “我不同意你这种看法！”林育南针锋相对地说，“我认为这是反帝反封建的行为，是教育青年学生爱国的好文章。” 余家菊气冲冲地说：“我再说一遍，你快把这封信扯下来！” “肯定不扯！” “你……”余家菊气得五脏生火，七窍生烟，两手不停地颤抖。 在场的学生都站在林育南一边，反对扯信。还有几个学生齐喊道：“我们要看这封信！” 余家菊见林育南一点也不怕，又见学生们都不支持他，便变换面孔，望着林育南说好话：“你把信贴在这个显眼的地方，看的人又多，同学们不安心上课不说，还要上街闹事。我是校监，学校出了乱子，对我不好。” “这与你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余家菊又说，“王督军和官厅如果知道有煽动学生闹事的信贴在中华大学的校门口，必然要追查学校为什么不管。他们一追查，我的校监地位就有危险了，请你看在我的面子上，把信扯下来吧。” 林育南听余家菊这一说，心里气炸了。他鄙视地瞅了余家菊一眼，厉声质问道：“是国家主权、人民利益重要，还是你的校监地位重要？” 余家菊被问得哑口无言，两眼死死地盯着林育南，恨不得马上将林育南抓起来，然后再狠打一顿。他见“揭示栏”前的学生越来越多，心里想：不能让这封煽动性很大的信贴在“揭示栏”前，便一爪子把信抓了下来，然后将信撕碎。 林育南不服气，拦着余家菊不放，要与余家菊讲理。余家菊使劲甩开林育南，拔腿就跑。 在场学生很气愤，要去追打余家菊。林育南很理智，觉得追打他不妥，劝阻同学们不要去，以后再找机会与他评理。 后来，同学们将撕碎的信捡起来拼好，再次贴到“揭示栏”上。余家菊虽然知道此事，因怕触怒学生而引发学潮，再不敢扯了。links:? http://book.sina.com.cn/longbook/1085625139_linshisanxiongdi/40.shtml? 节选自《林氏三兄弟——林育英·林育南·林彪》引用 links:? http://gs.ccnu.edu.cn/jxj/yu/index.asp? 余家菊奖学金“余家菊奖学金”简介 ? ? ? ? 余家菊（1898－1976），湖北黄陂人（今武汉市黄陂区），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早年曾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武昌文华书院和武昌中华大学，为近代中国“乡村教育”的首倡者和“国家主义教育”的理论构建者。? ? ? ? “余家菊奖学金”是台湾清诚文教基金会主席、余家菊先生之子余传韬先生及其后人以余家菊先生名字命名的奖学金，用来奖励我校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方面有深入研究的优秀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设奖以来，共评选8届，奖励资助研究生46名。本次共有5人获奖，其中2名博士研究生，3名硕士研究生。不少获得资助的学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最后附余家菊先生撰写的余氏全族统一辈序的96字 余家菊与少年中国学会? ? ? ? ? ? ? ? ? ? ? [/t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d]? ? ? ? ? ? ? ? ? ? ? ? ? ? ? ? ? ? ? ? ? ? ? [/t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d]? ? ? ? ? ? ? ? ? ? ? ? 曾成贵? ? ? ? ? ? ? ? ? ? ? [/t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摘要： 少年中国学会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历时最久、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社团。余家菊在这个学会成立不久就加入其中，直至该会无形解散，两次当选为评议员，是该会重要的活动分子。他于学会最重要的影响是系统阐述了国家主义教育的思想。随着该会的分化，他由不主张搞政治转到加入中国青年党。余家菊的国家主义观，主调是爱国主义的。他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则更多地散发着科学的光芒。追寻余家菊，尚须回到现场，多做了解。 [/t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d][/t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关键词：余家菊；少年中国学会；政治思想；新文化运动? ? ? ? ? ? ? ? ? ? ? ? [/t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d][/t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d] （一） 余家菊（1898——1976），字景陶。湖北黄陂人。他的一生在献身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度过，是著名的教育家。投身教育之初，余家菊就关注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进而厕身政治，成为国家主义派和中国青年党的重要成员。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踞台湾，他随同入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余家菊在大陆学术界湮没无闻。《辞海》算是当代中国颇具权威的百科全书。翻检1979年版《辞海》，在“余”字辞条下找不到“余家菊”。稍后，大学教科书偶有提及，为数甚少的资料书如《中国青年党》，则纯以负面形象示人。这种局面直到2000年前后才开始改观，若干专门研究余家菊的学术论文相继问世。事实上，余家菊是值得研究的。他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关系就是一个题目。今次，“余家菊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的举办，无疑将成为余家菊研究的新起点。 （二） 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于1919年7月1日，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历时最久、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社团。 1910年代的中国，继辛亥革命那场政治革命以后，以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标志开始了文化革命。新思潮由东、由西、由北，纷至沓来，不胫而走。相随并生的是新社团有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新文化运动一时风靡全国，别开生面。1912年，余家菊入武昌私立中华大学预科学习，1918年，本科毕业。受新文化的浸润，中华大学求学期间，他就开始了所谓团体生活的初试。其时，汉口有一民新集团，开办民新学校，余家菊求学之余，在这所商办学校兼课三年。1918年4月，他与恽代英、冼伯言等在武昌青年会共创仁社，拟具“以群策群力之功，达成己成人为之鹄”的宗旨。 1918年7月，余家菊被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学监李式金聘请为中华大学附中部学监。恽代英则同时被聘请为附中部主任。恽代英年齿略长余家菊，与余家菊同毕业于中华大学。他是武汉地区传播新文化和开展五四运动的带头人，1917年10月就发起成立了互助社，该社不久成为武汉地区新社团的核心。余家菊后来回忆：仁社的气味，“比较复杂”，“是一般不甘以庸俗自居的人”。至于互助社，“也是一群佼佼不群的人。起初倾向自由，颇带安那琪意味”。 1919年10月间，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发起人和最早的组织者王光祈，由北京取道武汉到上海，实施发展会员计划，在武汉与恽代英、余家菊等相会。这时的余家菊，不仅是武汉地区新社团的活跃分子，而且为文写作，纵论天下之事，已经暂露头角。王光祈介绍余家菊与几位少年中国学会会友通信。这样，他就成为了该学会的一员。工作了一年半的余家菊，感觉自己知识空虚，决计继续读书，遂辞职于1920年1月间北上，进北京高师教育研究科读研究生。在京求学期间，余家菊不时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同人聚会。第一次出席，就碰上了新近入会的毛泽东。毛泽东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带头人，主编《湘江评论》，此行为推动驱除军阀张敬尧，率湖南驱张请愿团到京活动。毛泽东向余家菊散发了驱张传单。为安全起见，坐在余家菊身旁的人将这张传单撕碎投入火炉烧掉了。几十年后，先前的聚会余家菊尤历历在目，印象依然深刻。他在回忆中写道： 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是北京少中同人集会的地方。那里幽静而便宜。少中周会，多半在那里举行。