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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才子诗人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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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1 15:04: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其他宗亲回复:2009-8-10 20:48:56

大唐诗人:方干

当年方干与众举子一同去拜谒诗坛大腕姚合,那姚合便因看不惯他的长相,对他就是怠答不理的态度。但一看诗,可了不得了,姚合对方干的感觉立刻转变;方干好友孙郃撰写的[方玄英先生传]记载此事说,姚合“坐定览众卷/及先生诗/姚公骇目变容而叹之/宾散/独与之久/馆之数日/登山临水/无不与焉”云云,姚合对方干之诗如此叹服,并从此与方干结为忘年交,可见方干诗的水准与魅力。而孙郃又赞他“广明-中和中为律诗/江之南未有及之者”,虽有些夸大其词,但方干的知名度在广明-中和年间的江南一带,显然不低。
  
  据[方玄英先生传]介绍说,“玄英先生/新定人也/姓方氏/名干/字雄飞/父曰肃/举进士/章协律八元美其诗/以其子妻之/八元即先生外王父也”。传中所言“新定”,即今浙江-淳安县;方干写有“新定暮云吞故国/会稽春草入贫居”诗句可证。既然方干的父亲方肃也很擅诗,且得到盛唐诗人章八元的赏识,并将女儿嫁给方肃,那方干有如此擅诗的父亲与外祖父,家庭薰陶显然起了很大作用。
  
  方干从出生到少年时代的履历情况,史料很简,《唐摭言》仅记“幼有清才”四字。他的生年,我们大致可从其拜谒姚合的年代估出。方干有《送姚合员外赴金州》诗,当写於姚合52岁(大和四年/830年)任户部员外郎时,而前述方干同众举子一同拜谒姚合的时间,必在作此诗前。姚合在赴金州任刺史前,在长安则连续任职五年,也就是从48岁至52岁;所任之职为正八品上阶监察御史-从七品上阶侍御史-从六品上阶户部员外郎三职。方干作为应考举子去拜谒并结识姚合也必不出此五年中。就算方干在姚合52岁时(830年)去拜谒并结识姚合,作为晚辈,此年方干也不应小於20岁(因规定参加进士科考之人不可小於20岁),上推20年,方干至少也应生於810年(唐/元和十年)以前。
  
  方干青年时期的情况,资料依旧很少,《唐摭言》卷四[师友]条目记载说:“方干师徐凝”;《唐诗纪事》卷六三亦曰“干师徐凝”;《郡斋读书志》则又曰“徐凝有诗名/一见干器之/遂相师友/因授格律”云云。可知方干年轻时不仅师於姚合,也曾跟随徐凝学诗。《唐摭言》卷十又记曰:“王大夫廉问浙东/干造之/连跪三拜/因号[方三拜]”云云,此处所言之“王大夫”即为时任御史大夫的王龟,後又任浙东团练观察使;《北梦琐言》卷六又记之曰“诗人方干/亦吴人也/王龟大夫重之/既延入内/乃连下两拜/亚相安详答之/未起间/方又致一拜/时号[方三拜]也”;方干亦写有《献王大夫》诗。《唐才子传》则记之曰“干早岁偕计/往来两京/公卿好事者争延纳/名竟不入手/遂归/无复荣辱之念”云云,可知方干年轻时在长安与洛阳两京也曾多次游走於达官公卿间,谋求仕进,但终未如愿。
  
