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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显廷
我的父亲方显廷
艰辛求学路——恩受师傅穆藕初的奖掖提携 我的父亲方显廷，1903年9月6日生于浙江宁波。当时正值清室没落、国家危难，外遭列强凌辱、内则国事腐败、民生凋敝。我的祖父方智玉在父亲7岁时去世。父亲幼失严父，家境贫寒，寡母无力供他继续读书，不得不在小学毕业，又上了一年技校之后辍学。他在14岁那年，经人介绍进入民族工业家穆湘 (藕初）先生在上海创办的厚生纱厂学徒。初学种植美国长纤维棉花技术，半年后被调入厂长办公室做勤杂工。父亲自幼好学、求知若渴。或许因为他家贫辍学，就更加珍惜每一寸光阴。在纱厂工作期间，他一方面接受穆藕初先生亲自对学徒工进行的技术教育，同时阅读由叶楚伧先生创办的《民国日报》。在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之下，父亲认识到作为中国青年当力求上进，学得专业知识，以期报效乡亲父老，为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略尽绵薄之力。因此,他进青年会夜校补习英语，并在工余时间借厂长办公室打字机学习打字技术，又上书穆厂长请求将他藏书中有关棉纺织技术的书籍借给自己阅读，以便提高专业技术水平，俾能有益于纱厂工作。 穆先生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民族工业家，他爱才求贤，认定国家积贫积弱，需要发展民族工业自救，首先应培养有用人才。他曾先后无偿出资选送22位有志、有才青年出国深造，学习西方先进之科学技术，其中包括首批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情、汪敬熙、孟寿椿5位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北大学子。穆先生胸怀国家民族，不计个人私利，22人中竟无一人为穆氏子弟。鉴于父亲好学向上，穆先生慷慨解囊,仅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父亲，利用3个月时间自学补上初中数、理、化三门功课，在1920年夏季以60名考生中名列第二的成绩考取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时称南洋公学附属中学）就读高中。一年之后，因其成绩优异，穆先生又主动联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允诺每月提供80美元生活费用，为父亲开辟了赴美国留学之途径。父亲于1921年9月成行。两年后，穆先生因纱厂倒闭及在上海棉纺品交易所投资失利，经济拮据，不能继续提供支援，父亲通过5年的勤工俭学——先后做过家庭佣工，暑期到福特汽车公司底特律市胭脂河分厂做雇工，在暑期学生夏令营任管理员，为教授们批改低年级学生试卷及在大学图书馆期刊室做管理员等等，终在1928年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于该年年底学成归来。 一生事业中的益友——何廉 父亲有幸在他的一生中得遇一位良师与一位益友。如果说穆藕初先生是从困境中提携、资助，引他进入知识殿堂从而为他奠定一生事业基础的良师，那么，从他于1924年进入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起，直至后来对他一生事业之开创给予深刻影响的益友，便是何廉先生了。何廉先生诞生于1895年，长父亲8岁。当父亲进入耶鲁时，何廉先生正在耶鲁大学T.S.亚当斯教授的指导下撰写他关于公共财政的论文。他将父亲看作一位小兄弟。作为老大哥，他不仅指导父亲选修应修的课程，同时也介绍他加入当时中国学生社团“成志会”。那是一个造就人生志向的社团，一群有热血、有理想的中国年轻学子从“成志会”脱颖而出，学成归国之后，纷纷怀着巨大热情投入到他们一生的事业当中，为祖国的富强与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何廉先生从与父亲相识之时起，就沉浸在以伦敦经济学院为模式，在中国创建一所经济研究所的梦想之中。他听到父亲此前在纽约大学攻读经济学，不仅帮助他选择研究生时期的专门研究领域，并且已经将父亲纳入他设想的对于中国经济进行系统研究的具体人选之中，准备在父亲学成之后，将他介绍到张伯苓校长创办的私立南开大学任教，兼做研究工作。 1928年，父亲经过边做工、边学习的4年漫长时间，终于学成归国。在抵达上海之初，经穆藕初先生的关照，他接到不少聘书。然而何廉先生于1926年先期归国，到南开大学执教，早将父亲的情况介绍给张伯苓校长。于是何先生受张校长之托，在1928年年底亲赴上海来接父亲。父亲毅然辞去了由孔祥熙任命的经济访问局局长之职，随何先生北上天津，投身于教育年轻一代的事业之中。