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勃 将军 江苏省军区原政委 红祸——彭勃结怨江青始末

彭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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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将军书法家彭勃同志,1921年生于山东莘县一个贫苦农家。当日寇的铁蹄踏进我华北大地,惨无人道地对中国百姓烧杀掳掠,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1938年8月,年仅17岁的彭勃怀着对日本鬼子的满腔仇恨,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抗日队伍。他一到部队,心中燃烧着复仇的烈火,发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与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每战必冲锋陷阵。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下,他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身经百战,成长为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指挥员。他历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旅作训科长、团政委、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八一电影制片厂革委会主任兼党组书记、军政委、江苏省军区政委等职。荣获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独立勋章；1955年被授予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二级独立功勋荣誉章。     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是,彭勃将军在"文革"非常时期,受命兼任南京长江大桥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危难之时,他排除各种干扰,坚持深入工地,与工人一起劳动,狠抓工程质量、进度,建成了长江第二桥,使天堑变通途,为祖国又放了一颗耀眼的"卫星"。随后,他又被派往八一电影制片厂,任革会委主任兼党组书记。在这里,他经历了一场特殊的战斗。他认真贯彻了毛泽东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政策,顶住了"四人帮"的压力、迫害,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怕鬼,不信邪,保护了一大批革命文艺战士,千方百计调动编创、演职人员的积极性,出色地完成了《红灯记》、《闪闪的红星》等革命影片的拍摄。为"文革"中贫乏的文艺生活增添了浓笔重彩,为广大人民群众送去了优美的艺术精品。     彭勃将军自幼酷爱书法,从军数十年,转战万里,出生入死,其书艺练习却从未间断,无论是军中文书,还是个人书信往来,常用楷书书写,久而久之,打下了坚实的书法功底。每遇名山古刹,对其楹联、匾额都仔细品味其书艺妙理,并留心收集法帖、碑拓,认真观赏摩写,既提高了书法艺术,又参悟了先辈们的匠心独运所在。他南征北战,遍历名山大川,其胸襟自然舒阔,峥嵘岁月,自然抒进革命豪情,枪林弹雨的磨炼,使其笔下自然生出沉着、干练、敏捷、灵活的书法艺术。他曾深有感悟地说:"作书无得失之心,无造作之意,使感情能自然流露笔端；笔墨是书法的外表,情感才是书法艺术的灵魂,情不入书不感人,书中无情不是艺术。"     "文革"后的20多年里,彭勃将军的书艺日益精进。特别是离休以后,有了充裕的时间,广泛地与当代书怯名家武中奇、陈大羽、爱新觉罗沙曼翁诸先生交流切磋书艺,又遍临《张迁碑》、《乙瑛碑》、《石门颂》等历代名帖,其行草师二王,孙过庭、文徽明诸先贤大师,博采众长,精研体势、转益多师,形成了他结体严谨,富有军人情趣的独特的书体风格,其行、楷、隶、篆各有风采。他的楷书端庄雄伟,行书遒颈郁勃；隶书内圆外方,藏精蓄锐；篆书铁画金勾,笔笔有讲究,有来历。他的书法充盈着革命豪气,笔笔张扬着将军特有的英雄气概,是军中当之无愧的将军书法家。     "三尺马鞭装白玉,雪中画地草军书。"将军恰如南宋朝著名诗人陆游所说。中国从古到今的军营中,有许多儒将,在战火燃烧的岁月里,对书法艺术情有独钟,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练习书怯,成就了一些著名的军中书法家。如东晋的书圣王羲之（王右军）、南宋朝岳飞,近代的毛泽东、张爱萍,当代的武中奇、左齐等。彭勃继承了这一光荣传统,成为著名的将军书法家也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了。     彭勃将军在革命战争年代里,用他的鲜血向祖国和人民献出了忠诚,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人民爱戴的功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用智慧和汗水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又用其优美的书法艺术愉悦着人民群众的心灵。彭勃将军的书法深受人们的喜爱,其作品多次在全国大展中获奖,并为多家博物馆纪念馆收藏,其书法成就已被《当代中国艺术家大辞典》收编,还出版了《彭勃书怯集》。     彭勃将军虽进入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经常深入部队、厂矿、农村为群众献艺,还担任了许多书艺方面的社会职务。他发誓与时俱进,为新时代翰林艺苑献上更多更美的艺术作品。                                                                               文/张兰生  武鹰

彭媛媛

[纪实文学]红祸——彭勃结怨江青始末

徐良文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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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著名将军、书法家彭勃同志，1921年生于山东莘县一个贫苦农家。1938年8月，年仅17岁的彭
勃怀着对日本鬼子的满腔仇恨，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抗日队伍。他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身经百战，成长为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指挥员。他历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旅作训科长、团政委、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八一电影制片厂革委会主任兼党组书记、军政委、江苏省军区政委等职。本文记叙了彭勃将军在“文革”期间担任八一电影制片厂领导职务时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引　子

　　历史是一座旋转的舞台，偶然的或必然的机遇将把你推到前台亮相。你相信么？

　　江青，毛泽东的夫人；彭勃，一位野战军的将军。两人素昧平生，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南京，本来是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假若不是在那个非常的年代，也许两人永远也扯不到一起。但人生意想不到的事太多，许多偶然与巧合，演绎了人世间多少悲欢离合。1969年那个寒冷的冬季，彭勃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却实实在在发生了。那一年临近岁末时，他突然被召进京，成了京官，尔后又莫名其妙被卷进一连串莫须有的公案，成为江青的眼中钉，被批斗、关押、差点送掉性命，实在是世事难料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转瞬过去了35年，正如伟人所说弹指一挥间。其间，天地翻覆，人事更迭，满脸幸福自由自在的年轻人更不知文革为何事，就是当年的亲历者，谈起来也恍若隔世。说来也是，如今，江青早已作古，彭勃也已是80多岁高龄的老人，历史终究是历史，时间将会冲淡淹没一切，人们更关注的是现实。但住在南京颐和路上的老将军却没有忘记过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段历史在他脑海中越来越清晰，他觉得应该记录下来，告诉子孙们：历史可以忘记，悲剧却不能重演。于是乎，上苍赐予我机会，让我走进了一位老将军的心灵世界。我们相约，要把将军人生中最精彩也最无奈、最辉煌也最悲哀的片段重新洗印。为了纪念，更是为了埋葬！

　　这是2004年的一天，我走进南京一条叫颐和路的僻静街巷，在11号门前停了下来，伸手按响了铁门旁的门铃。

　　颐和路是南京有名的高干区，路两边的大铁门里，住满了老红军、老八路。这是一条令人敬仰的红色街道。

　　在我遐想的当口，大铁门上的一个小门被拉开了一道缝，露出一位满脸稚气的小战士的脸：“你找谁？”一脸的狐疑和不信任。不用问，准是个新兵蛋子，老兵决不会是这一副模样。

　　“我找彭政委。”彭勃离休前的最后一个职位是江苏省军区政治委员，而且，他担任过我所在部队第60军的军政治委员。说起来，我是他的老部下。

　　“你是？”小战士用身体挡在门口，目光仍然像X射线般在我身上来回扫动。

　　我自信一张脸长得并不像坏人，赶忙自我介绍一番，并说明来意。特别点明“是政委约我来的”。

　　“哦，那跟我来吧。”

　　我跟在小战士身后，走进院内，看小战士瘦瘦的身板和晃里晃荡不太合身的军装，与我当新兵时的狼狈如出一辙。现在的年轻人当兵都不再是心甘情愿，可我们那会儿都挤破头的往军队里钻。穿皮鞋、戴手表，大姑娘跟着跑。这民谣多少道出了当时作为一名军人的风光和荣耀。

　　“你在这等一下，我去报告首长。”小战士自顾自走进屋去，把我一个人丢在院内。

　　我站在院内四周打量着。这是一个很幽雅的院落，两棵挺拔苍劲的雪松展示着庭院悠久的历史。院内栽种了十几棵果树，还有几畦蔬菜，菜地一角是一个很大的水缸，旁边放着长柄的水瓢，这一切都显示着主人的勤劳。若不是那幢三层的小洋房，你一定会认定这是一个农家小院。

　　一会儿工夫，小院的主人走了出来，他亲切地拉着我的手：“你来了，走，到书房坐。”将军一身便装，没有记忆中的英武和威严，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透着谦逊、朴实和对客人的热情。静静地观察，他说话的姿势，走路的步态，仍透着军人固有的气质，果断而干练。这是长期军旅生涯赋予他的禀性。

　　将军看上去精神矍铄，说话嗓音宏亮，走路落地有声，83岁的老人有如此硬朗的身板实是子孙的福气。

　　我随老人走进书房。书房是一座老式平房，在正房的南侧，座西朝东，有两间，南面一间是圆形，房顶上还有亭子，很有特点。解放前这儿是使馆区，因此，建筑各具特色。圆形的房间是将军的写字间，将军平时在这儿练习书法；正面一间是将军的书房兼会客室，迎面墙上挂着将军亲笔书写的六条屏，笔力遒劲，很见功底。将军从小酷爱书法，少小家贫，放牛为生，曾在牛背上练过写字。12岁那年才开始上小学。别的孩子在教室里坐着读书，而他却直挺挺站在那儿读书。为啥？家里穷呗！买不起凳子，只好在学堂练站功。不过，这站有站的好处，写起毛笔字来，手不打颤身不晃，歪打正着，倒成就了将军后来的书法。　　　　　
以后参军打仗，南征北战，纷飞战火中，将军也从没忘记过书法，遇到机会总是描上几笔。1983年5月，他从江苏省委常委、江苏省军区政治委员的职位上退休后，才有时间正儿八经地演练书法。因他基础扎实，加上阅历丰富，渐成风格，被尊称为“军中书法家”。

　　“曾坐金鞍挥白羽，试将猛气弄柔毫。”挂在书房墙上的这幅对联，是对将军一生的真实写照。那是扬州一位叫魏之祯的书法家在将军70寿辰时送的。

　　将军端坐在正中的沙发上，开始向我讲述30多年前他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一段特殊经历。“这段历史故事，对今天有借鉴意义，所以，我要你记录下来，进行整理，以示后人。”将军说话时带着浓重的山东乡音。将军是山东人，1921年2月出生于莘县前马村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里，14岁时参加八路军，从此离开家乡，转战南北，戎马一生，但乡音未改。

　　我望着将军慈祥的面容，仿佛在阅读一部厚重的历史。他那手臂上的伤疤，眼角上细密的皱纹，似乎都隐藏着一段段幸与不幸的神奇故事。我想，这部历史故事中定有许多人生的哲理与启迪。我决定走进去，静静地倾听……

　　“人生是戏剧性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戏剧中的主角……”将军说话时长而洁白的寿眉上下颤动着，红润的脸上闪动光彩。

　　“回想八一厂那一段时间，真像是做了一场梦，可它又不是梦，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许多现在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那时候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将军沉思着，一双不大的眼睛折射着历史深邃的光泽，晶亮晶亮。秋日的阳光透过窗户铺洒在略显陈旧的木地板上，映衬着他瘦削但却红润的脸庞。

　　我与将军相对而坐，凝神倾听，渐渐走进他的故事。
　　
　　许世友对彭勃说：你奉召进京做官，我送你三句话：第一少说话，第二少串门……

　　“文革”开始后的一天，许世友要秘书通知江苏省革委会的主要领导成员晚饭后到他住处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吴大胜、彭冲、杨广立、蒋科和彭勃。

　　许世友开会，从不长篇大论，三言五语，解决问题。见人都到齐，他开门见山地说：“今天开会，重新分一下工，因为，中央来了命令，要调彭勃同志到北京工作。”

　　几名常委一听，一齐把眼睛转向彭勃。彭勃压根就没想到中央会调他去北京任职，所以把“彭勃”听成了“彭冲”，他就拿眼去望彭冲。

　　许世友说完，见彭勃没吭声，又重新宣布一遍：“北京有命令，调彭勃进京。”他特意把彭勃二字说得很重。

　　彭勃猛地一惊，他这次听得清清楚楚，是彭勃而非彭冲。他疑惑地望望司令员，许世友表情严肃：“望谁哪，是调你进北京。”什么？调我进京？彭勃脑袋“嗡”的一声大了起来。事情来得太突然，是他始料未及的。调我到北京干什么？他想问但又不敢问，他知道司令员的脾气，问火了要骂人。既然不敢问司令员，只有讨教他的秘书。会议休息时，彭勃连忙把李文卿拉到一边：“老李，调我到北京干什么？”彭勃和李文卿私交很好，有些不便直接向许世友开口的事，都走这位同乡的后门。

　　“好差使，调你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当革委会主任。”李文卿说。

　　“什么？到电影厂？你没弄错吧？”彭勃这时真有些懵了，他做梦也没想到会让他去搞电影。自打1938年7月在山东聊城参加八路军，他一直在野战部队，硝烟中冲锋，炮火里滚打，真刀真枪地和敌人拼杀，已经习惯了野战部队的生活。怎么到了快50岁上，却调他去领导一个电影厂？虽说八一电影制片厂是编在军队序列的军级单位，但那是专搞文艺的部门。自己虽说上了几天学，可不懂艺术，对电影更是门外汉。会不会是弄错了？看看李文卿，却是一脸的认真，没有丝毫欺骗他的迹象。

　　“哎呀，那地方我可干不了。老李呀，给司令员通融一下，换个人去吧，好不好？”彭勃央求道。

　　“恐怕不好变了。军区向北京提了5个人选，北京指名要你，中央的命令都到了。”李文卿说得很严肃，不像是骗人。

　　“怎么事先不通个气呢？”彭勃的心情立时沉重起来。

　　这时，蒋科悄悄来到彭勃身边，俯耳小声说：“老彭，那电影厂可去不得。你没瞧见这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文艺界开始的。文艺界情况复杂，你应付得过来？军区的老领导肖望东带了40多个干部到文化部，结果怎样，一个不剩全给打倒了！前车之鉴呀！”蒋科是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部长，和彭勃一样，也是“三八式”的老干部，眼下担任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兼政工组长。他说的肖望东，是个老红军，南京军区的老政委，文革初期，周恩来点了他的将，到国务院担任文化部部长。当时，文化部闹腾得厉害，肖望东怕镇不住，就从军区部队中挑选了40几位精明强干的干部同他一同前往，没想到在文革中全军覆没，被尽数打倒。肖望东的事，彭勃是知道的，听蒋科这样一讲，他更加不安。

　　几天后，彭勃的猜测便被证实了：许世友司令员今晚要宴请他，为他进京饯行。并特别点明：把老婆也带上，一块来。

　　看来，进京北上已成为不容改变的事实。　　　　
　傍晚，彭勃和夫人朱烨丽如约赶往许世友的住处——中山陵8号，这是一个既不引人注目却又十分怡人的所在。地处秀丽的中山陵风景区，背倚挺拔的紫金山，在绿树翠柏的掩映下，恬静、幽雅。文革之前，许世友住在西流湾对面的仁和街。文革开始后，造反派一度抄了他的家。当时，他正在大别山视察部队，听到消息，雷霆震怒，便要亲自杀下山来。多亏毛泽东叫陈锡联打电话命令他不许轻举妄动。以后，毛泽东又派张春桥进山将许世友接到北京中南海，南京局势平稳后，才放许世友回到南京。许世友回到南京之后，便把办公地点兼宿舍搬来中山陵，不再回仁和街旧所，他说：看到那儿就会生气。

