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厚枢——历史回望纪事（之一）

青岛飞扬

方厚枢——历史回望纪事（之一）

开头的话   岁月流逝，在我人生的旅途中转眼已进入第七十七个年头，再过三年，即将跨入八十高龄的行列。回顾从1943年4月参加工作到1993年3月退休的半个世纪里，我从一个基层图书发行部门的营业员，逐步走到国家管理出版工作的高层机构，最终落脚于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五十年来工作岗位虽几经变化，但始终没有离开过出版战线，经历了从卖书、宣传书、管理书、研究书到编书、著书的漫长过程。退休后的十多年来，我仍未放下手中的笔，继续为研究中国出版业的历史发挥余热，尽一个老出版工作者应尽的责任。   七十多年来，我走过了一条并不十分平坦的路。回望历史，趁现在头脑还算清楚的时刻，将以往的主要经历作一番梳理，为自己留下一点简略的记载。对于在长途跋涉中曾经帮助我渡过难关得以继续前进的长辈和亲友们，也借此表达我深切的谢意。关于我成家后的家庭种种情况，在绍琴写的《往事的回忆》中已有较详细和真实的叙述，我在这里不再重复。   从1940年我主编第一份《新儿童》小报和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第一篇文章《在大别山下》开始，六十多年来，据手中尚存的剪报资料的粗略统计，我主编和参与编辑、出版的图书和报刊有26种、总字数4300余万字；在书、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有830余篇、300余万字。   由于时间久远，有许多往事已经淡忘，这里记下的人和事，仅就个人回忆所及和现在可能找到的一些资料参考，其中难免有不完全准确之处，有待于今后发现时再作修改或补充。
   简历
　　
方厚枢，安徽省巢湖市人，1927年4月8日生。安徽芜湖内思中学初中肄业，195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被评为编审职称。   1943年4月进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为练习生，后任职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在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总管理处、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国务院出版口、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等出版发行单位工作。1980年后，历任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研究室副主任、文化部出版局编刊处处长、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出版年鉴》编辑部主任、主编、编委会副主任等职，1993年3月退休。曾任中国年鉴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顾问、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三届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北京市语言学会常务理事。   1975年起，在国家出版局担任辞书出版管理工作，曾参与开创《汉语大词典》（12卷）和《汉语大字典》（8卷）的组织编纂领导工作，任两部大型汉语辞书工作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出版学科”和《中国出版百科全书》两书编辑委员会委员暨“中国出版史”分支学科主编；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国条目撰稿人。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出版史研究，著有《中国出版史话》，1996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日本将此书译为日文于2002年在日本出版）：1984年后，先后担任《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编委暨第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事业概况》撰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多卷集）副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三卷史料辑注，高校专业教材《中国编辑出版史》（下册）和《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主编之一，并负责前30年各章撰稿。曾在《出版史料》、《中国出版》等报刊发表中国出版史文章多篇，其中《新中国出版事业四十年》、《当代中国出版史上特殊的一页》、《五十年的巨变》三篇分别于1991、1997、2002年获一、二、四届全国出版科学研究优秀论文奖。   此外，还于1988年3月创办《出版参考》（半月刊）任1一80期主编，1998年任《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出版学”学科主编；1980年与人合编《书的故事》剧本，由峨眉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彩色科教片，在中央电视台及全国放映并获奖。   1991年被国务院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其他宗亲回复：2009-8-2 11:44:33

