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合心文"父祭"（一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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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祭（一至五）    一、引与序    1990年8月24日（农历一九九〇年七月初五），父亲乘鹤西归，一瞬间17年过去了……  在老父去后的一个很长日子，我的情感辗转于：恍忽未失与已失，难以承认这一现实的真实与这一现实确无疑意之间。是生命之自然归去？或许是因作为儿子的我，过于自私和粗心，使父亲早早辞世？合理化与非合理化、自我安慰与深深自疚，自愤自抑。所有这些，都使我在这十七的年时间里，屡屡于梦境与现实两界天地之间，辗转反侧，难以自解自拔。  那个悲伤的夏天，与兄长、小弟办完老父之丧事之后，我便匆匆准备返回重庆，当携带幼子蹬上汽车去80公里外的玉屏搭乘火车时，老母亲及家人凄凄地站在车边送行，显然，大家都还没有从痛失亲人中恢复过来，也就是在哪一刻曾暗暗想：待天年闲暇时，定为老父亲写一篇生前记事，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所有亲人的哀思，而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其实，根本不允许等到所谓“天年闲暇”，在父亲故去不久，兄长便来信催促说可否为老父亲写点什么，兄长之催促一下让我看到了所谓“天年闲暇”有些不尽人情，因为如真的待到天年闲暇，恐怕就会成为几十年后以后的事了，况且，在这纷纭杂沓的现实生活中，世事忙碌，哪里会有一份真正的“闲暇”呢。  其实直观地看，父亲之辞世，与一般生命之逝去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在六十八春秋的生命历程中，有属于老父亲自己区别于那个时代一般知识分子的特殊的生活和生命内容，同时，作为父亲子女，我和兄长、小弟三人，也同样是基于中国那段特殊的历史，基于父亲传统中国文人的秉性，基于生长在那个贫穷落后大山里的家庭历史，点点滴滴，于是承领了可能是与天下其他父亲对待儿女所不同的养育生命的亲情。  记得在老父亲故去的第二年，也就是1991年的初冬，我当时工作所在的重庆市，扬扬洒洒下起了漫天大雪。据重庆人说，像这样的好雪，已然久违山城，记性好一点的人们恍忽还记得是1976年，即“文革”浩劫结束那一年，重庆下过一场大雪，一眨眼十五年过去了，重庆人再次领略到天降大雪的那种，既可以给人们带来美丽体会，但同时又会给人以肃刹的情景。据说，在“文革”浩劫中，重庆是全国少数武斗激烈的大城市之一，当然由此可知，也是生命屈死于这场民族自我戕害运动最多的城市之一。1976年，对于重庆的人们来说，虽然和全国一样，还没有真正从精神奴役中解脱出来，但人们毕竟从无辜的生命的抗中解脱出来，所以，那一场大雪对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出生，经历那场值得中化民族反省的生命浩劫的重庆人来说，可能是可以铭记一生的大雪了。  时隔十五年，重庆又一次下起了大雪，为这久违的大雪，一些年轻人纷纷乘车去南山观雪。不过，对于那些与我年龄相仿或稍大一些的重庆人来说，这场时隔十五年后扑面而来的大雪给他们带来的感受，可能与年轻的这一代重庆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在下雪的那天，我因公事与一个姓易的年纪比我大得多，也是从政府退休后被人民银行聘请来组建城市信用联社的老同志出差在去北碚，可汽车还在重庆市郊便抛锚了，我们只好坐在车内一边避寒，一边观赏窗外飞扬的雪花，同时也等待单位另派车来救援。闲聊之中说到了大雪，这位姓易的老同志在感慨重庆所不易见的大雪天气的同时，也说到1976年那场大雪，并讲到她有一阵反复梦见她的一位老上级，而这个老上级是文革中受尽折磨，在文革结束的1976年，也就重庆下起罕见大雪的那一年，匆匆离开了人世的。她说她前一阵回到原单位，向原单位年轻的同事们说起常常梦见老上级的事，原单位的人便提醒她，是否有老上级生前交待什么事情没有办。于是，她在同事们的提醒下把年轻时在工作单位的一些事从尘封的记忆中搜刮出来反复回忆，结果，还真有这位老上级生前所托的一件小事未能办成。于是，她又回到原单位，又给年轻同事们说了确有老上级所托之事未能办好的旧事，并作了一番解释，她最后说，自从当着原单位同事一翻解释后，老上级便从梦萦中便绝尘而去。  听了这位姓易的老同志这段闲聊，于是想起已然故去一年的老父亲。老父故去已一年有余，在这一年多时间中，我也每每在梦中与老父相见，甚至像老父在世时与老父怄气那样的事，也在梦中频频再现。也就是在父亲故去的第二年农历十月兄长生日那天，我们说到：如果我们能对老父亲的病早点引起重视，如果我们真正有勇气能不惧贫困，设法筹借资金在病兆之初就将老父亲送到省城的医院去检查，早些诊断出病情，老父亲是无论如何是不会如此早就辞世的，因为我们后来查了遵义医学院的病历档案，鼻咽癌发现于早期的，治疗存活最长的达17年。奇怪的是，自从我与兄长那次深深自责的讨论以后，就再没有像此前的一年时间那样，常常在梦中见到老父亲了。  　　说起来这也算一件莫大的憾事，就因为为父亲之早故而诉说了自己内心之苦，竟然再难与老父在梦中相见了。当听了那位姓易的同事说到梦中常见老上级的事前事后的故事，蹊跷之余，不免暗暗感慨……  关于老父亲之故去与生前事，从何处动笔，怎么写，这是我一直未想清楚的问题。要能以区区之笔记事，可能是有止有境的，可是要将亲情，以及亲情所背靠的那段历史，以及成为有良知的文化人以后，对那段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可能是不应该有的命运悲剧等，放置在这样一个记事的重要位置，可能就不是区区之笔可以写下的。  想去相来，除了以尊重生命、眷恋亲情的姿态，将比生命和亲情更为沉重的祭典之情写出来外，可能没有更好的选择。这些年，一直在大脑里整理和回忆从老母亲那里听到的一些关于老父生前的事情，可是，因为母亲与父亲之间的文化差距太大，父亲真正能告诉母亲的东西仍然是非常有限的，不过，对于任何个体生命而言，个性、文化、品格，一定是与他的生命脉络相一致的，而任何个体生命的脉络以与历史的脉络是相一致的，只是涉及到亲情、涉及到浸润着我们民放的传统伦理，如实记载，褒贬之间，妄议严命，不敬不孝之外，也只有请九泉之下的老父亲原谅了。    二、来与生    公元1923年农历5月17日，老父出生于贵州省沿河县晓景乡的一个偏僻山寨，这个山寨的人同属于一个侯姓宗族，全寨千余人口，分成10个村落散居在一条小溪的两边山峦中，父亲出生的这个名叫白鸡井的山村，坐落小溪南边山峦的半同腰中。我的祖父、祖母，均为地道的农民，从曾祖父下来，祖父辈有兄弟三人，以后每家又都是单传，所以，到了老父亲这一辈，仍然只有堂兄弟三人。老父曾经对母亲说到过他的童年，据母亲转述，父亲儿时颇受祖父、祖母骄宠，已是六、七岁上私塾念书的岁月了，课中回到家里，仍然要扑进祖母怀中吃奶。不幸的是，在父亲刚满七岁的时候，祖母患疾因无条件治疗，丢小年幼的父亲辞别人世而去。  父亲的童年基本是平静的，但过早地失去母爱，这或许算是父亲童年最大的不幸。处于在上个世纪初，整个中国都仍然很贫瘠，家乡一带属于中国的极偏远农村，面对贫穷、偏僻、落后，父亲童年那一辈，幼年失去父母的事例实在是太普遍、太寻常了。不过，单独就衣食是否充足而言，因为祖父辈时，从上一辈继承了几亩薄田，父亲的童年生活也还算过得去了。  不过，童年便失去母爱在父亲一生中留下的刻痕还是很深的，这种刻痕甚至影响到以后父亲秉性和命运。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件事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每年阴历十月十六日，是我祖父的祭日（祖父于1960年饿死于从父亲所在工厂返回家乡的途中），但不管家境有多么艰难，母亲在每年祖父祭日的这一天，都想尽一切办法，包括向邻里借钱，买来少许酒菜、钱纸、香烛，祭典已故的祖父一番。在我8岁那年，祭典祖父的那晚，父亲喝醉了，请来陪父亲喝酒的客人将我父亲扶进了里屋。一会儿，躺在床上的父亲叫我，我应声走进里屋，发现父亲在床上流泪，我一下惊呆了，长那么大从未见过父亲流泪，甚至在幼小的心灵里，一直就认为父亲是不会哭的。父亲把我叫到床边，然后问我：“果我和你妈不在人世了，你怎么办？”听父亲以后，我差点被吓哭了，我以为父亲马上就会死去……，此外，在那么小的心灵里，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会失去父母亲。