  有关方干隐居镜湖的年岁问题,笔者判断如下。[方玄英先生传]记他“一举不得志/遂遯於会稽/渔於镜湖”,似乎讲他只参加了一次进士考,落榜後便隐居镜湖了。然《鉴戒录》一书却记之“连应十馀举/有司议干/才则才矣/不可与缺唇人科名/四夷所闻/为中原鲜士矣/潜之所论/遂归镜湖”云云,依此说则又非只考一次,而是十馀次後才隐居镜湖。之所以屡屡不中,当然是因为他那“唇缺”之相,让“有司”(主考官)难以接受。我以为《鉴戒录》之说较为合理可信,方干自己也写有“求名如未遂/白首亦难归”句(见方干《中路寄喻凫先辈》诗);又有“寸心似火频求荐/两鬓如霜始息机”句(见方干《出山寄苏从事》诗)。可见他若不是连续十来年应举不中,是不会轻易绝望而隐居镜湖的;而隐居的年岁至少也应在“两鬓如霜”的四十岁以後才比较合理。《唐才子传》言其“大中中/举进士不第/隐居镜湖中”云云。唐-大中年号共十四年,“中”则约为大中七年上下,为公元853年。如依笔者上述估其生年为810年略计,方干隐迹镜湖当在43岁以後。
  其他宗亲回复:2009-8-10 20:49:51

方干终生没有获得进士功名是确实的。晚唐诗人韦庄在给昭宗皇帝的一份奏章裏,就曾恳请为已过世的十几位“词人才子”追赐进士出身,并要求“各赠补阙-拾遗”官职;理由是说这十几人在生前“俱无显遇/皆有奇才/丽句清词/遍在词人之口/衔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云云,韦庄同时也将名单开列出来----李贺/皇甫松/李群玉/陆龟蒙/赵光远/温庭筠/刘德仁/陆逵/傅锡/平曾/贾岛/刘稚珪/罗邺/方干(参见《全唐文》第889卷/韦庄《乞追赐李贺-皇甫松等进士及第奏》一文)。
  
  方干晚年时,也有随其学诗者。《唐摭言》卷四[师友]条目曰:“李频师干/後频及第/诗僧清越赠干诗云:[弟子已攀桂-先生犹灌园]”;然《鉴戒录》一书则说此诗是李频进士及第後,方干所写的;《唐诗纪事》则又来添乱说此诗是贯休赠给李频的。一首诗竟安在三个人的名下,究竟属谁?我以为应以《唐摭言》一书所说的“清越”为正。理由一:清越与方干是同时期人,二人互有赠诗见於各自集内;理由二:玩味诗句,并不似方干赠李频口吻,前两句“盛名与高隐/合近谢敷村”一看便知应是别人夸方干的,而方干绝不会自夸“盛名与高隐”无疑。
  
  方干之卒年,《方玄英先生传》曰“光启-文德间/客有自至镜湖者/云先生亡矣”;[光启]年号共有四年(885-888年),而连下来的[文德]年号则不足一年(889年),所以方干之卒年当在光启年间。《方玄英先生传》又说在方干临终前,曾有“越帅刘公”知方干穷困,便慷慨解囊,送给方干“钱十万/绢五束”,由此方干还回了封感谢信给越州的那位刘大帅,正所谓“唯曰千感万思耳”,可不幸的是,方干“翌日而卒”了。考这位越州的刘大帅,即为刘汉宏,中和元年(881年)至光启二年(886年)在越州任上。由此可断方干应卒於光启元年至二年之间(885-886年),其享年应在75-80岁之间。
  
  另:《方玄英先生传》又说,“湖州牧郑公仁规/建溪太守李公频/九江刺史陶公祥/为三益友/与先生深者/则九江焉”,可知常与方干往来的挚友郑仁规-李频-陶详三人,属陶详与方干最密切。方干亦写有《题陶详校书阳羡隐居》/《游张公洞寄陶校书》/《镜湖西岛言事寄陶校书》三诗,可知陶详早年任校书郎时,便与方干相识。除此三人以及前述之姚合-清越外,从方干诗中我们可看出与其往来过的诗友,较著名的也还有喻凫/贾岛/无可/李郢等,这其中他与喻凫应最密,所赠喻凫的诗也多达近十首。
  