方厚枢——历史回望纪事（之二）

我的家庭历史情况   关于我的家庭历史情况，据大舅李克永（后改名配之）主前告知和大哥的回忆，我的祖父是个贫农，家境贫寒，曾在安徽省巢湖帮人打鱼为生。父亲方仁智（号省吾）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生于巢县炯汤乡南何方村，他5岁和12岁时，祖父母先后去世。父亲13岁就到亲戚开的杂货店当学徒，成年后当过店员，其后曾在巢县炯场乡开过一家糕饼店，时间不长即歇业。约在1919年左右到合肥一家杂货店管帐，1921年将全家由炯汤迁至合肥。1926年他随亲戚到上海，在闸北“和记碾米厂”担任接洽安徽转运米粮到上海的雇员；1932年曾在上海北成都路开了一家规模较小的“民众饭庄”，因市场经济萧条，约半年后即停业。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13日淤沪抗战开始，父亲任职的“大新米厂”因地处战区关闭而失业，仅靠过去家中的少量积蓄和帮助朋友办点杂事取得一点微薄收入维持家庭生活，不久将家迁至闸北火车站附近一间房租较低的亭子间居住。到1940年上半年，因物价飞涨，生活更加困难。在安徽芜湖的姨父母得知后，来信要父亲带我们回去。这年7月中旬，父亲由亲戚介绍，先在芜湖一家售爆竹的小铺子管了几个月的帐，后来到“同和锅坊”管帐，1948年3月因病逝世，终年55岁。   母亲李氏，1890年生于炯汤乡鲍圩村，和父亲结婚后于1921年到合肥居住。1933年冬，在上海“民众饭庄”倒闭后曾帮助父亲工作的二舅李克勤回到合肥，将母亲、大哥、二姐和我接到上海和父亲团聚，住在北成都路1020号。母亲到上海后因遭遇种种烦人的事心情忧郁，不久即患病，由堂兄方厚熙接至合肥休养，因贫病交加，缺乏医疗条件，于1937年3月26日病逝，终年53岁。   长兄方厚棵（后改名唯若），1919年生。1933年冬到上海后，进安徽中学住校学习，1937年8月淤沪抗战开始后，因学校毁于炮火而辍学。抗日战争爆发前因国难日深，民族危亡中，他在参加进步青年的救亡活动中受到教育，决心到陕北参加革命，于1938年7月初和几位同学一起离开上海走上革命征途。同年12月，他在陕北公学毕业后，先后在八路军一二０师、晋绥军区、西北军区从事新闻工作和宣传工作，历任《战斗报》编辑、军区政治部编辑科科长、《战斗报》社社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西北军区《人民军队》报社副社长，兰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84年10月离休。   二姐方厚琴，1922年生，1933年到上海，一直在家中从事家务劳动。父亲失业后，她做点零活贴补家用，大约在1942年回到芜湖，在姨父母的帮助下，回炯汤老家和唐世衡结婚。1949年初家乡解放后，姐夫到北京参加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二姐不久也到北京，在大舅父的帮助下进华北干部子弟学校学习（改名李荧琳），后又到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学习，初中毕业后进北京会计学校学习会计。因姐夫从中央警卫二师转业到山西省文化用品公司工作，二姐毕业后也分配到山西省进太原矿山机器厂任会计。由于当时山西吃粗粮多，大米少，她的肠胃不适应，身体瘦弱多病。1977年后我托安徽省出版局黎洪副局长帮助，先后将二姐和姐夫调至安徽，二姐分配在安徽省出版总社作财务工作，于1982年退休。   我于1927年4月8日（农历三月初七）在合肥市出生。母亲后来还生了一个小弟，因破伤凤出生后仅几天即夭折。
　　
我的学历   我于1932年6岁时，在合肥进私塾读书。 1933年冬到上海后，于1934年春考入市立和安小学二年级，至1938年秋小学毕业。1939年春在处于“孤岛”环境中，考入上海私立肇光中学初一学习，至秋季因学校停办，转入江苏省立苏州中学上海分校初二学习；学期结束后，因父亲连续失业，家境日益贫困，无力供我继续升学，只得辍学在家自修。1940年7月中旬随父亲离开上海到芜湖后，寄居在姨父母家中继续自修。经过一年的努力，于1942年2月越级考入芜湖一家外国教会办的内思中学初三上学习。由于我的文化水平底子较差，特别对数理化的课程学习十分吃力，对教会学校的许多限制也很反感，而且学费也较昂贵，勉强读了一学期后，听同学说皖南立煌县（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学学费和生活程度都低。在得到父亲的同意后，我于当年冬天和同学马丰霖一起前往，但刚到三河县时，由于日寇的“扫荡”，路途被阻而返回，从此终止了我的学校生活。
　　