开会时，报告一点会务，叙述一点读书心得，交换一点朋友的消息。大家都纯洁坦白，人心和人心之间，并没有一层隔壁。各人的议论，都平正切实，很少放荡妄诞之谈，诙诡奇怪之论也不多。 少年中国学会的总会设在北京，后移南京。南京、成都设有分会，湖北、湖南、山东、天津、上海等省市都有会员。国外在法国巴黎设有分会，英国、德国、美国、日本和南洋等地都有会员。作为一个新型社团，它处理会务，实行民主的原则和自治的办法。学会评议部负责监督会务、选举职员、审查会员资格，评议员由会员选举产生。日常会务由执行部办理，编译部负责审查本会丛书。1920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总会于北京召开大会。会员已由成立之时的42人增加到70余人。第二届评议员选举，余家菊以19票当选。1921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大会。学会会员增加到82人。第三届评议员选举，余家菊以22票当选。评议员的选举，实行海选的办法，现场投票与通信投票具有同等效力，因执行职务的需要，当选者限于国内会员。余家菊两次当选，并与左舜生、李大钊、恽代英同列，表明他在学会中已有较大影响。这时，余家菊在河南开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和第一师范任教，由于已考取公费留学，按规定辞去了本届评议员。 “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这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何谓“少年中国”？王光祈说：“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就是要使中国这个地方——人民的风俗制度学术生活等等——适合于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而且配得上为大同世界的一部分。”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的李大钊也说：我所希望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是物心两面改造的运动，是灵肉一致改造的运动，是打破知识阶级的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是以村落为基础建立小组织的运动，是以世界为家庭扩充大联合的运动。 所谓物心两面改造，即精神的改造，“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物质的改造，“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实现“创造少年中国”这个目标，就是要“科学精神”指导下，开展“社会的活动”，即发展社会事业，主要是发展教育（包括新闻、出版）和实业事业。从这里可以看出，少年中国学会同人的所谓“创造少年中国”，是带着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民主主义方案，也是一个不触动现存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从小处着手，愿望良好的方案。 其时，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大多不赞成搞政治。学会甫告成立，上海会员就提出，学会对于政治与社会，纯取学术研究，尚未有主张，若因个人的观点而影响团体的行动，则不如暂时停止与学会存亡有关的言论，而专门从事于阐发科学、哲学、人生观、社会学等学术性问题，“暂时多研究‘学理’，少叙述‘主义’，以求维持学会之巩固。”王光祈作为执行部主任主持会务，以北京同人名义表示赞同，指出“本会同人若在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范围之内活动，同人自当互相与以积极之援助。倘有会员对于政治兴味极浓，急欲登台一试，或对于社会组织有所不满，急欲从事社会革命，本会同人对于上述两种会员，无论其成功失败，均不过问。”1920年，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问世。其后，不少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尤其是北京会员，陆续坚定其共产主义信仰，走上革命道路。学会内部在思想理论上兼容并包、五花八门的局面逐渐难于保持。同年8月，北京少年中国学会同人聚会来今雨轩，李大钊就提议说：“两年以来，世界思潮既有显然之倾向，而国内应时发生之无数小团体，亦莫不各有鲜明之旗帜；本会同人已经两载之切实研究，对内对外，似均应有表明本会主义之必要”。