  我读方干诗,比较重视他的三类体例,一为五律,二为七律,三为七绝;此三类也是构成其诗篇主体数量最多的部分。看旧体诗,必要先从体例划分来读,各体形式之别,直接关乎到对诗意诗味的影响,这也是古代旧诗与今日新诗不同之处。就“五律/七律/七绝”三种旧体诗的体例而言,虽皆属近体“律诗”,但各自“用力”却不同。五言因每句字数少,较易写出“古味”,且感到言简意赅;而七言虽每句只多两个字,若写不好,反易“水”。
  
  方干在五律上用功最多,用他自己的诗讲,正可谓“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姚合喜欢他,也在其五律上。这也因姚合自己也很爱五律,包括他所编选的《极玄集》,绝大部分选的也都是五律。看五律,我以为:一要看起首两句是否可起到引而待发的铺垫功效;二要看中间颔-颈两联四句的对偶是否工整-巧妙-递进;三要看结尾两句是否兜得好,也就是所谓豹尾;四要看整体气韵是否连贯舒畅;五要看整体内容是否格调不俗;六要看整体语言是否灵动鲜活而不做作;七要看诗中句子是否具备人无我有的独到之处;八要看所写生活是否属於诗人自己真正体会的生活……当然。我还可以开列出更多需要把握的方面与因素。总之,诗这东西对写作者而言,不能太理性;但对评论者来说,多些理性分析还是很必要的。我们还是举上面引用过的那两句诗的整首诗来看一下----
  
  [贻钱塘县路明府]
  志业不得力,到今犹苦吟。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
  其他宗亲回复:2009-8-10 20:51:45

世路屈声远,寒溪怨气深。前贤多晚达,莫怕鬓霜侵。
  
  方干此诗应作於晚年,起句所谓“志业不得力”已道出了老来依旧仕业无成的悲叹,而接下来的“到今犹苦吟”又可看出方干对诗歌的执著。三-四两句是此诗最精彩的一笔,与贾岛的“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可谓异曲同工,在对偶上甚或比贾岛更工,只一个“破”字,心力便尽出。五-六两句借景喻怨,表露出老大伤悲之感。结尾七-八两句虽平庸了些,可意思也还昂扬,内心尚抱有大器晚成之愿。
  
  《山中》一诗似亦作於遁迹後之晚年,起首两句“散拙亦自遂/粗将猿鸟同”写出他隐居山林时的“野生”状态,几如猿猴与鸟类;三-四两句“飞泉高泻月/独树迥含风”笔锋一转,以景物抒怀;所谓“飞泉”是从高高的“月”中喷泻下来的想像,确也出人意料。五-六两句“果落盘盂上/云生箧笥中”道的则是追求自然生活之物状----那树上的野果子无须伸手采摘,成熟後自己就掉落在树下石桌上的盘盂中;而随身所带的“箧笥”裏,当然也装满了高山上的云气,好似云气是从箧笥裏生出一般。兜尾七-八两句“未甘明圣日/终作钓渔翁”表达的则是自己的高蹈不仕,一派逸人气象。
  
  明代诗评家许学夷在其《诗源辩体》一书中宏观论述唐代七律时说:“初唐七言律-质胜於文/盛唐文质兼备/大历而後-文胜质衰”云云,所言较为中肯,但只是粗线条的评说。具体到方干七律,我以为虽不及初唐的质朴及盛唐的气韵与文采,但总体还是言之有物-流畅好看的。七言律,其要点依旧在於中间颔-颈两联四句上的功夫,方干写这种对偶句,很注意景物与人物之间的连带关系,比如这句“鸟自树梢随果落/人从窗外卸帆过”,前句写小鸟从树枝上跳下来,像树上掉落的野果子一样,不仅是像,简直就是一起飞落下来,观察景物之细,写得又如此巧妙,真个是今天白话诗难以完成的;後句也是具有动感的场景,虽不如前句精彩,但对仗也算工整(“过”字在韵脚也可做平声用)。“闲花半落犹迷蝶/白鸟双飞不避人”这两句用的也是上述写法。
  