我的学历虽然称之为“初中肄业”，但由于在不稳定的环境中断断续续，实际上在学校中并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现有的一点文化，都是参加工作后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得来的。  
  其他宗亲回复：2009-8-2 11:45:25

方厚枢——历史回望纪事（之三）

我主编的第一份小扳和在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我在少年时期受到大哥较大的影响，爱好读书和作文，在学校举办的作文竞赛中多次获奖，也是校内负责墙报编辑出版工作的积极分子。辍学后经常到位于上海福州路的商务印书馆门市部看书而流连忘返，并在该馆为孩子们举办的读书、作文竞赛中获奖，得到儿童读物和文具用品等奖品。   1940年我在上海第一次主编一份小报和第一次在大报上公开发表文章，这两个“第一”使我至今难忘。   20世纪30年代未和40年代初，上海有一位以画“牛鼻子”为名的连环画著名的漫画家黄尧，他的弟弟黄舜也是文化界人士，想办一份给小学生看的小报，特意要从中学生中选择一名合适的人完全用孩子们的思维和爱好来编这份小报。不知他从什么渠道找到了我，我也极有兴趣地参加这项工作，约了几位同学在不长的时间内就编好一期。我还模仿作家张天翼写童话《秃秃大王》的笔法，以一个七岁孩子的口吻写出反映，儿童生活和童趣的日记，准备在报上连载。这份小报命名《新儿童》，16开8面，创刊号印了2000份在书店出售。由于黄舜另有任务到香港去了，这份小报未能继续办下去，但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主编的一份小报，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1940年4月，我和当时在广西桂林的克勤二舅有了书信联系，在通信时曾寄给我大后方出版的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内容收有从战场上阵亡的日本士兵身上缴获的未及寄出的家信，信中反映了日军士兵的厌战、思乡情绪，我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几封信综合写成一篇题名《在大别山下》的纪实散文，投寄上海租界出版的《大公报》副刊被采用，还在该报举办的优秀作品评选中获奖。父亲代我到报社去领回奖金十分高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一份大报发表文章并获奖。可惜的是，发表这篇文章的剪报和《新儿童》小报后来都丢失了。
　　
走上工作岗位——商务即书馆南京分馆   大哥1938年夏离家以后，父亲原来估计战争的时间不会很长，大哥能回家找份工作，可以帮助改善家中的困境，看来这一愿望已无实现可能，父亲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考虑为我找一工作就业并成家。按照当时接触的亲友关系，有可能实现的是先到一家布店或杂货店当三年学徒后成为店员，这是当时不少亲戚的孩子所走的共同道路。但是，一个十分偶然的机缘改变了我以后一生的命运。父亲通过亲戚的转托，找到芜湖新华书局的老板宋葆吾，正巧他偶然在路上遇见朋友鲍天爵（抗战前商务印书馆芜湖分馆经理）正要到南京商务分馆担任经理。经宋的推荐得到鲍的允诺，很快我就跟随鲍天爵于1943年4月10日到了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   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是抗战前该馆在全国最大的分馆，位于南京太平中路252号。抗战开始后南京沦陷时馆舍毁于大火，馆中尚有不少存书放在别处由两名职工看管。1943年初，商务领导准备在原馆舍残址稍加修缮后恢复营业，因当时商务被日寇视为“敌产”，故对外改称“南京书馆”，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恢复原名。   商务印书是我国近代历史最久的一家大出版机构，积数十年的经营管理经验，有一套成熟的管理办法，其中重要的一条是重视职工素质的提高，对进馆的青年职工，只要勤奋好学，有培养前途，尽管没有什么学历，同样提供各种学习条件，不断提高他们的文化、业务水平。我进馆后，先当了6个月的练习生，然后担任职员，先后在门市部、库房做过营业员、轧销（销货统计）、宣传推广等多种工作。参加工作以后，我自知文化知识贫乏，又不甘落后，于是比别人加倍努力寻求知识。商务分馆的地方不大，职工的宿舍和门市部仅一墙之隔，我每天身处“书林”之中，早晚和假日可随身所欲地看书学习，汲取知识。我曾花了两年多的业余时间，将门市部陈列的近万种图书有重点地浏览一遍，并熟读总馆编印的大量书目和业务资料，借助于馆中丰富的辞典、工具书当老师，重点阅读了一大批图书，等于上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我的业务能力和文化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弥补了过去失学时期的损失。   1949年南京解放后不久，我在地区工会党员同志的动员和帮助下，积极参加工会工作，先后担任南京市文化用品业工会执行委员、市新闻出版业工会出版分会委员、副主席等职，分管宣教工作，并于业余时间参加工会组织的夜校学习政治常识和文化知识。   