以后长大了，懂得理解人世的时候才知道，在父亲的内心里，一直有两块沉甸甸的伦理巨石，一是祖母早世，母爱尽失，二是在1960年那场灾难中，再次未能保住祖父的生命，而最终失去尽孝的机会。这种事情对于我们现代人也许不得什么，可是，父亲毕竟是旧时代的文化人，二十四孝图的那些感天动地的孝举，从小就由私塾先生、父母辈灌输进了思想里，所以，面对如此人伦打击，岂有不将这些事铭刻于灵魂的。  大约是老父亲童年时颇有学习的天资，8岁时便送去寨子祠堂里开的私塾识字和学习。以后到了16岁的时候，显然，私塾已不足以满足父亲学习需要。祖父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村人，认为只要识几个字就行了，所以，并没有打算让父亲再在学习上深造。但父亲学习的天资被大爷爷（祖父的堂兄）看中了，于是鼓动着祖父将父亲送出大山到外面更高级的学校去学习。祖父觉得父亲术小，加上意识比较落后，极不愿意让父亲离开家，于是以贫穷为理由，拒绝送大爷爷的主张，可是，当时大爷爷在族里很有威信，而且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优裕，于是大爷爷不顾祖父的反对，答应以借贷的方式，负责父亲出外求学的盘缠资用，祖父无奈于执拗的大爷爷，最终答应让父亲一人外出求学。  在我的记忆中，老父亲一生很少说起家乡的事，尤其是他小的时候的事，当然也包括他长大成人后在外面闯荡的那几年的生活，能知道的那么一点零星事，也多是从母亲唠叨中悉知的。根据母亲讲述的内容分析可知，一部分母亲也是从祖父和在家乡生活那几年从亲戚那里听来的，另一部分便是母亲与父亲共同生活以后自己亲身所经历的。而真正属于父亲自己独闯的生活，母亲知道的却非常少。今天回想起来，依稀记得在我一生处在开始记忆但整体性格仍然处在孩提状态的时期，父亲偶尔会向我说起一些关于家乡、关于他自己年轻时的一些事。  小时候听得最多的，便是父亲给我们背诵侯氏家族字辈谱，“再天云梦显，思祖广东兴，德胜加中正，世守万年春”，父亲背诵的时候，受家乡方言的限制，总要把“显”字发成“醒”的音。不知是不是担心我们有一天会把侯氏家庭辈份秩序给忘了，所以，每每背诵完毕就还要告诉我，说我们三弟兄这一辈是“天”字辈，是辈份轮回后的第二辈。其实，即使是到了现在，我也难以说清楚这20个氏族辈字，是否就是我根据父亲的口述所记下来的上述20个字，因为父亲也从未将这20个字写到纸上过。到1969年，我随母亲被遣送回农村老家，才发现村里的人们几乎全都是靠口头方式，一辈一辈地向下传递这20个字，即使到了新的社会，名字的书写要求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高了，但我估计家乡的人们也只是以随机的方式，只要发音选对了，于是就约定俗成地使用某个汉字。  　　1941年的夏天，刚满十八岁的父亲，独自一人走出了大山，到与广西交界的贵州省榕江县，投考当时由国民政府创办的贵州国立师范榕江分校。有关外出求学的这段经历，也许就是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生命与生活体会，而可能也正是因为一点，父亲的这一段经历，也成了我们悉知最详细的，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生活内容。在这段生活经历中，父亲一共给我们讲过两件事，似乎这两件事就囊括了他走出大山出求学后的全部艰辛。父亲讲述得较为沉重的，是一件发生在他榕江县投考途中的事。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贫穷，效能也不发达，山里的人外出几乎都是徒步，只有家境非常富裕的人家，才可以骑马远行。后来我计算过，从沿河县地处深山的老家，徒步到与广西交界的榕江县，要走数百公里左右的山路。在父亲独自一人徒步前往榕江县的途中的一天，因为中暑父亲病倒在途中的一个小村镇上。据父亲说，病发作得非常突然，就是在他行走山路过程中，突然就倒在路边上，口吐白沫，人事不醒。好在碰上干完活，回不远处村镇上吃晌午饭的好心人，他们将父亲带到镇上，采用桐油、铜钱刮背，也就是现在的刮痧等土办法急救，终使父亲缓醒过来。以后，在那个好心救治他的人家住下，经过半个多月的将养，父亲最终才得以从死亡线上恢复过来。  　　另一件事父亲讲得较多的是他考取贵州国立师范榕江分校后所经历的事。按照民国时期进入国立免费中级学堂学习的有关规定，凡通过文化考试被录取的老考生，正式上课前需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劳动集训。集训是极其艰苦的，考试入学时正值酷暑盛夏，校方给每一个通过文化考试新入学的学生划定一块土地，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人工翻地，并种上蔬菜或其它校方规定的庄稼。父亲描述得最生动的要数关于烈日下干活的各种艰辛，据父亲说，一个多月集训下来，整个头皮晒成了蜂窝状，太阳暴晒后，头皮上形成的疮痂几乎可以整块揭下来。也许正是这段生活经历锻炼了父亲，一下子真正从一个多少还有点稚嫩的少年，转变成了一个成熟且能吃苦的男子汉。也许也正是这段经历，影响了父亲未来的一生，当然，最突出也是让我们最受到的就，在以后长达数十年的艰难岁月里，父亲承受住了极度的贫困和长时期的政治打击。    三、罪与罚    父亲于1943年秋天学成毕业，并于当年回到沿河家乡，作为当时在贫穷落后的家乡为数极少、并且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年青知识分子，父亲与少数有着同样在外求学经历的家乡弟子，毅然在乡政府所在地──晓景办起了新式学校。  在那个贫穷与落后的年代，在那样一个偏远的农村，要支撑起一所新式学校，对于刚过弱冠之年父亲来说，其艰辛是可想而知的。在那个时代，能送孩子来新式学校的家庭是很有限的，由于家乡一带贫穷，孩子的教育启蒙时间也晚，送来读书的孩子的家庭也基本是当地一些乡绅、地主。据母亲转述，有的来上学的孩子有的年龄与父亲相近，个子比父亲还大。  在我们老家那样的偏远山区，人们读惯了旧式私塾，而私塾一贯是用实物缴纳学资，主要是粮食。并且，在一年中具体什么时候缴纳学资，还需要由当年收获不同季节的丰欠来确定。但新式学校不同，因为请来老师都是些受过新式教育的老师，有的老师甚至是家在很远地方的外地人，所以，教师的酬劳是以工薪方式按月发放，这就要求学生必须以现金的方式缴纳学费，并且必须在入学前就一次性缴足。可是这在家乡是很难为学生家长们接受的。所以，作为校长的父亲，不得不常常为收缴学费来发放教师工资费尽心思。据母亲说，有一次父亲去陈姓家族中的一个乡绅家里催收积欠学费，结果学费未收到，反而遭到陈姓族人的殴打。  　　父亲生前几乎从不向我们提到他的这段经历，只在偶尔酒有过量的时候才零星地说一点。据后来的情况分析，父亲当初回到家乡兴办新学，原本是其个人抱负的，只是当真的回到家乡，面对物质贫穷、意识落后的现实时，父亲才发觉其抱负实现的条件与愿望相去太远太远。  　　收取学费被陈姓家族殴打一事，让血气方刚的父亲负气在家呆了很长一个时期，其与他人创办的新式学校也从此夭折。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调整后，父亲终于决定离开家长到外地去闯荡。1945年，也就是父亲二十二岁那年，经人介绍，父亲二度离开家乡，到了四川重庆巴蜀中学任教。  也就是在父亲去重庆巴蜀中学任教的第二年，即1947年，父亲与正处在困境中的母亲相识。母亲是在与父亲相识的头一年，为了逃避追债，丢下幼子来重庆，原本是要想进入当时的重庆市李家沱第四纺纱厂当纺纱工人的，后因为年龄和身体的缘故，母亲未能通过入厂考试，于是经人介绍，暂时寄居在父亲任教的学校当工友，干些杂活。  按照家乡旧俗，在父亲还身处襁褓时，便由祖父母做主与十里外的一位田姓姑娘定下了娃娃亲。父亲从榕江县学成回家乡后，遵照祖父之命与田姓姑娘结了婚，并生下一女，不幸的是，女儿出生后没有多久便夭折了，就在父亲二次离开家乡后不久，这位我们只是听说而未曾谋面的先母便郁郁得病，并在不久便辞别了人世。  父亲与母亲于公元1948年秋正式结为秦晋。1949年初，独居家乡的祖父屡屡托人带信给父亲，催促父亲回沿河老家，但时值解放前夕，重庆局势动荡，父亲也因为没有老师来接替其工作而迟迟不能动身。到了一九四九年夏天，祖父托人带信到重庆，声称自己身患重病，要父亲赶快回家。父亲经不住祖父催促，加之考虑重庆正值解放前夕，城市较为混乱。父母商量后，决定借此机会请长假回老家一趟，一来可以避一避硝烟，二来也可以聊慰一下祖父的盼子之心。  1949年春天，父亲带着已怀有身孕的母亲，经四川綦江、贵州遵义、思南、德江回到沿河老家。  