  不过,我还是比较爱看作者与自己人生经历密切相关的诗句,所谓“言之有物”,这种其实最是主流。方干未得功名而初回故里时,曾写过一首题为《初归故里献侯郎中》的七律,其中“此日早知无爵位/当时便合把渔竿”这句,便可直接看出他因屡次落榜而内心极不衡平的心态。由积极地入世,走到消极地出世,这恐怕是所有仕途失意者们不约而同的无奈选择。

  
  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传/方干》篇的结尾处对他进行了一番总结性的评说,辛言----“古黔娄先生死/曾参与门人来吊/问曰:先生终-何以諡/妻曰:以康/参曰:先生存时-食不充肤-衣不盖形-死则手足不敛-傍无酒肉-生不美-死不荣-何乐而諡为康哉/妻曰:昔先生国君用为相-辞不受-是有馀贵也-君馈粟三千锺-辞不纳-是有馀富也-先生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贫贱-不遑遑於富贵-求仁得仁-求义得义-諡之以康-不亦宜乎/方干-韦布之士/生称高尚/死諡玄英/其梗概大节/庶几乎黔娄者耶”.
唐才子传元·辛文房

方干古,字雄飞,桐庐人。幼有清才,散拙无营务。大中中,举进士不第,隐居镜湖中,湖北有茅斋,湖西有松岛,每风清月明,携稚子邻叟,轻棹往返,甚惬素心。所住水木幽閟,一草一花,俱能留客。家贫,蓄古琴,行吟醉卧以自娱。徐凝初有诗名,一见干器之,遂相师友,因授格律。干有赠凝诗云:“把得新诗草里论。”时谓反语为村里老,疑干讥诮,非也。干貌陋兔缺,性喜凌侮。王大夫廉问浙东,礼邀干至,误三拜,人号为“方三拜”。王公嘉其操,将荐于朝,托吴融草表,行有日,王公以疾逝去,事不果成。干早岁偕计,往来两京,公卿好事者争延纳,名竟不入手,遂归,无复荣辱之念。浙中凡有园林名胜,辄造主人,留题几遍。初李频学干为诗,频及第,诗僧清越贺云:“弟子已折桂,先生犹灌园。”咸通末卒。门人相与论德谋迹。谥曰玄英先生。乐安孙郃等缀其遗诗三百七十余篇,为十卷,王赞论之曰:“镘肌涤骨,冰莹霞绚。嘉肴自将,不吮余隽。丽不葩芬,苦不癯棘。当其得志,倏与神会。词若未至,意已独往。”郃亦论曰:“其秀也,仙蕊于常花;其鸣也,灵鼍于众响。”观其所述论,不过矣。古黔娄先生死,曾参与门人来吊,问曰:“先生终,何以谥“妻曰:“以‘康’。”参曰:“先生存时,食不充遝,衣不盖形,死则手足不敛,傍无酒肉。生不美,死不荣,何乐而谥为康哉。”妻曰:“昔先生国君用为相,辞不受,是有余贵也。君馈栗三十钟,辞不纳,是有余富也。先生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不遑遑于富贵,求仁得仁,求义得义,谥之以康,不亦宜乎。”方干,韦布之士,生称高尚,死谥玄英,其梗概大节,庶几乎黔娄者耶!
  其他宗亲回复:2009-8-10 20:55:15