1950年8月，我被商务分馆派往由新华书店南京分店领导的“秋季中小学教科书联合供应处”担任营业主任，这一机构设在新华书店内，工作人员由新华和几家私营书店的职工参加。这是解放后我第一次参加党所领导下的书店工作，亲身体会到革命队伍中的团结、平等、朝气蓬勃的新气象，给了我很大教育，因此心情十分愉快，工作也加倍努力，10月20日工作结束时，我被全体同志评选为“一等模范工作者”，这是我解放后受到的第一次奖励，留下深刻的印象。   10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联营书店五家将各自的发行部门分出来联合组成公私合营性质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各地分支机构先组成“联席会议”，待条件成熟后改组为分公司。南京中华、商务两家联席会议建立后，调我担任秘书，负责和总公司联系等工作。   中图公司总处成立后，创办了店刊《发行工作》，我成为积极写稿的作者之一，并担任了通讯员，除经常报道南京地区情况外，还结合平时的业务所见，写了一篇长文，对总处驻沪办事处编印的《新书快报》中的错误提出批评，并对书籍宣传谈了一些看法和建议。此文很快被刊用，不久即听说总处业务部门的负责同志通过南京新华书店的同志了解我的情况。1951年8月，总处正式来文给商务南京分馆，调我到北京总处工作。   这一时期，我的生活中有几件较大的变化。1946年4月在芜湖结婚，并在南京安了家。1948年3月父亲在芜湖病逝，岳母和岳父也先后病逝，遗下小内弟绍璜和我们一同生活。1951年底，全家由南京迁至北京。全国解放后，和大哥也恢复了正常通信联系，1950年4月，他趁到北京开会之机，专门来到南京，和我们共同相处了愉快的六天。  
  其他宗亲回复：2009-8-2 11:46:10

方厚枢——历史回望纪事（之四）

编辑出版工作的初步锻炼   我于1951年9月国庆前夕到北京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总管理处报到，被分配在人事处，级别定为二等办事员，每月工资174个折实单位，约合旧人民币99万元（合新币99元）。   在中图公司总处两年多的时间内，工作部门虽有几次变动，但主要的工作是担任店刊《发行工作》编辑、出版工作。这一刊物每月出版一期，6万多字，除主编王仰晨同志外，仅我一人担任助手。我由一个对编辑、出版工作一窍不通的基层书店营业员突然进入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新岗位，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但我十分珍视这一难得的机遇，下决心从零开始，发奋努力。我从来稿登记，下厂校对、取书、打包寄发，到和作者的通联工作、结算稿酬等等杂事，什么都干，接着开始熟悉编辑应具备的基础知识。起初我连铅字大小几号都分辨不清，拿到稿件不知从何下手。但在主编王仰晨同志言传身教的指导和热情帮助下，经过不长时间，我便胜任所担负的工作了。这段时间我虽然十分劳累，但却经受了一次全面的锻炼，为我以后承担更加繁重的编辑、出版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革新书籍宣传工作的尝试   1954年1月，中图公司总处新华书店华北总分店业务部门合并，成立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我先后被任命为办公室秘书、办公室宣传科科长、业务办公室副科长等职。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在担任宣传科和业务办公室的领导工作期间，有更多机会从事编辑工作的实践，先后主编和编印了《1957年周历》、《1958年图书台历》、《多读好书》、《部队图书介绍》等，并创办了《出版消息》报，由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集知识性、业务宣传和实用性于一体，受到广大读者和基层书店的欢迎。其中特别是以推荐好书、指导读者阅读为主要目的而编印的《多读好书》一类的小册子，由于密切配合了当时在青年中开展读书运动的需要，得到中央领导和著名作家的重视和热情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朱德委员长专门为《多读好书》第二辑题写了“认真读书"的题词，郭沫若同志两次题写刊名，茅盾同志撰写了《推荐好书还须好文章》一文，作为《多读好书》第一辑的“代发刊词”。不少著名作家撰写了谈写作经过的文章，还有读书辅导、著名青年模范人物谈读书体会以及名人读书故事、读书格言等。《多读好书》在全国书店以收少量成本费(每册一角左右)发行后，很受欢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均发表消息、读者来信或转载其中文章给予好评。我在北京发行所主编的6种图书宣传品共发行88万多册，收回成本费7．8万元，这些宣传材料对推动全国青年职工和青少年阅读现代优秀文学作品和加强思想教育工作起了较好的作用。
　　