　　伏尔加穿过雪松覆盖的道路，向着风景区深处悄悄滑去。大门打开了，哨兵持枪立正。彭勃亲切地向哨兵招招手。

　　伏尔加在一幢两层楼前停住，李文卿和许世友的小女儿许津建在楼门口迎接。

　　“叔叔、阿姨。”许津建甜甜地叫着，并快活地上前搂住了朱烨丽的胳膊。

　　“请先到客厅休息，司令员马上下楼。”李文卿热情地招呼着。

　　客厅布置得朴素、简洁，没有任何装饰品。

　　彭勃和许世友的第一次相逢，可以追溯到1938年的香城固战役。

　　彭勃清楚记得，那是一个小村镇，位置在河北省威县县城以南。当时，中共北方局正在威县境内开会，日军前来扫荡。八路军的129师386旅奉命阻击。386旅的旅长是赫赫有名的战将黄埔军校生陈赓，副旅长就是许世友。18岁的彭勃所在的筑先纵队在侧翼配合386旅行动。

　　那一仗打得可真叫漂亮。陈赓和许世友利用有利地形精心设制了一个诱伏战。战斗是在黄昏打响的，他们放出40多个骑兵做钓饵，诱敌上钩。骑兵队一色的年轻后生，灰布军装，长枪短佩，精悍骁勇。骑兵队趁着暮色，快速出击，接近日军前哨，一阵猛射，日军迅速组织反击，轻重机枪一齐吼叫。骑兵队佯装败退，迅速后撤。8卡车装备精良的日本国“皇军”狂喊着在后面猛追，一直追进了386旅预设的伏击圈。后果可想而知，8卡车“皇军”全军覆没，战场清查结果：香城固一战击毙敌人200多人，生擒8人，缴获两门步兵炮，一门山炮。

　　但在当时，彭勃与许世友虽近在咫尺，却无缘见面相识，一个是身经百战的猛将，一个是刚参军一年的小兵，即使迎面而过，也难以相互存有记忆。只是后来见面交谈，方知有这段经历。

　　彭勃亲眼目睹许世友的虎将风采当是1956年。那年，许世友到彭勃所在的部队检查工作，随身带了100多块“英纳格”手表，他下令该部师、团两级主管集中到军部打靶，武器是新配发部队的“五四式”手枪。这位河南少林寺出身的将军当众宣布：凡每发打中七环以上者，奖励一块“英纳格”手表。在当时，“英纳格”表100多元一块，算是贵重的奖品了。于是，上校、大校们奋勇争先，无奈使惯了旧式的盒子炮，乍用这新式武器用不惯，一个个狼狈落马，只有二、三个人戴上了“英纳格”。彭勃的战绩也颇不佳，打了个不及格。站在一旁观看的许世友笑着骂道：“你们这些笨瓜！”随即拿过一把“五四式”手枪，推弹上膛，瞄准靶子，“叭叭叭……”一连八发，弹弹七环以上。在场的将、校两级军官望着这位身材矮壮的上将无不心叹神服。

　　彭勃正坐在客厅里沉思，楼梯上响起一阵“咚咚”的脚步声。不用看，光听这有力的脚步声便知是司令员下楼来了，换个人，决非这种走法。每一步，都似乎要在楼梯上踩出个洞来，客厅的地板都在微微震动。

　　下来的正是虎将许世友。将军军容严整，一丝不苟，不管任何场合见到他，总是一身戎装。即使在炎热的夏季也从不解风纪扣，不煽扇子。这不，请人吃饭也像在训练场上一样。

　　彭勃上前敬礼。

　　许世友冲彭勃发问：“你不赶快准备去北京报到，在磨蹭些什么？”

　　“我到部队看看，告个别。”　彭勃老实汇报。

　　“我许世友若调动，像你这般告别，那要多少日子才能到任？”许世友批评起人来直率得出奇，一点不留情面。“北京电话直催，我看你明天就走。”

　　“爸爸，请客人吃饭了。”小女儿许津建嚷着。

　　“好，吃饭。”许世友把彭勃夫妇往饭厅里让。

　　饭厅内，酒菜早已端上桌。许世友在家里请客，有两样菜是缺不了的，一样是清炖鲫鱼，一样是油炸麻雀。鲫鱼是上将在院里的水塘中自己放养的，麻雀则是上将外出打猎的“战利品”，如果赶的巧，还能吃上野鸡或者野兔肉。彭勃一瞧，果然有那雷打不动的两样菜。

　　“拿茅台来！”许世友见桌上摆了洋河，吩咐撤去换上茅台。许世友一生酷爱茅台，可谓情有独钟。他喝酒公私分明，自己喝酒从不用公家买，所以，他的工资大部分用来买了茅台酒。但茅台酒贵，为了节省，他也喝古井、洋河、双沟。但招待贵客必用茅台。

　　彭勃见司令拿上茅台酒来，心里甚为感动，司令今天把自己这位部下看作了贵客。李文卿给桌上每个人都斟上了满满一杯茅台。
许世友端起杯来：“彭勃，这杯酒是祝贺你到北京任职，来，干了！”一扬脖子一杯酒已下了肚。 　　彭勃是山东人，外地人都说山东人能喝酒，那水泊梁山好汉个个能喝酒，武松一连喝了18碗还三拳打死斑斓猛虎。其实山东人也并非人人能喝，譬如彭勃便不甚善饮。但他素知司令员的脾气，喝酒不让人。但真的要一口干一杯，又实在为难，便端着酒杯琢磨着词儿：“司令员，您的心意我领了，但这酒……。”
　　“少啰嗦，干了！”许世友扬扬手。
　　“干了我可不敢，司令员是英雄海量，我可不能跟您比。”
　　“哎，有什么不敢的，怕死，怕死！”许世友两眼瞪着彭勃。
　　朱烨丽在一边帮腔：“老彭酒量小，不能多喝。”
　　许世友见状，挥挥手：“彭勃挺能发动群众，这样吧，你干了这一杯。下面我喝三杯你喝一杯总行了吧？”
　　彭勃见状，不便再推辞，连忙将酒干了。
　　许世友见彭勃将酒干了立马高兴起来：“还算有种。”

彭媛媛

　酒至半酣，彭勃胆气顿生，便冲许世友说：“司令员，调我去北京工作，我思想上有些不通啊！”

　　“思想上不通没关系，喝完酒就通了。来，再干一杯。”许世友说得爽快，喝得也干脆。彭勃见状不敢再说。再说非喝醉不可。

　　“既然司令员要我去，那我就去，去就得保证干好，不给司令员丢脸面。”彭勃又猛地干了一杯。

　　朱烨丽怕彭勃喝醉，直拉他的衣袖。

　　许世友又端起一杯酒，这回没有立即喝，而是停在手中，他望望彭勃，慢腾腾地说：“我没那么多脸面，你保住自己就行。”

　　彭勃一听，许世友话中有话，连忙说：“司令员，北京的情况我不熟悉，到北京后注意些什么问题，请您多加指示。”

　　“谈不上指示，把这杯酒干了，我有话对你说。”

　　“好，干！”彭勃不顾朱烨丽阻拦，又痛快地干了一杯。

　　许世友也把酒喝完，冲着彭勃伸出三个指头：“你奉召去做京官，我送你三句话：第一少说话，第二少串门，第三先摸清情况再工作。”许世友眼中射出两道真诚的光芒，直直地盯牢彭勃。

　　彭勃这时才喝出点酒的滋味，他回味着司令员的两句话，下意识地点点头。

　　酒香，清醇而甘甜。
　　
　　江青宣布：八一电影厂是水浅王八多

　　1969年12月23日清晨，一辆火车费力地喘息着停靠在北京车站。

　　坐在软卧车厢中的彭勃并不急于下车。他静静地注视着车窗外蜂拥的人流：黄军装、黄军帽、黄挎包，胳膊上一式的红袖箍。中国的年轻人似乎都患了“迷黄症”，都以有一套洗得泛白的黄军装为荣。站台上出现几个穿着整齐的军人。

　　“首长，该下车了。”警卫员张培忠拎起了行李。

　　“总政来人接了么？”来北京之前，彭勃请军区干部部同总政联系，告诉总政自己到京的车次和时间，希望他们能来接一下。

　　“好像是他们。”张培忠一边向车窗外张望一边回答。

　　“走，下车。”彭勃走出了软卧车厢。

　　几个军人迎上来：“是彭勃同志么？”

　　“是，我是彭勃！”彭勃点点头。

　　“欢迎欢迎，我们是‘八一厂’的。”一个年轻的军人热情地握住了彭勃的手。

　　彭勃疑惑：总政怎么没来人？

　　“昨天，接到总政的通知，说你今天到，所以，我们厂革委会的全班人马全体出动，到车站接你。来，认识一下，我叫赵ZH，张肃平、吴治堂、陈AO、姜福昌……”

　　“让同志们到车站来接，谢谢，非常感谢！”彭勃同他们一一握手。

　　望着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彭勃暗想：八一厂是军师级单位，不用说厂一级干部，就是在老演员中也曾有过几个挂少将军衔的，怎么领导班子如此年轻？不会是造反派吧？

　　彭勃猜的不错。

　　八一厂初创于1951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和平时期建军的需要，决定在军队序列内建立电影制片厂，经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审议批准，暂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军事教育电影制片厂。建厂筹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著名作家、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后来被打成右派分子)，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汪洋、训练总监部训练局局长华雷、总政文化部电影处副处长唐瑜为副主任委员。筹委会下设筹备处，胡介民为秘书长，夏国瑛、王苹为副秘书长。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到1952年8月1日，经总政治部批准，制片厂正式成立。厂名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解放军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是从西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任上奉调进京的陈播，那年他36岁。著名电影专家司徒慧敏任第二厂长。

　　1956年1月，经总政治部批准，解放军电影制片厂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仍为陈播，副厂长是王牧。

1965年12月12日，军委决定：八一厂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电影制片局”，对外和电影字幕仍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名称。文革之初，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张少庭被任命兼任总政电影制片局局长，宋尚戟为政治委员，那狄、王牧为副局长，郭轩为副政治委员。

　　八一厂从初建到文革开始，领导者的名单上都是一些显赫的名字，而现在这套班子却如此年轻，不是造反派又是什么？

　　八一厂革命委员会这套班子是1968年4月24日成立的。首席副主任赵ZH，过去是中央警卫团的文化教员，文革初期调到八一厂，论职务顶多算营级干部，因举旗造反有功，坐上了现在这把交椅，实际上掌握着八一厂的生杀大权。

　　来京之前，彭勃不直接同八一厂联系，而是要军区干部部同总政联系，报告自己进京报到的消息，也是想通过总政摸一下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到八一厂上任。未承想，计划全被打乱，他犹如一艘孤舟，猛然被推到一个陌生的海域，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海，是深是浅，一片茫然。

　　“总政治部怎么搞得嘛！”彭勃在心内暗暗埋怨。

　　八一厂坐落在广安门外六里桥，财神庙路北，莲花池以西。没有鲜花和笑脸，更没有夹道欢迎的人群。

　　“打倒陈、冯、严、王、张！”架在房顶上的几只大喇叭以强烈的噪音刺激着耳鼓，令人毛骨悚然。白色的大字报将所有靠路边的墙壁都糊得严严实实，撕裂的碎片在寒风中瑟瑟发响，像发送死人送葬的纸钱。

　　汽车在一座二层楼前停了下来。彭勃被安排在二楼西头的一个套间内，既是办公室，又是临时宿舍。房间里，安了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还有一张小床。

　　当天，在厂部食堂吃过晚饭，彭勃和警卫员张培忠在院内散步，一边走一边看道路两旁的大字报。大字报上写满了“油炸”、“火烧”、“砸烂”等刺人的字眼，在陈播、冯一夫、严寄洲等人的名字上都打了鲜红色的“×”字……

　　彭勃在大字报前慢慢地踱着。

　　突然，路边闪出一人，一把拉住彭勃的手颤抖着说：“救命恩人来了！”说完扭头就走。

　　“哎，同志，等等！”彭勃想喊住他，谁知那人却加快了步伐。

　　彭勃怔怔地望着那人远去的背影，若有所思。

　　“首长，这个人好面熟，像是在《地道战》里演鬼子汉奸的。”张培忠兴奋地说。

　　“噢，对了，是他！刘江。”彭勃记起了那张充满独特魅力的面孔。刘江在电影《地道战》中饰演一个鬼子的翻译官，鬼子扫荡高家庄，遭到游击队依靠地道展开的伏击，面对游击队高超的游击战术，他感慨地说：“高，高，高家庄实在是高！”以至于成为名言。刘江的突然出现和消失留下了一个问号。他为什么要来见我？又为什么见面就跑？难道有什么苦衷和难言之隐？彭勃沉思着。

　　厂部会议室，空荡而简陋。十几张长条桌，木椅子和长条凳分列两边。唯一奢华的是靠墙一排用帆布包起的十几张旧沙发。

　　赵ZH翘着二郎腿半躺在沙发上，几个常委分列两边，他们正在向彭勃介绍八一厂的情况。

　　“我们厂是个老厂，是全国电影出产的重点厂家，编制齐全，设备精良，有故事片室、科研片室、军教片室、纪录片室等，还有洗印车间、美工车间、录音棚、剪接车间等后勤设施，还有特技队、整备队……”年少气盛的赵ZH不愧是教员出身，一口标准的北京普通话，字正腔圆。他喝口茶水，瞧瞧坐在对面的彭勃，继续说：“在全国电影厂家中，八一厂应该算是一流的大厂，又是军队中唯一的电影厂家，按理说，八一厂应该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作出贡献，然而，长期以来，八一厂被资产阶级文艺黑线专了政，被陈播这个老牌反党分子专了政，炮制了许多毒害人民、毒害革命的大毒草，《抓壮丁》、《英雄虎胆》、《柳堡的故事》、《霓红灯下的哨兵》、《回民支队》、《野火春风斗古城》……不是歪曲人民解放军的英雄形象，就是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赵ZH一连串点了一大批八一厂拍摄的电影名称。

　　彭勃听着，一连串电影画面在脑海中闪现。这些电影，他差不多都看过，曾为电影中的人物勾魂摄魄，为他们欢笑，为他们流泪。特别是《柳堡的故事》和《霓红灯下的哨兵》他更熟悉，这两部电影的编剧和演员都是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的，陶玉玲饰演的“二妹子”和“春妮”的形象深入人心，《柳堡的故事》里的插曲《九九艳阳天》传遍全国，人人爱唱。话剧在北京演出时更受到过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肯定和表扬。毛泽东在看话剧《霓红灯下的哨兵》时，激动不已，1963年8月1日凌晨他还为八连挥毫泼墨写下了著名诗篇《八连颂》：“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电影是根据话剧改编的，怎么现在这些影片竟是“毒害人民、毒害革命的糖衣炮弹”？文艺界的事真是让人闹不懂！彭勃在心内暗暗感叹，但他脸上却平静如水，毫无表情，他似乎在静静听着赵ZH往下讲，一句话不说。

　　“八一厂有三条黑线！”赵ZH清清嗓门，声音提高了八度：“一条是资产阶级文艺黑线，许多导演、演员都做了文艺黑线的俘虏，王苹、严寄洲、王晓棠、张良等是典型的代表人物；一条是陈、冯、严、王、张反党集团，陈播是他们的代表人物，这个反党集团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煽阴风、点鬼火，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把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　
赵ZH的眼睛里喷出了火，会议室更加肃穆。他索性从沙发里站了起来，咬牙切齿地说：“还有一条黑线，就是8·16黑会。也是以陈播为首，还有刘江、冯一夫！他们阴谋杀死我们造反派的同志，把反革命的屠刀架到革命者的脖子上。但是，他们错误估计了形势，低估了革命的力量，因此，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了！”赵ZH手往前用力一挥。

