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江书院-------“江南道学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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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江书院  一  烟霞中，从容步。  青柳画桥，风帘翠皑，远山如屏，云低雾薄。  我在清明节前后，两次前去桐江书院，恰逢飘飘细雨，一把轻伞撑满江南的烟雨清愁。  也曾去过一些地方的书院，但在田野乡间，出现如此完整建筑体系的书院，却又少之又少，正堂、庭院、小桥、几亩方塘、四周阡陌农舍，远处鼎山翠绿，俨然一个乡村读书天堂。迈步状元桥，桥下溪水碧绿、习习微风吹来，其中一段古文，如此描述桐江书院和它的鉴湖——满湖风撼月，半日雨藏春，句句来得如此铺张，八百年的风风雨雨，岂能几朝几代化开。  皤滩古镇、桐江书院，一并连缀成仙居的人文主页，标注在仙居旅游地图上，但远道而来的旅客，很少把桐江书院单为观景旅游的一站，除非是个人踏访或者旅行组织者的安排。自然景观有神仙居、淡竹原始森林，人文气息有皤滩古镇，而团体游的行程如果安排有皤滩古镇，那么桐江书院作为一个游览附赠，其原因，一是离有“江南第一古街”之称的皤滩很近，二是同属一个皤滩乡主管经营部门。  桐江书院座落在山下村和板桥村之间，两村人全都姓方，大约六七千人口，皆为晚唐诗人方干的后裔。这群具有庞大数量的方姓村民，按照当地习俗，本应拥有一座同宗同祖的宗祠庙堂，而现在，他们只有这座八百年的桐江书院，这个生生不息的文化祭坛，代替了他们姓氏最神圣的血脉供奉。    二  能把书读得摇头晃脑，能在池塘边柳树下作诗吟对，能在清风细雨中朗诵七言五绝，能够身在乡间而不干农活、一味只读圣贤书，那是唐朝以后读书人的超逸风范，是永远留给后来一代又一代读书人脑际中的一个印象，于是我在书院的每一个驻脚点，拼命地挤在一群幻象重叠的古代读书人中，慢慢流连少时不求甚解的朗朗读书光景。  眼前的书院，占地一百五十多亩，现存的主体是三进两抱的建筑格局，由正门、鼎山堂、大成殿及东西厢房构成，为清代时期同治年间的建筑物。书院前有鼎山叠翠，后有鉴湖几亩，东有溪水烟柳，西可登临道渊山，钟灵毓秀，古人真是讲究读书的好地方。  八百年的桐江书院，作为一个起源于文化高度发达的中世纪文化高岸，吐纳着唐代以后的历代风韵，凝结着方氏世代的书香气脉。历史的厚重感在烟雨中存废不常，凝结不散，而飘在眼前这场雨，几百年来飘淋着书院，而今，我怀揣对书院的敬重，随风随雨而来，竟让我没有与书院任何隔阻，触景中轻易地去接近各个读书的历朝历代。  踏访桐江书院的资料非常不容易，我本以为八百年的历史书卷，能有厚厚浓烈、绵绝不断的人文记载、有一扎一扎的故纸堆彻夜通览、有一篇一篇叹为观止的精彩逸事，可惜几乎什么没有，幸好察访到《方氏宗谱》，让我在只言片语中搜罗书院的前程往事。  在桐江书院的历史远端，始终闪耀着一个身影，反复出现在方氏后人的嘴里——声名鼎盛而功名不就的诗人方干，名震江南却没有名震朝廷，他站在飘摇欲坠的晚唐时期，终生未能致仕，但他的诗才文学有如一颗高挂的启明星，照彻着方氏家族的血脉里，也给后来的桐江书院一个活泼泼的开端。唐朝的诗歌艺术家们站在诗歌成就的最高点，眩目得中国诗坛几千年来格外刺眼。  如果说唐朝和宋朝的区别，那就是唐朝时期还没有书院机构和民间戏曲，一大批饱学之士，散落出浮萍流离的惨淡景象，而每一次回顾历史，总让读书人冒着“生不逢时”的酸气。悠悠华夏，早在几千年前，就进入了文明时代，文化的繁荣早早奠定了缤纷文化的盛景，偏偏等到开创了科举制度的唐朝，然后唐朝结束，又不紧不慢地经过两百年四分五裂的五代十国，才蹒跚着走进书院的中兴时代——宋朝，一个开始用完善科举把读书人收拢成群的幸福时代。  