从新华书店调至文化部出版局   从1954年到1960年，我在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工作的7年内，共受到6次奖励，先后被评为“科级干部受奖者”（1954、1955）、“文化部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全国图书发行先进工作者”（1956）、“文化部先进工作者”（1960）等荣誉称号。1956年6月，被北京发行所党委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1年初，文化部出版局根据胡愈之副部长的意见，决定对新中国建国以来出版的14万多种图书进行一次重点清理，布置全国出版社将本社成立以来至1960年底出版的图书，根据质量情况分类编制有内容提要的卡片上报，以便汇编成保留书目。结果全国共报来卡片2万多张，出版局在物色承担编辑书目任务的人选时，看到我在1962年3月6日《光明日报》副刊上发表的《从目录学入手》一文，认为我是最佳人选。于是，1962年8月，我由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上调至文化部出版局工作。经过两年的努力，编成《全国图书简目》三册，收录全国精选的保留书目5232种。任务完成后，分配在出版局出版二处担任文学艺术等类图书的审读工作。   我到出版局工作之后，由于工作的性质变化，视野扩大到整个出版界的历史和现状。当我看到张静庐花费近20年时间搜集、整理、辑注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7编、8册约250万字，汇集了从1862年至1949年近90年的新闻出版史料，我在学习、研究之后，萌发了收集、研究我国当代出版史料的心愿，便利用工作余暇注意收集出版资料，并试写了一些研究心得等文章，在《光明日报》、《大公报》、《图书发行》等报刊发表。  
  其他宗亲回复：2009-8-2 11:47:04

方厚枢——历史回望纪事（之五）

“文革”十年的经历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从河南安阳返京后，被文化部新党委抽调到以空军派来的解放军为主组成的“文革”工作队材料组，担任整理出版系统的材料，工作了一个短时期。   1966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决定，文化部出版局成立“毛主席著作出版工作办公室”，我被调至这个办公室工作。11月开始参加文化部召开“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制计划会议”的筹备工作，会议于1967年1月10日开始，16日即被“造反派”群众组织“夺权”而中断。文化部机关大楼于19日被“造反派”夺权，包括出版局在内的所有机构全部陷于瘫痪。   5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宣传组在北京成立“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简称“毛著出版办公室”），暂代原文化部出版局的领导职权。前后参加这个办公室工作时间较长的共17人，分别来自解放军政治学院、国家计委、文化部等12个单位，我被抽调到这个办公室，在印制组工作。6、7月间，我被指派担任“毛著出版工作联合调查组”华东组组长，到华东各省、市调查毛著印制情况，重点了解经中央批准1967年全国完成《毛选》一至四卷印制8000万部的执行情况。12月25日，毛著出版办公室在京召开庆祝《毛选》8000万部提前超额完成并制定1968年毛著出版计划的会议。12月31日，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大会，受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的接见。   1969年9月，周恩来总理开始过问毛著出版办公室的工作，派国务院值班室负责人前来了解办公室工作情况后，通知要接见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后因临时会见外宾而改期。9月29日，国务院值班室遵照周总理指示，送来国庆观礼券17张，邀请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到天安门参加建国二十周年庆祝大会和焰火晚会。   “文革”后全国大专院校“红卫兵”和机关、部队、厂矿等许多群众组织编印了大量未经中央批准的毛主席著作等材料，出现许多泄露国家和国防机密，中央三令五申禁止收效不大。1970年9月2日，周总理根据毛主席有关指示精神，开会布置清查非法印刷品工作，委托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同志负责组织清查班子。他从总政、总参、总后三总部和在京军兵种大单位中抽调解放军20余人，并约请毛著出版办公室派人协助。我受办公室指派，到三座门中央军委办事组办公处，集中工作了一个多月，主要任务是鉴别哪些是中央批准的版本。中央各机关、部队和北京市在清查工作中收缴的大量私自编印的毛主席著作堆积如山，其中仅不同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和《最高指示》即有440多种，还有各式各样的《毛主席文选》，收有“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得来的中央机要文件和中央领导的报告、讲话材料。我通过这个时期的工作，注意收集、抄录了不少有关毛主席著作的写作、修改情况等有关资料。   1970年10月，根据周总理指示，“毛著出版办公室”并入5月成立的“国务院出版口”。