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节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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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节盫   (1913—1951)
  方节盫(1913—1951)名约，又名文松，号节盫，斋称为唐经室。浙江永嘉人。与从兄介堪和胞弟去疾均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
  方节盫的一生，以宏扬我国的印学、推动篆刻艺术为主，可谓印坛功臣。只是，关于他的文献资料却寥若晨星。在《西泠印社志稿》上有传如下：“方约，一名文松，字节盫。岩从弟。从吴熊游。能精制印泥，设宣和印社于沪上。编拓印谱有《伏庐藏印》《明清名人印谱》《胡匊邻印谱》《徐星周印谱》等数十种。”
  昔年出差温州，曾从方氏从兄方介堪先生处借抄得所撰《节盫小传》，兹摘引于下：“从弟约，一名文松。天性孝友诚笃……年 14，从余之沪，为介入西泠印社习艺有声。逾数年，自创宣和印社于汉口路。搜罗金石书画，颇精鉴别。一时硕学耆宿，咸乐与之游，学益猛进。先后集古今人篆刻，成印谱若干种行世……朝夕从事朱墨，辛劬成疾，竟于6月24日溘逝，年仅三十有九，伤已。弟经营宣和印社十有七载，谈张艺事，不以市道易所守。”传中并述及方氏曾搜集得比敦煌石室更早之唐人写经，故颜所居曰唐经室；以及精制节盫印泥颇延时誉等事。
  《节盫小传》述及方氏于1926年从温州到上海，人吴熊所主持之西泠印社，此与《西泠印社志稿》所述之“从吴熊游”是一致的。西泠印社四个创办人中，论经济与办实业的力量以吴隐(石潜)为最雄厚。吴隐在上海以西泠印社的名义办印泥厂制西泠印泥与办西泠印社出版机构，其实都是他吴家的私人产业，与西泠印社无涉。吴隐身后，出版机构由次子吴熊(幼潜)继承；印泥厂店则由其三子吴珑(振平)得之。方节盫的事业中，以出版印谱的成绩最为显著，可知是主要参与吴熊的企业管理之故。然而，吴熊后来无意于出版事业，就逐渐歇业了。这时，方约就起而代之，以出版印学著作为己任。经过他的苦心经营，确获得很大成绩。


据《中国印学年表》(韩天衡编)记载，方节盫在1935年创办宣和印社以前，就已经于1931年“辑何秀峰(印庐)藏印成《印庐藏印》”。该书有关方氏出版印学著作的情况，另有五条记载。在 1951年有“方约(节盫)辑吴熙载(让之)、赵之谦(撝叔)、胡镬(匊邻)、吴昌硕(缶庐)刻印成《晚清四大家印谱》四册”一条。在1953年，一共有4条记载：“宣和印社辑方约(节盫)集印成《节盍印泥印辑》一册”“宣和印社辑赵时桐(叔孺)用印成《二弩老人遗印》一册”，“宣和印社辑王褆(福盫)刻印成《福盫老人印集》一册”，“宣和印社辑邓散木(铁)刻印成《散木印集》一册”，应该是方氏生前辑成于过世后才出版的。
  据《民国篆刻艺术》(孙洵撰)，宣和印社所出印谱还有1935年的《介堪手刻晶玉印》与《谢磊明印存》，1936年的《胡匊邻印存》与《吴昌硕印存》《徐星州印存初集》，1937年的《徐星州印存》，1938年的《千古楼印识》(简经纶刻印)，1945年的《古今名人印谱》等。
  所辑各印谱中，大多数人认为以《晚清四大家印谱》为最有影响，故韩天衡之《历代印学论文选》收载。该谱有高时显(野侯)序，文中提出：“以时代为各家辑谱，当以《晚清四大家印谱》为始。节盫酷嗜刻印，收集名人精品至富。创设宣和印社，仿宣和法制印泥，并与当代学士、印人讨论审定，虚心采纳，鉴别益精。当兹印学衰歇之秋，得其致力保存，其功伟矣……节盫征集之勤，选辑之慎，不辞劳瘁，不惜厚资，于举世视为无足重轻者而从事焉。其志趣之迈超，近无伦比。”可见，这位高傲的梅王阁主人对方氏是赞誉有加的。
  方约创设的宣和印社，实际上似兼杭州的西泠印社与吴隐在上海的出版业与印泥厂三方面机构而成的。当时，不但雄心勃勃而且进展神速。可惜，他操劳过度，其寿不永，以致才39岁就英年早夭了。如能天假以年，必有一番大作为也。
  方约以自己的名字为名，以“仿宣和法”(见高野侯文)为号召，精制成高水平的节盫印泥，受到印学界的欢迎。在高野侯《明清名人刻印汇存序》中有这样的记载：“抑借紫泥而益彰，拓用桐烟而愈妙。宣和旧制，节盫擅其长(节盫印泥仿宣和法，珍重艺林，为海上冠)……而吾谓节盫之为力尤多也。当兹扰攘，百物踊贵之秋，宣纸丹砂比之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