不知道方干隐身绍兴鉴湖、独舟垂钓是什么感觉，那是清朝领骚三百年的绍兴师爷风水之地，他远远没这些师爷后辈们参透得圆通练达，他把世俗的期望，一辈子都丢给了别人，最初是精通文墨的岳父，居然看走眼，以为他的文采和才智，先是“洞房花烛夜”、只等“金榜题名时”，几次的应试与自荐没有折腾出什么动静，种子是好种子，只是迟迟不见有发芽迹象，于是他很快从岳父的视野中走开。后来又是官场上的文世友人，几经辗转引见，始终未能登堂入室，于是他在等待与失望中，只得转身离开那座政治冰山。  晚唐时代，非血缘关系的远距离隐居，突然敲门又挥手而去，天南海北、误打捂撞，对对诗便情投意合，整个朝野早已见惯不惊。唐朝诗人的古怪行径，诸如李白的斗酒作诗、杜甫的流离吟唱、白居易的敏于现实，对于那个不能高入官场又没有书院的年代里，诗才飞扬、命运凋零，成为一个奇特的族类。这些缺少俸禄、在落举阻仕时又流落江湖，深陷泥潭又自顾不暇的文人，被权势与官爵口径一致地拒绝在侧门外，尝遍冷暖，饱受羁绊，终不得要领，于是经常带着一颗无法割舍的悠悠心怀，零星地探寻生命一个无法确定的走向。  没有书院的日子，方干象早早失学的文学青年一样，发挥着写诗行文的才能，却挥发着自己的人生理想，留给后人的印象，好象生活中只有几件事情构成——迎来送往、写诗钓鱼，并且有过多次醉酒记录，在他的诗集中100多首诗，热闹非凡却寂寞相随——别秀才题山水、写诗作画、贻赠交游、寄言寄居、经逢偶遇、走过路过，“青云未得平行去，梦到江南身旅羁”，怀念江南时候却身锁长安，仕途理想也越来越宏观，每次从外面回来，带着一身的疲惫和几行声情并茂的唐诗。  文人总爱制造一些自鸣得意的生活方式，并有意无意让人传诵，旁人也赋予在他身上一个奇趣的个人风格。一次，苦思冥想中偶得佳句，忘形中高高跃起，不慎跌破嘴唇，相貌因此变得丑陋，落下一个“缺唇先生”的独称，据说这个面相成了他多次求官面试的障碍。政治向往的不得意让他行为趣怪，他变得喜欢捉弄人，而且往往是在即兴中，逮住一个不对味的人，一话不说就地三拜，保质保量，笑灿灿地一个也不落下，紧跟着反复说礼多不怪，人称“方三拜”。对于这个名字，方氏后人倒是喜笑颜开，甚至颇为自得，连先祖的丑陋相貌也觉得目慈和煦。至今，说起“方三拜”，山下村方氏后人能说出“三拜”的几十种方式，并诚挚地向寻访者模拟。  我至今也无法理解这位诗人，对于大半生都寄居在别人家、屡屡被官场拒绝，他却爱憎分明，对世俗表现出响亮而清晰的拒绝，一种貌似尊重却直白的抢攻——尽管没有拜官入仕，文人气却万万不能丢掉。这是热闹中一种交往的分门别类，也是一种容易挑起争辩的怂恿，落寞的他渴望挑起话题、渴望一种兴奋的回应，但是，这种歪歪斜斜的作法，离官场做派，显然越来越远。  今天细想起来，方干同许多怀才不遇的读书人一样，最让人泄气的地方是：诗歌才气充盛，却与政治生活绝缘，只能自己制造快乐；方寸逐渐零乱，打探官场却踩不准节拍，就只好本色地生活却又总想扮演理想角色，满肚子学问，极不情愿地烂在肚子里，终日沉醉在精神上的自言自语，一方面等着天子的应召，一方面饶有兴趣地进行文化个体自治。这期间，先后五个皇帝相继离去或离位，他仍然置放在乡间，终于，在他离世的十年后，宰相张文蔚和几位在朝高官合旨请求，唐朝最后一个皇帝想不给他绶官也不行，只好半推半就追他一个“玄英先生”谥号，刻在他黑漆漆的墓碑上。  他当然没兴趣计较有一个好的追封，他无意做了一个的原生态文人，活跃山野间，苦闷而又充满朝气，万幸的是，其读书人的本色终究没被仕途理想套牢，作为晚唐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他以横溢的天分和瑰丽的才华，站在方氏族人的最高点，照耀着桐江书院的精神源头。散藏在山下村和板桥村的“方氏宗谱”，几十册厚厚的线装本，传抄着方干诗集中的名篇名句，昭示着一个姓氏群体的文化衣钵。    