1971年3月15日，周总理指示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我参加了会议筹备工作并在会议的规划组参与编制《全国出版基本情况》等资料，向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汇报。1973年我到河北唐山文化部干校，半年后转到石家庄“国务院五七干校”劳动一年。1973年9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我从干校返京后，分配在国家出版局出版部工作。   1975年5月23日，国家出版局报经邓小平副总理批准，在广州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我参与制订1975一1985年全国编写中外语文词典160种的规划（草案），这一规划经周总理批准后布置全国执行，国家出版局领导指定由我负责词典编纂出版的管理工作。   “文革”开始后，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都被“砸烂”，全国出版工作的领导机构陷于瘫痪，1967年5月“中央文革”宣传组成立“毛著出版办公室”，原文化部出版局的工作人员42人中，仅抽调我一个人到办公室工作。我在这个特殊的机构所具有的特殊条件（办公室不搞“运动”），充分利用“天天读”和业余时间以及所有有关出版工作的文件、批件都经过我手的有利条件，有意识地注意收集和抄录有保存价值的出版资料。文化部机关大楼后院有两间大屋存放原出版总署及文化部历年的文件档卷，1969年进驻文化部的军宣队领导人为扩大住房面积，将这批资料拉了三大卡车临时堆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食堂内，准备送往造纸厂化浆。这个堆放地与毛著出版办公室仅一窗之隔，我在征得办公室军代表同意后，和一位老同志赶到食堂翻检了三天，着重寻找出版总署和文化部出版工作的历史文件，一共捡回三十多捆，抢出了一批有用的史料。我还在被有关部门作废纸扔掉的旧纸堆中捡出不少有用的资料。1973年我在国家出版局出版部工作时也注意收集各种有保留价值的出版资料。总之，在“文革”十年的动乱情况下，我始终未离开出版岗位，并注意收集、保存了大量的出版资料，特别是较完整地保存了“文革”时期的出版史料，为我1980年以后撰写我国出版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史料。  
  其他宗亲回复：2009-8-2 11:48:00

方厚枢——历史回望纪事（之六）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主要成果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的20多年，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我的工作经历发生了不少新的变化，工作中所取得的成果也有了较大的收获。   1980年2月，我被国家出版局任命为研究室副主任，一直工作到1986年12月(1982年5月至1985年7月国家出版局一度改为文化部出版局，我改任编刊处处长)。1987年1月调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工作，8月6日被新闻出版署任命为出版科研所副所长（级别提为副局级)，工作至1992年1月免去副所长职务，退居二线，1993年3月退休。   20多年来，我在工作岗位上和退休之后，所做的工作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辞书管理和研究。在工作岗位上时主要协助陈翰伯（曾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许力以（先后任中央宣传部出版局长、国家出版局副局长）、陈原（商务印书馆总编辑）、边春光（国家出版局局长）、刘杲（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等几位领导抓几部大型汉语大型辞书的编纂出版组织领导工作，先后担任修订《辞源》（4卷）编审领导小组成员，新编《汉语大词典》（12卷）和《汉语大字典》（8卷）工作委员会委员。我从1975年几部大型辞书的开创工作抓起，一直到1994年全部完成时止，随几位领导除在北京召开会议外，还到过上海（5次）、苏州、无锡、扬州、杭州、合肥、黄山、福州、厦门、广州（2次）、郑州、长沙、桂林、重庆（3次）、成都等地，为辞书工作召开或参加会议、调查研究，18年内共有21次。这一时期，我还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11卷）撰写有关中国古籍的词条1万余字：为《中国人名大词典》出版界人物的释文组织撰稿和担任责任编辑；任《中国出版人名词典》编委会副主任，实际主持词典的总体设计和正续编1.1万余人、240余万字的终审和编较、出版工作。结合工作还广泛收集资料，对我国辞书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撰写了《中国辞书史话》、《中国辞书编纂概况》和新中国历年出版辞书编目等多项资料，在《辞书研究》等报刊发表，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   （二）《中国出版年鉴》的编辑出版工作。