经历了半个月的艰辛中途后，父母亲回到了家乡同，也是回到了家乡才得知祖父屡屡催促父亲回家乡一事，乃是大爷爷的授意下安排的。按照大爷爷的想法，父亲既然饱学诗书，便应该做官从政，显耀门庭，为家族争光，岂可一辈子在外做教书匠？  回到家乡后，父亲以旧知识分子的倔犟拒绝了大爷爷的安排，洁身自好，远离官场，并在村头宗庙里开了一寓私塾，重新开始了教书生涯。从今天去看到父亲一生的经历，也许让父亲未能料及的是，这一次匆匆返乡，不仅成为他一生抱负落空的起点，同时也成了厄运从此纷至沓来的开始。  1950年冬，沿河老家解放。作为当时家乡偏远农村少得可怜的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父亲被的新政府看中，不久便加入了政府征粮队，参加了沿河老家解放后第一年的大规模征粮肃反工作，此后，因工作成绩突出，于1951年调沿河县财务科（县级财政局的前生）工作。  1952年秋天，大规模“三反”运动在全国开始，不久，运动的波浪荡及父亲工作所在的这个偏远的山区县城。上面派来打老虎的“打虎队”给县里下了一批“老虎”指标（贪污分子的别称），作为经手全县财力核算的父亲，自然而然地成了必须打掉的“大老虎”之一，加上在乡下还有一个因为多有几亩田土而当上了“大地主”，并在解放后不久被枪决的大爷爷，政治上有说不清产道　不明的出生问题，父亲自然也就在劫难逃了。  1952年初，结案之前经“三反”运动复查小组复查，最后认定事实有三件：一是用公款为七个区各区长代制衬衣一件，未及时收帐办理财务结算。二是地区行署办理年终决算出差时，受同事之托，但因个人无钱而用公款帮同事代买了一斤毛线，因为托买人未及时付款而没有及时抵补公款办理报销。三是召开全县工作会议的会议经费未及时计入账结算。前两笔款项共计合旧币34万元，也就是新币34元，至于第三项，完全是个手续问题。至于引外的罪名，纯属子虚乌有。  　　可是，当时我们国家并不是一个法制社会，政治运动是高于一切的东西。如果完全按照复查后的事实认定，上级下达的给这个县里“老虎”指标就无法完成。于是，当时完全听命于政治运动的所谓“三反法庭”最后对父亲做出了一个与复查事实完全相悖的判决：服刑两年，赔赃款100元。  　　判决下来后，母亲几乎当卖了所有的家产，最后，由于实在无法凑足这100元的所谓“赃款”，生活在乡下的祖父，不得不卖掉了当年的全部口粮。据母亲说，当时还不满三岁的兄长，虽然仅仅有两条裤子，但为了筹款赔“赃”，母亲不得不当卖了其中一条。  　　这一判决，对于父亲自己而言，虽然形式上只等于两年的人身监禁，可是在那样一个非法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仅曾经的个人抱负从此灰飞烟灭，在随后的几十年岁月，几乎承受了政治上的终身禁锢，也是后来我上了大学后，在学习经济之余，研究一点政治哲学，尤其是研究古希腊和古罗马政治文明才知道，一个国家真正具有主人地位的政治概念，应该是公民概念，按照世界通行的规则，公民因触犯法律服刑，但法律规定的服刑期一结束，公民身份就自然恢复。可是，在中国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严格意义上老百姓，并不具有作为国家主人至高无上的公民宪法地位，所以，一个老百姓如果出生“不好”，比如祖父辈有几亩田地而被划分成份为地主或富农，其子孙几乎就等于失去了公民权，当然就更不要说在政治运动中曾经服过刑的人，只要有了这样的经历，实际就等于终身失去了公民权力，并因此而倍受歧视。　  在那样一个畸形的历史条件下，对父亲的这一判决，绝不仅仅是对父亲一个人的。尤其是对于包括我在内的三兄弟而言，这一判决几乎就是一场要要用我们的命运来支付成本的难以言尽的灾难。除了在将近二十年时间里，历史强加给了我们心灵上的深深屈侮，和生活上极度贫困外，更重要的是，有些触及灵魂的东西，一直残留在我们的心灵里，影响着我们的一生。1968年，也就是文革开始的第二年，我的兄长初中毕业，尽管他在学校学习成绩优异，但在“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政治口号下，他被排斥在了继续受教育的机会之外，从此不得不接受挹郁、贫穷、落魄而病困的生活命运。对于我自己而言，尽管在改革开放那样一个历史临界点上，很偶然的因素，我抓住了那仅有的机会，于是从大学本科读到了硕士研究生，从硕士研究生到博士研究生，尽管在读书求索过程中，也不断的修养和反思自己，但是，正如20世纪早期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总结的那样：人的命运，是他自己个性的产物，而人的个性，又是所处家庭和所处历史的必然产物。1983年大学毕业后，就工作而言，进进出出，一直辗转于政府机关和准政府机关的国有银行，用才而不得法，个性而遭忌，处处感到不适。我没有权力去责诘我工作所面对环境，更没有权力去置疑我们社会运转，在关于人才问题上的各种制度和机制是否真的存在着某种弊端，我唯一可以做的，只能是在大量的政治、哲学、历史和法学知识的阅读中，进行充分地自审，在自审中真正发现自己的性格缺陷。经历过了长时间的自审自视，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我所持有的个人事业期望，是得不到自己的秉性支撑的。于是，在2005年的初夏，毅然从准国家机关式的国有银行辞职而去，到了相对于垄断式银行而言，收入水平相对极低的大学去教书。  　　其实，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用历史的方法去分析和看待问题，今天我们所具有的一切，无论是有利于自己的事业期望，或是无助于甚至有碍于个人事业期望实现，都应该分别以两种客观的人生态度去看待，首先，如果你自认为是有社会正义感和责任感的文化人，那么从长远的观点去审视社会，你可以剖析出一万种环境、制度的原因，甚至用你所积累的知识和所具有的智商，去呼吁社会创造更加科学，更加公正和公平，更加务实地使用人才的制度和机制。但如果我们将一切问题放在短期里，并深究作为个体人的自己，事业期望成功或不成功的原因，那么，最好或最有效的方法便是从我们自己的性格成型的那段生命历史、那段生活去总结，如果你还有着可以依赖的青春，那么，你为了个人的事业期望，试着改变或调整你自己。如果你已没有大把可为你自己使用的生命岁月，而且也不再愿意通过改变来在个性上塑造出另外一个自己，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寻找到一个与自己个性形成冲突的机率相对较小的环境里去生存。  　2005年，自己“弃富适贫”，离开了自己个性冲与之冲突较大的环境，也算是一种选择，虽然于个人抱负而言很有几分无奈的色彩，可是，生命和生活毕竟因此而变得轻松起来。从社会伦理道德而言，人不能勉强别人，像孔子说的那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从明智而灵魂自洁而言，人不能勉强自己似乎更为重要，所以，将孔子的传统名言这所稍变而成为现代生命名言，那便是：己所不欲，勿视于己。透过这次生命选择，让我同时也看到了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关于人的倩命运逻辑断言的真理成份，因为，我今天的选择，实际也就是那段历史下家庭命运影响地延续，而那段历史下的家庭命运，实际也就是由父亲不幸的政治命运来决定的。    四、贫与困    　　文化大革命到来之初，我年纪不过十岁，也就算刚刚懂些世事吧，还有多少次，从窗户里看到批斗学习会上可怖的情景：有的人一不小心就会莫名其妙地被揪到前面的台阶上，被粗大的绳索捆来，两个同样身份的人（甚至有可能前两天他们还被抓出来批斗过）用粗壮的手摁下被批斗者的头，另外的人，拿来早已准备好的、由细细铁丝套成颈圈的、重达二十斤的木牌子，挂在被批斗者的脖子上，不一会就会看到那细细的铁丝，深深地陷入到被批斗者的肉里。还有的人因为不服批斗，被人用粗大的钢钎穿过捆绑在身上的棕绳，然后由两个人使劲地入往上掀，直至将被批斗者掀翻在地。每每此时，便听得到被批斗者痛楚不堪的嘶叫。  　　那时候，我最担心的就是父亲也了，担心他也会遭此身心的凌辱，于是总会在那种情形下把恐惧的眼光转向父亲，父亲总是深深的沉默与漠然。一些人因为被莫名其妙地掀翻在地，遭受身体摧残和精神凌辱而痛不欲生，另一些人则为打倒了别人而欢呼雀跃，但没有人会为另一种情景担心，因为很多时候也可能就在第二天，“集中营”的人物角色会翻转过来：昨天还作为打手凶狠摧残别人，为别人受辱而欢呼雀跃的人，眨眼间就莫名其妙地被昨天被批斗者掀翻在地，承受着同样的摧残和凌辱。父亲在任何时候都是沉默，那些批斗会上的残酷事，他也从不拿回家来说，一张刀削斧砍、凌如悬壁的脸从来就没有表情。