三  “放眼古今多少恨，可怜身后识方干”，清朝学者袁枚为自己没有及时赏识才子陈浦，而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方干的委屈居然题写成了文人的警世格匾。  不过这种委屈，他的第九代后孙方斫，用创办书院并以命名纪念的方式，对先辈做出了精神补偿。身后无人识方干，子孙总会识方干，在讲究子孙世袭的封建家庭中，书香延脉是一种高贵的遗传，书香门第的称谓更能让先祖含笑天泉。  书院取名桐江，为方干世出祖籍——浙江桐庐；书院后面二三亩水塘，名曰鉴湖，为方干后半身隐居之地；此中取名“桐江”、“鉴湖”，就映照了方斫一片拳拳之心、惜惜相腥。  方斫，一辈子的委屈就比方干少多了，作为官场过来人，他拿过几年俸禄，呛过几口水。没有任何资料说起他为什么隐居这样一个乡间，反正在宋朝期间，皤滩附近已经是藏龙卧虎了，如北宋隐士吕逢时，靖康之乱时的左丞相薛昂，南宋末期隐士吕徽之，总之，年富力强的方斫，带着家眷，带着对官途的决裂之心，带着岳麓书院学规学制的手抄本，随着椒江往来的商船，来到永安溪边皤滩镇边，在学院中兴、推崇读书的宋朝年间，他成了中国古代书院的第一批职业实践者。他在离皤滩这个商业口岸的不远处，营建了一个鼎山积翠、鉴湖环绕的读书天堂，展开了随后八百年“读书为重、商贾与文人近距离接触”的书院胜境。终于，在商贾巨富熙熙攘攘的码头，开始稀稀拉拉地走动着文人名士的身影，当地的读书人偶尔也能听到外来大儒大家的讲学，桐江书院慢慢也成了当地八百年鸿儒往来的文化渡口。  与其先祖的禀性完全相反，方斫端正持重、理性细致、并且相貌堂堂，一腔文人情怀，一身道学情操，被誉为“东南学者表正之师”，世人尊崇的“礼法中人”，而且逐渐成为受一方人景仰的道学大家。他自己是道学之人、礼法之士，却接受先祖的品格风貌，自己不放浪却能接受先祖的放浪，自己很认真却能接受先祖的不认真，儒家道学给了他良好的品德基础，于是，他筹办学堂和命名“桐江书院”这份心，对后世子孙演示了一个明确的指引——尊祖守节、悉心道学，并致力于书院发展壮大。先祖对仕途功名的念念不忘，成了整个姓氏的宿愿，方斫很是明白这个道理，读着书吟着诗把先人请回家。  于是，有着道学品格和人生阅历的方斫，再一次演绎中国成年传统男人的丰硕形象，并用大家长的定力通盘履行着长者的职责，一方面告慰先祖未了心愿，尽量去安慰、去聆听、去满足，另一方面树起文化大旗，去安顿后世子孙，教导他们家族兴盛之路，后人好好读书，前人百般欣慰。  造访偏僻的桐江书院，颇为不易，要么翻山越岭、要么取道溪流，连苏东坡走到鉴湖不远处，还在东问西问，故而留下“问津”石碑。就是这样一个隐于乡间的乡村书院，经营得有声有色，八百年书香不散，很是替先祖挣足面子。几十位进士功名在身，又是宋朝理学家和教育家朱熹指定的讲学之地，还是台州人爱戴的殿元王十朋受业之院，这两大名人在书院成立之际，就与桐江书院联系在一起，无异于一场天雨流芳，使它在静寂的乡间，一夜声名鹊起。  有着光辉前程的书院出现了，时代最灿烂的文化也在广泛传播和研修，书院成了古代文人的集体摆渡之巨船，一个古代文人集体走向的高岸。文人不再象先祖他们，一个个孤独的、行踪不定的个体文人，此时文人的群体性造像，开始有了儒雅的文化外衣，开始有了作官以外的出路。  方斫一生致力并推崇的道学，是书院的开山之学，这恰恰他对先祖的精神反哺，也合流于当时道学的正宗范畴，这恰恰是唐以后几乎历代畅通官本之学，科举时代更让书院倍受宠爱，桐江书院成了学以致用、道家体系的典范。他和后世一起经营的桐江书院，一方面，既是道学的践履场所、可以自由讲学、钻研道德文章，另一方面，书院有着先进的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参与时事策论，成为科举人才的培养基地。总结起来，桐江书院既获得“江南道学世家”的美誉，又有金榜题名的锦绣业绩，事业与名气双双高挂着书院门楣。  