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与少年中国学会上海会员的主张声气相通，而以他的地位，此论在社会上影响更大。李大钊做了旗帜鲜明的回应，主张不仅要马克思主义，而且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实践。因此，李大钊这次提议中，所谓“本会主义”的指向是很明确的。1921年7月初，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大会。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北京会员力主学会重新解释其宗旨，确定共同的主义，从事政治活动。左舜生、陈启天等则继续坚持学会的学术性质，强调做到学术、事业和修养兼顾，即是所谓主义。 南京大会以后，学会内部继续就少年中国学会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等问题展开讨论。1921年7月下旬，余家菊从开封给学会写信。他没有正面回答学会是否应当参与政治活动，是否应当确定共同的主义，而是用迂回的办法阐明自己的观点。余家菊认为，少年中国学会不过从事社会分工的一部分事情，不可能包揽一切，因此，吾们即尽可不必以自己之所独信而强变为学会之共信，吾们亦尽可不必定欲人人于学会主义之外别无活动。吾们尽可以其所信，再与会内乃至会外之具有同一的信念者结为其他之团体，吾人尽可于学会同人之所共信外，再与别人另造其他之共信。 他认为，我们不能对一个学会寄于过高的期望，应提倡“于学会内外，各以各之所信，去组织各的会社，而大行‘兼差’主义；于会员之外，各以各之所喜，去结合自己心目中的至人，而大行‘多爱’主义；至若吾会呢，只是一个有限公司！”?他是这样认识，也是这样行动的。 1922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在杭州召开大会。会前，黄日葵、陈仲瑜、邓中夏、刘仁静、李大钊、沈昌联合提出提案，指出学会不能不从事政治活动，“政治斗争是改造社会、挽救颓风的最好工具。”“希望以社会运动，教育全体人民，待全体人民觉悟后再谋政治运动，推翻恶政府，这永远是一不可能的幻想。”少年中国学会作为知识阶级的团体，应当“引导少数觉悟的民众在各种事业中与军阀代表的黑势力奋斗，唤醒国人的同情。”他们高呼：“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我们全体动员了。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学理，我们要加入战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势力搏战了。”杭州会议的出席者只有10人。会上，高君宇明确提出本会非有明白的主张不可，这种主张就是主义，希望本会采取马克思主义；至于对待当前时局，他主张开展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斗争。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会议决定本会主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军阀势力，用舆论和其他方法做独立活动，并于必要时同其他团体合作。至于主义问题，虽经讨论多时，仍仅同意就“理想的少年中国的特色”、“达到目的的方法与步骤”征求会员意见。南京大会以来一年间，学会内部关于主义与政治问题的争议不仅未能达成共识，分歧反而越来越大了。此后，随着人员的流动和立场的歧异，学会渐行涣散。1922年春，余家菊出国，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对于国内会友间关于主义与政治问题的讨论，他不曾置喙，而是另辟蹊径，本着自己的立场，以其“所信”，构建国家主义教育理论体系。（三）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即创办《少年中国》。这份月刊，1917年7月1日发刊。它的第一部分，用来发表会员所写的关于自然科学、文学、社会学和哲学的论著与译文，第二部分刊发会务消息、会员通信和一些阐发学会方针的文章。1924年5月，该刊出版第4卷第12期后自动停刊。少年中国学会创办的《少年世界》，存活期更短一些。根据《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提供的《少年世界》分类索引，可知余家菊在《少年世界》发表过《教科书革命》、《北京高等师范废除考试制度的经过》以及《农村生活彻底的观察》三文。在《少年中国》上，余家菊先后发表了《什么是革命的最好方法？》