晚唐诗人——方干 白云村,晚唐诗人方干的故里。方干,字雄飞,生于803年,卒于873年。由于他生活的年代藩镇跋扈,宦官专权,他数次进京赶考,都由于他相貌丑陋,又有缺唇而不能及第,终身布衣,被后人称为“官无一寸禄,名扬千万里”。虽然他终身布衣,但并不意志消沉,他作诗态度严谨,自言“吟成五字句,用破一身心”。他的诗即秉承了盛唐时的恢弘气象,又一改晚唐纤靡的诗风,在当时是独树一帜。故明代评论家胡震亨评价“方干诗炼句,字字无失”。也许是受他“耕读传家”家风的影响,方干的子孙后代中有18人高中进士,其中位至公卿的有13人之多。因此这个村庄有多了一个风雅的名字叫‘进士十八村’。而方圆十里的芦茨乡也被誉为诗乡了。  
  其他宗亲回复:2009-8-10 20:56:58

  方干乃相貌醜陋之人,醜成何等模樣,有幾本書裏倒是略有所記。《唐語林》
一書曰:“貌陋唇缺/味嗜魚鮓/性多譏戲”;《郡齋讀書志》則言:“其貌寢陋/
又免缺/而喜淩侮”;《鑑戒錄》則曰:“干為人唇缺……後十餘年/遇醫補得/年
已老矣/遂舉足不出鏡湖/時人號曰補唇先生”。這“唇缺”二字俗稱“豁拉嘴兒”
,有些像兔子嘴,三瓣兒形狀,想想是夠難看的,估計說話也是撒氣漏風,含糊不
清。

  當年他與眾舉子一同去拜謁詩壇大腕姚合,那姚合便因看不慣他的長相,對他
就是怠答不理的態度。但一看詩,可了不得了,姚合對方干的感覺立刻轉變;方干
好友孫郃撰寫的[方玄英先生傳]記載此事說,姚合“坐定覽眾卷/及先生詩/姚公駭
目變容而歎之/賓散/獨與之久/館之數日/登山臨水/無不與焉”云云,姚合對方干
之詩如此嘆服,並從此與方干結為忘年交,可見方干詩的水準與魅力。而孫郃又贊
他“廣明-中和中為律詩/江之南未有及之者”,雖有些誇大其詞,但方干的知名度
在廣明-中和年間的江南一帶,顯然不低。

  據[方玄英先生傳]介紹說,“玄英先生/新定人也/姓方氏/名干/字雄飛/父曰
肅/舉進士/章協律八元美其詩/以其子妻之/八元即先生外王父也”。傳中所言“新
定”,即今浙江-淳安縣;方干寫有“新定暮雲吞故國/會稽春草入貧居”詩句可證
。既然方干的父親方肅也很擅詩,且得到盛唐詩人章八元的賞識,並將女兒嫁給方
肅,那方干有如此擅詩的父親與外祖父,家庭薰陶顯然起了很大作用。

  方干從出生到少年時代的履歷情況,史料很簡,《唐摭言》僅記“幼有清才”
四字。他的生年,我們大致可從其拜謁姚合的年代估出。方干有《送姚合員外赴金
州》詩,當寫於姚合52歲(大和四年/830年)任戶部員外郎時,而前述方干同眾舉
子一同拜謁姚合的時間,必在作此詩前。姚合在赴金州任刺史前,在長安則連續任
職五年,也就是從48歲至52歲;所任之職為正八品上階監察禦史-從七品上階侍御
史-從六品上階戶部員外郎三職。方干作為應考舉子去拜謁並結識姚合也必不出此
五年中。就算方干在姚合52歲時(830年)去拜謁並結識姚合,作為晚輩,此年方
干也不應小於20歲(因規定參加進士科考之人不可小於20歲),上推20年,方干至
少也應生於810年(唐/元和十年)以前。

