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有功于中华民族的鲜卑族皇帝——魏孝文帝拓拔宏（长乐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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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大有功于中华民族的鲜卑族皇帝——魏孝文帝拓拔宏（长乐居士）　　以前曾发文说过，刘邦、李渊都是大有功于中华民族的发展。这次是说一位鲜卑族皇帝——魏孝文帝拓拔宏（改姓后为元宏），可能有些有偏见的人会不高兴，不过，贡献是不应因族属而改变，也不会因为有人不高兴就消失。
　　十六国之乱后，拓拔鲜卑统一北方，建立北魏政权，约八十后，拓拔宏登基，是为孝文帝。孝文帝在历史上以迁都洛阳，极力促进鲜卑族向汉族融合著称，也许有人会以为本文是要赞他这一方面的贡献。民族融合当然是好事，但是还不能说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多么特殊的贡献，可以断言，没有他的那些措施，鲜卑也会融入汉族，只不过可能时间拖长些，甚至有曲折。他最大的功绩在于首先全面推行均田制。
　　485年（太和九年）孝文帝接纳了李安世的建议，推行均田制。其具体措施为：
　　男子十五岁以上，授露田（即种谷之田）四十亩，女子授二十亩，如家有奴婢，同样授予。有牛一头授三十亩（限于四头）。缴纳麻、布的地方另给麻田，男十亩，女五亩，奴婢相同。露田和麻田皆不准买卖，年老或死亡田归官府。
　　另给桑田（后称永业田）二十亩，新附民还给宅基地（三口人给一亩，奴婢五口给一亩），可以传给子孙，但不许买卖。
　　这就是均田制的主要内容。这种制度执行了近三百年，直到唐朝中业停止。不同朝代对于每人授田多少，什么年龄开始授，老到多大岁数交回官府，各有不同，到了后期，人口增加，可授田数量下降，授田的条件变苛，且常无田可授，最后只能无形中取消。但是，制度的大原则相同。
　　可以看出，称之谓均田制，不是很合适的，对于有大量奴婢的有势有钱的人，按此制是可以得到大量土地，并不均。也许称为授田制比较合适，不过既然历史上这样称，只好依此。
　　需要说明的是，均田制不同于曹操等实行过的屯田。屯田民是依附官府的，他们耕作收获中一半，甚至一半以上要缴给官府。而实行均田制，只收正常的赋税。当时每户以粮食（粟）形式上缴的称税，以纺织物形式上缴的称调。按《魏书·食货志》北魏在实行均田制后，和以前相比，每户应上缴的税和调都有了大幅下降。
　　均田制绝非“耕者有其田”，为主子耕作的奴仆所得的田归其主人所有。也绝非福利制度，年少的及年老的都不授田。只授给那些有力耕种，能为官府充力役，能当兵，能缴税、调的壮年人。孝文帝推行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什么，可以从多方面来猜测，但是，能够大量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则是其直接后果。从291年八王之乱始，北方长期战乱，人们逃离家园，大量田地荒芜。老百姓穷困，政府也收不到赋税。实行均田制，田地有人耕种了，赋税也就增加了。
　　有人认为，鲜卑贵族掠有大量奴隶，他们可以从均田制中得到最大好处。所以，均田制是不值得赞扬的。我们当然不应该期望北魏皇帝会推行对鲜卑贵族不利的政策,只能从客观的角度来观察看推行这种制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看这种制度对于绝大多数以勤劳来换取生活资源的老百姓是有利还是不利。这样就可以看出均田制确是一项极英明的措施。
　　这种制度可以归之为“田地有人耕”。实行均田制可以产生大量的自耕农，当他们耕种勤劳、经营有方，能买牛甚至雇工时，则所授的田还会增加，可能变成富农。这正是古代农业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极利于社会的富足和进步，对于推进生产力发展有着极重大的意义。和贵族与豪门势族垄断社会主要资源相比，确是极大进步。
　　从根本上说，推行均田制应是唐代百年盛世的最基本原因之一。均田制产生的大量自耕农及富农极大的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可以说他们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虽然后来不可能再实行均田制，但是，它对于社会经济的深远影响，仍会长期保持。（另一个产生大唐盛世的重要原因则应该是通过考试一般老百姓中精英可以进入国家管理层。）
　　所以，孝文帝推行均田制，对于中华民族有着极大的贡献。
　　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在490年（太和十四年）以前，孝文帝的祖母太皇太后冯氏专权，她“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推行均田制的功劳也许应该算在冯太后的头上。不过，按历史记载，推行均田制是臣子李世安提出，得到孝文帝的赞许而推行的，并未一言涉及冯太后，因此，这个功劳只能算在孝文帝头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