1979年底，我从国家出版局出版部调至研究室，参与创办我国第一部《中国出版年鉴》，先后担任年鉴的编辑、编辑部主任、主编。1992年出版年鉴改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办，我继续担任1992、1993、1994年三本年鉴的主编，因工作过于劳累，两次患脑栓塞，于是辞去主编职务，从1995年刊起，改任年鉴编委会副主任。   《中国出版年鉴》1980年创刊时，全国仅有6种年鉴出版，到2003年已发展至1300余种。我从1985年开始和年鉴界几位老同志共同创立年鉴学术团体并参与组织领导工作，先后担任“中国年鉴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中国年鉴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顾问，并任《年鉴工作与研究》（季刊）1991-1994年的主编。   1988年在中国出版科研所编辑出版年鉴的同时，还创办了《出版参考》（半月刊），从3月1日出版的创刊号一直编至80期才辞去主编职务。   （三）中国出版史研究工作。我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注意收集我国出版史料，直到80年代初一直没有间断过，历年积累的史料已有相当数量。我在国家出版局出版部工作时兼管样本室，全国出版社和杂志社缴送出版局的所有样书、样刊全部经过我的浏览，凡是对于研究我国出版史有一点参考价值的资料都随手将主题内容和书刊名称、页码记在卡片上分类编号保存，用时一索即得。1980年上半年在领导的支持和鼓励下，我于业余时间试写《中国出版简史》，于9月间在国家出版局机关刊物《出版工作》（月刊）上开始连载，这是改革开放后全国最早发表的中国出版史专著，写至隋唐五代时因主编《中国出版年鉴》任务过重无力兼顾而中辍，1995年不再担任年鉴主编后才继续进行修订、补充，由东方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1999年，日本前野昭吉将这本《史话》译为日文，于2002年由新曜社在日本出版，并被中国版协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等单位在第十届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前夕评为2002年我国输出版获奖图书。   20多年来，我先后主编和参与主编的有关中国出版史的著作和史料集多种，其中主要项目有：《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出版学科”和《中国出版百科全书》两书编辑委员会委员暨“中国出版史”分支学科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多卷集）副主编暨1951、1953、1955、1956、1958年卷执行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三卷史料辑注，高校专业教材《中国编辑出版史》（下册）和《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两书的主编之一，并负责1949-1979年各章撰稿，《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前30年撰稿；此外，还在《出版史料》、《中国出版》、《出版科学》、《编辑学刊》等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有关中国出版史的文章。   1980年初，国家出版局接受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委托，指派我到该厂编写向少年儿童进行爱读书、爱护书教育的科教电影剧本。我到该厂工作一个多月，和导演合作编写了《书的故事》剧本，通过中国古代书的产生历史、一本现代小画书的生产过程和国内外出版的生动而奇妙的书等三个方面，向孩子们进行形象生动的教育。影片先后在北京、天津、西安、成都等地拍摄，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国家文物局特批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实地拍摄古代有关历史文物和“四库全书”等珍藏古籍。版本图书馆和北京、上海、辽宁等14家出版社提供了二百多种国内外新出版生动有趣的儿童读物供影片选用。这部彩色科教影片于1981年初在中央电视台少儿节目两次播放和在全国各地放映后，受到欢迎。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司徒慧敏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影评中对《书的故事》作了好评。影片被中国电影家协会四川分会评为“最佳科教片编导奖”，并被“四川省优秀文艺作品评奖”评为“1981年科教电影一等奖”。我受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委托，改编为《书的故事》电影连环画册，初版印行8450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