  方干青年時期的情況,資料依舊很少,《唐摭言》卷四[師友]條目記載說:“
方干師徐凝”;《唐詩紀事》卷六三亦曰“干師徐凝”;《郡齋讀書志》則又曰“
徐凝有詩名/一見干器之/遂相師友/因授格律”云云。可知方干年輕時不僅師於姚
合,也曾跟隨歸徐凝學詩。《唐摭言》卷十又記曰:“王大夫廉問浙東/干造之/連
跪三拜/因號[方三拜]”云云,此處所言之“王大夫”即為時任御史大夫的王龜,
後又任浙東團練觀察使;《北夢瑣言》卷六又記之曰“詩人方干/亦吳人也/王龜大
夫重之/既延入內/乃連下兩拜/亞相安詳答之/未起間/方又致一拜/時號[方三拜]也
”;方干亦寫有《獻王大夫》詩。《唐才子傳》則記之曰“干早歲偕計/往來兩京/
公卿好事者爭延納/名竟不入手/遂歸/無複榮辱之念”云云,可知方干年輕時在長
安與洛陽兩京也曾多次遊走於達官公卿間,謀求仕進,但終未如願。

  有關方干隱居鏡湖的年歲問題,筆者判斷如下。[方玄英先生傳]記他“一舉不
得志/遂遯於會稽/漁於鏡湖”,似乎講他只參加了一次進士考,落榜後便隱居鏡湖
了。然《鑑戒錄》一書卻記之“連應十餘舉/有司議干/才則才矣/不可與缺唇人科
名/四夷所聞/為中原鮮士矣/潛之所論/遂歸鏡湖”云云,依此說則又非只考一次,
而是十餘次後才隱居鏡湖。之所以屢屢不中,當然是因為他那“唇缺”之相,讓“
有司”(主考官)難以接受。我以為《鑑戒錄》之說較為合理可信,方干自己也寫
有“求名如未遂/白首亦難歸”句(見方干《中路寄喻鳧先輩》詩);又有“寸心
似火頻求薦/兩鬢如霜始息機”句(見方干《出山寄蘇從事》詩)。可見他若不是
連續十來年應舉不中,是不會輕易絕望而隱居鏡湖的;而隱居的年歲至少也應在“
兩鬢如霜”的四十歲以後才比較合理。《唐才子傳》言其“大中中/舉進士不第/隱
居鏡湖中”云云。唐-大中年號共十四年,“中”則約為大中七年上下,為公元853
年。如依筆者上述估其生年為810年略計,方干隱跡鏡湖當在43歲以後。

  方干終生沒有獲得進士功名是確實的。晚唐詩人韋莊在給昭宗皇帝的一份奏章
裏,就曾懇請為已過世的十幾位“詞人才子”追賜進士出身,並要求“各贈補闕-
拾遺”官職;理由是說這十幾人在生前“俱無顯遇/皆有奇才/麗句清詞/遍在詞人
之口/銜冤抱恨/竟為冥路之塵”云云,韋莊同時也將名單開列出來----李賀/皇甫
松/李群玉/陸龜蒙/趙光遠/溫庭筠/劉德仁/陸逵/傅錫/平曾/賈島/劉稚珪/羅鄴/方
干(參見《全唐文》第889卷/韋莊《乞追賜李賀-皇甫松等進士及第奏》一文)。

  方干晚年時,也有隨其學詩者。《唐摭言》卷四[師友]條目曰:“李頻師干/
後頻及第/詩僧清越贈干詩云:[弟子已攀桂-先生猶灌園]”;然《鑑戒錄》一書則
說此詩是李頻進士及第後,方干所寫的;《唐詩紀事》則又來添亂說此詩是貫休贈
給李頻的。一首詩竟安在三個人的名下,究竟屬誰?我以為應以《唐摭言》一書所
說的“清越”為正。理由一:清越與方干是同時期人,二人互有贈詩見於各自集內
;理由二:玩味詩句,並不似方干贈李頻口吻,前兩句“盛名與高隱/合近謝敷村
”一看便知應是別人誇方干的,而盛名與高隱絕不會自誇“盛名與高隱”無疑。