、《教育学是科学了》、《乡村教育的实际问题》、《教师和学生间的交际问题》、《基督教与感情生活》、《教会教育问题》、《非和平主义的教育》、《心理研究备忘录》、《心理学研究法》（译）等文章，以及一些与会友的往来通信。余家菊之引起会友热议、社会关注而暴得大名的，正是他提出的关于国家主义教育的理论，在学会刊物以及会外刊物上所发表的关于教育的文章，以这个思想理论为统率。负笈英伦，游历欧陆，余家菊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如他说，“和平的幻想，大同的迷梦，都粉碎了。”他从所见所闻联想遥远的祖国，“感觉中国国民必须树立自尊心，中国国家必须强盛才能自保，中国的党派斗争必须无损于国家。”忆及这段思想历程，余家菊仍然充满激情，他写道： 我必得唤醒国人，只有写，……写……写！十一年的春天，我写了一篇人格的动力，载在《中华教育界》，那是发扬国民的意志的。那年的夏季，我在巴黎，写了一篇民族性的教育，那是鼓荡国民的国家意识的。后来连续写了好几篇同性质的文章，都是发表在《中华教育界》。 留学法国巴黎的会友李璜也写了几篇同类文章。余家菊同李璜商量合出论文集，得到曾琦的参与。书稿核定之后，“反复考究，最后决定此书的名称为《国家主义的教育》”，交由左舜生张罗出版。1923年10月，上海中华书局以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的名义，出版发行了《国家主义的教育》。“从此，国家主义的思潮怒吼于全国。” 这本书中运用“国家主义的教育”概念的，还不是余家菊，而是李璜。对“国家主义”做出定义的，也首先是李璜。国家主义一词，英文对应的是nationalism,?后者亦译作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是近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形成过程发生的社会思潮。这个词，清末民初就有中国人运用。余家菊指出：“在近代史上之第一大潮流就是民族主义，如意大利之建国，如德意志之兴起，乃至后来之大日耳曼主义，大斯拉夫主义等，都是这种潮流之所表现。”12[p1]由于对国家主义的信仰和宣传，就形成了国家主义派，包括余家菊在内。余家菊怎样建构国家主义理论呢？1925年8月，他在《国家主义释疑》的讲演中指出：国家主义不是唯心论者，反对唯物主义；国家主义者主张保国卫民，反对侵略，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主义主张发扬中国文化精神，以补充一切残缺的文化；国家主义反对专制，主张国家的利益应予尊崇；国家主义与个人个性的发展没有冲突。他的这个阐释，与其他国家主义者有所不同。 一开始，余家菊并不全面地论述国家主义，他说：“我提出国家主义，纯然站在教育的立场，我要唤起青年以国家为至上，为国家而努力。”13[p47]?《国家主义的教育》全书收录八篇文章，余家菊的文章六篇：《民族主义的教育》、《退款兴学问题》、《中国教育的统一与独立》、《国庆日之教育》、《基督教与感情生活》、《教会教育问题》。1925年3月，以少年中国学会名义编辑的《国家主义论文集》第一辑出版，收录了余家菊的《教育建国论发微》。 “确定国家立国的理想，涵养国民融和的精神，而使之携手偕行一致努力于共同目标之下”，这就是余家菊所谓的国家主义教育。他是一个“教育建国论”者，信奉教育为立国之本。1920年春，余家菊翻译了英国哲学家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一书，自认为罗素对于他个人的影响极为远大。他依据罗素的学说，认为社会改造论者多从经济及制度上着眼，而忘却人类的心性，是不可以的。从近代世界各国革命，特别是我国的辛亥革命，他看到了战争的灾难，民心的浮动，社会的动乱，认为“革命毕竟是人类不幸的事”。如何既避免革命的风暴而又能促成社会进步？他认为改革是唯一的方法，“制造社会意识是一切改革的有效方法”。教育则在制造社会意识中发挥独特的作用。余家菊给李璜的信说：共同信念，是民族成立之要素，其重要尤胜过种族问题。教育若是负有社会的使命，养成共同信念乃当然是一个根本目的。欲养成共同信念，于历史的势力，须加以充分的注意。离开历史而欲从新创造，不知道要待至数十百年以后，看有成功之希望否？自教育之意义言之，我总觉中国民族精神复苏之日才是真教育施行之时…… 所以，他强调要进行民族性的教育。他回应了当前思想界和教育界对国家主义教育的疑虑，说明主张民族性的教育，不是主张复古，不是主张拒绝西方文化，不是主张军国主义，不是主张制造整齐划一的国民，而是主张教育要根据固有的民族特性，养成显著的民族意识。他进一步引申说，世界上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性，这种特性是在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教育不从民族特性出发，就会违背自然发展的规律。