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五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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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五郎
发表日期：2007年8月14日 出处：本刊编辑部 作者：陈美瑟 厦门文学网络版

杨五郎庙位于厦门岛五通村坂美社的西南角，站在庙后那幢外来民工宿舍的外梯转角处向东北眺望，五缘湾大桥正拱起一大两小三道俊秀的半弧凌驾在那水天一色的湛蓝之中。这是2006年4月7日暮霭将合前的半小时，西斜的太阳羞着一张绯红的脸慵慵地照在庙门两旁石柱的镌联上：佛火旺盛四海连玖洲大地，神庇石庄千秋兴万代子孙。大门一共有四扇———正中两扇对开，门板上各绘一位披甲戴盔的武将；左右侧开的两扇则各绘一位奉旨执印的宦官。此时这四扇门尚闲闲地向里开着，夕照因而能够长驱直入到庙堂深处。借着这夕阳的余辉我赶紧将上次没看仔细的壁画再巡视了一遍。在杨五郎神龛的后影壁的屋角处用墨笔勾画出两幅白描，东首是“注生娘娘”，西首则为“阎罗天子”，前各陈有一供桌，上置香炉；内墙两侧则是在白瓷砖上手绘后烧制成的《封神演义》以及关羽秉烛、秦琼救主之类的故事。然后，我驻足在围着绣狮案帏的主供桌前，再次仔细地瞻仰这座庙的“公祖”杨五郎。两米开外，两尊“五郎”神闲气定并肩端坐在祭坛上。靠西的那尊颜似丹霞，右手握有一柄九环禅杖；靠东的那尊面如重枣，微曲在胸前的右手禅杖阙如，空余一个握杖的圆洞。除此之外，两尊佛像的高度、体量都差不多，服饰的新旧程度也相同———从佛像身上披挂的绶带上看，两件大红袈裟均为本社石姓弟子所答谢，时间都在辛巳年(2001年)中秋，距今不过五年；而庙内墙上嵌的功德碑则载明，这座庙的最近一次修葺是在1996年8月，距今亦不满十年。与这一带农村的家祠村庙一样，杨五郎庙并不对外开放，大门及两偏门通常都是“铁将军”把门，一早一晚有专人从偏门进入焚香洒扫。因此，此刻呈现在我面前的杨五郎庙是人文悠久但陈设弥新，殿堂寂寞然香火氤氲……  我第一次参观杨五郎庙时有两个不解，曾因此请教过接待我的坂美社村民、锦瑞涂料厂厂长石根平：一是石姓客家村为何供奉杨五郎？二是杨五郎为何一佛二身？对第一个问题石先生说他并不清楚；不但他不清楚，村里其他人也不清楚。眼下他们能说清楚的仅是公元887年由安徽寿县迁入杏林高浦的一世祖以及公元828年举进士死后葬在同安的二世祖。据说朱熹任同安主簿时，曾撰《鹤浦石家祠堂记》极赞石氏之荣。至南宋(公元1127—1279)，还出了尚书石起宗，石氏宗庙遂有“宋室尚书府，银同甲第家”的对联———可再往后，就没有言之凿凿的书证了!而杨家将的生活年代从五代后汉到南宋末年，200多年间传了九代，恰是坂美石氏有史料可查的那一段，然遍查与之有关的话本、评书、小说，却都没有发现杨五郎庇佑石姓的记载。这些年来随着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崛起，做为厦门市客家经济文化促进会的理事，石先生参加了包括世界客属恳亲会在内的许多联谊会，结识了不少事业有成的客家乡亲。有一客家社团组织“世界董杨协会”允诺要对石杨二姓的渊源进行研究，也许不久就会有成果发布。他还告诉我去年开国上将杨成武的侄子前来谒庙的一片小“花絮”———那天执钥开锁的不是别个正是石根平本人。说来也怪，那偏门钥匙插入锁孔后竟旋不动，无奈之下只好去取平常不用的大门钥匙，让杨家将的子孙后人由大门觐见，唱了一出感天地泣鬼神的《大登殿》。至于第二个问题为何“一佛二身”？石先生说原先是只有“黑脸”那一尊的，可它在一个月黑风高夜被歹人劫持了，村人无奈只好另“请”一尊，这新的一尊就是那尊“红脸”的。不久，“黑脸”在村外草丛中被发现，村里人就把它扛回庙复位。于是，“黑脸”“红脸”一块受祭……  不过，第二次进村我又听到了另一种说法。在庙东边菜地里捋芫荽的一对中年夫妇告诉我：其实“黑脸”遭劫的第二天早上就已被人发现了，是被弃在通往五通码头的村道边上，被一床红线毯所覆盖。那一夜下了场雨，田野湿漉漉的，盖毯大概是为了避免“金身”挨淋吧!村人闻讯赶紧将它扛了回来。但进村后并没有马上进庙，因为此时村人对“黑脸”能否回庙产生了分歧。主张复位的人认为盗贼之所以无奈弃佛是因为五郎留恋坂美，作法不肯下船———这样忠、义、信、勇的福将岂有不登堂入室之理？而反对派则认为佛像既已经贼手玷污，“金身”已破；万一再被贼人做了手脚，念了咒语，请回来供奉岂不“衰”气？这后一种看法一度占上风，于是“红脸”杨五郎应运而生；再后来前一种看法也被接受，于是就出现了一佛二身这样特殊的庙观。  