以后上了大学，慢慢地懂得历史地去看待问题，终于理解到父亲之所以在身体上逃过了那些残酷的打击，原因就在于他那始终的沉默，父亲毕竟是那个群体里少数受过正规教育，而具有较高文化的人，从过往在“三反”运动中，政治运动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曾经早就让他看到人性被愚弄的残酷现实，于是不愿再表述什么，一切愿藏于心底。文革结束后，我在报告文学上看到了关于张志新因坚持自己的信念而被残忍地割破喉咙，并折磨致死。比较起来，似乎我那时见到的父亲生活中的那些人性尽失的事例又算不得什么了。今天想来，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为什么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还会出现因为意识不宽容而导致的生命惨剧？它的文化和制度性根源究竟在哪里？我们这个民族要如何才能在未来的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效地避免这种人间惨剧再发生？所有这些都应该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认真思考的。  历史走到公元1969年冬天，政治上的迫害和生活上的奴役进入了更为残酷的时期。父亲的工资被减到15元，与此同时，母亲和我们兄弟二人被遣往农村老家。全家人默默地回到了那个经历数十年之别，四壁空空的老屋。得到单位管制者的特许，父亲亲自送我们回到沿河老家，由于父亲并没有真正的自由，所以，送我们回到家乡后，匆忙安排了一下我们母子三人的生计，便又踏上了归程。  那是一个初冬放晴的早晨，而且也是一个红枫叶飘落的时节。吃过由堂叔家为父亲准备下的饯行早饭后，太阳已覆盖到了村子所处的整个半山坡，父亲一一与大家道别后，背上他来时随身携带的简单行囊启程。父亲那时年纪不过四十六岁，但是，即使是站在很远的地方，也能看到父亲已显花白的头发。父亲仍然穿的是那件从回收废旧劳保用品仓库里廉价买来的旧棉衣，背上还依稀见到破旧棉衣买来后，由母亲亲手缝制的一块块的补丁，帽子也还是那顶从废旧劳保仓库廉价买来的早已泛白的旧棉帽。母亲、弟弟和我以及堂叔全家，都站在老屋大院边上，目送踏上归程的父亲。当父亲走到大爷爷家老屋的石梯下时，才回头对我们挥了挥手，那挥手的情景到今还在脑海里无法忘却。现在已经想不起在回矿山之前父亲都对我交待了些什么，唯一能记得起的是在父亲回矿山的头一天晚上，坐在堂叔家的木制火坑上的父亲对我说：母亲身体不好，要多为母亲做点事。  回家乡是我稍懂世事以后第一次离开父亲，或许内心有许多感受，但毕竟在那个矿山蒙受的屈辱太多，尤其是在小学毕业的那天，班主任宣读了还可以继续读书的同学的名单，其中没有我，并说凡是家庭成份不好、出生有问题的学生都不能再来学校学习，因为“教育是只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可我是全班成绩考得最高的学生，当那位叫喻高玲的班主任念着可以继续升入初中上学的名单时，我总觉得她看名单的眼睛，不时侮辱性地盯着我。当我走出教室时，那些所谓的“无产阶级”子女喜形于色，甚至用不屑和嘲笑的眼光看着我们这些因为家庭成份和出生不好，即将辍学的学生。那情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所以，离开父亲到乡下，本来应该包含着的凝重亲情，但由于离开那个除了给我幼小心灵留下屈辱，其它什么也没有的矿山，自己完全被有一种“脱离苦海”的兴奋所淹没。  就在我们离开那个矿山不久，父亲和一批曾经有过复杂人生经历的人，全部被送到一个较为封闭的矿区隔离劳动，在这个集中起来的隔离区，除了白天下矿井干繁重不堪的体力劳动外，更摧残人的是晚上下班后没完没了的精神奴役。相对于有父亲同样遭遇的这一辈人来说，无产阶级专政被那个年代，和那些善于从事人性奴役的人们，浓缩成了这样一个令人恐惧的命题：一部分人应该永远被打倒，永远接受人格与身体的摧残与打击。“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是最高指示，同时也成了那个时代的一些人奴役生命的武器。许许多多的人们，他们有国民党时期的军人，有成份为资本家的人，也有解放后历次运动被打倒的政府干部，甚至也有纯粹就因为有知识文化而被关押起来的人。封闭式劳动审查，实际就相当于是“没有判决”的服刑，一些不堪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折磨的人，在自杀、重病不能医治早故中匆匆西去。  回到家乡后，以半劳力为标准参加生产队里劳动了两年，到1971年，母亲实在不忍心我如此年纪就辍学，于是找到生产大队的书记和队长，这些人的所谓“阶级立场”虽然也不能幸免于那场人性尽失的“文化革命”，但毕竟都是侯姓宗族下的人，多少还是有些眷顾之情，于是给我母亲开了证明，推荐到公社的附中去继续上学。于是，母亲拿着生产大队的证明找到了公社书记。我还记得那一任公社书记名字叫田丰武，在今天看来，这个人可能是那个时代的另类，当然也可能是在那个大潮中能够保存着人性良知的不多的有权者之一。他同意了大队的证明意见，并对母亲说：“毛主席说了：‘唯表现，而不唯出生’，他还是个孩子，怎么能不读书呢？毛主席也没有说，父亲历史有问题，孩子就没有受教育的权力。”于是欣然在生产大队的证明上签了字，并亲自督促公社文书在证明上面盖了章。母亲回来后向我讲了这段经历，听了母亲的讲述后，一是暗暗为我又能上学而高兴得几夜没有合眼，二是有一个问号在幼小的脑子里萦回很久：我从矿山被赶出学校的时候，那个姓喻的女老师说得很坚决，“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服务”是毛主席说的，我是资产阶级出生的（贫困得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资产阶级），自然是没有受教育权力的。可是，这位对于我来说，就如恩人一般的公社书记，说我有读书的权力的那些话，居然，那样的话好像也是毛主席说的，我那时真的太小，这样的问题，总是从一开始就把我扔进迷糊不清的深渊。  在家乡农村上学的几年，父亲靠着自己三十几元工资，加上兄长在外面做点零工，就在那个矿山上养活着全家四口人。在这一期间，一个人在乡下，常常还是思念父母和家人，可能父亲也看出了我这种幼小心理不可避免的反映，所以几乎每半个月就要给我写一封信，所以，在公社学校住校学习的三年多，真正让我每天企盼的同时也是能让我高兴得起来的事，就是收到父亲的信，因为只有这个才能让我感到自己离亲人们很近。父亲给我的信很短，写信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说说矿山生活的情况，当然主要是说家里人的情况，二是告知我一些人生事理。记得还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常常会在一个较为固定的时间，把我和兄长叫来坐下，说很多与日常生活有关，但又不纯粹是日常生活的道理，包括学习、生活习惯、品德、行为。关于这一点，很长的时间里我都没有真正的理解，一直到1990年，父亲患癌症在遵义医学院住院，我去守候了他的一个月，在他放射治疗解除疼痛后，我常拉着他去教学区的散步，散步中父亲几次说到关于孩子教育问题，因为那时候我的孩子已经四岁。在兄弟来接替我照顾他，我要返回重庆的头一天，父亲终于郑重地对我说：“古有‘课子’一说，孔子所谓：子不教，父之过，其实就是说天下父亲须尽‘课子’之责，锋锋（我儿子的小名）虽然还小，但已经要开始懂事，所以，你也到了该尽课子之责的时候了”。也是父亲的这次话，我才真正开始体会，为什么在我们小的时候，隔一段时间父亲就会将我们兄弟几人叫来坐下，很正规地说一些在当时听来有些太大的“道理”，其实，他那是在遵照“课子”的古训，尽其作为父亲的责任。在我独自一人于乡下读书的那个时期，尽管物质和精神条件是那样恶劣，父亲还是不忘给不在他身边的我写信，唠叨亲情、讲述道理，这可能就是父亲这样的传统文化人，为人之父，遵古训而不敢丝毫懈怠的体现。  1975年秋天，我中学毕业了，公社附中共毕业45名学生，尽管我的考试成绩无可争议的是全校第一，但最后校长在宣布去区里上高中的19个人名单中，再次没有能念到我的名字。也不用去问了，仍然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这句政治口号的原因。虽然与1969年那次，为同一个原因辍学，不过感受上却是完全不同的，没有第一次辍学时那位姓喻的女班主任不屑的语气，也没有那些因“无产阶级”出生而可以继续上学的同学的趾高气扬，农村的同学都很纯朴，尽管也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没能继续上高中，但毕业的那天，同学们还是分别向我道了别，问了一下今后打算，我们的班主任，甚至所有的任课老师，都跟我道了别，问我毕业后是不是要回到铜仁去（父亲矿山所在的地区名），所有的老师都为我有如此好的成绩而不能继续读书而惋惜，而没有一个老师像矿山上的那个姓喻的女老师那样，认为我的辍学是天经地义的。