在向孔祥熙请辞之际，他诚恳地向孔请求：“在我离开祖国远渡重洋到国外学习7年归来之后，请给我一个机会，通过教学和研究工作来了解我的国家，以便最后我能证明自己对于祖国和人民的价值。”在此后的20年里（1929-1948），父亲与何廉先生共同合作，做了以下几件事情：首先亲自动手编写经济学教材，摒弃当时照搬西方经济学讲义的陋习，使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他们称之为“经济学中国化”，并将这一做法变成南开经济学院制度化的信条；与此同时，于1931年创办南开经济研究所，为中国培养出第一批经济学研究生，促进了经济知识的传播；再者，在此期间用西方经济学的量化方法，着手对天津地区主要工业进行调查。《环球时报》2006年6月8日“人物春秋-史海回眸”版登载的杨红林先生《近代中国错失四次现代化良机》一文中提到“1927年-1936年中国的工业增长率达8%以上…… 到1936年，中国工农业产值达到了近代以来的最高水平……被一些学者称之为‘黄金十年’。”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正逐步走向现代化，如果没有1937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国的工业化步伐必将大大加快，并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就进入‘起飞’ 阶段。就是在这10年，父亲与何廉先生一起，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计量方法，对天津地区各种工业进行了调查研究。期间父亲写出了众多专论文章，如：《天津地毯工业》（1929年）、《天津人造丝与棉纺织业》（1930年）、《天津织袜工业》（1930年）、《天津织布工业》（1931年）、《中国棉纺织业》（1932年）、《中国之农村工业》（1933年）、《天津粮食贸易与磨坊业》（1934年）、《华北乡村织布业与商人雇主制度》（1935年）、《华北乡村工业之兴衰》（1936年）、《中国之工业资本》（1936年）、《中国经济之弊病与管理》（1936年）、《关于中国经济之管理》（1936年太平洋国际学会小册子）、《中国之工业化与乡村工业》（1937年）、《中国之工业组织》（1937年南开社会经济季刊）等。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系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陈志武先生在他的《解读经济学在中国的现状——经济学和媒体是如何互动发展的？》一文中指出：“1927年由耶鲁经济学博士何廉先生创建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方面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经济学研究生，促进了经济知识的传播，另一方面开创了用计量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先例（这一工作由方显廷先生带动）”。1937年7月，日寇侵华，天津沦陷，南开经济研究所辗转南迁重庆。结合战时国家经济建设之方向、战后工业化之前景，父亲又写出了以下有关文章：《中国西南地区之工业化》（1939年）、《战时中国之经济建设》（1942年哈佛商业周报）、《中国战后之工业化》（1942年中央设计局小册子）、《中国工业化之展望》（1942年《太平洋事务》小册子）等等，为国家在不同时期经济建设提出自己的建议。 在南开经济研究所流传着一句佳话：“方不离何，何不离方。”在父亲前20年的事业中，往往是何廉先生运筹指挥，而父亲则埋头于研究、调查、教学与写作，二人搭档，十分默契。何廉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928年北伐成功之后，中国进入到国家重建的新阶段，并且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工农业发展方面。我在耶鲁的同学和密友方显廷，在克莱夫·德埃教授（Prof. Clive Day）的指导下，刚刚完成了经济史的博士论文——他对于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工业结构很有研究，而中国的工业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情况颇有与其相似之处。方在南开从1929年一直待到1948年，1948年他转到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任研究主任。在这20年间他是我最亲密的益友良师，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发展很多应归功于他的博学的贡献。”（见《何廉回忆录》中译本第43页）父亲在那些年里视何廉先生为自己的兄长，工作上的变动，一切听何廉先生的决断，自己则投身于对中国经济的执著研究之中。