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国珍的“边缘政策”

清华大学

方国珍的“边缘政策”

方国珍（1319～1374）浙江黄岩人。早年以贩盐浮海为生。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黄岩当地有人起兵反元，方国珍被陷与反贼私通，遭到官府的追捕。他便与其兄弟方国璋、方国瑛、方国珉等几人逃入海上，聚众数千人，开始在海上劫夺钱粮。元朝朝廷命江浙行省发兵征讨，方国珍不敌，被行省参政朵儿只班所俘，遂向元朝廷请降；不久又反，又被行省左丞孛罗贴木儿所俘，后受元招降。元末农民起义大规模爆发后，又一次起兵反叛。至正十三年，方国珍使人上京贿赂权贵，遂被元廷授以徽州路治中，仍旧活跃于海上。十六年，元授以海道漕运万户。十七年，升为江浙行省参政，奉命讨伐张士诚，败张于昆山。十九年，降于朱元璋，为福建行省平章。同年十月，却又授封于元廷的江浙行省平章之职。二十七年，为抵抗朱元璋，与元廷及福建的陈友谅联合。九月，朱元璋派遣朱亮祖等攻打方国珍。十一月，方国珍率部投降。明洪武二年（1369）领广西行省左丞。洪武七年，病死于南京，享年56岁。
通过对方国珍一生的了解，不难发现，其政治生涯的最大特色就是曾数度受到朝廷招安，这也构成了方国珍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历史舞台上的独特性。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其结果大体有三种：一是招安；二是被朝廷镇压；三是建立新政权。而观察方国珍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你会发现它与这三者都不是十分相符。方国珍在黄岩沿海发动起义，与朝廷周旋近20年。他曾屡次受朝廷招安，但他的招安不同于历史上其他被招安的农民起义领袖，他的招安只是一种名义上的招安，他受封却不轻易交出兵权，而他的官位也是有名无实的空衔，自己也无意担任。如他曾授“徽州路治中，未赴，仍据海道”，元朝廷封他为太尉、江浙行省参政时，他也没有去杭州做官，而是仍守浙东。方国珍对待朝廷就一直采取着这种“边缘政策”。
那麽，方国珍采用的这种“边缘政策”原因是什麽呢？我比较认同周建灿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的一些分析。
首先，方国珍是在沿海的黄岩发动起义的，参加起义的群众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渔民，水军是起义军部队的主要兵种。起义军以海为家，以东南沿海为根据地，十分善于水战。这就造成了两个方面的结果：其一，由于起义军部队主要由水军构成，因而能够充分的利用当地沿海的地理条件。他们出入自如，当形势好转时，可以到陆上活动，而一旦当有官兵来镇压时，又可以退入大海。方国珍在与元朝军队的数次交锋中就是利用大海而占尽上风，多次大败元军。这也是他能够活跃于东南沿海长达20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相反的，由于浙江偏于东南一隅，黄岩更是近海，使得军事回旋余地小，而且起义军多由水军构成，不适合内陆作战，这都使方国珍进入中原变得异常困难。
其次，在当时，江苏、安徽、山东、福建等地已经形成了数支农民起义军，以及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形成的元朝军阀武装割据势力的局面，方国珍的起义军要想突出东南一隅是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困难的。面对这种形势，方国珍则采取了一种“守望东南”的战略。在这期间，有人曾向方国珍献计，要其进军中原，而方国珍却意在保境安民：“朝廷虽无道，犹可延日月，豪杰虽并起，智均力敌，然且莫适为主。保境安民，以俟真人之出，斯吾志也。”所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尽管方国珍的实力在不断壮大，但他并没有一味的扩大地盘，仍是老老实实的守望浙东。这种情况在农民起义的历史上是不太多见的。
第三，作为农民起义的领导者，方国珍对敌我性质有着较深刻地认识。站在元朝朝廷的立场看，他们是不太可能真心实意地去收编起义军，并让一个反贼的首领如朝做官的。而招安很有可能是用来瓦解起义军的手段，一有机会还是会被赶尽杀绝的。对此方国珍有着清醒地认识，并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但他对待朝廷的招安并不是一味的将其拒之门外，而是反其道而行，利用招安与元廷周旋，以积蓄力量，确保东南沿海的安定。他不轻易交出自己的军队，对朝廷的委任也大多不去赴任，所以一旦当朝廷作出对它不利的举措时，方国珍便会义无反顾地“入海反元”。
方国珍的“边缘政策”，从一个侧面体现着农民起义的内涵：对安定和生存的追求，哪怕那只是暂时性的。方国珍的“边缘政策”和“保境安民”都是这一内涵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