听了坂美杨五郎这些众说纷纭的“近况”，不由人不产生一丝悲凉。在杨家将赫赫有名的七郎八虎中，五郎是出场较早退隐亦较早的一个悲剧人物。他随假扮北宋皇帝的大哥到金沙滩与辽王会晤时中计，被辽兵追杀，浴血奋战方得突围。他亲历了战争的残酷，目睹了生灵的涂炭，看破红尘削发为僧上五台山修行，以至身后的功名利禄非但逊于后来挂帅的六弟，就连被辽国公主招亲的四哥也不如了———如今《四郎探母》偶尔还能在央视舞台上露露“峥嵘”，而在南宋时期就广为流传的《五郎为僧》话本却“古调虽月爱，今人多不弹”了!这还没什么，原以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这一千多年的恩义宿缘比山高比海深哪!谁知“任你恩似水，抵不住歹人的洗脚水”；“金身”咋地，“失身”照样被拒!看起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神与人一样都得收受!“梦里不知身是客”，可现实里客还是客，一千年不会变哪!  以上的感慨，绝不含对坂美村民礼佛的“微词”。几千年来，中国民间的造神拜佛无非是为了“求佑”和“祈福”，对村神的供奉是直接与人的愿望和需求挂钩的。换言之，烧香拜佛这种文化现象不仅与上层建筑脱不了干系，与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更是息息相关。上述的“杨五郎”看上去很新，它们也确实很新———有位从钟宅嫁到坂美的农妇告诉笔者，她大女儿今年29岁，而捐“夫妻钱”造“黑脸”时女儿已经出世。这种旧庙“新”主的现象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再造传统”的一个缩影。正如北大教授王铭铭在他的《溪村家族》中所说的那样：“经济改革导致家户经济的复兴，同时导致政府的‘公有’力量的部分削减。生产成为个人一家一户的事，公益事业和社会互助也成为民间的事。这一状况为民间传统社会经济制度的恢复提供了一个‘自由空间’。”  2006年3月上旬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厦门文学》副主编谢春池的一个电话，他说：“厦门岛内发现了惟一的一个客家村———坂美!”随即给了我石根平的电话号码，要我抽空去做实地采访。我对他使用了“发现”这样的词颇感诧异，不解地问：“你是怎样‘发现’的？”他说：“你去找前天的《厦门晚报》看，上面有篇相关的文章。”我赶紧找来3月4日的《晚报》，仔细地读了记者卢士阳撰写的《岛内惟一客家村亟待保护》，但看完后仍未能解开“何以现在才发现？”的谜团。因为文章所披露的信息是远处清晰而近处模糊的，对于厦门最早的开拓者之一“西石”如何进入厦门岛，通篇只有“明朝初年……部分子孙东迁坂尾(今坂美)，一直传至现在。”这样语焉不详的一句话。一向厚今薄古“不告不理”的现代媒体为何会突然关心起一个几百年来就一直待在岛内却乏人问津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呢？“哎，还不是为了五缘湾征地!”石根平叹了一口气，一语道破了“天机”。  五缘湾是钟宅湾的新名，总用地面积12．56平方公里(其中水域2平方公里)，集水景、温泉、植被、湿地、海湾五种自然景观，是厦门岛内最后一块拟开发的“风水”宝地———目前该地域内正在挂牌出让的楼面地价已达每平方米5000元。不久的将来，一片集生态居住、旅游休闲、文化娱乐的复合型城区将围绕着五缘湾矗立起来。在这千年等一回的大好机遇中，坂美社的所有土地都将被征用，而眼下正在办理征用手续的是五石路用地60亩。这条五石路北通正在酝酿建设的出岛第三大桥———集美大桥，南临厦门软件园二期和何厝“金包金”工程，是五缘湾开发中极其重要的一条市政主干道。然而在规划图上它的中轴线偏偏不偏不倚地穿过下石宫，自北向南将杨五郎庙一分为二。于是，坂美社的部分村民迅速“动”了起来，他们托关系，打电话，求政府，找媒体，见官上访，见报陈情……强烈要求保留他们的传统，希望五石路能够改道。   第二次进村的时候，在村南的菜地里我遇到了征地公司的两位工作人员正跟“九九门第”的一位房东在那儿“指界”。我因第一次进村时见过那位房东，就站在田埂上和他们聊了几句。旁边有位本社的农妇一再要求我替他们向上反映，务必要保住杨五郎庙不被拆迁。我告诉她厦门市《关于妥善处理旧城改造中涉及宗教房产问题的通知》里有这样一条规定：“对历史悠久，海内外影响较大的寺庙……确因整体规划需要改造的……由开发商根据规划要求在适当地块重建。”———她根本不必为杨五郎的香火担心，但她还是将信将疑地看着我，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与懵懂颟顸的农妇相比，石根平的几个兄弟就显得睿智清醒多了。