今天以哲学的观点想来，这可能就体现的是前卫与世俗，落后与纯朴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  毕业后，父亲顶着可能会更加增添其持家的困难，毅然决定让我前往矿山跟家里人一起生活。在铜仁的家，是由母亲、兄长帮衬父亲来支撑的。由于在城市里没有户口，于是像我这样的人，有了一个可能让世界都无法理解的身份－“黑人”，在那个时代，“黑人”除了没有应有的公民地位外，最重要的生活特征有两个：一是没有粮食供应。计划经济时期，没有别的渠道获得粮食，农民们如果将自己的剩余粮食拿来卖，被称为“黑市”，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市场管理委员会是要抓人和没收粮食的。说真的，真不知道当时的世界是怎么啦，我们的那些饱读马克思著作的政治家们，怎么就会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找到这样一个理论依据，凭着这个理论依据，可以将农民为换得买盐的钱而出售一点粮食定义为“资产阶级”反革命行为而必打倒为快。二是“黑人”没有住房待遇，所以在矿上，只有我父亲分到的不到12平米的住房，这就是一家五口人的居住之地，好在矿山当时有的是石头和矿渣（后来才知道，炼制水银的汞矿矿渣虽然可以用来代石灰，但却包含着很强的汞放射，而这是最典型的致癌之物），于是在屋前屋后建一小间供放床之用的小屋还是可以的。  　人可以不是正义的，社会也可以不是正义的，但天却应该是正义的。我们全家仍然能在狭窄的社会中找到赖以生存之路。当时“农业学大寨”风起云涌，加上矿区采矿手段落后，在采矿场地与轨道运输出矿洞的过程中，大量要通过人力来担矿石，所以，需要大量的竹编撮箕，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四个“黑人”，需要大量通过购买高价粮食来生活的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生存的机会。当时一对撮箕可卖四毛钱，当时的黑市粮价大约是五毛到六毛一斤（国家粮站供应粮价为一毛二分钱一斤），所以这样算下来，大约一对半撮箕的价格，可以买到一斤粮食。编制撮箕的原料主要是山竹和合适的灌木条，当时农村还是生产队体制，山林管理并不那么严格，所以我们所需要的原材料可以自己上山去砍伐，所以我们编制的撮箕几乎是没有成本的。当然，那些大山里，生产队还是派了人看管山林的，只是在那样一种体制下，责任是模糊的，所以，大多数看山的农民也并不那么认真。即使他们要认真，最大的惩罚也就收缴我们的当天砍伐的山竹，并收缴我们的砍柴刀。那时一周只休息一天，所以每逢周日，父亲便带着我和兄长到属于湖南凤凰县境内的大山上去砍山竹和小灌木，而且这一天必须要把一周的原料备齐。剩下六天的时间，白天母亲和兄长破竹篾，打木架子，晚上大家一起开始编织。父亲一般是九点钟后才能从“精神集中营”学习回来。父亲回来后，立即就坐下与我们一道编编织，一直要到深夜十二点，按照米价计算家庭的生活费，每一天要完成二十对撮箕的编制，然后集中起来每半个月卖一次，一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才能算是可以得到保障。让我记忆最深的是，在卖掉撮箕的那一天，家里一定会小小地改善一下生活。母亲是管家的，只要一拿到钱，无论如何也会花上几元钱，为爱喝酒的父亲打上半斤白酒，弄点带肉或鸡蛋，让辛苦一个月的老父亲改善一下。在我跟随父亲生活的那些年份里，因为生活压力的缘故，很少能看到父亲有一丝笑容，也很少看到父亲有更多一点的话语。只有在这种时候，我们才会见到父亲多少有点高兴的神态，两杯酒下肚后，话语也会多一些。  这样大约支撑了一年多时间，到1976年底，编制撮箕的事情已经无法再做下去，一方面是附近生产队山林管理开始严格了，很难再去山上砍伐山竹了，于是我们从过去自己去砍伐原料，变成了从农民那里购买原料，撮箕的成本也自然就提高了许多。另一方面由于那时候到工厂里来等待户口的“黑人”家庭不只是我们一家，贫困的家庭很多，所以编制撮箕的家庭也逐渐多起来了。按照今天商品经济的说法，产品出现了供大于求，售卖产品可赚利润少了，而且也经常有卖不出去的情况。全家放弃这个生存手段后，经人介绍，兄长和我去参加民工队做小工，虽说收入很有限，但可以勉强糊住我们自己这张嘴巴。母亲呢，也在工厂里帮别人家带孩子，也就是今天的保姆，一个月可收入十几元。尽管如此，全家人的生活还是朝不保夕，全家的生活时时要靠借债来搪塞。在我的记忆中，在矿山生活了的数十年中，包括我和母亲还没有被遣送回家乡之前，我们一共搬迁了不下五个车间，但我们家每搬一个车间或矿区，周围的邻居必是我们家的借债对象。父亲在家是不管经济之事的，他也从不去领工资，除非母亲不在家。那时领工资需要携带私章，父亲的私章从来都是在母亲手里。借债的事，父亲更是不会去做的，不过有一点好，父亲人缘好，他的同事、家庭的邻居相处都很和睦，所以，尽管是每次都是母亲出面去向人借钱，但别人所看的面子多是父亲的人缘关系。关于父亲为什么从不去领工资，我没有听他本人说过，但母亲说过，原因是父亲不愿见那些发工资的另一个“阶级”的人们的趾高气扬面孔。    1977年，是我从农村回到矿山过的第二个春节，还在腊月中旬头上，工厂的那些有户口的人们，便纷纷开始筹办年货。那年下半年，因为没有找到包工队，我在家呆了两个月没有工作。到了腊月三十，清晨起床，便听父亲和母亲在嘀咕，细一听才知道，与父亲较好的一位姓包的邻居，答应借钱给我们过春节，但邻居说要到下午才有空去银行取钱，父母亲担心腊月三十银行关门早，但又不好去催促别人，于是嘀咕这事。吃过早饭，家里还是冷冷清清，只有等到下午邻居告诉父母亲，说钱取到了，才能去置办过年的东西。无所是事，于是去矿部的篮球场打球，一直打到下午。父亲终于来叫我回家吃年饭，看父亲说话的表情，我估计那位邻居把钱取到而且借给我们了。不过，就在从球场回家的路上，猛觉察到父亲与环境之间的巨大落差，从他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的欢天喜地，衣着光鲜，可我的父亲呢，他仍然穿着从厂里废旧劳保用品仓库里低价买来，经母亲打上无数重补丁的旧棉袄，脚下履的是一双经母亲千缝万补但仍然破旧不堪的棉鞋，老父亲即使是剃光了头，而且因天冷戴一顶洗白了的旧棉帽，但仍然能从帽沿下看到已然花白的发根。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走路姿势一直挺胸笔直的，这时候才突然发现，父亲走路时后背已经有些轻微地下躬了。  1978年10月，也就是在四人帮被打倒后的第三个年头，我们全家的户口才最后一批得以解决，从头上脱下倍受歧视的“黑人”帽子，对于我们这样已经因为长期的政治凌辱而麻木的家庭来说，也许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有了户口就可以从粮店里买到低价的供应粮。  也许是因为一下子松弛下来的缘故，父亲从这一年开始，慢慢染上酗酒的习惯。在这一期间，在我和父亲之间，发生不了两件较重大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我提出来用半年的时间复习考试，不再去外面打工，父亲颇有些不愿，因为家里当时仍然非常困难，经济上还处在还旧债阶段，需要我和兄长二人打工予以补助，可我仍然违背父亲意愿，不顾家境艰辛，拒绝去包工队打工，呆在家里复习了近三个月。第二件事便是1979年我从头一年报考中专，改为报考大学，在临考试只有两个月时间的时候，我突然间将这个决定告诉了父亲，为此，父亲很是生气。在父亲看来，我不过就在农村一个谈不上什么教学质量的公社附中念了一个初中，要考大学，谈何容易。如果考中专，把握当然会大，那时只要考上了学校，家里不需要太多负担，全是公费，而且包分配，所以，只要两年毕业后就可以立即参加工作，也就可以为父亲分担这个经济上沉疴重重的家庭。    八月中旬，高考分数从地区送到了我所在的工厂，分数达到工厂的第二天早晨，我跟往常一样，早起去工厂食堂的开水房打开水，在路上的时候，我突然发觉人们用一种异样和崇敬的眼光看着我，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人们怎么会这样？从农村以“黑人”身份回到这个曾经让我的情感充满着仇恨的工厂已经整整四年，在这四年中，我参加过工厂道路维修，为工厂的住房翻过瓦，为工厂的很多厂房堆砌过石增墙，曾经上山砍柴来卖给工厂里的很多人家，每天早晨在太阳还隐藏在大山里的时候，我就要去打工的工地或山里。