他甚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关于1948年是否接受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的聘任时写道：“何廉兄当时远在美国，我无法向他咨询是否接受这份工作，那是自1929年到1947年这些年来，自我们联手力求在改进中国的经济调查研究与培训工作以来，第一次我不得不做出自己的抉择来接受这份工作。”（见商务印书馆近期出版的《方显廷回忆录》）可见，何廉这位益友兼兄长对于父亲影响之深。 从主张节制人口到向往祖国工业化 1.学生时代的认知——主张实行人口生育控制 1924年暑期时，经何廉先生介绍，在纽约附近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父亲加入了中国在美留学生爱国社团“成志会”，在“成志会”的活动中他表达了对于我国人口急剧增长的忧虑，发表了实行控制生育的主张。父亲是从一个普通中国式的大家庭出来的孩子，他自己是家里最小的男孩。他的父亲娶了两房妻室，他上面有众多的兄姐，年龄几乎可以做他的父辈，而他们又有各自的大群子女。中国的传统思想是：无论贫富，坚信“人丁兴旺、家世绵长”。中国家族人丁衍生，犹如树之枝叶繁茂，像这样的家庭，城镇乡村比比皆是。殊不知人多固然好干活，却有难谋生计以填饱饥肠之虞，而多年来中国备受列强欺凌，积贫积弱，农村生产落后，工业化进程尚未起步，芸芸劳苦民众何以为生？这是父亲当时心中的忧虑。适值那时美国节制生育运动的创始人玛格丽特·桑格夫人（1883－1955）提出节制人口的主张，在她的思想影响之下，父亲认识到：“鉴于中国人口的急剧增长，应在我国实行控制人口生育”的重要性，因而在“成志会”的发言中提出如上的主张。而这也成为此后一生中不断困扰他的苦恼。在海外的几十年中，他常常同弟弟方惟琳谈起此事，他主张使民众中的精英人物受到良好教育，以服务大众、振兴国家。 2.源于自己在工人中的亲身体验，对于中国工人悲惨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给予深切的同情 通过对天津工业的亲身调查，父亲由衷地发出改变“工资榨取制度”，迫切地期望工人们能“加强组织能力，一致行动，共谋自身生活之改善”。2004年南开大学招生办公室的一篇文章《南开名人堂——方显廷》中写道：“方显廷研究问题从不人云亦云。当时中国工业化研究中，流行着所谓‘中国物产丰富、人力众多，预测工业发达之前途，甚有可望。且以为工业化一方面可减轻中国人口过剩之压迫，提高一般人民生活程度，同时复可吸收各国之剩余生产’的观点。对于此，方显廷不以为然。他指出：‘此种论著固多言之凿凿，但多凭理解，殊缺乏事实之根据。’（方显廷《中国之棉纺业》序）方显廷并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经济理论和思想，而是纯熟地运用他所掌握的现代经济研究方法，去研究中国工业化的历史、现状及发展。他是在试图勾画一幅未来祖国工业化前景之蓝图——艰辛地探索一条使中国富强的工业化道路。一颗爱国知识分子的心赤诚可见。在方显廷许多调查报告中，都有对工人悲惨生活的真实描述，并由衷发出改变‘工资榨取制度’（《天津地毯工业》）的感叹。看到当时有的工厂工潮失败的现象，方显廷深感这是‘缺乏组织能力，不能取得一致行动，共谋自身生活改善’（《天津针织工业》）。虽然方显廷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但当时他以一个爱国经济学家的正直，已经看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弊端，并力图改变现状。”父亲的这种对于工人们悲惨生活的同情，应该是源自于他自己青年时代曾经在上海的棉纺厂工作，在烈日炎炎的田头尝尽“汗滴禾下土”的辛苦，以及求学时代在美国福特公司底特律胭脂河分厂同最底层工人们直接接触、到陈尸所去调查工人死亡的原因，亲眼见到底层劳苦大众生活的艰辛的种种经历，使他对于劳苦大众充满了同情。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经济系教授保罗·B·特雷斯科特在他的一篇文章《方显廷与中国经济发展之研究》中指出：“1925年方（显廷）有机会到福特汽车公司胭脂河分厂工作了3个月，这次机会以及他早年在棉纺工业的经历给予他亲身体验与熟悉工业环境的第一手机会，这也许是在他那一代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未曾有过的。” 3.对于中国工业资本问题的辩证看法 1936年父亲进而论述关于《中国工业资本》问题。父亲所生存的年代正值中国饱受列强瓜分、欺凌之苦。他忧心忡忡地提醒：“百年内忧外患之频仍，诚为工业进展迟滞之原因，而工业资本之未能自给，在均为外资利用而不能利用外资，自亦不容忽视也。”他举出大量中国工业的实例来分析外国资本、中国民族资本包括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在中国工业中所占的地位。