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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令孺（1897—1976） 安徽桐城人。散文作家和女诗人。方苞的后代。1923年留学美国，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读书。1929年回国后，先后任青岛大学讲师和重庆国立剧专教授。1939年至1942年任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编审。1943年后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49年后被选为上海市妇联副主席。1958年至“文革”前，任浙江省文联主席。 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写新诗，与林徽因被称为“新月派”仅有的两位女诗人。194O年后，诗风由朦胧转向朴实。她的散文文字清新，情感细腻。解放后被选为上海市妇联副主席。195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58年至“文革”前，任浙江省文联主席。 在“四人帮”垮台的前6天，1976年9月30日，方令孺病逝，享年80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方令孺平反昭雪，举行了追悼会。 著作书目 《信》(散文集) 1945，文生
《方令孺散文选集》1982，上海文艺
方令孺故居 下图方令孺故居，它建于40年代,属西式花园别墅,位于灵隐白乐桥3号。曾为著名作家方令孺寓所,文坛泰斗巴金也常在这幽静的庭院里与方令孺交谈。 故居依水而建,越涧而人。院外小溪潺潺,院内花木繁茂,右边一棵高大的银杏,左边一颗粗壮的梧桐。小院正中是一幢砖木结构的平房别墅,建筑面积约200平方米,有一半圆形房间突出院中,三面通风,采光甚佳。别墅坐北朝南,依山傍水,风景优美。
方令孺在青岛鲁海的故居
清代文学中，安徽桐城的学者形成“桐城派”，以提倡古文为主，现代著名女作家方令孺就出身在安徽桐城方氏的书香世家，同时也是充满封建伦理观念的家庭里，3岁即遵父母之命许配与人，16岁完婚。 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方令孺冲出牢笼，远去美国留学，接受西方教育。回国后深爱新文学，写诗也写散文，她的诗作多发表于《新月》杂志，被称为新月派代表性女诗人。她的侄儿方玮德是一位天才新诗人，少年成名。外甥宗白华是哲学家也是文学家。他俩比方令孺仅小八岁，所以对方令孺以很大影响，多有往来，并对新诗有所探讨，方玮德也是新月派诗人。 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建校，杨振声校长广聘教师，在邓仲存介绍下，聘方令孺为国文系讲师，她第一次来到了青岛。青岛大学校舍是利用了原德国人建的俾斯麦兵营，其7号楼原是军官营房，学校作为了女生宿舍，楼上住着单身女教工（筹备期间曾住着蔡元培一家）。住在这里的还有校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李云鹤（江青），张兆和（沈从文的未婚妻）。李云鹤还是国文系的旁听生，与方令孺是同仁、邻居、又是师生。 国文系主任是闻一多，他的助教是陈梦家。梁实秋写方令孺道：“她相当孤独，除了极少数谈得来的朋友以外，不喜与人来往。她经常一袭黑色的旗袍，不施脂粉。她斗室独居，或是一个人在外面而行的时候，永远是带着一缕淡淡的哀愁。……不愿谈及家事，谈起桐城方氏，她便脸色绯红，令人再也谈不下去。” “极少数谈得来的朋友”之中，首先是闻一多。1931年闻一多由文登路迁居阴岛路（今红岛路）后，书居中常有方令孺的身影。梁实秋，闻一多，杨振声“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自称“酒中八仙”，“八仙”中有一女仙何仙姑，闻一多便每次请上方令孺，“凑上八仙之数”。其实方令孺不善饮，别人亦不勉强她。是为了解脱她的“孤独”。 方玮德同陈梦家都是闻一多的学生，1931年来青岛，与“九姑”方令孺，老师闻一多，学兄陈梦家相会，大家兴高采烈，那些天是方令孺罕有的快乐的时光。方玮德称方令孺“九姑”，陈梦家自然也同样称呼，青岛大学的同仁也统称她“九姑”。巴金在《怀念方令孺大姐》一文中说：“一般熟人都称她‘九姑’。靳以也这样称呼她。”巴金等都称她“九姑”，梁实秋说：“大家都跟着叫她‘九姑’，这是官称，无关辈数。” 方令孺在青岛，执教之外，从事创作，写诗，也写散文。她写的散文集起名《家》。大学校舍后边是青岛山，昔日这里有汩汩的泉水（今海大的中址）并形成溪流。方令孺在《灵奇》一诗中写到： 有一晚我乘着微茫的星光，
我一个人走上了惯熟的山道。
泉水依然在细细的在与山交抱，
白露沾透了我的草履轻裳。 方令孺同闻一多、陈梦家谈起，在《新月》之外，应办一个可发表诗歌的刊物。陈梦家为此去了上海，向徐志摩谈了九姑的意见，徐志摩很高兴，立即筹办，四处约稿，自己带头写了一首《爱的灵感》，其中写到：“我就像是一朵云，一朵/纯白的，纯白的云，一点/不见分量，阳光抱着我。” 新月社新出版的杂志就叫《诗刊》，1931年1月出了创刊号，有方令孺的《诗一首》： 爱，只把我当一块石头，
不要再献给我，
百合花的温柔，
香火的热，
长河一道的泪流。 陈梦家评价说：“这是一个清幽的生命河中的流响，她是有着如此样严肃的神采，这单纯的印象素描，是一首不经见的佳作。”方令孺在青岛大学的两年，奠定了她在诗坛的地位。 徐志摩乘飞机在济南失事遇难，方令孺十分悲痛，她写了《志摩是人人的朋友》一文：“再有什么比这个消息更惨烈？这真像是处在迷罔的梦境，不信志摩会这样忽然失去！不管他是在天上融化，或是摔碎在岩石上，那情景只有他自己知道。唉！他带着人类所有的创痛去了！” 几年间，她与徐志摩多次通信，信中多交流对中国新诗的看法，这些信她结集出版，名字就叫《信》。 方令孺的孤独感也在于当时大学国文系的学生，热衷于训诂、音韵、楚辞、唐诗，惟有臧克家一人写新诗，被当作“另类”。 1932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青岛大学的学生在建校两年内爆发了第三次全校性大罢课。“方令孺同许多富有民族正义感和爱国心的知识分子一样，为之忧愁、愤激，加上为生计而进行的奔波，不久竟至积郁成疾，患上了甲状腺亢进疾病。由于病势十分凶猛，她只得离开青岛。”（邓明以《方令孺传》） 解放后，方令孺出任浙江省文联主席，也是全国唯一的女性省一级文联主席。值得注意的是，全国文联秘书长王亚平，副秘书长舒群，河南省文联主席于黑丁，安徽省文联主席刘芳松，北京市文联主席老舍，天津市文联副主席王林，上海市作协主席徐中玉，沈阳市文联主席蔡天心，30年代都生活在青岛。老舍为山东大学教授，王林、徐中玉、蔡天心都是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学生。 “文革”中方令孺被“打倒”，后下放“五七”干校，1973年方令孺的入党介绍人徐常太去看望她，她悄悄对徐常太说：“我教了一辈子书，教出了不少好人，也教出了大坏蛋，江青是我在青岛大学教书时的学生。……也许江青因为我掌握过她一些丑事，故而对我下这样的毒手。我个人所受非人待遇事小，党和国家遭殃却是大事。” 在“四人帮”垮台的前6天，1976年9月30日，方令孺病逝，享年80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方令孺平反昭雪，举行了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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