先名就后攻成的方斫，完全有资格接受八百年的集体谢师拜恩，有资格对方氏后人谈今论古的地位，他却把一切荣耀让给他的先祖。创建之初，取名叫“方氏义塾”，一个名薄稀微的小学堂而已，待到声名鹊起，四方游学而来之后，便果断地取名“桐江书院”，并开掘出一湖清水——鉴湖，也开凿了一汪书香气脉。  八百年前那场开院的文化仪式，方干的诗学才华成为书院的一道精神纲领，然后又如时下匆忙的名誉教授或者客座讲师，始终没来给学生上一堂课，却为书院的精神诞生正式剪过彩。而具有道家气质的方斫，成为这场仪式的正式主持者，主持着后世子孙的文化事业，点化着一个姓氏家族的精神主旨。他和他的先祖，有如扎根书院大堂前那两株枝繁叶茂的苦槠树，耐着岁月的风寒，日夜遮庇着风吹雨打的一隅书院。  如何把一个对尊重文化的初衷，贯穿于后世子子孙孙，这是一个任何人任何时代也无法回答的巨大命题，方斫当然不能，但是，他和他身后的后人，一起作好了这场跨朝越代的功课。方氏的子孙后世，用血脉供奉着书院的兴衰与没落，供奉着郁郁不得志的先人，先是方干第九世孙方斫缔造书院，后是三十二世孙方作梅方维平重建书院，一个以姓氏发展的家族，与这个书院兴衰与共，呈现的是后人不断对前辈的文化和精神反哺，形成了一个以道学和文脉相承袭的旧时世家。  有了桐江书院、有了道学衣钵，先祖的精神归位了，然后再在安详的方斫引领下，整个文化大家庭安详了许多——好好读书吧，不然无法消受先祖的三拜。  江山须有文人撑，才气需有大气支，站在桐江书院墙壁的进士榜前，数落着这支文质彬彬的长长队伍，从文状元到武状元、从宋到清，二百多名进士的空前洪流，品秩高高低低、身着五朝官服、头顶天子门生的荣耀，由远及近再走远，前呼后应地跨进八百年的不同年号，连同他们身后多如繁星的秀才和举人，这是仙居历史上一支彼此没有见面，但确是走得最齐整的队列，同样苦心求学终成正果，同样迈出书斋登入殿堂，影子连着影子，后生跟着先生。  直看到最后六位衣甲鲜明的武进士，雄赳赳地过完，我才收起崇敬之心，悄然转身。    四  本来，眼前的书院，至少可以提前几百年，甚至保留方斫宋代时期的亲手建筑。  中国历史上的古代书院本一直少有危险。  古话里有一句，“富不过三代”，这是中国古代家族物质的累计定律，决定了在充满朝代更替、贬官抄家、主动隐居被动散财的中国历史中，守着富裕的物质那是格外扎眼和遭祸，守八百年绝对是天方夜谈，而清守书院有可能就作得到。面对物质，人很少真正能客气起来，总是想尽办法巧取豪夺；可面对书院，很少有人造次，那里有读书人的传统和尊严。  再者，看一下中国文化的历史，我们很能明白——文化可能被歪曲、思想可能被说成异端，但是，历史一直都默认书院的清白。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个朝代都要干一件事情——销毁前朝书籍、关注前朝文人的思想动态，于是，历史上的“坑儒”、“焚书”，熊熊烈火让读书人噤若寒蝉，权衡之下，文学细胞的躁动只能突变成文艺细胞，或者作出让后人目瞪口呆的出格事情。一代鸿儒方孝儒，竟在明成祖登基前的大喜日子里，披麻戴孝行走于陛前，傲然抗旨，被灭十族。根据全国各地的方氏后人的确凿考证，竟然也是方干后人，在十族以前，提早几代脱离了方斫体系，可能遗传和放大了方干激进的部分。  文化与思想领域，稍不注意就踏进了当权者不喜欢的范畴。  历来朝代的强权与掠夺，很少对书院动手动脚，可以大规模割掉读书人的脑袋，但毁掉书院，却有可能冒犯所有读书人，连愣头愣脑统治天下的元朝，长时间关闭科举道路，也没有对书院学堂嘟咙过。后来，史无前例的文革暗黑时期，朱熹手书的“鼎山堂”匾额被藏于秋山乡，王十朋手书的“东南道学世家”匾额被毁，这次动手的是一群喊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学生，一窝蜂地打打砸砸，但书院还是主体保留，只是很受伤很受伤。  然而，在明朝嘉靖年间，桐江书院不幸碰上了没有与中国历史达成共识的倭寇，使得书院在人们视线中消失了三百年左右，没留一点地面痕迹，只深埋了些许残瓦碎片。  