如同个性发展有益于社会发展一样，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有益于全世界的文明和进步。因此，中华民族自认下等民族则罢，否则，“对于自己底优点就应该抉择出来，加以发皇光大。”民族性的教育也不反对吸收借鉴优秀的外来文化，但这种吸收，“不可不根据固有的民族性。所吸收的资料必定要和民族的本性相谐和。”他认为民族意识包含民族自觉和民族心意。“教育之最大的责任，不在一仅仅民族之自觉，乃在更进而为积极地鼓铸民族的心意。”?通过教育，养成民族的情感、信仰和共同的目的，并为之奋斗。基于此，余家菊关注乡村教育，提倡教科书革命，造就专门人才，反对教会教育，要求收回教育权，实现中国教育的统一和独立。他甚至关注到一些细目，如以英国为例，提倡实施国庆日教育。在他看来，国庆日教育具有五大功能：“1.伸张民权完成共和；2.五族一家共生共荣；3.拥护国权发扬国光；4.追步先烈舍己救国；5.崇德报功纪念先烈。”其具体项目有四：敬国旗；唱国歌；讲演先烈事迹；讲说国势。后来，他进一步将这些思考的成果条理化、系统化，写成《国家主义教育学》，1925年由上海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余家菊的国家主义教育主张，引起恽代英的关注和赞赏。恽代英表示：“得读两兄所著《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颇痛快无殊我所欲言，固极为快慰。”又言“景陶兄所言民族主义的教育，我大体均赞成。”同时，他也指出，余家菊虽屡言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但对于什么是中国的民族性，却提得很少。中国民族性的好，好在什么地方，也很少说到。与余家菊有所不同的是，恽代英提出要求经济的独立，最终必须经过一番政治革命；“若不说如何能求经济独立，而欲恃教育以求经济独立，以救中国，必为不易成功的事。我们必须知如何能求经济独立，然后能知在此等独立运动中，须要有何等品性、知识、才能的人，然后能知要施何等的教育，以为国家养这些人。”政治革命论者求一个根本的解决，教育建国论者持循序渐进的办法。这是恽代英与余家菊的主张所有所区别的根本所在。杨效春在给余家菊、李璜的信中，除对《国家主义的教育》的主张大体赞成之外，也提出了几点商榷和补充的意见。 1923年10月，少年中国学会举行苏州大会，决定将学会的方针定为“求中华民族独立，到青年中间去。”会议制定了九条纲领，除了明确写进“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为打倒军阀肃清政局，提倡国民自决主义”以外，还写进了“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养爱国家保种族的精神。反对丧失民族性的教会教育，及近于侵略的文化政策。”这也说明余家菊的主张，得到了国内会友的同情和呼应，在学会的会务进行中产生了影响。 （四） 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发起者除王光祈、李大钊外，曾琦也是一位。他是学会第一届评议部的主任。1919年10月，赴法国留学。曾琦对于1921年南京大会关于主义与政治问题的决定十分不满，他断言“政治革命之在今日实已陷于不可能。尤以吾辈青年之入政界为有害而无益，大有损于个人而毫无补于团体。”当着部分会员热心于宣传社会主义的时候，他贬斥为逐流照抄，坚持必待精密研究共同信仰而后决定。可是，到了1923年9月，他的主张倒改变了，在巴黎《先声周报》上，一连发表两文，鼓吹国家主义与全民革命。由不主张为学会设定某种主义，到确定国家主义，并以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相颉颃，以他为领头人的国家主义者的阵线明晰了。以此为背景，曾琦开始构思建立中国青年党。 余家菊原来是不主张搞政治的，但事实上，既提倡国家主义的教育，鼓吹国家主义，就不可能置身于政治场之外。1923年春，余家菊借春假到巴黎。在巴黎郊外，曾琦对李璜和余家菊谈起组织政党问题。曾琦征求余家菊的意见，余仅答以“领袖难得”。又说“愿意站在国家利益上作超党派的努力，不愿卷入党争的旋涡。”曾琦说这是偷巧的做法，余闻言之下，相向默然。这以后，曾琦再没有与他商谈组党之事。1923年12月2日，中国青年党在巴黎郊外玫瑰城共和街正式成立，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为其宗旨。余家菊不是发起人，且不知其事。 1924年夏，余家菊应武昌师范大学之邀，回国任教。他并把李璜推荐给校方。早在上年10月，曾琦就决定回国举办杂志，专事鼓吹国家主义。1924年7月，曾琦、李璜一同回国，途中商定了宣传与活动的方针，而且把主要目标定在“对付国际共产党在中国的动乱”。