　　彭勃这时才清醒地意识到，不能小视面前这个年轻人，在八一厂的“当权派”与“造反派”之间的较量中，以赵ZH为首的造反派显然占尽了上风。按理说：彭勃既不属于旧的“当权派”，也不属于新的“造反派”，因野战部队不搞文化大革命，彭勃一直是以中流砥柱的形象站立于文化大革命的激流之中。但不知为什么，彭勃对“当权派”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同情，对“造反派”有种本能的距离感。或许若按职务划分，他本身就属于“当权派”，或许他许多尊敬的老领导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杜平等都曾遭到造反派的批斗，更何况在他心目中许多崇敬的将军、元帅，也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造反派们的阶下囚……文革开始时，他带领部队在安徽境内的城西湖从事围湖造田，从广播里听到北京打倒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消息时，他正和179师师长吴占魁围在火炉边烤火，听到这个消息，两人都怔住了，半晌都一言不发，两位军人都在担心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以，从文革之初，他的灵魂就一直处于搏斗之中，许多事不理解又不得不服从，因他是军人，服从是军人的天职。奉命到南京“支左”后，他对“造反派”的作为有一种本能的厌恶，却又不能公开表示反对，他对“当权派”同情，却又不能加以保护。现在的他又处于这种矛盾之中：陈播等人果真如赵ZH说的是反党分子、文艺黑线代表人物和阴谋杀人的策划者么？如果仅仅因为拍了群众爱看的电影就是文艺黑线代表人物、反党分子，那文艺红线又是什么呢？彭勃大惑不解。

　　“值得骄傲和光荣的是，江青同志一直关怀着我们，亲自抓我们厂的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同志来八一厂不下20次，可以说，我们厂的斗争是在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下进行的。自从林副主席委托江青同志抓部队的文化工作以来，江青同志调看的第一批影片是八一厂的，她解剖的第一个麻雀也是八一厂。对我们厂过去的状况，江青同志有个总体估价，她说：八一厂是水浅王八多，一是文艺黑线专政，二是坏人掌权。正是在江青同志的亲自关怀下，我们终于揪出了以原厂长、八一厂头号走资派陈播为首的陈、冯、严、王、张反革命集团。”赵ZH把目光盯向彭勃，“现在，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彭勃同志来我们厂主持工作，壮大了革命队伍，我们表示欢迎。相信彭勃同志不会辜负江青同志的期望，一定会带领我们将八一厂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赵ZH带头鼓掌，几个人稀稀拉拉的也象征性的鼓了几下掌。

　　赵ZH的这番话，彭勃听得不那么顺耳，总觉得不对味。八一厂是编在军队序列中，我到北京来，是中央的决定，和江青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不辜负江青同志的期望？此时的彭勃与江青并没见过面，说不上好恶，他对江青的了解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只知道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眼下是文革小组的成员，到处支持造反，不过，江青直接插手八一厂却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按说，江青在部队没职务呀？怎么能够过问部队的事呢？最让他不理解的是江青对八一厂“水浅王八多”的评价。

　　八一厂果真是如此情况么？要真是这样，八一厂不烂掉了么？那解放军总政治部干什么去了？他皱皱眉头，这番想法终于压在心底没有说出来，江青是中央一级的领导，自己是军人，又是党员，不能说三道四。他记着许世友的叮嘱：少说话。

　　通过介绍情况，彭勃对赵ZH的第一印象并不太好。他觉得此人偏激、气傲、张狂。在当时情况下，处在赵ZH的位置上，有点傲气也许不足为奇。一个人处在运动的漩涡中，许多事情也是身不由己。但是在不可抗拒的形势面前，是与人为善还是落井下石，却能体现出一个人人格的卑下与高尚。最后，该彭勃讲话了，他平静地说，自己初来乍到，对情况不了解，希望能给他点时间熟悉情况。彭勃讲的是真心话，事实上，彭勃当时并没能意识到赵ZH介绍情况的深层含义，他更不了解江青对八一厂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彭勃进厂的第三天，赵ZH安排为他开了个盛大的欢迎会。八一厂能来的都来了，宽敞的摄影棚里挤满了人。两天来，厂里关于彭勃的传言很多。或许，赵ZH安排欢迎会的目的，也是想通过欢迎会逼彭勃表态，来看看彭勃的庐山真面目，而对绝大部分群众来说，更想通过欢迎会看看彭勃是何方神圣，站在哪条线上。

　　彭勃遵从许世友少说话的交代，本想等过一段时间摸清情况再说话，想不到赵ZH的安排打乱了他的计划。但少说话并不代表不说话，身为厂的一把手，总是要讲话的。但讲些什么呢？他琢磨着。

　　在热烈的掌声中，彭勃走上讲台。他举起右手，面向全场群众行了个庄严的军礼。台下顿时鸦雀无声，上千双眼睛射向他。他明白，群众都在期待，虽然期待的目的各不相同。既不能让大多数群众失望，又不能让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把柄。他理理思路，开始了来厂后大庭广众下的第一次亮相。
“八一厂的全体同志们：首先，感谢大家给了我这么多的掌声，说明大家还是欢迎我来的，所以，我要向同志们敬个军礼，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但是，说句心里话，调我到八一厂，起初我是想不通的，我不想来，也不敢来。为什么不想来？因为我不懂电影；为什么不敢来？怕犯错误，怕给八一厂造成不应有的损失，给同志们打倒。”

　　人群中响起一阵轻微的笑声。

　　彭勃稍作停顿，继续说：“但是，我还是来了。因为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来厂以后，听了有关同志的介绍，使我增强了干好工作的信心。为什么有了信心？因为有你们。我们八一厂老同志很多，搞电影工作很有经验；又有一批新生力量，有闯劲。这就是我信心和力量的来源。只要我们手里有毛泽东思想，身边有广大群众，八一厂就没有攻不下的碉堡，胜利的曙光就在前头！”彭勃举起右手用力一挥结束了讲话。

　　台下的群众没想到彭勃的讲话会如此简短，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在大家的印象中，领导讲话，一般是从国内形势讲到国外形势，从马列主义讲到毛泽东思想，长篇大论，滔滔不绝，没个把小时打不住。他们觉得彭勃的讲话很实在，但又觉听得不够过瘾。大家议论，不愧是野战军出身，讲话干脆利落。

　　散会后，彭勃正想离开会场，突然被一个陌生人拦住了去路。陌生人自报家门后说：“首长，我看你长得像林副主席，很有领导风度，讲话有水平，八一厂有你抓，保证能上去。”彭勃一脸苦笑，心想：真是林子多了，什么鸟都有。这刚到任上，就有拍马屁的来了。

　　彭勃万万没想到，要想了解到厂里的真实情况竟是那样的困难。十多天下来，除去革委会的几个人外，没人找你介绍情况。一般群众见到你躲开走，中层干部嘴巴像贴了封条，一问三不知。彭勃感到憋气，也觉得奇怪，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我彭勃就这么可怕么？入夜，坐在那间办公室兼宿舍的套间内，苦思不得其解。

　　突然，电话铃响了。彭勃拿起电话听筒。

　　“彭主任，你来厂里半个多月了，我们不敢给你打电话，怕有人偷听，怕被人知道。你找我们谈话，我们也不敢讲真话，我们是害怕呀！你的周围有人在监督着。我现在是在厂外给你打的电话，别的话我也不敢说，只希望你能真正弄清八一厂的情况，真正解决问题！我要挂电话了，请你能谅解！”

　　“啪！”电话挂上了。

　　尽管对方没报姓名，彭勃还是听出来了，打电话的是宣传科长赵登鳌。按常理，宣传科长是最了解情况的了，可他为什么当面不敢说呢？怕人偷听？偷听去又有什么危险么？

　　厂里一个副政委悄悄向彭勃叮嘱了三条：“老彭，我劝你，第一别住厂子里面，在厂外面找房子住；第二，少讲话，你讲话，人家都有记录；第三，你若要讲，只讲毛泽东思想，别的不要说。”

彭媛媛

　又是一个少讲话。彭勃切实感到了从没有过的孤独与无奈。
　　
　　“打倒陈冯严王张！”彭勃没有举手

　　八一厂果真如赵ZH所说，都黑了、烂了么？八一厂是拍电影的厂啊，都黑了烂了还怎么拍电影？不拍电影叫我来做什么？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困惑。

　　警卫员走了进来：“主任，吃饭了。”见彭勃没吭声，便将饭菜放在桌上，悄悄退出去，关上了房门。他知道这几天主任心烦，便尽量少打扰他。

　　望望桌上的饭菜，彭勃没有想动的意思，工作怎么展开没理出一点头绪，吃饭没胃口。天黑了下来，彭勃躺在黑暗中，仍在思索。八一厂原有的主要领导、导演、演员和技术骨干都被赵ZH说的“三条黑线”圈了进去，约占全厂的一半。有的被关在牛棚里挨批斗，如陈播、冯一夫、严寄洲等；有的被下放劳动，如王晓棠、李俊等；有的被复员到地方，如张良、李大贵、杜佩群等；还有的因受不了批斗，被逼而死，如王军、王冰、郑洪等人；《东方红》歌舞影片的大导演王苹虽未被关，但也在厂里劳动改造。难道这些人真是黑线人物？是被打倒清除的对象吗？数日的了解，他觉得赵ZH此人靠不住，是个左得可怕的人物。八一厂现在的状况都与他有关。

　　被打倒的“陈、冯、严、王、张”是何许人也？陈，就是八一厂原厂长陈播；冯，就是八一厂故事片室主任冯一夫；严，是导演严寄洲；王，是故事片导演王冰；张，是纪录片导演张加毅。此五人都是八一厂建厂初期的功臣，资格老、功劳大、或负责一方，或是艺术精英。而现今得势的赵ZH一方，除了张冬凉算是个懂行的摄影外，大部分是缺少艺术细胞的行政或后勤的闲杂人等。这些人的长处是造反和斗争，在电影生产方面恐怕也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对，决不能只听他们一面之词，让他们给忽悠了，也得听听另一方面的意见，特别是群众的意见。常言说得好，人心是杆秤。彭勃想。可群众为什么躲着自己呢？他们怕什么呢？不管如何，还是要到群众中做些调查，一定要了解到真实情况。彭勃下定了决心。

　　彭勃一头扎进了演员剧团。在剧团办公室里，见到了田华、杨亚琴、薛军等人。田华见彭勃来了，忙上前握手：“彭主任来了，快请坐。”

　　“我来，是想找你们拉拉呱，谈谈心。”　彭勃坐了下来。

　　“没想到你来，我们这儿既没茶杯，也没有茶叶，只好让你干坐了。”田华不好意思地笑笑。

　　“没关系呀，我在野战部队习惯了，天天白开水。不像你们演员，都爱喝茶。”　

　　“彭主任，这你可误会了，我也是喝白开水，一天半瓶足够了。”杨亚琴笑着插嘴。

　　“对对，你们也是军人嘛。”　彭勃一边说一边打量，他指着杨亚琴说：“你演过《苦菜花》。”“对，我演娟子。”杨亚琴回答。

　　彭勃又指着刘尚娴：“你是《英雄儿女》里的王芳。”

　　“彭主任都看过？”刘尚娴问。

　　“看过，还掉过泪呢。”彭勃说。

　　“你打过那么多仗，还掉泪？”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嘛。”彭勃笑着说。

　　“想不到彭主任还这么幽默。”田华说。

　　大家相互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有说有笑地谈了起来。

　　彭勃曾是田华的忠实观众，对田华很是看重。所以他对田华说：“田华同志，现在正是你们老演员发挥作用的时候呀。”

　　“不不，我们不行了，干文艺工作越长，黑线越深，拍片子越多，受黑线影响越重。以后，要靠他们这些年轻人了。”　田华摆着手说。

　　彭勃接着话茬往下说：“八一厂既然是电影制片厂，那总得拍片，拍片靠谁呀，还得靠你们老演员。”

　　“对呀，我们还要靠你们老演员带呀。”几个年轻的女演员挤过来说。

　　“唉！”田华又叹了口气：“我怕是没进步了，中文艺黑线的毒深，得多接受小将们的教育才是。”

　　一谈到文艺黑线，彭勃没辙了，进厂这么长时间，他最闹不明白的就是文艺黑线这个词。什么是文艺黑线？哪些是文艺黑线？为什么自己从前爱看的影片都成了文艺黑线呢？最要命的是他怎么也看不出到底黑在哪个地方。咳，也许是自己政治水平低，还须不断学习，于是，他在一般场合闭口不谈文艺黑线的问题。现在，听田华提到文艺黑线的问题，顺口问道：“田华同志，你说什么是文艺黑线呢？”

　　“具体我也说不清，反正除了《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其他老的影片都和黑线挂上了。”彭勃默然无语。

　　从演员剧团出来，走在厂区的林荫道上，看着两旁墙上的大字报，听着喇叭里刺耳的口号声，彭勃意识到，田华的思想、情绪、牢骚在老演员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呀，群众心里有怨气呀，八一厂老这样闹下去是要闹垮的呀。他感到了肩头担子的份量。

　　为了彻底弄明白文艺黑线的问题，彭勃提出看看厂里原来拍的电影，造反派没有反对，他们也想借此机会给彭勃上上课，顺便探探底细，彭勃到底是“空子”还是“溜子”。陈AO去片库调来几十部片子，彭勃过起了电影瘾。《脚印》、《战斗里成长》、《五更寒》、《英雄虎胆》、《野火春风斗古城》、《霓虹灯下的哨兵》……彭勃一部一部看下去，一连看了30多部。彭勃在一边看，陈AO在一边讲。看《英雄虎胆》时，彭勃说：“这部片子我过去看过，饰演侦察参谋的演员叫张勇手，演侦察科长打入敌人内部的演员是于洋，还有那个女特务阿兰是王晓棠演的，对吧，演得很好。”话音刚落，陈AO接上了话茬：“彭主任，这部片子有严重问题呢。”“啊？”“这部片子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于洋演的侦察科长曾泰打入匪巢冒充新派来的副司令，他是我们的人哪，可他的行动表现比土匪还土匪，这不是丑化英雄人物吗；第二，女特务阿兰长得太漂亮，美化敌人，使人看了会丧失阶级立场；第三，大肆宣扬匪窟的糜烂生活方式，腐蚀了观众。还有哇，这部影片在苏联上映时，苏修是大肆叫好，被苏修欢迎的能有好东西？”听陈AO如此说，彭勃默然无语。

　　接下来看《五更寒》，彭勃便不再讲话。《五更寒》描写的是1946年，李先念率领的五师撤离了大别山地区后，留下了一支武装小部队坚持革命斗争的故事。这支武装小部队不但要和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作斗争，还要和饥饿严寒作斗争。影片着力塑造了一个老县委书记刘拐子的形象。影片放完后，彭勃试探着问：“这部影片是什么问题？”“哎呀，这部片子问题大了，你看，影片中的女主角巧凤是个什么人哪，一个地主小寡妇，可是她同情革命，为游击队打掩护、提供情报，这可能吗？影片中另一个人物县委组织部长，竟然经不住残酷斗争的考验而投敌叛变。这两相对照，编导者的立场站到哪儿去了？影片在宣扬什么，宣扬叛徒哲学，混淆阶级斗争阵线。这是一株地地道道的大毒草呀。”一番话，把彭勃听得目瞪口呆，要照如此说法，真是没有一部好电影了。