在路上相遇的所有上学的学生、上班的成年人，他们都不会正面地看我一眼，如果要看，那也一定是以鄙夷不屑的眼光从我又脏又破的工装上一扫而过。  中午，父亲带着一脸喜气回到家里，说他办公室的科长告诉他说，你们家老二的高考分数昨晚到了厂里，全厂文科第一名，全地区文科第九名，而且还可以报读外省大学，并向父亲表示祝贺。我的考试结果，在矿山的确引起一阵不小的轰动，因为他们怎么也想不通，在他们的记忆中搜索来、搜索去，都只知道侯家有一个穿着破烂、蓬首垢面、起早贪黑地在外打工或砍柴卖的二小子，怎么也不会相信会参加高考，而且还考取如此高成绩，还要到省外大学！对于这件事，老父表面上虽然没有说得太多，但内心里的高兴还是可以感知的。  就在我上大学的第三年，为了让兄长早一点项替工作，父亲从工作岗位上提前退了下来。从这时开始，父亲渐渐变得急躁、乖戾，酗酒也越来越严重了。父亲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实际也就意味着彻底从整个社会退了出来，而且还是抱着一生一事无成的遗憾退出社会的，加之更年期的到来，父亲的性情一下子从过去的知理、大度，转变到了易怒、烦躁和固执。  　　不过，在我读大学期间，老父继续给我写过很多信，继续尽他作为一个父亲的课子之责，关于如何理解社会、如何理解亲情、如何理解人生，思路仍然是十分清晰的。只可惜在我毕业离开学校时，将父亲给我的一大堆信件，少说也有几十封，全都付之一炬了，虽然今天想来没有保留这些珍贵的父亲遗作，实在是一件天大的憾事，但当时这样做的理由是似乎还是很充分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那时候我们家住在矿区，记得的一天晚上十二点了，我们全家都睡了，革命造反派来查抄我们家，从我们家翻出了一些从家乡和父亲过去朋友那里写来的信件，只见那个带队的科长，反复地拿着这些信件看，并不断地以恶狠狠的口气询问我父亲，弄得我们全家很紧张。无独有偶的是，第二天早上听说邻居家的一个人被抓起来关在禁闭室里拷打，原因就是头天夜里从他家搜到一些信件，其中有一封有“反革命”语言。从那时候起，父亲接到任何信件都是一看完就烧了，以后，这次历史事件也就成了我们家不保存任何私人文字的原因。那时候，只知道这是革命，没有想得太多，以后上大学试着看了一些政治哲学著作，才知道那是对人权的摧残。可是，自由也好，人权也好，虽然是人类的美好期待，但一旦历史被少数人扭曲，它们就会变得苍白无力。    五、病与痛    1983年8月，我毕业分配回了贵州铜仁地区，1985年结婚，老父老母搬来同住。这一期间，老父亲始终没有丢弃远在二十三公里的那个属于他一手维持起来的家。与我们同住后，虽然很少回去，但是在他心情不畅快的时候，他还就会独自一人跑回去住上些日子。记得有一次因痛爱小孙了，与我妻子意见不合，怄气，一人便去回到了矿山他一直保留着的那个家，我当时工作忙，也没有注意父亲心态上的重大变化，以为他住几天，气消了自己就会回来。可是不久，矿山上有人带信下来，说父亲不停地酗酒，整天沉睡，心情极坏。这时我才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赶紧从我工作的银行里找了车去接他，当我走进矿山那间昏暗的房屋时，发现父亲一个人在床上流泪，我赶紧上去扶他，闻到了一阵浓浓的洒味。一生中真正见到父亲流泪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了八岁那年，因为祭典祖父喝醉了，见到父亲流过一次泪。  父亲已经不再完完全全是以前那个父亲了，进入暮年且离开社会以后，一生中曾经的期望，包括得到的、没有得到的、荣荣辱辱，坎坎坷坷的经历，都回到了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父亲的情感和精神世界里，小气、脆弱表现在对生活中很小细节的在意。关于小孙子意见不和，如果在以前，这么点小事对于豁达、善解人意的父亲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但是现在，就这样的事，对于父亲的情感而言已不再是什么小事了。父亲始终坚持要留住矿山的那个家，其实是有他深刻地想法的，而且也是产生于父亲进入晚年后。在他的想法中，即使是亲生的儿子，父亲也要向我们表达保持自己独立，不愿意承受一种寄人篱下的感情压力的态度。  1986年5月，我考研究生获得录取，这也是我一生中第三次严重违背父愿。父亲一直期望我安静下来，就在当地好好工作，何况当时我已提拔到了支行副行长的位置，父亲需要我给他和母亲，给刚刚出生的孩子提供一个相对安静的生活环境。一切过错都缘于自己年青，没有好好地去理解父亲的想法。我一走，作为儿子我丢掉尽孝的职责，作为刚出生的儿子的父亲，自私地将抚育职责扔给二位老人和家里的妻子。  　　出发去到学校报到那一天，天气阴沉沉的，我工作的市支行安排车将我送到八十公里外的玉屏，父亲坚持要来送我，在玉屏火车站，父亲抱着还只有半岁多一点的儿子，一直注视着我办完托运上了车。蹬上火车车门，回过头来看月台上抱着孙子的父亲，在那一瞬间，我才真正问了一下自己：这个决定是不是真的是一种错误的人生决定？  　　1987年春节，也就是我上研究生的第一个寒假，期终考试一结束，就踏上东行的列车，回到家里，小儿子已经会依墙而行了。但让我感受得最深刻的是老父亲的变化，身体不如从前，易感冒，有时咳嗽不止。同年七月下旬，放暑假回家，母亲告知我，家庭经济很困难。我妻子一个人的工资很低，就是加上父亲那点微薄的退休工资，实在不足以支撑全家的生活，尤其是儿子身体不好，几乎两三天就生病次，加上父亲身体下降，有时候甚至是祖孙二人同时住进医院。母亲还告诉我，父亲已经在我所住的银行大院门口的小商店里赊购了不少的生活日用品，父亲平常抽的香烟，全是商店里卖出来的因发了霉而处理的鸽子牌卷烟，一角钱一包。听完母亲的话，我的心就如刀绞一般。沉重的负疚感一下了又把我带到了最为艰苦的“黑户口”岁月，那时候，我们全家因为“黑人”要吃高价粮，且家有三个正吃长饭的儿子，贫困是矿山里出了名的。那时候，每到月底发工资前，母亲就得挨家借钱错粮，或向邻里借菜票和饭票。一等发完工资，母亲又挨家挨户地还钱还粮。到了我上大学以后，家里要寄钱给我补贴学校生活，那时，工厂有了小商店，父亲有喝酒抽烟的嗜好，于是赶上家里经济不济的时候，父亲便去商店里赊购烟、酒和一些生活用品。到大学毕业后，全家经济状况开始有所好转，尤其经过一年多的清偿旧债后，总算过上了一阵虽然并不宽裕，但没有债务的日子。可是，这一次我一上研究生，相当于把整个家再次扔进了贫困，将年迈的父亲再次逼到赊账度日的生活中去了。  在我研究生将毕业的头一年，也就是1988年秋天，老父亲出现了流鼻血，并且无法以常规的方法止住鼻血。也是后来才知道，父亲这时候实际上已经患上了鼻咽癌。应该说，我对此还是有此警觉的，但由于经济和精力方面的原因，加之一直觉得父亲身体很好，所以，总是没有拿出勇气来正视这一残酷现实。1988年第二个学期中，为父亲的病我专门回了一趟家，这时的父亲已出现严重的偏头痛，而且眼睛出现复视。鼻咽癌的并发症之一便是偏头痛，可是父亲一直以为是牙齿痛，有一天，父亲上街随便找了一个江湖郎中，拔掉了两颗牙。鼻咽癌并发症之二是眼睛出现复视，我回家去看他的那个学期，父亲的右眼已经严重复视到了看任何东西都是双重影子，为了不影响整个视力，父亲只好用白纸将眼镜片封住。  当我在街上看到刚拔完牙的老父亲的时候，只见父亲满下颌都是鲜血，并且还用一张白布包住了半边头，右边眼镜片被他用白纸蒙上，只见老人家在街上忽左忽右，踉踉跄跄，那情那景、那感受，作为人子的我，至令也害怕去想……  　1989年年初，我研究生毕业分配去了重庆。这时候父亲出现了头痛难忍，鼻血不止的病状。可能仍然是自己年轻的缘故，过于看重浮华世界里俗事，认为刚到一个单位，努力工作是最重要的，所以，当面对尘世俗事与亲情血缘，孰轻孰重、孰真孰幻，自己失去应有的判断。1990年初，我意识到如果再漠视父亲的身体，可能真的有违人伦了。于是从重庆单位的同事那里借了钱，匆匆赶回铜仁，将老父亲接到遵义医学院做病情检查。  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CT检查结果得出结论：三期鼻咽癌，且颅底骨已受到癌细胞的侵蚀。父亲就地住院，开始医院没有床位，找了熟人，才得以安排在综合病房住下，但综合病房是过渡性病房，属于观察期，医生来病床诊病次数很少，而此时父亲的病已进入疼痛难忍的阶段，即使是在大冬天，疼痛起来，痛得头上豆大一粒一粒的汗珠子直往下滚。见久久没有人来实地检查和治疗，在疼痛难忍之际，父亲的心情糟糕到了极点。最初几晚上，我睡在父亲的脚那头，病床很小，父亲晚上痛得睡不着，就吃几片去痛片后坐起来，病房里还有其它病友，父亲只能忍着尽量不哼出声来，实在忍不住了，就下床到外外面去，我如何能睡得着？