根据当时的国情，他批评“工业资本之筹集与运用其错误至少有二：在筹集资本方面，外资利用我国工业之方式在以其雄厚力量把持我国工业之领导权；在其决定投资门类与地域时，一唯彼方利益是视，而于我国之权利，则漠不顾及。”在工业资本之运用方面，他指出：“我国以往工业资本之运用，偏于民生工业之发展而忽于国防工业之树立，其铸错之主因首为内忧外患之频仍，造成恶劣之工业环境，次为朝野上下之昏庸，缺乏经营现代化工业之才识。”他援引吴景超分析汉冶萍公司档案后所作该公司失败原因的沉痛断语：“第一，计划不周；第二，用人不当；第三，管理不善。” 但他对于外资并非一概否定，而是根据具体国情辩证地看问题。抗战胜利之后，国民经济百废待兴、时不我待，他呼吁：“今后我国工业经营，苟欲惩前毖后，趋向合理之途则在筹集资金方面应仿效苏联先例，力争积聚民族资本，虽间亦利用外资，但务须保持主动地位。”“为补充民族资本之不足，外资自亦不妨利用——然必利用得法，应不致造成过去被外资利用之恶果。——利用外资之原则，为平等与互惠，务必在不妨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范围内，双方各得其利”。虽在70年前，父亲之主张发展国家经济、合理利用外资而求得互利双赢的想法，已深深植根于他的脑海中。保罗· B·特雷斯科特在上面提及的文章中提到他在阅读了父亲《中国工业资本》一文后，感觉到“他（方显廷）在文中表明了一种传统的隐忧，即：‘外国资本……意味着民族资本之耗尽与出局……’但他（方显廷）总结说：不能绝对性地判定外国的投资为有益抑或有害，然而他（方显廷）承认关于引进外国资本及国外技术以加强国家工业化时，‘在多数情况下只有当外国资本及新技术之利用在中国得到证明为有益，才能使中国采纳现代化的方法’。”德雷斯科特由是指出：“这是为1980年的开放政策之理论基础做出的一个明确设想。” 在西方经济学家们对“发展经济”领域还没有倾注更多注意力时，他已经尝试成为发展经济学家 早在1928年，在耶鲁大学撰写博士论文《英国工厂制度之胜利》时，父亲通过对1840年英国工业结构的细致调查，看到英国工人阶级遭受的苦难，写出了极具同情的心声：“由于1840年英国不健全的经济情况，那是源自战争、饥馑、通货膨胀、国外的竞争以及工厂制度和机器生产造成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所致，因而当时存在着劳动力的过度供应，其结果则是工人的失业。”（见《英国工厂制度之胜利》）在对于天津各种工业的实地调研中，缘于那个时期中国经济的情况与1840年前后英国工业发展的情况极为相似，在他的著作中，对于中国工人所经受的一切，表露出一种人道主义的深切同情。他呼吁用关税自主以保护中国工业，对保护乡村工业中家庭劳工利益进行社会立法，建议组织合作社以保障乡村工业中家庭劳工的权益（《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他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对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批评、提出建议。抗战胜利以后，他虽然离开南开经济研究所到何廉任所长的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工作，其工作宗旨仍然是通过对当时经济恢复与发展等有关问题的研究，通过设立合作论坛、出版经济评论杂志，向当局建言。内容涉及战前经济的倾向、战争遗留的问题、中国长期经济问题，以及中国在战后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等，始终没离开关于国家经济的发展。父亲是一个生性温和、从不言他人过错、永远只看到他人优点的人。然而，他在有关国家工业化及民族经济发展方面看到问题时，却敢于批评，从不讳言。 1947年下半年，设在上海的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将于当年11月24日至12月6日在菲律宾碧瑶召开第二届年会，会议的主要文件《亚洲及远东地区重建中问题及需求之调查报告》需要一份《关于中国当前经济状况之报告》作为附件。彼时的中国政府拿不出翔实的资料。鉴于父亲多年来对于国家经济问题的研究与关注，该组织的执行秘书长印度人洛克内森博士亲自到中国经济研究所找到父亲，要求他在短短3周之内，准备好这一文件。然而该份文件因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加以批评，在会上遭到当时中国政府代表的抨击。会后，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联合国亚远经委会）力邀父亲参加经委会经济调查研究室工作任研究室主任，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远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做调研工作。1949年初，亚远经委会迁至泰国曼谷，父亲随行，主持《亚洲及远东地区经济年鉴》及《亚洲及远东经济季刊》的编辑工作。