  方干之卒年,《方玄英先生傳》曰“光啟-文德間/客有自至鏡湖者/云先生亡
矣”;[光啟]年號共有四年(885-888年),而連下來的[文德]年號則不足一年(8
89年),所以方干之卒年當在光啟年間。《方玄英先生傳》又說在方干臨終前,曾
有“越帥劉公”知方干窮困,便慷慨解囊,送給方干“錢十萬/絹五束”,由此方
干還回了封感謝信給越州的那位劉大帥,正所謂“唯曰千感萬思耳”,可不幸的是
,方干“翌日而卒”了。考這位越州的劉大帥,即為劉漢宏,中和元年(881年)
至光啟二年(886年)在越州任上。由此可斷方干應卒於光啟元年至二年之間(885
-886年),其享年應在75-80歲之間。

  另:《方玄英先生傳》又說,“湖州牧鄭公仁規/建溪太守李公頻/九江刺史陶
公祥/為三益友/與先生深者/則九江焉”,可知常與方干往來的摯友鄭仁規-李頻-
陶詳三人,屬陶詳與方干最密切。方干亦寫有《題陶詳校書陽羨隱居》/《游張公
洞寄陶校書》/《鏡湖西島言事寄陶校書》三詩,可知陶詳早年任校書郎時,便與
方干相識。除此三人以及前述之姚合-清越外,從方干詩中我們可看出與其往來過
的詩友,較著名的也還有喻鳧/賈島/無可/李郢等,這其中他與喻鳧應最密,所贈
喻鳧的詩也多達近十首。

  方干詩,有其門生楊弇所編的《玄英先生詩集》,序言為王贊所寫,收錄方干
詩370餘首,而《全唐詩》僅剩305首,二書所錄之詩中,均有他人詩篇竄入,如《
新秋獨夜寄戴叔倫》詩,顯然系他人所作。因戴叔倫之生卒年為732-789年,戴卒
時方干尚未出生。有關方干詩篇真偽方面的考據,為節省本文篇幅,在此省略。

  我讀方干詩,比較重視他的三類體例,一為五律,二為七律,三為七絕;此三
類也是構成其詩篇主體數量最多的部分。看舊體詩,必要先從體例劃分來讀,各體
形式之別,直接關乎到對詩意詩味的影響,這也是古代舊詩與今日新詩不同之處。
就“五律/七律/七絕”三種舊體詩的體例而言,雖皆屬近體“律詩”,但各自“用
力”卻不同。五言因每句字數少,較易寫出“古味”,且感到言簡意賅;而七言雖
每句只多兩個字,若寫不好,反易“水”。

  方干在五律上用功最多,用他自己的詩講,正可謂“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
”。姚合喜歡他,也在其五律上。這也因姚合自己也很愛五律,包括他所編選的《
極玄集》,絕大部分選的也都是五律。看五律,我以為:一要看起首兩句是否可起
到引而待發的鋪墊功效;二要看中間頷-頸兩聯四句的對偶是否工整-巧妙-遞進;
三要看結尾兩句是否兜得好,也就是所謂豹尾;四要看整體氣韻是否連貫舒暢;五
要看整體內容是否格調不俗;六要看整體語言是否靈動鮮活而不做作;七要看詩中
句子是否具備人無我有的獨到之處;八要看所寫生活是否屬於詩人自己真正體會的
生活……當然。我還可以開列出更多需要把握的方面與因素。總之,詩這東西對寫
作者而言,不能太理性;但對評論者來說,多些理性分析還是很必要的。我們還是
舉上面引用過的那两句詩的整首詩來看一下----

  [貽錢塘縣路明府]

  志業不得力,到今猶苦吟。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

  世路屈聲遠,寒溪怨氣深。前賢多晚達,莫怕鬢霜侵。

  方干此詩應作於晚年,起句所謂“志業不得力”已道出了老來依舊仕業無成的
悲歎,而接下來的“到今猶苦吟”又可看出方干對詩歌的執著。三-四兩句是此詩
最精彩的一筆,與賈島的“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可謂異曲同工,在對偶上甚
或比賈島更工,只一個“破”字,心力便盡出。五-六兩句借景喻怨,表露出老大
傷悲之感。結尾七-八兩句雖平庸了些,可意思也還昂揚,內心尚抱有大器晚成之
願。