　　等到看《霓虹灯下的哨兵》时，彭勃没等陈AO说话，抢先说：“这部影片我看出来了，照你的想法分析，这部影片是在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呢。”陈AO一听大喜：“彭主任，你进步得真快。”彭勃不由暗暗叫苦，照此逻辑，这新中国的电影还真没有一部好的了。
　彭勃琢磨，不能光听造反派嚷嚷，还得听听老演员们怎么说。于是，彭勃又找来了张勇手、里坡、赵汝平等老演员座谈。座谈会开始了，彭勃向大家拱拱手：“同志们，对文艺我是门外汉，你们才是真正的行家里手。要搞好‘八一厂’的工作，还要靠大家呀。所以，我希望同志们能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说出心里话。咱们不打棍子，不扣帽子。”起初，老演员们还有顾虑，此时，见彭勃是真心诚意，就敞开心扉谈了起来。大家说，要想把八一厂搞上去，一是要团结，不能搞派性，不能随便整人；二是要抓剧本创作。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有了本子，才能拍片，拍出好片子，八一厂才能立得住。

　　彭勃感到茅塞顿开。大家谈得正热烈，突然，有人在屋外大声嚷嚷：“拉蛄子又叫了，又想翻天啦！”大家顿时愕然。原来，造反派听说彭勃和老演员在一起开座谈会，大为光火，立马派人来探听消息。

　　此时，张勇手等人都望着彭勃，彭勃镇定地说：“别理他们，咱们是光明正大，不是开黑会。大家敞开思想谈。为了八一厂能重振雄风，我不怕被打倒，我看你们也别有什么顾虑。”大家见彭勃神定气平，也顿时胆气壮了起来。

　　可让彭勃没料到的是，座谈会刚结束，赵ZH就把赵汝平找了去，追查会上大家都谈了些什么。

　　彭勃听说后拍案而起。他找来赵ZH说：“我们都是革委会的成员，有意见可以摆到桌面上，当面鼓对面锣，但决不能采取对付敌人特务的办法，跟踪、盯梢，背后搞名堂，这样做，不光明正大嘛！”

　　赵ZH也不示弱：“你没见你找的是什么人吗？不是明星就是导演，他们可都是文艺黑线的红人。你要依靠革命群众，支持革命左派，不要站错了队！”

　　彭勃发火了：“怎样支左，还用你来教我吗？”

　　“我知道你在南京支左有成绩，但这儿是八一厂，不是南京！你知道八一厂是什么地方吗？文艺黑线的重灾区。希望你不要犯经验主义的错误。”赵ZH的嗓门也不低。

　　“文化大革命是要讲政策的。我现在告诉你，一、不许随便抓人、关人；二、不许随便定案。运动还在深入发展，政策标准还不明确；三、不许随便批斗。过去立了案的我可以不过问，现在还没立案的，你可以调查，可以谈话，可以在党员会上开展批评，但决不允许开大会批斗。”彭勃说完这话转身走了，把赵ZH一个人扔在那儿。

　　赵ZH咬咬牙齿：咱们走着瞧！

　　几天后，赵ZH在八一厂组织召开了一个批判大会。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要杀鸡给猴看，让彭勃瞧瞧他的厉害。

　　会场上大喇叭刺耳地尖叫着，锣鼓声震耳欲聋。八一厂的“黑帮们”被造反派押在台上低头弯腰认罪。他们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大牌子上用黑墨汁写上名字，每个名字都用红笔打上了×字。口号声此起彼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反动派不打不倒！”“哪个不老实就把他打翻在地！”“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在台上领呼，会场上群情激愤，批斗会进入了高潮。坐在主席台上的赵ZH拿眼斜盯着彭勃，心里暗暗得意：“哼！让你见识见识，你要不老实，早晚同样下场。”

　　同样坐在主席台上的彭勃其实早已多次领教这样的场面。

　　此时，一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喊“打倒陈冯严王张！”口号时，坐在主席台上的彭勃没有举手。赵ZH一直拿眼盯着彭勃，见状不由一愣。“打倒陈冯严王张！”会场上再次响起口号，彭勃还是没有举手。人群中一阵骚动，大家用眼神互相传递着信息。赵ZH有些坐不住了，他真想冲上去质问彭勃，你为什么不举手？碍于彭勃的威严，他忍住了。

　　批斗会草草收场。一回到办公楼，造反派一涌而上冲彭勃喊了起来：“打倒陈冯严王张！你为什么不举手？”彭勃早料到他们会来问，不紧不慢地说：“群众喊口号，打倒谁谁谁，举举手可以。我是书记，是革委会主任，代表组织，陈冯严王张，组织上还没下结论嘛，我怎么举手？”“这是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定了案的，你不举手，就是反对江青同志！”造反派气急败坏地说。彭勃一愣，没想到他们会搬出江青来。近一个月的了解，他知道造反派之所以能在厂里飞扬跋扈，是因为得到了江青的默许，江青的特殊身份使彭勃不敢贸然开口，他思考着该怎样回答才不致于让他们抓住把柄。

　　赵ZH在一旁冷冷地看着彭勃。他要看看彭勃到底怎样回答。

　　“我看过厂里的材料，江青同志并没给任何人定案，江青同志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典范，她只是支持造反派的行动，并没有给谁定案。”彭勃镇定地说。

　　“陈播已经交中央二办审查了，你怎么还说没定案？”

　　“对呀，还在审查阶段嘛，怎么叫定案？”　

　　“你，你，我看你是想为陈冯严王张他们翻案！”

　　“不是翻案，我只是说组织上对他们还没有结论。”

　　“好吧，那就让事实说话！”

　　赵ZH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气呼呼地走了。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彭勃预感到一场风暴将要来临。



造反派提出：“要判严寄洲二十年徒刑！”

　　造反派和彭勃的较量在继续着。

　　严寄洲是所谓“陈冯严王张”反革命集团的第三号人物，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江青点了名，是榜上有名的非等闲人物。据说，一次，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见文艺界的造反派讲话，讲着讲着突然冒出了一句：“严寄洲这个王八蛋不听话。”一句话在八一厂掀起了轩然大波，严寄洲被造反派揪了出来。在批斗严寄洲的大会上，他被强迫坐“喷气式”，又弯腰又摁脑袋，被整得喘不过气来。严寄洲忽然使出一股猛劲，甩开了拽住他的打手，大声喊道：“我能不能说话？”造反派头头以为批斗起了作用，就说：“好，你赶快交代你的罪行！”严寄洲说：“王八蛋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江青同志只说了我一句话，凭什么要批斗我？”沸腾的斗争会一下子好像被泼了一瓢凉水。造反派头头气急败坏地宣布：“今天严寄洲态度很坏，滚回去！”

　　没过多久，江青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文艺界的造反派，讲话中又冒出一句：“八一厂那个反革命导演严寄洲抓起来没有呀？他很坏，拍《南海长城》时，在我病中折磨了我整整三个月，我指示一次，他反对一次。”这一次严寄洲是在劫难逃，很快被造反派关押起来。

　　江青为什么会盯上严寄洲呢？这要从电影《南海长城》讲起。1965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严寄洲接受了一个任务，将话剧《南海长城》搬上银幕。这个设想，原本是八一厂厂长陈播的意思，江青听说后，就想把《南海长城》拍成一部无产阶级的“样板电影”。此时，江青正在海南岛三亚的大东海疗养地疗养，她调看了严寄洲拍摄的大部分电影，觉得严寄洲的导演水平不错，决定同意严寄洲出任该剧导演，并由她担任影片的艺术指导，亲自指导电影的拍摄。

　　1965年7月19日，江青在中南海丰泽园召见了八一厂的陈播、冯一夫、严寄洲等人，同时被召见的还有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江青兴致很高，一见面就说：“《南海长城》这部戏是毛主席看过的，一定要拍好。”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讲如何突出英雄人物，形象要高大等等。说是座谈讨论，实际上是江青一个人在演讲，其他人都只有听的份。

　　这次召见不久，严寄洲以最快速度拿出了《南海长城》的分镜头剧本，并将“导演阐述”一并呈送江青审阅。

　　很快，江青又在丰泽园组织了分镜头剧本的讨论。除了陈亚丁、陈播、冯一夫、严寄洲四人外，罗瑞卿总长和总政刘志坚副主任也参加了讨论。

　　江青见罗瑞卿总长和总政刘志坚副主任都被她调动来了，很是高兴，又是滔滔不绝的一番演讲。护士小陈来请她吃药，江青一走，罗瑞卿总长抱怨说：“严寄洲呀，你这是啥本子嘛？看也看不懂。”抗日战争时期，严寄洲就和罗瑞卿总长熟悉，说话也就随便，就说：“总长，这是分镜头剧本，你不要看技术术语，单看内容就行了。”恰在这时，江青吃完药回来，又翻着本子说：“严寄洲，你为什么在导演阐述中提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话？他的表演理论是资产阶级的一套，今后不许再提这个名字。”

　　严寄洲一听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表演理论还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心里犯嘀咕，嘴里却没敢说。

　　待江青一番宏论讲完，罗瑞卿总长说：“江青同志很懂艺术，由江青同志来领导你们工作是你们的光荣。不过，江青同志呀，你身体不好，要注意休息，有些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交给我们办就行了。”对罗总长，江青不便顶撞，没有做声。偏偏陈播不知眉眼高低，跟着罗总长的话说：“对对，有些小事江青同志你就不用管了，我们办就是。”江青立时脸往下一沉，冲着陈播说：“怎么？是你们来找我管的，不要我管，那我不管就是了。”此言一出，弄得大家十分尴尬，会议草草收场。这也为后来在文革中江青要打倒陈播埋下了祸根。

　　若换了别人，“第一夫人”亲自指导，求之不得的机会，准会屁颠颠的靠上去。可这严寄洲偏偏性情耿直，非但不会逢迎拍马，有时还不知好歹，在一些事情上不买江青的账。

　　严寄洲和江青的第一个分歧发生在演员人选上。

彭媛媛

男主角区英才，严寄洲准备用本厂的演员赵汝平，他曾在《烈火金刚》、《碧空雄师》、《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影片中有出色的表演。给江青汇报后，江青皱着眉头说：“赵汝平气质倒是不错，像个渔民，但要他扮演区英才，缺少英俊挺拔的气质。”严寄洲问：“那你说谁最合适？”江青想了想说：“你们厂的张勇手行不行？我看过他的《英雄虎胆》、《海鹰》、《赤峰号》，都是你导的片子，他的形象还可以，不过缺乏渔民气质，让他到渔村体验生活。”既然江青发话，严寄洲只好照办，把赵汝平换成了张勇手。张勇手试拍了一场戏后，送江青审看。看完样片，江青摇头说：“张勇手渔民气质不行，你还是把赵汝平换回来吧。”严寄洲又找张勇手道歉，换上赵汝平。谁知几天后，江青又来电话说：“还是用张勇手。”严寄洲的脑袋大了起来，这样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这导演还怎么干？

　　影片中的女主角阿螺一角，严寄洲选中了上海电影厂的年轻演员王蓓。江青不同意，理由是：“王蓓演阿螺不合适，小家碧玉，没有渔家妇女那种粗旷气质，要换。”提出了另外几个候选人，但试来试去都不理想，最后，江青不得不同意了严寄洲选中的演员。　

随后，在电影拍摄中，两人又发生了一系列矛盾：

　　对《南海长城》严寄洲有他自己的创作见解，力图拍出一部有情有景、有人情味的电影，这和江青要拍的无产阶级的“样板电影”相去甚远，裤筒里放屁成了两岔。这样，严寄洲与江青在创作思想上发生了分歧。也许是受毛泽东的影响，江青的作息时间与众不同，她习惯于夜里办公，每天10点钟起床吃早饭，下午4点吃午餐，夜里2点后才睡觉。一天半夜，严寄洲梦已半酣，突然，管理科长刘志超来喊，说是江青的电话。那年头，八一厂只有办公室和厂各级领导家里才能安装电话，严寄洲每次接电话都是到隔四户人家的管理科长刘志超家去接。严寄洲穿衣起床，慌不迭地向刘志超家小跑，等他气喘吁吁拿起电话听筒，就听到江青在电话中说：“寄洲啊，从明天早上起，你要让演员天天到外面去晒太阳，要把皮肤晒黑。我们拍的是无产阶级的电影，要拍出无产阶级的色彩，演员的皮肤不能像资产阶级少爷小姐那样白皙粉嫩。你要记住呀！”对江青的“指示”，严寄洲嘴里答应着：“好好好，记住了。”心里却窝了一肚子的火。半夜三更打电话来就为晒太阳这样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他不明白，江青却把这当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大事。

　　第二天一上班，严寄洲就让刚集中起来的演员去院子里晒太阳。化妆师听说后强烈反对：“皮肤的颜色可以用油彩解决，太阳把皮肤晒伤了可就没法化妆了。”严寄洲觉得化妆师言之有理，就取消了演员晒太阳的计划。哪知，江青却没忘这事，半夜又打电话来问：“晒了没有？”严寄洲支支吾吾地说：“明天开始晒。”第二天，他只好让演员到院子里绕几圈搪塞。这事被好事的小人背后报告给了江青，江青老大不高兴，对这不听话的导演开始心存芥蒂。

　　影片中有一个追捕匪首王中王的场景。匪首王中王企图从海上逃跑，影片主角区英才奋不顾身从悬崖上纵身跳下进行追捕。江青说：“区英才要把匕首含在嘴上，用牙齿咬住然后再跳下。这样才显出区英才的大智大勇。”严寄洲实在按捺不住，脱口说：“含刀跳那么高的悬崖，惯性会把他的嘴震豁的，不合理。”江青把脸一沉：“这是艺术真实嘛！”严寄洲不再反驳，但在实地拍摄时没有采用江青的建议，这使江青更为光火。

　　1965年冬，影片外景拍摄完毕。此时，江青正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宣传部长李曼村、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加上上海市委副书记张春桥。严寄洲就挟外景片飞到上海，当晚住进延安饭店。第二天他将外景样片拿到江青住的锦江饭店给江青审看。江青一连看了两遍，紧绷着脸半天没有吭声。严寄洲知道出问题了，心里直打鼓。果然，江青开口了：“这个演阿螺的王蓓根本不合适，没有女民兵那种气质。她是上海30年代的人，要撤换，班子要调整。我让你拍成‘大江东去’，你们拍成了什么？分明是‘小桥流水’嘛！把主创人员都调来，大家一块谈谈。”接着，江青提出了来上海的主创人员名单。严寄洲一看，除了摄影师李文化外，几乎全部是正面人物的演员。而且，演阿螺的王蓓也不在其中。严寄洲悄悄问陈亚丁：“怎么演反面人物的演员都不准来呢？”陈亚丁回答：“江青同志怎么指示，你怎么执行就是了。”

　　回到延安饭店的房间，严寄洲怎么也想不通：王蓓怎么成了30年代的人物呢？不错，她是拍过《乌鸦与麻雀》，但那时她还是十几岁的小女孩呀。还有，江青何时说过“大江东去”的高论呢？她的每次谈话，都要整理成文打印上报和存档的，里面从未记录过这样的话。再说，摄影师李文化把南海渔村拍得很有气势，也很优美，富有诗情画意，怎么就成了小桥流水呢？有苦难言，严寄洲只有生闷气的份。

　　人马到齐后，江青在锦江饭店召集开会。她说：“样片我看了两遍，心情很沉重。有些问题想和大家商量商量。这部电影，是由话剧改编的，主席和我都看过这出戏，所以一定要把它拍好，拍成一部‘样板电影’。从现在的样片看，差距还很大，扮演阿螺的王蓓不行，小家碧玉，要换。还有那个扮演女特务‘大光灯’的演员，太漂亮。这是阶级感情问题。你们要重新调整班子，重新去体验生活，和渔民实行‘四同’。外景重拍，怎么样？有信心就拍，没有信心就算了，责任由我负。”