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父亲开始密切关注亚远地区国家及人民的经济发展问题，不遗余力。即使在1968年从联合国亚远经委会退休之后，又受新加坡教育部之聘，到南洋大学任教，3年中所开设的课程主要为关于亚洲经济发展问题的《经济发展（一）》及《经济发展（二）》，并根据新加坡国家具体情况向其政府建议发展小型工业以促进其国家经济之发展。 纵观父亲一生，在他的研究工作中，从最初对于祖国工业化的设想到在联合国亚远经委会为亚远地区各国的经济发展收集情况、建言献策、培训经济规划人才，直至最后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开设两门《经济发展》课程，以自己毕生所事来传播发展经济理论，培养在不发达国家及地区致力于经济发展的人才，可谓将毕生精力贡献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事业。德雷斯科特教授在他的文章《方显廷与中国经济之发展》一文中指出：“方显廷（1903－1985）是论述20世纪30和40年代中国经济最多产作家之一，他的著作屡现出对于分析方法的探求以及对于适合于改善中国经济，特别是推动其增长与发展政策之推介。在西方经济学家们对于‘发展经济’这一领域还没有倾注更多注意力的一段时间，方却在尝试成为一个发展经济学家。” 以经济学家的良知坚持事实 父亲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他早年在美国学习时，为撰写博士论文《英国工厂制度之胜利》，在克莱夫·德埃教授的指导下, 首先对于距当时近一个世纪之前在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前后情况进行调查，为此不辞辛苦，遍查美国各大图书馆，对英国议会文件所缺失部分逐一搜集，终于得以窥见当年的情景，以事实为依据，以数字资料作分析，一方面使得当年的真实场景重现于纸上，一方面受到了严格的业务训练和良好的心理修养。这对于他后来归国之后形成自己坚持从调查研究出发、尊重客观事实真相的治学风格，是一堂基本教育课。而这种严谨的工作作风贯穿于他的一生。 1953年11月，父亲在当年出版的《亚洲及远东经济季刊》上，以不署名的方式代表联合国亚远经委会发表了《1949－1953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一文。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不久，父亲身处国外，对于国内经济发展情况的种种资料不易取得。但他仍旧通过许多艰苦工作，获得尽可能找得到的我国官方文件，汇总分析归纳，翔实地将国内经济发展情况写成报告，开篇即肯定：“当中央人民政府于1949年建立的时候，面临的当务之急是保证和平与秩序，以及恢复由于战争而严重缩减的生产。物价得到稳定，预算得以平衡，交通恢复，防止再度出现旱、涝灾害的议案付诸实现。”然后，他以确凿的数字、精准的分析，通篇作了充分的论述，力求客观真实地反映新中国1949年建国以来在外遭联合国禁运封锁，内有经济秩序需要恢复、水利工程亟待兴修、交通运输面临重建与改进的压力，又有参加朝鲜战争的严峻考验，得益于全国人民以双倍的努力去建设国家，物价在严格的控制下得以保持稳定，经济发展得以恢复，走出一条自主发展道路的过程。尽管父亲并未亲自经历这一进程，但他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以一个中国人的良心指出：“……毋庸置疑，制度的改变对于自1949年以来经济的恢复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而关于在过去几年过程中中国经济框架的改变对生产的恢复起到了作用这一判断应当是中肯的。”(见《1949－1953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该文译本刊载在近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方显廷回忆录》之附录三）。 新中国成立后最初几年，遭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围堵封锁，国内情况极少为外界所知。因此，当该文一经披露，便在1954年2月联合国亚远经委会第10次会议引起各方代表的热烈讨论。父亲作为该文作者以及《亚远经济年鉴》和《亚远经济季刊》的主编，照例出席会议，就有关问题进行答辩。由于文章的客观立场，使父亲受到来自美国和苏联双方不同角度的攻击与非难：前者认为他将中国大陆经济建设的情况描述得过好；而后者则犹嫌褒誉之不足。以致双方相持不下，却将矛头双双对准父亲。父亲则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良心坚持认为事实就是事实，绝不可漠视，更不能更改，因而甚至引起联合国有关当局考虑到为了避免以后发生类似争端而有要求亚远经委会秘书处另选《年鉴》及《季刊》主编之议。