当父亲在疼痛中哼哼着帮我掖好被子，开门走出病房的时候，我似乎才真的感觉到那份血缘亲情，被我自己用刀子把它撕裂成了永远无法再组合在一起的碎片。  在综合病房住了近半个月，然后正式转入肿瘤病房，但开始仍然是观察和一系列的检查，这时的父亲已经是痛到了难以忍受的境地，我只好去要求医生给父亲打杜伦丁。那时候，去痛片和安眠药是父亲身边最多的两样东西，医生一再强调这两样东西不能吃多，但看到父亲受病痛折磨的惨状，我实在无法按照医生的指示做，医生不肯再给父亲开安眠药和去痛片，于是我就去外面给父亲买。渐渐地，以上两样药用量越来越大，到后来没有了效用，需要打杜伦丁的时间间隔也越来越短。那也是我最为担心的日子，担心老父亲会在进入正式治疗之前，就抵抗不过生命最后的痛楚。  　　但是，父亲还是表现出了他一贯所具有的坚强秉性和意志，即使是病痛到常人难以想象地步，仍然保持着很强的生之欲望。在综合病房过渡了近半个月后，父亲被正式转入癌病房，并开始进行放射治疗，大约经过一个周的放射治疗后，剧烈疼痛开始消失，但是，放射治疗是医学无奈之下所采取的一种打击性治疗，加上放射部位正好在鼻咽中心，剧烈的疼痛虽然消失了，但整个味觉遭到严重破坏，吃任何东西都如嚼木屑。  放疗一段时间后，父亲精神也稍显好转，于是抽空陪父亲出去走一走。一天，走到一家卖散酒的杂货店门口，父亲突然对我说，闻着酒的气味觉着很香，想试着喝一点。按照医生交待，凡癌症病人是绝不能喝酒抽烟的，可能是父亲的病情有所好转，所以能闻和感受到过去曾经嗜好过的酒香味。当然，也许父亲也想通过此举证实自己是不是已经恢复了。我没有拒绝父亲的要求，我们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那样，站在柜台前，要了二两白酒，店老板用二两的酒提子，把酒从酒桶里打起来，然后拿过放在柜台上一只显得有些脏的土碗，直接将酒到了进去，父亲慢慢地端起酒碗来，但只喝了一口，便表情无奈地放下碗，我问他怎么样，他说他不想喝了。  　　回到病房后，父亲闷闷不乐不了整整一个下午，开始我没有在意，到了晚饭的时候，父亲端起碗说：“我可能一辈子也不能喝酒了”，于是，我赶紧安慰说：以后病好了，应该可以喝。只有那一刻，才真正隐约感受到血缘亲情所具有的关联性，老父亲的叹息可能并不简单是一个是否能再喝酒的问题，或许就是从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中，父亲悉知自己已不再可能是过去的自己，癌病已使他失去了过去的强壮，成了另外一个或许他自己都不认识的、噤若寒蝉的生命体。  1990年5月，第一阶段放疗结束，医生说，因为放疗对身体损害较大，要出院休息一个月，于是我去遵义为父亲办理了出院手续，并接父母到重庆。重庆的家，住在南岸区在当时来说还很偏远的四小区，没有公共汽车。我每天上班都得准时去楼下坐单位的交通车，否则就得到两公里以外的地方去乘公共汽车。房子是到了重庆后临时分给的，是那栋楼里剩下的最后一套，在八楼顶层。那时刚工作，加上父亲生病住院后负债，所以，家仍然是家徒四壁。有一次，父亲去南坪集贸市场找了一个医生，开了一副大约是开胃带补的药方，待我第二天拿着药方到药铺去照方抓药时，划价下来要药费要一百八十元，可当时我的身边就没有那么多钱。我居住的房子楼层太高，没有电梯，每次父亲同母亲外出回来，要拖着很虚弱的身子徒步爬上八层楼，也许真的是太残酷了，父亲曾经多次感慨地对我说，每次去看病回来，只要一到楼下，对于高高的楼层都有一种恐惧感。  我还是工作太忙，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关心和照顾病中的父亲。那时候在单位做领导的文字秘书，大量的时间都是在写稿子，可当时没有电脑，全部都得用手书写，一篇稿子写好了，要修改几次，最后才誊写成正式文稿交打字室打印。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工作稿，我自己实在没有时间誊写，领导又急着要，于是将文稿拿回家来让父亲帮我誊写，这时的父亲，右眼因受癌细胞压迫，复视得很厉害，父亲只能蒙着一只眼睛誊写。由于只能用一只眼睛看文稿，加上父亲本身就是近千度的近视，在誊写中需要伏案到整个眼睛几乎贴近稿子，那种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也许这就是许多人都可能要患上的典型“年轻病”，我也没有例外。“年轻病”最大的特点就是：自视为大、世物为大，淡漠亲情，生命的认识易于本末倒置。  七月，送父亲去贵州遵义复查，再次住下来做放射治疗，并由兄长守候。时隔不久，父亲出现昼夜咳嗽，经过一轮详细检查后，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老父亲的癌病变已向肺部大面积转移，院方正式告诉我们，父亲的生命已无希望……  八月，我再次去遵义，与兄长一道，将已然十分虚弱的老父亲接出医院。在老父亲即将回铜仁的头一天晚上，在老父亲的脚边，我度过了最后一个可以让我回忆起儿时情景的难眠之夜。小的时候，凡是与父亲出门在外，我总是睡在父亲的脚边。父亲很暖和，据说这是因为父亲属相是虎的缘故，再冷的天气，只要钻进父亲睡热的被窝，就会感受到一种温暖，那种温暖而安全感尤其深刻。前些时，偶然的机会在音乐台听了舒伯特的《摇篮曲》，由一个浑厚的男低音唱出的每一个音符和歌词，都无不使想起在儿时在父亲身边的那种体会。  父亲出院后将立即返回铜仁，因为无法确知父亲会在哪一天故去，我又工作太忙，我于是只得再次返回重庆等候。那年的八月，不知为什么，尽管离秋天还很早，但清晨遵义火车站的月台上竟然冷风飕飕的。从重庆开过来的火车停靠在有一轨距离的二站台，我不得不搀扶着已经虚弱到了极点的父亲跨过铁轨。父亲全身已没有任何可以支撑他的血气，全身肌肉已经萎缩，几乎就是皮包骨头。后来才听癌病专家说，一般晚期癌症病人都会出现这种症状，医学上称为“恶病状”。站台上开车前五分钟的铃声已经响起，父亲还是什么也没有说，直到我要走下车箱了，父亲才说，不要担心他，安心工作，照顾好小锋锋。在当时看来，这就是很一般的亲情表现，可是联系起父亲从我们懂事开始对我们三弟兄教育上所做的一切，才体会到这实际是与父亲一生坚持中国文化人的忠与孝、赡与抚、责与勤等传统伦理原则的做人风格分不开的。  父亲回到铜仁后，住进了他们单位那个缺钱、缺医、缺药的职工医院，那时候通讯不方便，也无法随时得知父亲的情况，于是在重庆一直期待家里能在在父亲弥留之前给我音讯，也好让我能去病榻前送一送坎坷艰难一生的老父亲。  　　可我最终还是没有等到那一刻。据母亲说，在此期间母亲曾数次亲征求父亲的意见，是否通知我回贵州，可父亲都以让我安心工作为由，拒绝了母亲的提议。记得从遵义出院时，院方曾说父亲还可活一个月左右，可是时隔不过十五天，也就是八月二十三日，我接到了家里拍发到重庆的电报，说老父亲已然离开人世。当我和小锋锋乘坐火车赶到贵州铜仁的时候，老父亲已然在棺槨中静静地眠睡了三日。面对静静如眠，但已不再属于这个活生生的世界的老父亲，我唯一可以做得到的便是伏在父亲的棺木上，为自己曾经漠然亲情、颠倒真幻，为生养自己的生命的悲去、为父亲不幸的一生而放声痛哭。  哀痛中，与家人和过去的朋友们将老父亲送上了山，当数天前还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的父亲突然间变成了矗立在自己面前的这一抔黄土时，我不得不承认：作为具体生命的父亲，已真真切切地永远离我而去……    六、哀与思    　　在死神到来之前，老父亲甚至未向他身后的这个世界提一丁点要求，只将三样东西：记事、书信和一本报纸文章的粘贴留给了我。  父亲去后，我最先认真阅读了父亲的病中记事。在住进遵义医学院到他去世的数月中，父亲几乎记下了他的每一天，有些日子稍微地写得复杂一些，也有一些日子写得很简单，甚至仅仅是记了当天治疗情况。看1990年1月16日住进医院后的那几天父亲所写，比较父亲八月二十三日最后一天所写，便能清晰体会到生命衰竭的迹象。到现在为止，我认真地看过和体会过三个人在生命即将离去时留下的笔迹。第一个当然是我的老父亲，第二个便是陈祖刚，他是我在乡下读书时的中学同学，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和他的父母接纳我寄居在他家里，1995年我还在北京五道口上学，便在年初听说他患了淋巴癌，曾经给我写信说他到地区医院去求医，后因付不起医疗费，不得已放弃治疗回到家里。十月的一天，我次接到了他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他的病很重，家里有六个孩子，上面还有八十岁的老父亲，加上生病将近一年多，家庭经济已经几乎崩溃，所以，希望我能帮他抚养一个孩子。