　　江青说完，没人说话，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严寄洲。严寄洲此时正在想“女特务”的事。影片中那个女特务“大光灯”，她是用美人计勾引民兵靓仔，拖其下水。严寄洲根据自己的理解，挑了个既妖冶又漂亮的女演员来扮演女特务。现在江青说她太漂亮，要是不漂亮又怎么用美人计？正想着，一抬头，见大家都在望自己，连忙回过神来，问江青：“那个阿螺换谁来演合适呢？”

　　江青被严寄洲将了一军，一时语塞。正在为难，突见严寄洲身后站着一个年轻的女演员，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指着那位女演员说：“她怎么样？你要培养培养年轻演员嘛。”严寄洲回身一看，原来是自己从部队文工团借调来的一个女演员，在影片中饰演一个不太重要的配角。严寄洲正愣着，这时一直陪同江青在一旁的上海市委副书记张春桥突然走到严寄洲跟前说：“你们这些当导演的，满脑子只有白杨、秦怡。”此时的严寄洲还不认识张春桥，就说：“我没请过白杨和秦怡拍戏。”正说着，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江青三步两脚走到严寄洲面前，双腿一并，说：“我代表全国的青年演员求求你们啦，培养培养她们吧！我向你们鞠躬。”说着，弯腰鞠了一个90度的躬。又说：“我向你作揖。”并双手合十向严寄洲连声唱诺。严寄洲一时不知所措，连说：“我一定试，一定试。”慌忙中竟忘了站起来。弄得在座的刘志坚副主任、李曼村部长、陈亚丁等人和演员们目瞪口呆。

　　一连串的冲突，使严寄洲平添诸多烦恼。便寻思：有江青在，这电影是没法拍下去了。但迫于江青的地位，敢怒而不敢言。江青也看出了严寄洲的情绪，便有意缓和。一次当着一些主要演员的面与严寄洲套近乎：“寄洲哇，拍完了《南海长城》，你下一步准备拍什么呀？”严寄洲说：“还没考虑。”江青说：“有一部小说《战斗在滹沱河上》不错，还有《欧阳海》里的童年部分也很好么。另外，‘三大战役’也应该拍呀。”严寄洲心中不快，脱口而出说：“我年纪大了，准备以后不拍军事题材的电影啦。”江青一听话音不对，立时瞪起了眼睛：“怎么，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有意见我可以不管嘛。”严寄洲一见江青生气，慌忙解释：“不是的，不是的，我实在是觉得年龄大了，拍军事电影有些力不从心了。”

　　为稳住严寄洲，江青决定在锦江饭店单独召见他。严寄洲赶来时，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正在拿温度表测定房间的温度，尔后把江青请了过来。落座之后，江青先谈了一些她对影片的设想，接着话锋一转问：“严寄洲呀，你今年多大啦？”严寄洲老老实实地回答：“49岁了。”江青说：“噢，我比你大3岁。”又问：“身体状况怎样？”严寄洲答：“没什么毛病，只是经常有些偏头痛。”江青回头对她的秘书说：“柴秘书，你联系一下，上海哪家医院好，让严寄洲去看病。”严寄洲忙说：“不用，不用，现在工作忙，以后再说吧，谢谢江青同志，谢谢！”江青又问：“你一个月薪金多少？”严寄洲答：“170元。”江青说：“我比你多30元。你够用吗？”严寄洲答：“够用，我爱人是剪辑师，她也有薪金，足够了。”江青又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严寄洲答：“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上海还有一个老母亲，住在我妹妹家，由我抚养。”就这样谈了些家常里短，严寄洲是个直性子，在心里着实为江青的“关心”感动了一番。他哪里知道，其实，江青在心里早已恨透了他，必欲除之而后快。

　　江青要除掉严寄洲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她始终怀疑严寄洲知道她30年代在上海的事情。

彭媛媛

江青原是30年代在上海滩打拼的一个电影演员，类似于现在的“北漂族”，艺名蓝萍。在此期间，她不但和一名叫唐纳的艺人结过婚，而且在圈内还流传着许多男女间的风流韵事。这在上海电影圈内是公开的秘密，大家心照不宣而已。但外界群众却不知道这一历史。这也是江青的一块心病，她现在是“第一夫人”，随着地位的日益显赫，野心也越来越膨胀，梦想有朝一日过一把女皇的瘾。如果30年代不甚光彩的事被公开，要影响自己日后登基的梦想，于是千方百计隐瞒包裹。偏偏严寄洲是江苏常熟人，又是名导演，与上海电影圈内郑君里几个重量级人物有交往，所以江青总怀疑严寄洲知道她的这些历史。其实，解放前严寄洲在上海时并不是搞电影的，而是在上海世界书局印刷厂当练习生，根本不清楚江青在上海时的风流韵事。

　　起初，在拍《南海长城》时，江青曾为这事在丰泽园单独召见过严寄洲。江青问：“严寄洲，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你，就有一个疑问，30年代你不是也在上海吗？我好像在上海早就见过你。”严寄洲忙说：“不，没有见过，我那时不认识你。”江青又漫不经心地问：“那时，你在上海哪个文艺团体？”严寄洲答：“我不是搞文艺的，我在上海世界书局印刷厂当练习生。”“你在上海是那年入的党？”江青又问。严寄洲又答：“在上海我还不是党员，只是在党的外围组织。我是1938年到了延安在‘抗大’入的党。”经过这番火力侦察，江青总算放下心来。不过，江青的疑心重，总怀疑严寄洲对她隐瞒了什么。所以，要一个人不开口，最保险的办法是将其彻底除掉。

　　细说起来，因为此事受到江青迫害的并不止严寄洲一人。文革期间，除严寄洲外，还有几人因为对江青30年代的事知情而受到连累。

　　先说秦桂贞，江青30年代的上海旧交。当时秦桂贞在资本家许慕贞家里当佣人，刚巧江青租住在许慕贞家，两人年龄相仿，很快就成为好友。那时江青刚到上海打拼，收入不多，有时连饭都吃不上。秦桂贞便时常在许家偷些饭给江青吃。令江青更为感动的是秦桂贞还时不时拿些西红柿带给江青。江青投奔延安后，不忘旧恩，给秦桂贞写过信，寄过照片。可是，文革开始，江青听说上海的有些“红卫兵”找过已退休的秦桂贞了解自己的历史时，顿时翻了脸，派人把秦桂贞找到北京，投进监狱，剃了光头，交代并不存在的“特务问题”。直到1975年，秦桂贞才被释放。

　　再说上海文艺界几位知名人士也因早年认识江青而惨遭抄家。

　　1980年11月审判江青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特检字第一号)第35条是这样说的：1966年10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搜查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　
叶群让吴法宪把江腾蛟找来北京，对江腾蛟说：“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究竟在谁手里不清楚，你可以组织些人搜查一下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童芷苓等5个人的家，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之类的东西都拿来”，“要绝对保密”。江腾蛟回上海后，组织40多人，冒充红卫兵，于10月9日凌晨，搜查了赵丹、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和顾而已的家。江腾蛟将搜得的东西分两次送北京叶群住处。1967年1月，在江青亲自监视下，谢富治、叶群动手将搜查来的有关江青的信件、照片等烧毁。
　　赵丹的夫人黄宗英这样描述了当时被抄家的情景：

　　1966年10月上旬某夜，没听到砸门声、楼梯响，却突然有一组自称“红卫兵”的人闯进我们卧室。带队的是一个近40岁的中年人，肤色白皙，说普通话偏山东口音。整夜至天亮，只这一个人说话。这些人动手对赵丹和我进行搜身，并撕去海燕电影厂造反组织抄家后贴在书橱、壁柜上的封条。

　　我大喊：“来人啊，有人撕革命组织的封条……”他们就把我和赵丹押到隔壁客厅。过后得知，对我母亲、孩子及保姆都搜了身，连厨房糖缸、盐罐和阳台、烟囱，每个角落都查过。因我继续喊叫，由白脸人看管、训话。查抄时，是以一个近30岁、穿一身旧军装、没领章帽徽、中等身材、结实、黑肤色的人为主。这些人翻箱倒柜，注意的是信件、书、画报等文字材料，连钢琴里面、镜框芯里都不放过。男女青年迅速地一页页查书，线装书每个中缝都用竹片挑开察看。他们见有字的纸张、照片就收起来。

　　这些人在天将亮时离去。经检查，所有赵丹的、我的笔记、来往信件、稿件、照片统统没有了，一张有字迹的纸片也不留。奇怪的是，唯独一个大袋里放着全部是赵丹写入党自传时的材料，白脸人曾很仔细看过，此时倒端端正正放在桌子中间。

　　赵丹当时愣住了。他后来对我说：“来的肯定是秘密警察，用的是法西斯特务的一套，像新疆盛才一样，留下我的自传，是暗示我，运动中只交代自己问题，不要涉及其他的人和事。”

　　过了两天，黄宗英才知道，那天夜里不仅她家被抄，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顾而已等文艺界人士，都被同样的方式抄了家。

　　“文化大革命”中，顾而已家被抄17次，陈鲤庭家也被抄过近10次。

　　江青偷偷抄家，不但瞒过了上海市委的负责人和公安部门，甚至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还为此闹了一场误会，险些“大水冲了龙王庙”。

　　那时，李文静在上海市委机关联络站帮助工作。海燕电影制片厂一些人到联络站反映了那次抄家的情况。李文静一听：被抄的都是30年代文艺界人士，和江青有密切关系。她想：这次抄家的目的是要搞江青的材料，这还了得！立即进行追查。查的结果，发现这事与驻上海的空军部队有关。抄家的“红卫兵”中，有一个还是当时这个部队的首长的儿子，他还从学校里借了26个红卫兵袖章。后来她又听说：抄到的材料已用飞机运走了。

　　李文静感到事关重大，就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当时在南京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可是，张、姚却没写回信，只是叫送信人带回口信说：你们不要管了。

　　这些材料送到北京后，在江青监督下，由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将材料拆了封，和叶群一起一份份塞进林彪家后院小伙房火炉内烧毁了。

　　由此可见，江青对于自己的这段历史，比阿Q忌讳“秃”字还厉害。谁沾上边谁倒霉。

　　那时贺龙元帅已被揪了出来，为彻底搞倒严寄洲，江青又说：“严寄洲是大军阀贺龙的人。”江青说这话并非空穴来风，是有根据的：严寄洲曾在当年贺龙元帅担任师长的120师“战斗剧社”担任戏剧教员，不但与贺龙元帅关系密切，而且，严寄洲结婚还是贺龙元帅批准的。时间是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战斗剧社”开进北京公演歌剧《女英雄刘胡兰》。在此期间严寄洲认识了一个东北姑娘，她是辽宁沈阳人，蒙族，汉名王荣华，蒙名乌勒琪琪格。

　　贺龙还关注着严寄洲艺术上的成长。1955年严寄洲拍出他的第一部故事短片《脚印》，贺老总知道后，立即调看了影片，并特地把严寄洲叫去说：“你拍的《脚印》电影我看了，不行，太简单，不像电影，没有艺术性。你要好好向成荫同志(成荫也是从120师“战斗剧社”出来的，拍过电影《南征北战》)学习，要好好总结教训，拍出好片子来。”严寄洲常拿贺老总的教导以自勉。

　　1964年，严寄洲拍完《野火春风斗古城》后，又拍了一部《带兵的人》。这原是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演出的一部话剧，当时，广州军区司令员是黄永胜。影片摄制完成后，黄永胜看后大为不满，认为拍出来的影片和话剧不一样，在召见严寄洲时要求他重拍。对此，严寄洲没有买账，而是先后找了罗瑞卿大将、叶剑英元帅和贺龙元帅看片审查。3人都对影片进行了肯定。贺龙看后还特地问：“严寄洲，你说广州对片子有什么意见？是怎么回事？”严寄洲回答：“黄司令员要我们按照他们话剧团演出的话剧重拍。”贺老总说江青说严寄洲是“贺龙的人”实在没有说错，但这顶帽子一戴，严寄洲就死定了。恰在此时，八一厂的造反派又弄出个“8·16”杀人夺权黑会，严寄洲又名列其中，于是，严寄洲被关进了“牛棚”，受到了逼供、拷打。赵ZH正是因揭发严寄洲有功才受到江青的赏识。

　　严寄洲的问题是敏感问题。在此之前，彭勃与赵ZH已经为严寄洲的问题交过一次锋。看影片时，彭勃连续看了严寄洲拍的十几部电影，有《战斗里成长》、《五更寒》、《英雄虎胆》、《海鹰》、《野火春风斗古城》等，每看一部，彭勃内心都受到极大震动，影片拍得太感人了，感到这是个难得的人才。彭勃私下曾找管故事片的政委王汝浚问：“严寄洲的问题重不重？能不能解放出来？”哪知，捅了马蜂窝，王汝浚汇报给了赵ZH，赵ZH怒气冲冲来找彭勃问罪：“你好大的胆子，敢为严寄洲翻案，你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严寄洲的问题真有那么严重？”“他是江青同志亲自定了案的，为严寄洲翻案，就是反对江青同志！”所以，赵ZH把严寄洲的问题提出来，的确给彭勃出了个难题。

　　赵ZH暗自得意，把严寄洲这块烫手山芋扔给对手，看你彭勃如何收场。彭勃沉思着，没有接赵ZH的话茬，他要看看其他人的反应。

　　“我看起码要判20年。”赵ZH的同伙抢先说。大家心里都清楚，严寄洲是江青要置于死地的人，于是，多数随声附和。

　　彭勃还是没有讲话，他脑子的机器在高速运转，该如何表态才能达到目的：一、不同赵ZH撕破脸皮；二、又不违背中央政策；三、还能不过分地伤害好人。

　　“彭勃同志，你的意见呢？”　赵ZH逼问。大家都拿眼盯着彭勃。彭勃见不表态不行了，就用征询的口气说：“判20年太长了吧，他是反动权威、牛鬼蛇神，可没杀人放火呀。”

　　“怎么没杀人放火？他是‘8·16’杀人夺权黑会的主犯！”赵ZH提高了声调。

　　又是一个犯忌的问题。“8·16”杀人夺权黑会是八一厂最大的政治案件，是赵ZH等人投靠江青得以在政治上起家的资本。彭勃来厂后，通过调查了解大致得知了事情的始末。说是1967年8月16日这一天，陈播召集故事片室主任冯一夫、导演严寄洲、王冰、张加毅、摄影师蒋先德等人开会，商量要杀死造反派，夺回八一厂的大权。报告此事的是一个工人，姓张，他说，他趴在冯一夫所住二楼窗外的树上3个小时，看到陈播等人在屋内开会，刘江在门外面放哨，并听到“杀人夺权”之类的话。赵ZH和几个造反派头头听取汇报后，立即联名写信向江青报告了这一情况，耸人听闻地说：这是一个阴谋杀人夺权的黑会，走资派要向革命左派开刀了，他们要誓死保卫在敬爱的江青同志领导下取得的革命果实云云。