同年10月，《醒狮》周报创刊，标榜“以无偏无党之言，唤起国人自信自强之念”。该报用了“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其核心却是对外反对苏俄，对内反对中国共产党。这一点，在1925年10月第53期《醒狮》周报所刊登的《国家主义青年团宣言主张及简约》中赤裸裸地表现了出来。曾琦筹办《醒狮》周报，余家菊列名为发起人之一，作为基本成员。用他自己的话说，“为宣传国家主义，亦乐于执笔其间”。他虽然主要关注教育问题，但与其他国家主义派在理论上与共产主义尖锐对立形成一致。他后来说，他反对共产主义乃基于三大观点：“其一为反对中国受第三国际之支配，其二为反对唯物史观之人士哲学，其三为反对思想专制。” 1924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举行大会，余家菊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1923年苏州大会宣言中带有唯物史观的第五条全文被推翻，第六条中提倡青年进行民族独立运动的字句被取消。1925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又在南京举行大会，余家菊出席了大会。会议就学会应否将国家主义列为本会方针，引起激烈争论。余家菊与曾琦、左舜生、陈启天等坚持国家主义，恽代英、沈泽民表示反对。“共产与反共产之争，不得调和。少年中国学会乃告破裂。”这年春，余家菊到上海，渐闻中国青年党已在巴黎成立之事。?南京大会后，在曾琦介绍之下，有条件地加入其中。至此，余家菊无形结束少年中国学会生涯而正式转入中国青年党。 （五） 抗战胜利后，年近五旬的余家菊撰写回忆录，回想五四时代和少年中国学会，感慨良多。写到互助社，他慨叹互助社员“风流云散，各自投入世界的大潮流中！有的已被潮流吞噬了！有的仍在潮流中打滚。总算各自尽了各自的能力！”写到少年中国学会，他确信“少中朋友，后来虽然分了家，到底是有所成就的人居多，未必不是由于性格上都带几分真诚。”?他设想着“倘若能打破历史的束缚，大家会聚起来，共谈往事，说到伤心处，抱头痛哭一场，岂非也是一大快事！”那时的生活，烙下了不灭的印记。 在少年中国学会的六年，是余家菊在理论上有所成就的六年。如今，我们评价他的思想理论，需要把他所提倡的国家主义与教育思想两者加以区隔。国家主义清末民初被引进中国，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国家固是实行阶级压迫的工具，但同时也具有社会管理的职能。一个公民生活在这块国土上，都有爱国的义务，这是一项基本的道德规范。余家菊的国家主义观，主张保国卫民，主张发扬中国文化精神，其主调是爱国主义的。问题是在国共两党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奋力发展国民革命的时候，余家菊在主观上却试图避免革命，他所设计的方案实际上并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因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国共合作，国家主义派向来受到抨击。在加入中国青年党前，余家菊与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等虽在思想上引为同调，但并不完全一致。这是值得研究者细心辨别的。余家菊以民族主义相号召的教育思想，虽然从总体上服从服务于国家主义理论，但如振兴中华民族、重视乡村教育、改革教科书、在教育教学中渗透爱国主义等等主张，则都闪耀着真知灼见的科学光芒。余家菊主张教育建国或教育立国，在革命时代颇为不合时宜，而在承平时期，稍变一字为教育兴国，就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战略。 余家菊在他的回忆录中，开头就引用了“不要批判，且去了解！”的话。这是立场，也是方法。几十年风雨过后，我们追寻余家菊，谈他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关系，分析他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活动，尚须回到现场，多做了解。 欢迎共享你手中的家族资料，方便更多兄弟姊妹寻根！余氏家族QQ群 | 余氏家族报 | 余姓博客MSN群: group195795@msnzone.cn我的字辈信息(湖北黄冈):之志从道钟维嘉士会启 | 湖北黄冈地区余氏族谱=500) window.open('http://wpa.qq.com/pa?p=1:1656852:1');" >QQ留言 | 我的开心网ID：26336499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