后来，在翻看到仙居抗击倭寇牺牲的勇士名册，我查阅到了好几个姓方的名字，对照方氏宗谱，大致是方干第十九代世孙。    五  仙居历史出现过很多书院，如冲庵书院、安洲书院、义正书院，同样名气响亮，都曾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遭毁灭，但他们就没有桐江书院幸运了。这个幸运的桐江书院，在方氏后人的手里起死回生，令人叹服的是，他们仅仅凭着一块瓦片的记忆，书院又出现在原址得地面上，重构出一个全新的、完整的全貌。桐江书院的复活，方氏家乡又凿开搪封已久的一脉文化源泉。  这个瓦片是在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当地农民锄田时偶然拾得，不管新建的书院是否忠实地复原，至少看到方氏后人诚恳地看重这个书院、看重祖祖辈辈念念不忘的精神原形和文化衣钵、一个稳定的后继传统。  乾嘉时期，中国书院出现了第三次小博览的繁荣，此后，桐江书院也一样，再也没有兴奋过，再也没有出现过名躁的文人名士。这个隐在山间田野的书院，终于慢慢地搁浅，书院在送走几个武状元离去后，成了纯粹办学讲学传经授道的场所，直到民国期间才陆续合上书本，在全国解放前后，曾应急性地作为小学学堂使用，里面曾传出稚嫩的读书声。中华大地的书院先后落幕，延承古代文化骤然缺失，从那以后，书院进入了一个无功利的时代，学堂书斋、金榜功名，这些封建科举选拔的产物，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只为观瞻和怀念，只为憧憬旧时文人的一隅方斋，成为如今怀念历史人文的现实读物。  没有赶上书院读书的胡适老先生，也感慨书院文化的生命绝唱：“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他忘了，精神是可以继承可以维系，目前很多大学和学院都在探究躬行践履的古代书院特色。  搞不懂古时读书人，明明是看竖竖排列的古本，为什么还读得摇头晃脑，看着桐江书院墙壁上挂着的学规、课程设置、劝学励志等各种记载等等，文字横排、简体流畅，顿挫中朗朗上口。一代文气渐行渐远，桐江书院留下了“鼎山堂”、“道渊山”、“鉴湖”这一组落墨楷正其意含韵的名字后，在它的周围又出现了“山下村”、“板桥村”这些白话时代的随意命名。即或是早期，书院有关方面非要把王殿元的“王一朋”改为“王十朋”，还给他讲道理，“十”比“一”更有“朋”的意思，看起来稍显白话，但不要忘了，殿元先生“字龟龄，号梅溪”也足以增添文雅之气，旧时的读书人，需要名字这张颜面。   在清朝道光年间，距今大约一个半世纪左右，在山下村中心位置，出现了一个三面通透的戏台，方氏族人聚集在戏台周围，向着另外一种文化形式团团围坐，在书院的余存日子里，戏台的出现成了另外一种文化向导。保留到至今的百年戏台，本是一座老屋的一角，从旁一个巨大的黄桷树，停泊着在村子中心的水渠边，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之后，戏台也残破了，会演戏的演员也老了，戏台堆满了杂物。  文化的发展加快了进度，没有独立空间的戏台匆匆告幕，没有读书办学朗朗轻诵的桐江书院，也慢慢熄灯闭门，然后在二十一世纪的初年，开始同步走上了文化古迹的宿命——人文可以再版，并成为一种现实消费，旅游便有了多样性。  屋檐落下的雨珠，连接成一道雨帘，上下看去，犹如读着字字珠玑的古装印本。  三队旅游团先后到达。两队上海过来的，一队温州过来的，各团统一样式的旅行帽，七八十人在书院厅堂书房里穿梭进出，丝毫不觉拥挤。  书院真安静。         成子  2006年5月23日粗稿  2006年6月2日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