　　江青得到此信如获至宝，这为她将陈播、严寄洲等置于死地制造了有利的借口。9月14日，江青将信批转给军委办事组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等人，说：“这是值得一阅的信，这伙人反动透了。”她还明确指示：“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斗倒斗臭，有些特务分子则应依法拘留，审讯判刑。”见江青发话，吴法宪等人哪敢怠慢，立即找来三军造反派的头头于新野，把江青的批示给他看后面授机宜道：“处理‘8·16’杀人夺权黑会案，采取群众专政的办法为好，这样主动，能进能退，既起法律作用，又不负法律责任，搞过火一点也没关系。”于新野得到命令，立即调集了一批造反派赶赴八一厂声援赵ZH。赵ZH有了江青的尚方宝剑有恃无恐，在全厂开展了大搜捕，在1967年9月20日这一天，把陈播、冯一夫、严寄洲、王冰、张加毅等人关押起来，定为“陈冯严王张反革命集团”，仅此一案受牵连者就有70人之众。

　　关押这些“反革命黑帮分子”的是一座位于厂区内西北一隅的二层灰色小楼，约五六百平方米。因关押了“黑帮”，被称为“黑楼”。“黑楼”的每扇窗户都用粗铁丝拧死了，房门上的把手也都被卸掉，使关在屋内的人无法开启。如要出去时由值班的看守用钥匙开门。房门上有一块玻璃窗，窗外挡上一张报纸，以便看守可以随时掀起来观察房内的动静。每间房内，只摆着两张长凳架起的一张木板床，床头摆着一块空心砖，作为黑帮们写交代罪行时的座位，床板就权当桌子用。

　　在这栋黑楼里，造反派大搞逼供信，整人的手段不断翻新。白天，他们被勒令交代罪行，不准乱说乱动。审讯时，反剪双手，揪头发，把脑袋往桌子上碰，用带钉子的木棒打，甚至用大头针扎手指尖……许多人被打得皮开肉绽、骨头断裂。郑洪等三个人被逼含冤而死……

　　彭勃通过对这一事件前后的分析，已经断定这是一桩假案。但这是江青钦定的案子，彭勃哪敢轻举妄动？

　　“这事他们只是预谋，并没实施嘛。”彭勃模棱两可地说。“要实施早该杀头了。”造反派不让步。

　　“不管怎么说，即使预谋杀人，他也不是主犯，判20年时间太长。”彭勃硬着头皮顶着。

彭媛媛

“那你说判几年？”赵ZH反客为主。

　　“判2年差不多了。”彭勃说。

　　“不行，这么严重的罪行，最少得判10年。”　：“这片子很好么，没必要再重拍。”事后，黄永胜大发雷霆说：“严寄洲这人品质很坏，拿两个元帅一个大将来压我一个上将。”　　
争来争去，最后降到8年。赵ZH要求整理好严寄洲的材料立即上报。

　　彭勃感到身心疲惫。他现在才理解总政两位副主任的难处，八一厂的问题的确不好办。明明知道别人下了套，但你还得去钻，明明知道是假案，但还要违心地去周旋，是非颠倒，人妖混淆，弄不好就把自己给搭进去。怎么办？彭勃抱着头躺在行军床上静静地望着天花板发愣。就这样过了好大一阵子，突然，他猛丁坐了起来。他想起了毛泽东的一段语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对呀，我何不给他们来个拖延战术，以不变应万变，先维持住现状再说。彭勃拿定主意，心情立时轻松了许多。

　　第二天，他先以事情多为由，取消了定案会。而后，又跑到总政保卫部，找到周学臣副部长汇报了严寄洲的情况。彭勃对周学臣副部长说：“我看严寄洲没什么大问题，就算他是三名三高、牛鬼蛇神，可全国还没见过给牛鬼蛇神判刑的。”

　　“那你们为什么要报判刑？”“还不是通了天嘛，我在常委会上只是一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哇。”

　　“你们那个地方也真是不好办，谁去谁都头痛。”周学臣副部长同情地说。“所以还要请部长帮忙，等材料报上来，麻烦你给压下，等将来政策明确了再说，好不好？”

　　“你放心吧，我会给你处理好的。先不报就是了。”彭勃千恩万谢：“他们都手眼通天，能量太大，我只好请部长照顾点了。”

　　“他们能量再大，目前，李德生主任在，他们还不能拿总政怎么样。”周学臣边送彭勃边说。

　　这样，给严寄洲判刑的事总算拖了下来。
　　
　　彭勃说：“有你这句话，我就是被打倒，也决不退出八一厂半步。”

　　夜里11点，彭勃办公室的电话响了起来，来电话的是李德生，他要彭勃马上过去谈谈。彭勃一骨碌从行军床上爬了起来，急匆匆赶了过去。赶到李德生住处，已是深夜12点。此刻，李德生还在办公，见到彭勃连说抱歉：“早就想同你好好谈谈，一直没时间，这段日子，吃了不少苦头吧。”一句问候话，差点没让彭勃落下泪来。

　　彭勃说：“吃苦倒不怕，关键是政策把握不准，怕犯错误。”

　　“文化大革命是新事物，谁也没经历过，你在南京不是干的很好吗。”

　　“这儿情况比南京复杂得多，有些招架不住。临来前，许司令提醒我说京官难当，还真是这样。”

　　李德生笑着说：“你有体会就好。其实，我也和你差不多，整日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啊，生怕做错什么，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

　　李德生说的是心里话。他是毛泽东主席亲自点将，调来北京掺沙子的。中央军委办事组是在文革的特殊情况下成立的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刚成立时，组长是杨成武，副组长是吴法宪，成员有叶群、邱会作、李作鹏。可不到半年，杨成武因为不听林彪的话被林彪视为异己而被打倒。1968年3月25日，林彪提名黄永胜接替杨成武任组长，这样，军委办事组里面的主要成员基本成了林彪的人。那时，林彪虽是副统帅，被毛泽东指名为接班人，但毛泽东对林彪并不十分放心，特别是对林彪重兵在握有所警惕，所以考虑用掺沙子的办法牵制林彪势力的增长。毛泽东在审定中央军委办事组增选人员名单时亲笔加了一条“还有李德生同志”。

　　在军委办事组，李德生势单力孤，因为不是林彪的人，处处受到排挤，没人跟他交流情况，什么话也不给他说。军委办事组开会，整个会议像没这个人似的，表决什么问题，事先不征求意见，事后不交换看法，你同意不同意横竖都通过。在这样的环境里，可想而知会是什么感觉。但李德生默默忍受着。他心里有一个信念，我是毛主席、周总理派来工作的，我要坚守阵地，决不退缩。

　　李德生目前的处境，彭勃当然清楚，士为知己者死，所以，彭勃掏出了心窝子话说：“主任，你放心，再怎么困难，我也决不做对不起党、对不起良心的事。”

　　“是啊，我们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还要对历史负责呀。说说你目前的难处吧。”

　　彭勃详细汇报了八一厂目前的状况，自己的困惑以及一些想法。彭勃恳切地说：“在常委里我是少数派，9个常委我只有一票，想打开局面很困难。”

　　“你有什么想法？”李德生问。

　　“要改变八一厂目前的混乱局面，最好的办法是尽快把赵ZH调出，所谓擒贼先擒王。另外，再从野战部队给我调几个师团干部来。”

　　李德生沉思片刻斩钉截铁地说：“好，我答应你。但目前你要沉住气，稳住阵脚，别给我丢了阵地。”

　　“主任，有你这句话，我就是被打倒，也决不退出八一厂半步。”

　　“别说丧气话，野战军出来的还没打过败仗。”两只军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就在李德生和彭勃谈话不久，总政从南京部队调了4个师团干部到八一厂任职。分别是：179师副政委尚松亭，73师副政委成金贵，舟城要塞区某师政治部副主任杨知基和179师宣传科长苗希成。4个人都进常委，加上原来9个常委，共有13名常委，这样，在数量上造反派已不占优势。1970年4月7日，总政又通知：赵ZH调离北京，去外地任职。
　消息传出，全厂震惊，有人欢喜有人愁。被造反派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的“黑线人物”们面露喜色，庆幸自己快有出头之日了；以赵ZH为首的造反派却不甘心以这样的结局收场：我们打下的天下，凭什么让彭勃来摘桃子？赵ZH一方面通过军委办事组的李凯向李作鹏和江青反映，提出留在八一厂的要求，另一方面顶住不走拖延时间。

　　2月底，总政在西直门招待所举办直属单位干部整风学习班，传达毛主席有关指示和有关文件，赵ZH认为机会来了，在会上突然向彭勃发难，想借此机会打倒彭勃，达到自己继续留在八一厂的目的。

　　赵ZH把属于他那一派的车间主任等全拉去开会，他先在学习班上作了个《八一电影制片厂三年文化大革命总结》的发言，大肆吹捧江青，吹捧林彪的军委办事组，宣扬自己举旗造反的革命功绩。说八一厂的文化大革命在江青同志的关怀下，在林副主席和军委办事组的领导下，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伟大的，决不容否定。谁要胆敢否定决没有好下场云云。紧接着，赵ZH的军师王汝俊站出来揭发彭勃的问题：“彭勃是八一厂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他一来厂就找我谈话，要严寄洲出来拍电影。严寄洲是什么人，是江青同志点名批判的反革命导演。请问，你彭勃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你这是为文艺黑线人物翻案，是反革命暗流！”

　　会场上全是赵ZH一派的人，彭勃显得孤立无援。一连几天，造反派轮翻轰炸，说彭勃为严寄洲翻案，是反革命暗流。弄得彭勃连饭都吃不上，因为烧饭的炊事员里边有个造反派，一见到彭勃来吃饭就喊：老机来了，老机来了。一次，彭勃去晚了，这个造反派故意不留饭，阴阳怪气地说：吃什么饭哪，你喝鸡(机会主义)汤好了。多亏南京来的一个战友，送了两斤花生米，彭勃就用花生米充饥。

　　会议原定一个星期，其他单位的人学完都回原单位了，唯独八一厂结束不了。没完没了的批判。总政直工部王处长看不下去了，私下找人商量：这样不行，彭勃刚来就被批成这样，以后怎么工作？要想办法制止。于是，就向总政报告。几个副主任都不敢轻易表态：他们这样闹，背后肯定有人支持，醉翁之意不在酒哇，背后是什么人指挥弄不清，是江青还是李作鹏？因为李作鹏以前抓过八一厂。这些人都惹不得，看看再说吧。
　　
　　奋战5个月，将《红灯记》搬上银幕，彭勃说：“拍电影也像指挥打仗啊！”

　　总政不表态，赵ZH更变本加厉迫害彭勃。双方在西直门的斗争一直持续了93天。彭勃坚决不低头，造反派一时没了辙。

　　5月下旬，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刘贤权给彭勃打来一个电话，叫彭勃到他那儿接受任务。说是江青交下来的。

　　刘贤权是铁道兵部队司令员，文革中狗撵鸭子上架，担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当时，国务院文化组组长是北京市市长吴德。

　　彭勃来到铁道兵司令部。一见面，刘贤权拉着他的手说：“咱俩可都是丘八管秀才，都沾上文啦。”彭勃说：“我哪敢跟司令比呀，我都快给批成黑线了。”刘贤权说：“你的情况我知道，所以，现在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变成红线。”

　　“什么机会？”彭勃有点疑惑地问。

　　“江青同志指示，把拍摄样板戏《红灯记》的任务交给八一厂。怎么样，这任务够光荣的吧。”刘贤权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

　　彭勃一听是拍电影，立时来了精神：“拍电影啊，行。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拍电影是啥滋味。有这等好事，我保证完成任务。”

　　彭勃当然掂得出这任务的份量。他想，八一厂是电影厂，电影厂不拍电影整天闹来闹去总不是正理，只要有电影拍，就能收拢人心，稳住混乱的局面。所以，他坚定地说：“司令员放心，拍电影总难不过打仗吧？这任务我接了。回去我就布置，我看那些造反勇士也不敢阻拦。我要用事实说明，军人面前没有攻不下的山头。军人不但能打仗，也能拍电影，而且能拍好电影。”

　　从铁道兵司令部出来，彭勃顿觉浑身轻松，这下子总算能金蝉脱壳了，赵ZH呐，赵ZH，咱们就再见了。他没有立即回西直门，而是直奔总政，把到刘贤权那儿接受任务的情况向几位主任作了汇报。李德生立马表态：“好，八一厂不要再在西直门开会了，所有人员立即回厂。就算是彭勃有什么问题，也可以一边工作，一边批评嘛。”消息在西直门招待所传开，赵ZH一伙彻底泄了气，见几个月的努力白费了力气，虽有些不甘心，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偃旗息鼓、鸣锣收兵，对彭勃的批判暂时告一段落。

　　回到八一厂，彭勃的心情立时多云转晴。在厂里，支持他的群众占多数，不像在学习班上，是造反派的天下；加上拍摄《红灯记》是江青交下来的任务，造反派也不敢轻易造次；还有，赵ZH没有了在八一厂再拖下去的理由，已正式被调离，造反派缺了一名干将。这样，彭勃得以全身心地投入拍摄《红灯记》的工作之中。

彭媛媛

《红灯记》是江青文化大革命中抓的八个京剧样板戏的第一部。京剧《红灯记》的前身，是一部电影，叫《革命自有后来人》，放映后，很受欢迎。中国京剧院和哈尔滨京剧院各自根据影片改编成京剧。摄制组的主要成员，都是国务院文化组指定的。导演成荫是从北京电影制片厂调来的，摄影是八一厂的张冬凉。电影开拍前，要求摄制组的成员，人人填写一张表上报文化组和江青审批。张冬凉家庭成分是地主，填表时，组织科长来问彭勃：“张冬凉的成分怎么填？”　
彭勃说：“他过去怎么填，现在还怎么填。”组织科长说：“他过去填的是地主。”彭勃说：“地主就是地主，不能说假话。”组织科长便在张冬凉上报表的家庭成分一栏中填上了“地主”。这事一过，彭勃就忘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这点芝麻绿豆的小事，却成为彭勃日后得罪江青的导火索。这也怪不了彭勃，他哪里知道，这张冬凉后来会投靠江青成为心腹呢。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拍摄正式开机了。彭勃白天黑夜总是围着摄影棚转，往剧组里跑。整天提心吊胆的，害怕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事故。那时，他的家已搬到北京，一个独立的小院，爱人朱烨丽和小儿子也都来了。但他吃住都在厂里的办公室，星期天也不回家，整个心思全扑在了《红灯记》的拍摄上。拍摄中，发现演员之间有了矛盾，他就找他们谈心，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谁生病了，立马组织医护人员用最好的药治疗。8月的北京，正是骄阳似火的季节，天气特别炎热。一天下来，彭勃穿在身上的军装要汗湿几回，来不及洗，衣服上全是碱花，一圈又一圈。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都熟悉了，有人便开玩笑：彭政委，你衣服都成世界地图了。彭勃哈哈一笑：世界大团结嘛。

　　已经是深夜了。摄影棚里还在拍“赴宴斗鸠山”的一段戏。那天的戏一直拍到大天亮才结束。彭勃和大家一样，熬了一整夜，但精神还好，就是躺在床上，腰也疼，腿也酸。咳！年过半百不饶人呀！躺在床上彭勃还是满脑子电影，他想：电影这玩艺真是奥妙无穷。有些很平常的布景，角度一转换，上了银幕给人的感觉就完全不同，学问太大了。就这样想着想着，渐渐进入了梦乡。

　　彭勃睡得正香，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他从梦中惊醒。他向窗外一看，时当正午。什么人这时来电话呢？他拿起话筒，电话里传来沙哑的哭腔：“老首长，我对不起你呀！对不起你呀！”他听出是无锡535团团长王德凤的声音：“怎么了？王团长，你慢慢说。”王团长止住哭声，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这天上午，彭勃在535团当兵的二儿子彭时雨骑车去邮局送信拿报纸，不幸被一辆汽车撞倒，伤势很重，经医院抢救无效，在十时零五分去世了。这消息真如晴天霹雳，把彭勃给炸昏了。他抓住话筒迟迟没有放下，却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对方一直在电话里哭喊：“老首长！我对不起你呀！你把时雨交给部队，我没有带好，我有责任哪……”半晌，彭勃缓过劲来，他强忍着悲痛，结结巴巴地说：“王团长你别难过了……时雨的死，不能怪你……谁都不愿意发生意外，孩子已经走了……就走了吧！……你不要自责……”