当时的执行秘书长印度学者P.S.洛克内森教授主持公道，力排众议，坚决不肯解除父亲的职务。他在1955年3月4日致父亲的信件中指出：“我要特别称赞的是您在百忙中花费大量时间撰写有关中国内地经济发展情况的那一章，它也许曾经招致过无数的批评与指责，然而没有人能够对您曾为使它尽可能具有价值因之付出的艰苦劳动从而换来体现在那篇介绍中的高度客观性提出疑问。” 温良恭俭让的一生，不为政治所左右 在学术上，父亲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他忧心忡忡地关注国家经济发展的势头，期盼工业化能早日实现，因而对于所见所闻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从心底同情劳苦大众，对当局的经济政策提出批评，直言不讳。他是一位纯粹的学者，投身于学术的汪洋大海中殚精竭虑，畅所欲言。他从来不想从政，即使他的“何廉兄”在国民政府做官，担任过行政院政务处长、经济部次长、农本局总经理（即局长），甚至任过国民党三青团第一任总干事之职，父亲也从不曾考虑要加入国民党，因为他无所求则无所顾忌、无私因而无畏，对于经济政策及时弊敞开批评，建言献策，心中坦然。然而在生活中，他则是一位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 父亲7岁丧父，但他生而秉承了祖父方智玉善良的心地，这是遗传天性；他的母亲是续弦，在丈夫死后，努力维持夫君遗留下来包括前妻所生的众多子女之家庭和谐生活。在他离家去上海纱厂学徒时，慈母变卖了手中仅剩下的最后一件首饰，买了一顶蚊帐送他出行的情景使他终生难忘。到了上海，他的师傅穆藕初先生以一个毫无亲情瓜葛的局外人，仅仅为了看中这个年轻人有志气、可造就，就主动提出送他求学，直至赞助他留学美国。在穆先生的信念中是要造就一切可以造就的青年才俊，为中国的振兴培育人才，况且他并非只对父亲一人施恩，而是不求回报地一连资助了22位外姓学子，却对穆氏子弟不予考虑，其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无与伦比。中国人把父亲比作天，把母亲比作地，而穆藕初先生恰在我的父亲幼失严父、慈母年老体弱的困境中施予他意想不到的天高地厚之恩，使他认识到人性中真、善、美的真谛，奉为自己毕生行为的楷模。在美国求学期间，在勤工俭学过程中，他因从未做过家务，不慎将雇主夫妇的结婚纪念物，一只精美绝伦的玻璃器皿失手打碎，而那对善良的美国夫妇怜他孤苦，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待他如同亲人。是父亲自己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主动辞去了这份工作。在勤工俭学的另一份工作——担任某夏令营服务员的过程中，父亲因不会游泳，在不慎翻船落水、几乎做了溺水亡魂之际，一位年仅7岁的犹太男孩奋力将他救起，却不求言谢。在美国孤独的求学生活中，一位慈爱的美国母亲贝克牧师的太太，每当美国人欢度感恩节、圣诞节时，她总是将孤苦的中国留学生们请到家里款待，以抚慰他们千里思乡之苦，成为许多“身在异乡为异客”的中国学子的美国母亲，令他们终生难忘。父亲在这许多好心人的爱抚中成长，使他虽失双亲却体验到人类伟大之爱。因此，他在待人接物上，永远考虑和看到的是别人的优点和长处，从不怀疑某些人亦间或有小人之心。他对别人永远是宽容。在我们家庭的家训中，父亲永远要求子女们应当遵循“待人宽、律己严”的信条。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父亲永远是委曲求全，宁可自己吃亏，总怕别人过意不去。因此在南开的学生和同事中，人人都称赞方显廷是好人。 父亲对待自己的学生如同子女，对他们呵护备至。南开大学98岁的杨敬年教授在他的《缅怀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五位老师——何廉、方显廷、张纯明、李锐、陈序经》一文中回忆他初入南开经济研究所学习时曾任第二届研究生代表，因反对学校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而闹过一次小风潮，经当时的教授们调停，仍然坚持如果所方不取消这种密集的考试制度全体研究生将集体退学，而领头者即是杨先生。父亲不得不屈服，改为每门课程期中、期末各考一次。事后何廉先生闻知此事十分痛心。想来当时若是何先生处理此事，定不肯妥协。“七七”事变骤起，南开校园遭日寇焚毁，学校南迁昆明，学生们各自奔赴异地，杨敬年先生回到湖南老家汨罗，迫于生计到湖南省政府民政厅工作。两月后接到父亲发来的3封电报邀他去贵阳农村建设协进会工作。杨先生感慨地说：“方先生到处找我，并不计较我在初入学时闹过事，使我十分感动。” 上世纪40年代，南开经济研究所在重庆恢复教学研究工作，父亲任所长。自1939年直至1946年连续办七届研究生班，连同在天津的两届，共九届研究生班中人才辈出，多为日后我国经济学界著名学者。除上面提到的现仍健在的98岁老人杨敬年先生之外，其中一位研究生勇龙桂曾因思想进步被当局疑为有“通共”之嫌，几遭特务机关毒手，被勒令退学，父亲插手干涉此事，方得保住。