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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七贤”：董机制（辅?乃）、吴市场（敬琏）、厉股份（以宁）、杨承包（培新?
）、肖股市（灼基）、晓合作（亮）、方开放（生） 为人们熟知和传诵的是所谓“改革七贤”，方生就是其中之一，由于他在对外开放领域的杰出贡献，被人们誉为“方开放”。早在80年代初期，方生的对外开放思想在深圳工作期间就基本形成了，有的方面已经研究得相当有深度，比如引进外资问题、特区开放问题。回到人民大学后，经过沉淀、反思和升华，到20世纪80年代末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1992年的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的发表，给了他传播对外开放理论的良好契机。1985年2月，在《深圳大学学报》上，方生教授就针对“经济特区是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撰文全面阐述了经济特区的发展与利用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在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中，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其中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要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看起来问题似乎很简单，其实不然，而是相当复杂。有人说，深圳经济特区已经实现了“四化”：一是香港化，二是殖民地化，三是租界化，四是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化。这些人所以说特区是搞资本主义，是因为特区搞的改革，其中有些是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过的东西，我们特区把它拿过来用了。就是说特区有些做法是学资本主义的东西，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为我们四化建设服务，学习人家科学的管理经验，先进的科学技术，怎么就是搞资本主义呢?从一些人对特区的议论，联想到我们国家，多年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问题，在许多方面都没有划清界限。这个认识问题不解决，影响很大，改革就难以进行。方生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如何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成功的经验，如胜利地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也有沉痛的教训。从思想上看，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没有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划不清界限。第一，在理论观点上划不清界限，这是最根本的。例如，在所有制问题上，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越是社会主义，个体经济、自留地则是资本主义尾巴应该割掉，甚至连集体经济都有资本主义的嫌疑，急于把它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计划管得越多越死越好。似乎只有这样，才是社会主义，稍为放松一点，就说是自由化，是资本主义。竞争是资本主义现象，社会主义只能搞竞赛，不能搞竞争。在分配问题上，“大锅饭”、“铁饭碗”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而实行按劳分配中拉开了收入差距则和旧社会差不多，是资本主义分配原则。还有，贫穷是社会主义，富裕是资本主义，等等。第二，在方针政策方面划不清界限。如认为，以钢为纲是发展工业的社会主义方针，而强调发展电子工业似乎就走上了资本主义邪路。以粮为纲是发展农业的社会主义方针，发展多种经营，发展经济作物，是搞资本主义。深圳在城市建设上，曾提出要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似乎这才是社会主义的城市建设方针，资本主义才搞所谓的消费城市。这是把生产和消费对立起来了，好像城市不能搞消费，只能搞生产，办工厂。采煤，也有两种方针。过去的提法是细水长流，准备开采五十年，一百年，现在提强化开采。过去认为强化开采是资本主义的方针；细水常流慢慢开采，才是社会主义的方针。看来，这些观点都得改 方生教授,1925年生。福建连江人。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首届政治经济研究生毕业，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校务委员。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和全国台湾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台湾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1946年进台湾大学攻读农业经济学，在台大期间曾任全校学生联合会主席，领导进步学生运动。1983～1986年任深圳大学副校长。获国务院荣誉证书，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经济理论研究涉及市场经济、特区经济、台湾经济等诸多方面，近年着重研究对外经济开放问题，已出版的包括合著和主编的经济学著作共约20种，其中主要有《中国经济改革》(译为英文在美国出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深圳经济特区考察》、《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走向开放的中国经济》等。实际负责主编的大型辞书《中国对外开放全书》出版后引起学术界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已发表论文200多篇，其中于1992年2月在《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的《对外开放和利用资本主义》长篇论文，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日本东京大学等校讲过学。多次出席国内外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简历多次被载入中国和世界名人录。1983年担任中央电大政治经济学课程主讲教师，并任教材《政治经济学(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副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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