　　彭勃终于回了趟家，这是拍《红灯记》以来的第一次回家，带给爱人的却是一个不幸的消息。朱烨丽知道了二儿子遭遇车祸一事，半晌没有说话。彭勃知道爱人是在强忍悲痛。她是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坚强女人，经历了无数次的生离死别的考验。解放初期，她父亲在西南剿匪时，被国民党的残部抓获，受尽折磨而牺牲，当组织上告诉她这一不幸消息时，她没有落泪，不久又把丈夫送上朝鲜战场。这时，彭勃站在她身旁，扶着她的肩膀，轻声说：“想哭就哭吧，这儿没有外人。”

　　朱烨丽眼中闪烁着泪花，呜咽着说：“时雨16岁就当了兵，他在我身边的时间太短了……我对不起他……临走前我去无锡看他，孩子陪了我一天，晚上我又催他回连队去睡觉，没想到这次分别，就是永别！……”彭勃像是在安慰爱人又像是在安慰自己，说：“老朱啊，革命总会有牺牲，时雨虽然不是牺牲在战场上，但也是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不算给我们丢脸。”“可他实在太小了呀，就这么走了。”这一说彭勃心里也难受起来。停了一会，他问：“孩子的丧事怎么办好？”这一问，朱烨丽的眼泪又落下来。彭勃只好硬着头皮说：“按理说，这事应该我去处理，我是孩子的爸爸嘛。但现在厂里的情况你了解，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专门在背后盯着我，而且正是《红灯记》拍摄的关键时刻，我一拍屁股走了，心里总有些不放心。”

　　“再说，我是部队的老领导，我回去部队的同志会有压力。”他叹了一口气，又说：“可让你一个人回去我也不放心，我怕你见到儿子后挺不住，怕你经受不住这场打击，万一你病倒在路上怎么办呢？”　

　　朱烨丽忍住眼泪说：“我也是从战火中走过来的，分得清轻重。你忙你的工作，时雨的后事我去处理。”

　　两人正商量着，电话铃响了，原来，总政李德生主任知道了彭勃儿子牺牲的事，特意打来电话，一是表示慰问；二是批准彭勃几天假，要他去无锡料理儿子的丧事。彭勃在电话中对李德生说：“谢谢主任的关心，北京我暂时还不能离开。《红灯记》刚拍了一半，我不放心呐。我已经安排朱烨丽去无锡，请您放心，我会妥善处理好的。”当天晚上，彭勃亲自送老伴上了开往无锡的火车。一直等到火车开了，他才离开车站。司机要送他回家，他却向司机一挥手：“走，回八一厂。”

　　第二天一早，彭勃又出现在摄影棚里。从导演到演员，从前台到后台，不分大事小事地忙碌着。谁也没有看出，此刻的彭勃正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悲痛。
　　
　　江青夜闯八一厂，说：“彭勃是反革命。”

　　《红灯记》在全国公映，赢得一片赞誉。彭勃在八一厂也站稳了脚跟。他思谋着乘胜而上，大干一番。这时，发生了一个震惊国人的事件：林彪叛国投敌，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这消息是在1971年9月13日后的一天传出的。很快，全国掀起了清算林彪罪行的高潮。彭勃刚完成电影《红灯记》的拍摄任务，精神亢奋，他率领全厂上下积极投入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批判中。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场飞来横祸正在悄悄向他袭来。

　　12月24日夜，是一个阴冷的天气。彭勃身上盖了两床棉被还嫌冷。他刚躺下不久，忽听窗外一阵汽车声响，军人的警觉使他从床上一骨碌爬了起来。他急匆匆披上军大衣，从窗口向楼下看去，见楼下空地上停了好几辆大红旗轿车。莫不是中央首长来看参考片子？这样想着，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首长们都来了，在会议室里，主任叫你赶快去！”彭勃拉亮灯，见是李德生的秘书，知道非同小可，连忙穿衣起床，披上军大衣就向会议室跑。

　　一进会议室，就看见叶剑英元帅、李先念、华国锋、李德生坐在正面的沙发上。他急忙上前向叶帅敬礼。叶帅忙摆手并用手向门后边指了指说：“江青同志在那里呢。”彭勃转身向门后边一看，果见江青坐在门后的木凳上。原来这江青有个毛病，怕吹风，风一吹就头疼发烧，所以她从来不对着门口坐。江青穿了件黑色长袍，没扣扣子，而是大掩襟，腰间系了一条大红色的宽腰带，头上戴着皮帽子，两边的耳扇下垂，两条带子系在脑后，满脸怒色，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

　　这是彭勃第一次见江青，又不明来意，一边向她敬礼一边说：“首长好。”江青没有理彭勃这一套，用手一指直冲彭勃面门，怒气冲冲地说：“彭勃，你好家伙，说轻一点，你是宗派主义，说重一点，你是反革命。”彭勃被她莫名其妙的一顿骂，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愣在那儿。江青继续吼道：“好家伙，啊，你敢揭发《红灯记》。《红灯记》是我搞的，你揭发《红灯记》，就是揭发我，揭发我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彭勃越听越糊涂，不知道江青这些话从何说起在。他想：《红灯记》是个戏又不是人，怎么叫揭发《红灯记》呢？她说这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江青见彭勃没吭声，又提高嗓门问：“彭勃，你说，是谁揭发《红灯记》的？”彭勃缓了一下神，思索着说：“我不知道有这件事。也没听人说起过这件事。”江青一听彭勃不认账，拐回头问《红灯记》摄制组的张冬凉：“你说是谁揭发的？！叶帅、先念、国锋、德生同志都在这，不用怕，你讲。”

　　彭勃这才注意到江青身旁坐着《红灯记》的摄影师张冬凉。是他打的小报告？可我没印象说过什么错话呀？彭勃脑海里急速地转着圈。张冬凉进屋后一直坐在门边，正静观着事态的发展，没承想江青一下子问到了他头上。江青这一问使张冬凉措手不及，吓得全身冒汗，夜间会议室够冷的了，可他头上汗水直往下淌。他脱去棉大衣，浑身直抖。李先念同志说：“不要脱衣服。天气冷，小心受了凉。”江青又催他：“你说，是谁揭发《红灯记》的，你讲。”张冬凉见躲不过去，就吞吞吐吐地说：“有人说我是地主。”江青回过脸来，眼睛直瞪着彭勃，质问说：“彭勃，你们为什么说他是地主？”

　　彭勃这才记起填表的事来，一下子松了口气说：“嗨，没有人说他是地主。是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拍摄《红灯记》时，文化组发来通知和表格，要求摄制组的成员，人人都要填写一份简历登记表。表上有一栏是填写个人的家庭成分和出身。过去张冬凉同志一直填的是地主。组织部门问怎么填，我就说过去怎么填写的，这次还怎么填写，不能向江青同志弄虚作假……”彭勃话没说完，江青就拦住说：“好家伙，你们这不是唯成分论吗？啊，我费尽心血拉扯他，他跟着我搞革命了，你们怎么能搞唯成分论？”江青把脸转向叶帅：“叶帅，你说是不是？”叶帅没有说话，只是似是而非地微微点了一下头。

　　叶帅不说话，其他人更不好表态，屋子里顿时沉默下来。江青见没人附和，也觉尴尬，又自言自语重复说：“他现在跟我革命了嘛！”见仍没人接茬，于是就来了个节外生枝。“哎呀！这房子又大又冷，连暖气都不烧热，你们是不是想把我冻死啊？”江青嚷道。

　　彭勃赶快找人抱来一条军毯，给江青盖在腿上。江青还是说冷。李德生冲彭勃说：“你们赶快叫锅炉工去把暖气再烧热一点。”

　　彭勃说：“深更半夜了，再找人烧也来不及了。是不是请首长到小放映室坐坐，那边要暖和一些。”

　　江青一听，站起来就要走。她把两臂一伸，对叶帅和先念同志说：“你们两人架住我走。”两位老人没法，只好一人架着她一条胳膊，把她扶下楼梯。

　　进小放映室时，江青走在前面，叶帅特意拉了一下彭勃，让彭勃坐在身边。

彭媛媛

　进小放映室后，顿觉暖和了许多，江青不再喊冷。大家坐下后，江青又说开了：“今天我把叶帅、先念等同志都请来了。本来今晚他们都在三座门开军委会议，我就斗胆叫他们把会议停一停，到八一厂来和你们算账，就是为了要弄清揭发《红灯记》的问题。”江青说到这，又把目光转向叶帅：“叶帅，你说说，他们为什么要揭发《红灯记》？”叶帅仿佛没听见，低声问彭勃：“这是怎么回事嘛？”彭勃老实回答：“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稍一停顿，又小声说：“该不会是林彪搞的吧。”“林彪都死了那么久了，还会搞出这等事来？”彭勃就不再作声。叶帅顺水推舟说：“我看是林彪把八一厂害苦了，你们要倒苦水，要跟林彪算账。”

江青见叶帅把话题岔到林彪头上，连忙又叫李先念表态：“先念同志你说，他们为什么要揭发《红灯记》？”李先念也只好象征性地表个态：“《红灯记》是个好戏，我作为一个观众看了这部电影，感动得流了泪。你们自己拍的电影，自己要爱护。”华国锋和李德生坐在那没吭声。江青见大家都在打哈哈，知道耗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就气乎乎地站起来说：“我的意见，今后八一电影制片厂归文化组的狄福才领导。”江青一说这话，在场的几人面面相视，嘴上不说，心内嘀咕：八一电影制片厂是军队的，怎么一下归了文化组了呢？江青却不管这一套，说声“走”，手一挥跨出房门坐上汽车就走了。

　　江青走后，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也都起身走了。

　　李德生没有走，他把彭勃等人招到身边说：“拍《红灯记》你们吃了不少苦，在全国放映后，各方面反映都很好，怎么会整出个揭发《红灯记》的问题呢？”

　　大家的目光一齐射向张冬凉。张冬凉见大家都看他，弄得非常窘迫，连忙说：“不是我，不是我。”　

　　李德生说：“什么不是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是我汇报的。”张冬凉喃喃地说。

　　“好了，明天，你们把文化组的狄福才请来吧，把事情搞清楚，给江青同志一个交代。今后有事要多向江青同志汇报。”李德生严肃地说。

　　“那……”彭勃还想说什么，李德生拦住说：“不早了，大家都睡去吧，明天还要工作。”

　　等大家都散去，彭勃终于把憋在心里的话向李德生说了出来：“八一厂是总政的单位，有事只能找总政啊，怎么要给江青同志汇报呢？”彭勃脑子还没转过弯来。

　　李德生望望彭勃说：“你知道我们怎么会到你这儿来的吗？”彭勃摇摇头：“我也正纳闷呢。”

　　原来，叶帅正在三座门召集军委办公会，江青突然闯了进来。她一进门就说：“叶帅呀，你要支持我呀，有人要揭发《红灯记》。”没等叶帅等人弄明白怎么回事，江青又说：“你们把会停一停，都跟我到八一厂去，找彭勃算账。”不由分说，把叶帅等人都拉到了八一厂。

　　“你什么地方得罪江青了？”李德生问。

　　“没有哇。”彭勃思索一会说：“就是前些日子有人给我捎话说，江青问我为什么不给她写信？难道是我没有给她写信得罪了她？”

　　李德生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你要和江青同志把关系搞好咧。”

　　“我受总政领导，给江青同志写信算什么呢？”彭勃还是想不通。

　　李德生沉默一会说：“老彭啊，别的话也不多说了，总之，有事多给江青同志汇报吧。”

　　望着李德生沉重的脸色，彭勃读懂了许多内容，他不再问什么，只是说：“我会努力去领会的。”

　　第二天，文化组的狄福才果然带着一伙人来到了八一厂。狄福才原是8341部队的一个副政委，现在文化组分管电影。一见到彭勃就说：“马上召开群众大会，我要讲话。”

　　在群众大会上，狄福才大声疾呼，号召要抓揭发《红灯记》的反革命。火一点，刚平静的八一厂又闹腾起来。造反派认为翻身的机会到了，把矛头又指向了彭勃，于是，大字报小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揪出揭发《红灯记》的黑手”、“彭勃是揭发《红灯记》的罪魁祸首”等标语随处可见。大会批小会揭也都是同一个腔调：“彭勃，你为什么要揭发《红灯记》？”

　　彭勃一直琢磨一个问题：《红灯记》又不是人，怎么叫揭发呢？文字上不通啊，这世道真是权大嘴大，黑的也能说成红的。古代就有指鹿为马的典故，真是古今同理呀。可自己并没有揭发《红灯记》呀。有时被造反派追问得急了就说：“你们说我是怎么揭发《红灯记》的？”这样批来批去双方都只有一句台词。三天热劲一过，看弄不出什么名堂，就慢慢冷却下来。但江青却不依不饶，不断派人来点火，看那意思是非把彭勃搞倒不可。

　　在江青盯牢彭勃不放的时候，总政也在关注着八一厂。不管怎么说，八一厂还在总政领导之下，任凭江青折腾总不是办法，名不正言不顺嘛。为了争取主动，考虑再三，李德生派文化处处长张铭法带领郭、陈两干事组成工作组进厂搞调查。李德生指示：要查清揭发《红灯记》的症结所在，就是弄清江青说的揭发《红灯记》这一词到底是什么含义，然后再对症下药。军事术语叫知己知彼。

　　总政工作组进厂搞调查的消息很快捅到江青控制的国务院文化组。狄福才传话说总政无权派人到八一厂调查，调查就是要否定江青同志的指示，就是和江青同志唱对台戏。弄得工作组没法工作，只好撤兵回营。

　　总政工作组一撤走，彭勃一下子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江青在军队没有职务，却硬要管八一厂的事。只要她一插手，总政也没辙。接下来的几件事更让彭勃胆战心惊，他在厂里的一举一动都有人捅到江青那儿。有一天，解放军副总长李达要看歌剧《红珊瑚》，彭勃答应了，可片子拿走的第二天，江青就知道了，放风说：军队有些人把看电影当成工作，八一厂就提供给他们。还有一次，彭勃带几个骨干看内部参考片《巴黎圣母院》，电影刚开演，电影公司经理就打来电话说：首长说，你们不能看外国的片子。彭勃说：我们是在看参考。

　　彭勃原本是带着一腔热情到八一厂来的，本想干出点名堂，但事实说明，没等他干出点什么自己早就被人宰割了。　　　　
他想，江青地位特殊，为所欲为，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一套，想拿下自己那是小菜一碟。跟着她走吧，今天害这个，明天害那个，自己堂堂一个军人，良心过不去。可不跟她走吧，你自己就要被害。怎么办？想来想去，想出一个办法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到哪儿不是干革命，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对，再去找总政，要求调离八一厂。惹不起还躲不起嘛。这么一想，心情立时轻松了许多。

　　在总政，彭勃再次找到了李德生主任和总政副主任田维新。在主任办公室里，彭勃关上门，推心置腹地说：“二位主任，我千错万错，错就错在我不该来八一厂当这一把手。我现在才明白，来京之前，许司令为什么会对我说那么一些话。我干不了这个京官，请总政考虑，把我调离八一厂，我还是回到我的老部队去。你们得放我走哇，不然，我真被打成反革命，到时会连累你们。”