解放后勇龙桂继冀朝鼎先生之后任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此外如曾在近代史所工作的黄肇兴先生、曾任天津南开大学副校长的滕维藻先生、曾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吴于廑（吴保安）先生、现仍健在的北京大学陈振汉先生及其最近因病故去的夫人崔淑香女士、现在北京大学的赵靖先生等，不能一一枚举。当年在重庆时，战时供应紧张，生活艰苦，父亲往往要母亲为学生们准备可口的饭菜和点心，间或为他们打打牙祭。犹记得当年研究生们到我家聚会时，小小客厅中师生们谈笑风生、济济一堂的情景，虽经岁月磨砺，历历如在眼前。 为感念恩师穆藕初先生奖掖提携穷苦学子、为祖国培育英才的知遇之恩，父亲偕同曾经受过穆先生资助的罗家伦、周炳琳等10人于1937年共同出资建立“穆藕初奖学金”，以奖励大学读书青年，作为穆先生培植学子之永久纪念。这笔奖学金的第一批获奖者，根据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11月3日公布的消息：为“农科一名中大刘有成、理科一名联大杨振宁、经济一名联大周大晶”。 父亲之于恩师穆藕初知遇之恩，时时铭记、每每图报。1937年12月，他的恩师穆藕初先生以一介平民身份偕全家闲居南京。12月12日，日本侵略军实行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前夕，父亲恰在南京公干，碰巧得知国民政府将于次日放弃南京，全体搬迁至武汉，一时间达官贵人纷纷偕眷西迁，他闻讯立即设法为穆先生全家从英商怡和洋行开赴武汉的轮船上购得餐厅之临时舱位，然后通知穆先生，劝他马上偕全家老少离开南京，免受日寇凌辱。穆先生听从父亲的安排，放弃一切，毅然上路。日后在重庆，穆先生常常对朋友提及此事，感激万端。而父亲则庆幸自己当年能够于千钧一发之际，当机立断，方得报师恩于万一。1943年穆先生在重庆逝世，当时父亲正在美国工作，未能侍沉疴于病榻之侧，聆遗训于临终之际。在日后的日子里，无论在国内或在国外，他每忆及此，未尝不涕泪交流，常叹没有穆藕初就没有方显廷之今日，深恨师恩难报，抱憾终生。 以经济学家的敏锐观察，呼吁人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1945年底，在我的生母因癌症去世之后，父亲在极度悲痛之余，曾经带领弟弟惟琳、妹妹素芬和菊龄到重庆基督教怀恩堂受洗，4个孩子之中，唯独我不肯去。在父母心目中，我一向是个温顺、胆小、听话的女儿，然而当年我由于从小接受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观点，深信世上绝无神灵之一说，更不相信有上帝、真主在天上统治世人的灵魂，因而不肯同父亲及3个弟妹去接受那虚无缥缈的洗礼。此后，父亲因爱女素芬在英国突然自杀，同我的第三位母亲邓敬言于1956年再次在曼谷怀恩堂接受基督教洗礼。从此开始，父亲便在业余时间虔诚地做讲经布道工作。 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我的不肯接受洗礼一事，提之再三，想来此事对父亲的震动定然非同一般。反之我对父亲如此虔诚地皈依上帝，也是百思不得一解。1981年他归国旅游时，他的旧时学生们曾在绒线胡同四川饭店设宴为他接风洗尘，我同女儿方郁一同参加。席间，父亲起立以《西方物质文明带来了道德的堕落》为题，开篇与结尾均引用了基督教圣经中的章节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讲，指出西方社会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近两个世纪，由于物质文明的发达，“物质富足成为贪得无厌的社会的特征”，进而致使“西方社会道德堕落”，“家庭解体”造成“年轻人成为颓废的一代，老年人成为被遗忘的一代”。当时我对之不甚了了，并未加以注意，只是向父亲要了他演讲的中、英文手稿作为纪念。近日取出仔细阅读，竟然发现他的论述虽在二十三四年之前，其观点至今依然鲜活，其论说十分精辟。他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从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变与进化中，观察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物质文明之发达导致精神文明之失落，进而呼吁：“这种物质高度进步导致精神道德堕落的现象，存在于历史上各个时代所有文明国度中。罗马帝国的兴亡就是例证。我们须知，现今高度进步的西方物质文明社会有重演罗马帝国的可能性。我们这个生存着的社会之两个基本结构——宗教和家庭正越来越受到攻击。人们不得不担心，那种对于金钱和权力的追求，恐怕不能抵抗核武器带来的人类毁灭之危险，在上帝与金钱之间的选择是永久性的，在耶稣在世时如此，在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不能成为物质进步的奴隶，为了维护我们的文明，我们须努力追求那绝对的精神的东西。” 