  《山中》一詩似亦作於遁跡後之晚年,起首兩句“散拙亦自遂/粗將猿鳥同”
寫出他隱居山林時的“野生”狀態,幾如猿猴與鳥類;三-四兩句“飛泉高瀉月/獨
樹迥含風”筆鋒一轉,以景物抒懷;所謂“飛泉”是從高高的“月”中噴瀉下來的
想像,確也出人意料。五-六兩句“果落盤盂上/雲生篋笥中”道的則是追求自然生
活之物狀----那樹上的野果子無須伸手採摘,成熟後自己就掉落在樹下石桌上的盤
盂中;而隨身所帶的“篋笥”裏,當然也裝滿了高山上的雲氣,好似雲氣是從篋笥
裏生出一般。兜尾七-八兩句“未甘明聖日/終作釣漁翁”表達的則是自己的高蹈不
仕,一派逸人氣象。

  明代詩評家許學夷在其《詩源辯體》一書中宏觀論述唐代七律時說:“初唐七
言律-質勝於文/盛唐文質兼備/大曆而後-文勝質衰”云云,所言較為中肯,但只是
粗線條的評說。具體到方干七律,我以為雖不及初唐的質樸及盛唐的氣韻與文采,
但總體還是言之有物-流暢好看的。七言律,其要點依舊在於中間頷-頸兩聯四句上
的功夫,方干寫這種對偶句,很注意景物與人物之間的連帶關係,比如這句“鳥自
樹梢隨果落/人從窗外卸帆過”,前句寫小鳥從樹枝上跳下來,像樹上掉落的野果
子一樣,不僅是像,簡直就是一起飛落下來,觀察景物之細,寫得又如此巧妙,真
個是今天白話詩難以完成的;後句也是具有動感的場景,雖不如前句精彩,但對仗
也算工整(“過”字在韻腳也可做平聲用)。“閑花半落猶迷蝶/白鳥雙飛不避人
”這兩句用的也是上述寫法。

  不過,我還是比较愛看作者與自己人生經歷密切相關的詩句,所謂“言之有物
”,這種其實最是主流。方干未得功名而初回故里時,曾寫過一首題為《初歸故里
獻侯郎中》的七律,其中“此日早知無爵位/當時便合把漁竿”這句,便可直接看
出他因屢次落榜而內心極不衡平的心態。由積極地入世,走到消極地出世,這恐怕
是所有仕途失意者們不約而同的無奈選擇。葡萄吃不到,當然很搓火,所以也就有
了“歲月自消寒暑內/榮枯盡在是非中”的閒言碎語。方干的七絕不是很見才氣,
也看不出有何值得學習的特別手法,在此就不講了。

  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傳/方干》篇的結尾處對他進行了一番總結性的評說,
辛言----“古黔婁先生死/曾參與門人來弔/問曰:先生終-何以諡/妻曰:以康/參
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膚-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美-死不榮-何樂
而諡為康哉/妻曰:昔先生國君用為相-辭不受-是有餘貴也-君饋粟三千鍾-辭不納-
是有餘富也-先生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求仁
得仁-求義得義-諡之以康-不亦宜乎/方干-韋布之士/生稱高尚/死諡玄英/其梗概大
節/庶幾乎黔婁者耶”云云,辛文房將方干比作春秋時的黔婁先生,我以為極不合
適。畢竟黔婁是被皇上欣賞並邀請作宰相的人,也曾賜給他“粟三千鍾”,只不過
均被黔婁推辭掉了。而方干卻從未得到過皇上或朝廷的任何賞識,若依方干早年追
求仕途的熱情來看,即使得到賞識,他恐也不會像黔婁一樣推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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