　　彭勃原想，说出这番话来，一定会挨一顿严厉的批评，那知，李德生听完并没有说话，好像在思考着什么。田维新望望李德生，又望望彭勃，说：“你的处境我们很清楚，李德生主任也多次同我们商量过，不是我们不放你走，你走了，叫谁来？就是再从大军区调来一个司令或政委，也无法改变八一厂目前的现状啊。”这时，李德生讲话了：“彭勃同志，你是党员，组织上调你来就要下决心干下去。咱们都是带兵打仗出身的，讲干脆点，组织上把你放在哪儿你就要像钉子一样钉在那儿。在任何困难条件下，要咬牙！要顶住！说句不好听的话，死也要死在八一厂。”话说到这份上，直让彭勃无话可说。彭勃知道，在军委，李德生也受到排挤。林彪的几个亲信并没把毛主席掺的沙子看在眼里。李德生同样在坚持着，忍受着。“人在阵地在”，这就是军人。彭勃不再说话，站起身，和二位主任紧紧握了握手，然后，大步走了出去。

　　转眼到了阳春三月，果然是草长莺飞，虽然乍暖还寒，古老的北京城却早已被浓浓的春意笼罩。这天，太阳还没有落山，彭勃就早早回到了家。一进门，见老伴朱烨丽在包饺子，他兴致勃勃凑到跟前问：“老朱，晚上能不能再加两个菜？”

　　“怎么，有客人？”朱烨丽问。　彭勃摇摇头：“没有，是我自己想喝杯酒！”见丈夫一脸的高兴，朱烨丽满腹疑惑。几个月来，丈夫的脸总是阴沉着，她知道他在厂里的日子不好过，自己帮不上什么忙，只好尽量拿好话安慰他。今天丈夫的脸一下子多云转晴，真让她有点琢磨不透是福是祸。

　　她望着丈夫的眼睛，轻声地问：“你今天怎么啦？”

　　“我高兴啊。”朱烨丽有点奇怪：“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下午，我到总政见了李德生主任，他给我看了一个文件，是关于八一厂的。”“你被解放了？”

　　“对！是解放了。总政给周总理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上说，经过多次调查，八一厂不存在所谓揭发《红灯记》的问题。总理在总政的报告上作了批示，说：《红灯记》拍得很好，八一厂做了大量工作。有什么错误，要接受教训，把革命与生产抓上去。”

　　朱烨丽一听，高兴得直抹眼泪，“这么说，你是真解放了，是该喝杯酒庆祝庆祝。好，我马上做菜，让你喝两盅。”

　　朱烨丽下厨房去了。彭勃坐在椅子上想着下午的事。

　　午饭后，李德生打来了电话，叫他立即到他那儿去。彭勃一到李德生的办公室就看到了总理批示的那份文件。李德生告诉他，总政避开江青就八一厂的问题专门给周总理写了这个报告，现在总理有了批示，江青再闹下去也没了理由。你们可以放开手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了。李德生说得很平静，但彭勃心里却如翻江倒海，避开江青给周总理直接写这个报告，李德生该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呀，江青是个报复心极重的女人，得罪了她，她一定会寻找机会报复的。彭勃把自己的担心说了出来。李德生说，我何尝不明白，但是，我们是军队，军队的稳定是个大局，为了军队稳定这个大局，个人的得失荣辱又算什么呢。听李德生说完，彭勃感慨良多，毛泽东选李德生进中央，真是用对了人。为了大局而不计个人得失，这才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彭勃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干出些名堂来，以不负厚望。

　　1973年1月10日，江青再一次突然来到八一厂。当时，彭勃正在一心一意抓《闪闪的红星》的拍摄，其间出了一件事着实让他头疼了一阵，就是关于严寄洲的事。总政李德生主任正在生病，听说江青到八一厂，赶忙赶来了。彭勃马上召集革委会的所有成员等候在办公楼前。不一会，江青的黑色红旗轿车开进了八一厂。车子停稳后，工作人员上前拉开车门，江青走下车来，只见她身穿一身绿色军服，戴了顶皮帽子，披了一件黑斗篷，显得很精神。彭勃上前给她敬礼，并把她迎进会议室。这次，江青显得很有领导风度，她坐下后，就把彭勃拉在身边坐，并和颜悦色地问：“彭勃，听说你的毛笔字写得很好。”彭勃连忙说：“写得不好，只是爱好。”“写得好就是好，不要谦虚嘛。”紧接着，江青话锋一转，又说：“彭勃，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呀？”

　　彭勃心想，又是叫我给她写信。你既不是八一厂的领导又不是军队的领导，还凭空制造了揭发《红灯记》的事件，我给你写信算哪门子事呢？话到嘴边却转了个弯：“首长料理国家大事，每天都很忙，厂里都是具体小事，我怕干扰了首长。”
陪在一旁的总政保卫部部长徐海涛立即接茬说：“你的话是错误的，给江青同志写信，就是国家大事嘛。”

　　“对对，我们做得不够。”彭勃连忙检讨。

　　“彭勃，你要记住，以后常给我写信。”江青亲切地叮嘱。然后又问：“这一段时间，严寄洲老不老实？”

　　一听江青问严寄洲，彭勃心里打起了小鼓，上次，他把严寄洲判刑的事拦下后，又把严寄洲放回了家。严寄洲心存冤屈，在向上边写申诉材料。彭勃知道严寄洲是江青的眼中钉，如果江青追究起来，这事没法交代，就说：“在老实改造呢！”

彭媛媛

全厂召开了群众大会，江青要讲话，她一改和蔼的面孔，在讲话中放大声音说：“严寄洲是坏人，是反革命，你们要专他的政！还有一个陈播，陈播可坏了。”

　　江青一转脸，看见厂里的秘书在旁边作记录。她指着秘书问：“你们是特务？为什么我一讲话你们就往本本上记？”彭勃忙挥手让秘书去干别的事。

　　会后，江青又提出要到厂里去转转。厂里的几个领导陪着江青各处走了走。她走到哪，说到哪，骂到哪。江青说：“解放以来，电影成绩很少，放毒很多，取得经验太少，很糟糕。”天快黑了，刮起了西北风，她看天要变，坐上小轿车就走了。临走时还说，要专严寄洲的政。

　　江青一走，厂革委会的成员提醒彭勃，要遵照江青同志的指示，将严寄洲关起来。彭勃知道厂里有江青的耳目在盯着，犹豫再三，只好下令将严寄洲象征性地单独关进了一间小屋。不过，放松了看管。

　　电影开机后，彭勃便把全部心思放在了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拍摄上，他像着了迷一样，一有时间就钻进摄影棚，在现场看导演和演员拍戏，遇到困难现场解决。

　　《闪闪的红星》拍成后，在小范围放了几场，群众和专家都反映很好。说是“银幕上的一颗红星”、“电影艺术的灿烂新花”、“在银幕上为无产阶级争了气”。

　　据李俊回忆：1974年10月23日，江青调看了《闪闪的红星》后，打电话到八一厂要主创人员立即到钓鱼台国宾馆见面。陈亚丁交待李俊：“你们给首长汇报情况时，也把我参加这个电影的情况跟首长汇报一下呀。”李俊点头称是。当李俊和摄影蔡继渭一路快车赶到钓鱼台时已是深夜。江青一见他们，兴奋地说：“可得到宝了！我可得到宝了！”李俊向江青汇报了影片的拍摄经过，同时把陈亚丁参与影片拍摄的情况也说些好话。谈到李双江唱的插曲“小小竹排江中游”一段时，江青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真抒情呀，谁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不能抒情。”这次接见后的第三天，江青再一次接见李俊，这次同时召见了陈亚丁。江青谈了影片的一些细节修改问题后说：“你们要好好改一改，将来也要毛主席看看。”说着说着，不知怎么说到了政治问题上，江青说：“你们现在是军阀在领导你们呐，现在很多人要砸烂总政阎王殿呐。”等等。李俊对此一脸茫然，不知所云。

　　江青对《闪闪的红星》提出34条修改意见。主要是一些“视线不平”、“声音太大”、“某处光线太暗”、“室内挂些辣椒”等细节问题。要八一厂重拍。这下，真让八一厂上上下下犯了难。因为，演潘东子的小演员祝新运在电影拍完后，到38军锻炼，得了肾炎，住院期间养成了个小胖子，和先前的形象有明显差距。但这事谁也不敢去跟江青说。结果八一厂又重拍了半年，耗资40多万元。因为形象差距太大，前后影片不协调，江青看后更不满意，说：“怎么是这样！”最后不得不以原影片发行上映。为这事，江青对彭勃产生的怨恨更深。她咬牙切齿地说：“彭勃这个人呀！就是不听话……”
　　
　　“3·15放火烧荒”，

　　大祸从天而降

　　1973年12月，毛泽东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

　　据说，毛泽东所以要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因为采纳了邓小平的建议。当年的秋天，毛泽东派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离京到外地视察。他俩回来后，毛泽东问他们：“我死后，中国将会发生什么情况？”王洪文毕恭毕敬地回答说：“主席，您放心，中国一定会继续沿着您制定的革命路线前进。”邓小平则不以为然，他说：“主席百年以后，中国, 将会发生军阀割据和混战。”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见解点头称是，决定对大军区司令员进行调动。

　　当时，全国有十一大军区。除去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三位因任职时间不长没有调动外，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个军区司令员相互调动。对调后，李德生去沈阳，陈锡联到北京，许世友去广州，丁盛到南京，杨得志去武汉，曾思玉到济南，韩先楚去兰州，皮定均到福州。

　　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后，江青迫不及待地再一次将手伸向了军队。

　　1974年元月24日和25日，江青擅自下令召开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两次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矛头十分明显地指向周恩来和叶剑英, , 等老同志。会上，由江青的两个心腹干将——迟群和谢静宜作主讲，江青不时插话。他们攻击国务院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不抓大事，, 辱骂总政宣传部负责人关于部队如何搞“批林批孔”的讲话是“屁话”……　

在大会召开不久，就有人写信给江青，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问题。当时，毛泽东是中央军委主席，叶剑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军队工作。按照党内工作的惯例，应当把信转送给毛泽东或叶剑英，可是，江青却把信转给了并不分管军队的王洪文和张春桥。并且说：“如果真像来信者所说的那样，总参问题就大了，要放火烧荒才好。”张春桥立即表示同意江青的意见：“是要烧一烧。”王洪文也立即圈阅，表示同意。

　　1974年3月5日下午，郭秘书给彭勃送来一个文件夹。彭勃打开夹子一看是国务院文化组的通知：“今晚10时半，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中央首长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召见在京的文艺界知名人士。请八一厂王心刚、张冬凉、陈亚丁三人参加会议。”彭勃看后，在通知上签批：请王、张、陈三同志准时出席会议。彭。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彭勃万万没有想到，3月5日的会议是他命运的又一次转折。江青要在军队“放火烧荒”，选中的是解放军总政治部，而八一厂直接被烧的正是彭勃。

　　1974年3月5日晚10时半，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江青、张春桥、吴德以及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等人召见了在京的文艺界知名人士。那晚，唱主角的是江青。

　　一开场，江青满脸堆笑夸张地说：“我实在很忙，很久没有见到同志们了，有一点歉待。今天谈一谈批林批孔问题……”说着说着，却把主题转到了八一厂上面，她说：“八一厂是造了孽、倒了霉啦，军阀在管你们。八一厂是没有娘的孩子，多么可怜啊！今天我是斗胆，我不敢得罪军队，把你陈亚丁也请来了，就是要整一整军队……彭勃这个人见了我就不亲切。×××固然不好，彭勃也不那么好。前些时候我只是去讲了两句话，彭勃就跳起来了。我们批评彭勃一句，李德生就要为他辩护。彭勃这个人很不老实。……你们要放火烧荒，你们三个人去放火嘛！×××你要贴大字报，要彭勃亮相，彭勃不是个好人，我不是武断，我是从观察得来的。彭勃来了以后，八一厂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我不是怕八一厂的群众，我是怕彭勃，惹不得，一批评他就跳。”这一席话把下面文艺界的人士听得目瞪口呆，看来这个彭勃是要倒霉了。特别是王心刚，他的心在砰砰地直跳，他知道江青的厉害，她要害人是不择手段的，他不禁为彭勃的命运担忧起来。

　　江青越说越激动，声调提高了八度：“……谁是黑手，我看彭勃就是林彪的黑手！……”看来，这江青是要置彭勃于死地，竟然毫无根据地把彭勃和林彪连在一起。“春桥同志，看来要夺权，陈亚丁你去把权夺过来嘛！我看军队的文化工作还是让陈亚丁去管起来，(春桥)你在军委提一下……”

　　彭勃是李德生在八一厂的“代理人”，现在又被江青直接点名为“林彪的黑手”，因而他的日子可想而知，从几天前的艳阳高照，一下子遇到了暴风骤雨。八一厂召开了批斗彭勃的大会，打倒彭勃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彭勃挨批，王心刚靠了边，陈亚丁成了八一厂的实际领导人，王汝俊是副书记。

　　彭勃的要害问题有两个，一个是说他整江青的黑材料。一个是说他是黄永胜的人，因为有人看到他去过黄永胜的家。两条罪状，哪一条都可以定彭勃的死罪。

　　让彭勃没想到的是，揭发彭勃整江青黑材料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一个部队出来的战友老Y。他信誓旦旦地说：“彭勃整了江青的黑材料，要老实交代。”江青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整她的黑材料无疑就是反革命，这罪名非同小可，是要把人往死里整。彭勃虽私下对江青一伙心存不满，但从没在公开的场合讲过江青及其一伙人的坏话，更不要说整黑材料。彭勃据实辩解：“我从没整过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彭勃不老实，打倒彭勃！”会场上有人喊起了口号。彭勃愤怒了，冲着老Y问：“你说我整江青同志的黑材料，有什么证据？”更让彭勃想不到的是，老Y回答说：“整江青同志的黑材料是你叫我写的，送给了总政。”此言一出，满场皆惊，大家都知道老Y是彭勃老部队来的人，说的话还会有假？这会儿的彭勃真是有口难辩了，他闹不明白，曾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为什么会落井下石？接下来的揭发更让彭勃一头雾水。一位姓张的小车司机站起来揭发：“彭勃坐我开的小车，去过黄永胜家，搞了哪些阴谋活动，快老实交代。”“什么，我去黄永胜家？”彭勃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想，自己是徐向前部队的，以前和黄永胜并不认识，来北京后既没有工作上的联系，平时也没有什么交往，怎么会去他家？彭勃这才真正知道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3月26日，在全厂大会上传达了总政3月23日批准彭勃停职检查的批示。陈亚丁取代彭勃成了八一厂的实际负责人。

　　八一厂成立了彭勃专案组。彭勃被迫从办公室搬出来，被关到了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屋里有一床一桌一凳。桌子上放了一套《毛泽东选集》，还有写检查的笔和纸。

　　办案人员对彭勃说，平时只许出去看大字报，不许乱串门。彭勃头三天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想不通，一个三八式的军职干部，一夜之间就被莫名其妙地打成“反革命”，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可这怨案假案错案何年何月才能平反？　

一天晚上，他突然发现饭碗里多了两个熟鸡蛋，正在诧异，门缝里又塞进来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要坚持最后五分钟。他们是秋天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署名是：“一群众。”望着鸡蛋，看着纸条，彭勃一下子泪流满面，自己不是孤立的，群众并没有抛弃自己，他们在看着自己，自己不能给他们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