信的内容很简单，但引起我第一反应的是他写在信纸上的几乎站不直的汉字，那书写状态与父亲去世前几天书写的文字几乎如同一辙，当即我便得了一个判断：我这位仅仅只有三十九岁的同学已然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果然，收到信后的第三天，我这位同学的妻子给我发来电报，说他已经病逝于家中。第三个便是佛学大师李叔同那著名的四个字。1997年冬天，与同学一块去天津大悲院，天缘凑巧的是，弘一法师李叔同生平巡展，包括遗物、文字作品、法器等，在福建泉州、杭州虎跑、天津大悲院巡回展出。其实根据有关李叔同生平介绍，他并没有作为高僧在大悲院里修过行，但李叔同有争议的出生地中，最令人信服的说法是天津是他的出生地，我想，之所以巡展到天津大悲院，估计就是这个原因了。按照他的学生同时也是他毅然昄依的激发人夏丏尊的说法，李叔同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少数使自己生活到了第三层，也主是顶层人生的人，所以，在大悲院里看到了“悲欣交集”四个字的真迹时，虽然直观所看的字迹，对于一个生命将去的普通人来说，与我的老父亲、我的同学陈祖刚他们的最后字迹很是相近。但是，出自于已经将精神和情感完全超脱于世俗世界和具体生命的弘一法师，“悲欣交集”四个字所表达了出来的灵魂世界，却是足以让有思想的后人永远想象和景仰的。  就个体生命与整体生命的关系而言，就生与死的规律而言，老父亲之去，与千千万万个生命、千千万万个父亲之去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可是，一当我翻开老父亲留下的那些文字，包括记事、古体诗及信件等，无一不在我心中显现老父亲生之命运的悲哀，病之受折磨的惨烈，去之生命的悲凉……  　　老父亲一生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社会事件，或者说是重大的社会变革。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理论上，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有了走向光明的期望，对于像父亲这样曾经有过抱负且勤奋读书的人，历史本应该给他和同等知识的同辈人以实现抱负的舞台。可是，就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历史便进入了一个不宽容的时期。开是，本来对于父亲那一辈人，是很光明的历史，由于不宽容的意思武术使这一切变得无法确定。每一次政治运动，总是会在意思形态上形成这样的规律：为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思想划上严格的樊篱，于是，有意无意中，想越过这个思想樊篱的人，或不经意被强制性越过这个樊篱的人，都必然遭遇人生悲剧；每一次政治运动总是在具体的生命群体中形成这样的规律：有一部分同属于炎黄后代的人要被划到遭受凌辱和生命戕害的群体里去，而另一部分炎黄的后代成为凌辱另一部分炎黄子孙的人。以后，研究了美国思想家享德里克·威廉·房龙的著作，《宽容》、《天堂对话》等，才深深体会到：如果不能规避宗教、文化、政治、意识不宽容，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然陷于深重的灾难。父亲那一辈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理论上看到了自己作为有志生命存在的意义，可是不久，不宽容的一切渐渐使这种美好期望变成了泡影，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华民族几乎进入到了与十三至十五世纪的欧洲宗教精神奴役的时期，一些炎黄的后代，开始沉受着社会不宽容所强加给他们的屈辱和贫困，而我的老父亲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老父亲一生所经历的第二次社会重大变革便是1976年打倒“四人帮”。从这个时候起，我们的社会才开始走向宽容，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所确立的社会和民族发展原则开始逐步恢复。到了1978年，以后在邓小平倡导下，社会变革进入到一个更重要的时期，人民真正看到一个自我宽容的民族和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美好前景。可是，这时候的老父亲已经进入暮年，一切曾经有过的属于那一辈知识分子的个人期望，都已经不再可能成为现实。对于一个民族和一个社会，失去的可以在未来的历史发展中找回，可是对于个体生命而言，失去的便永远不可能再找回。所以，在第二次重大进步性社会变革中，父亲作为个体生命，作为我们这个家的支柱，真正可以期望和感受的，只能是从极度贫困的物质环境中渐渐走出来。但对于整体民族和社会的命运而言，这一次重大社会变革的意义却是深远的，因为民族的命运是一个没有止境的历史，可以在新的历史中找回我们曾经失去的。邓小平一生是这个社会变革的最大贡献者，对于大多数国民来说，今天所看到的物质繁荣似乎是最重要的，但如果从父亲一辈知识分子所经历的社会不宽容灾难看，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更有意义的应该是：是邓小平将整个中华民族带出了不宽容、并且自我约束的意思形态泥淖，包括具有典型封建文化特征的个人崇拜、荆棘丛生的思想禁忌、语言禁忌，以及被颠倒了的国家主人与管理者关系。  今天是老父亲故去后的第十七个八月，也就是说，老父亲无声无息地躺在那块给他、给我们全家，以及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以大半生痛苦的异乡悲凉土地之下已然十七个年头──  白天，是轰隆的工业烦杂，抖动父亲赖以枕息的殿堂；  夜里，是啸啸的瘦风，在那抔黄土堆上游弋；    无论是绵绵雨夜，还朗朗星空，都只有坟茔四周的荆棘与长眠地下的老父亲为伴；  生命，只有作为单一的物体时才是简单的，但是，每每融化为一份情感，或者看到生命的离去成为一个时代不应该付出的机会成本之一，那么生命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就会幻化成为一个硕大无朋、永远令人悲喜的空间。  但生命毕竟是生命，生之喜毕竟是生那一瞬间的喜，而死之悲，应该只是离去那一时刻的悲，生还得继续生，死也将不断的死，之所以哀思生命，是哀思不应该承受屈辱和贫困折磨的命运，是哀思为什么会有一段悲苦生活与高尚生命行为不对称的生命经历。  生之有幸来，死之也应有幸去，两者都是人类整体生命的严肃构成，因而一切都在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世界当然也不会因为任何理由，怜悯某一个单一的生命，就如人类历史，尽管包含着数之不尽的个体生命之宠与辱、公正与不公正，但是，在对凌辱高洁生命的悲愤和宠爱污浊人格的怒视中，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仍然要不停地运转下去……    　　　　　　　　　　　　　　　　　　  　　　　　　　　　　　　　　　侯合心　于：一九九一年冬天第一稿  一九九八年八月第二次修改  　　　　　　　　　　　　　　　　　二零零七年八月再改于北京    作者简介:侯合心（1958～），男，贵州沿河人，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和货币政策理论。    谢谢审核人！其实，回忆对象是自己的亲人，仅仅是人伦道德范畴的事，如果回忆的内容是历史的一部分，有一些灾难，虽然只体现在自己的亲人身上，却反映的是整个民族的不幸。在美国历史上，将人性看得高于一切的典型事例有两个，一个是乔治·华盛顿对英国将军康利华的受降仪式，另一个当然是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对南军将军罗伯特·李的受降仪式。同一民族自身相残，无论出于何种理由，对于民族的存在和发展而言，都是一件不幸和悲哀的事。　  感谢你，如云诗雨，其实，我们每个真正能悟透生命哲学的人，对于死，应该是可以在敬畏之余，寄以深深理解的。只有一种情况，可能会使我们每一个人对生命的哀思达到比生命本身更沉重的境地，那就是：生命的生与生命的死，都向他或她的亲人，甚至向所有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们感受到，那是历史、民族不幸的一个缩影。  希望你也能面对你老父的在天之灵，把那种血缘，甚至比血缘所反映的哀痛表达得更为细腻、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