我似乎有点理解父亲在他退休后的余年，以一个精力尚十分充沛的老人，依然在客观地观察这纷纭世界，仍旧用心地关注那芸芸众生，并将他的余热诚心诚意地奉献给人类的精神文明事业。使我领悟到任何一门宗教所尊崇的上帝、真主，并不是一个物质的客观存在，而是一种约束精神的代名词。上帝只是存在于我们心灵中的一个约束。在这自我约束下，我们须凭借高尚的道德品质，以永恒的人类之爱走完短短的人生之路。 身居海外 心系祖国 上世纪50年代以后，父亲身在海外，却对祖国人民常怀赤子之心，每闻祖国进步父亲必欢欣鼓舞。1975年旧历新春，父亲同他的第四任夫人瑞士籍德国人罗妮·梅尔·方在日内瓦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5周年新春纪念活动，曾于当年3月19日给我的信中谈到：“……我等在此过旧历新年，甚为热闹。并由我国代表团举行自助餐会……接着放映我国人民政府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影片！首都盛况空前，数十万人中，儿等想也在内。父看后十分欣慰，并为祖国前途光明而感到无比兴奋。” 1976年10月，国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父亲在10月29日给我的信中写道：“……收到汝10月21日来信，详述国内近二月来巨大变化，父在英、美及日内瓦报章也已阅及。转悲哀为力量，这是我们伟大领袖及导师已故毛主席所乐于目睹的。想他之英灵必亲佑全国人民按照他的训示，促进国家富强、世界和平。昨晚在联合国大厅听韩素音女士讲《毛泽东生平与思想》，有条有理，于一小时内将中国共产党五十五年历史及毛主席之不断支持革命为国家及人民创建空前奇迹、使全国上下不论老幼均感万分庆幸之事讲得十分透彻。国家前途，大放光明。使海内外华人可以一吐自1840年后的被压迫而无法在旧制度下抬头之义愤。” 1978年2月27日，因我病休在家一年半，他在信中写道：“……汝去年12月13日信收到已逾两月，知汝尚在病假中。蒙政府优待，仍能领取百分之八十薪金，并免费治疗，望汝善为休养，早日恢复健康，为国家培养专才。 闻报悉杨石先兄现年八十二岁，尚请求当局由彼领导训练十名研究生，实属难得。父之旧友马寅初先生，年逾九十，闻尚健在。父在重庆时培养之研究生滕维藻，自政府成立后，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负责人。该所得故毛主席及周总理重视。闻现有职员逾百人。甚为欣慰。” 从以上信中，可以窥见父亲虽然后半生身居海外，对于祖国的进步，却无时无刻不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执著关注。国家的工业化是他青年时代事业起步的梦想，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包括我们的祖国之经济起飞，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1981年9月，他曾偕同罗妮夫人参加一个旅行团归国一游。当时父亲住在北京饭店，记得曾对我说，他要从一个海外游子和经济学者的客观角度，向他的老友、当时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钱乙藜（昌照）先生提出关于祖国经济建设的个人看法和建议。他说此话时的那份认真与执著，令我惊讶。当时我对此并未加以深思，今日想来，以他多年来对亚远地区经济发展之研究与关注，以及他毕生对祖国工业化的理想，相信他对钱先生必有一番坦诚的、推心置腹的长谈，期望能转达到执政者高层。那天我因学校有课，并不在场，他们的谈话内容不得而知。时光流逝，如今两位老人相继作古。不论父亲的建议是否被采纳，但那海外游子对于生他养他的祖国人民的一片拳拳之心，天日可鉴，是不会泯灭的。 结束语 父亲于1985年3月20日在日内瓦寓所逝世，至今已21年有半。在父亲80余年的生涯中，“他所经历的人生历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当代亚洲为争取进步与发展的奋斗史”（摘自《方显廷回忆录》中由新加坡前驻日本大使黄望青先生所写之《前言》），他所心心向往的事业，便是期盼祖国在挣脱帝国主义列强的重重压迫后，走出一条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道路，由一个贫穷落后、备受欺凌的农业弱国，成为一个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国家。倘若父亲依旧健在，看到今天正在发展中的祖国的巨大变化，定会欢欣鼓舞。（2006.09） 作者：方露茜点击次数：15出处：《人物》发表日期：2007-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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