他们不但知道2002年国土资源厅批复的《厦门市征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而且知道市政府最近才颁发的《关于完善征地拆迁政策的若干意见》，该意见适当地提高了农田的拆迁标准，且为了遏制利用征地拆迁抢种、抢养、抢建等违章行为还简化了地类，淡化了地上附着物清点的原则，改过去的青苗补偿为分区、分类综合补偿。坂美目前每亩地的综合补偿费为“11加1”，即人民币12万元。对市政府的这种“出价”根平兄弟并无异议，除了这价款已比过去翻番外，他们还知道五缘湾的开发将给他们带来福祗，带来机会。现在的问题却在于：新办法囫囵吞枣一步到位解决了政府与村民的讨价还价问题，却把村干部的抢种、抢养、抢建等违章行为交给村民去“自治”，这样这个同姓同源的客家村乡里乡亲的关系就骤然紧张起来……  采访中石根平的一位堂兄向笔者出示了一份《同意罢免石瑞某坂美社小组长(村长)》的联名《罢免书》，上面含有占全村70％选民以上的近200个签名。书中列举了罢免这位村官的五大理由，条条都与他在拆迁补偿上“做手脚”有关。如在拆迁工作组公布的《五通三组承包土地现状表》上，村长兄弟1981年只有4．4亩承包地，到1998年却无端地多出7亩责任田来，其中包括以村小组名义承包的6．2亩山坡地。这片山坡地上的芒果树表上注有“盛产”二字；而“盛产”的芒果树每株可获赔1000元，是“初产”的十倍。此外还有龙眼。 《罢免书》说石瑞某当上村长后的1999年私自把生产队在1955年种在钟宅湾滩涂边的200多棵桉树砍掉栽上龙眼，而那些桉树在1981年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时就已经分包到各家各户。这一砍一种，原属全社居民的桉树补偿款就尽入村长“彀中”。  另有下石宫大水池。下石宫即杨五郎庙，这大水池就位于庙前埕西南，紧挨水池挂着“厦门市瑞某水产养殖场”的牌子，而紧挨着庙堂北墙和东墙的则是“大峰水产养殖场”。走进这两个养殖场，你能看到一排排崭新的水泥池摩肩接踵，一根根照明电线像姜太公的直钩钓鱼线那样悬垂其上。池内无水，低矮的屋架上覆盖着孔眼颇大的黑聚氯乙烯网。由于这两个“务虚”的养殖场从东、北两面包操下石宫，最紧窄处离庙墙只有两米，站在高处眺望庙的外景，那些黑聚氯乙烯网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红瓦红墙的小庙就像黝黑大海中一艘古色古香的船。关于这道景的来龙去脉，《罢免书》是这样解说的：他(石瑞某)不顾村民农业生产用水，将下石宫大水池填起来建私人育苗场，将北上边的水池填起来建冰厂，还将大井用石头筑起来占为己有，想“一手遮天霸占村民的则产”(即补偿款)……  首次和我一块采访的F君对石家兄弟抛出的这些材料颇感意外，以至于在归途上对这种半路杀出的“程咬金”耿耿于怀，说听他们讲拆迁中的你争我斗“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我理解他的失望，但不像他那样地失望。不错，这次采访我们是没有“发现”一星半点已成定式的客家文化痕迹，也没有拿到“西石”系地道客家人的更新佐证，但是我们见到了现实矛盾中生活着的人。这些有血有肉不平则鸣的人为我们诠释客家人狷介好争的族群性格提供了相当有力的范本。采访前为了将这篇文章写得更专业、更人文些，我仔细研读了王铭铭的《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我注意到这位自嘲为“社会中无力的‘知道分子’”的北大教授在他这篇安溪某乡村的调查报告中，几次为无法替贫困户“找中央”解决问题而心痛，为“安排”重建村祠的陈万生被祠堂前公路上急驰而过的公共汽车所杀而悲伤———这一点一滴提醒了我：连可以枯燥但仍很有价值的“纯论文”都动情了，那么不动情就肯定没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有什么理由漠视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情与理、人和事？  我告诉我的采访对象，尽管我和F君连“知道分子”也不是，更不可能干涉他们的村民自治，但我理解他们，感谢他们向我讲述他们最“闹心”的事。不管对他们有否帮助，我一定把他们提供的材料写进我的散文里，因为这是他们实际的生活，而人们实际的生活方式就是“文化”……听我这么说，善解人意的石根平迅速掉转了话题。他从自称客家人的陈水扁谈到客家后裔马英九，谈到下一届将在台湾召开的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拟助国民党在2008年大选中夺权。他提及2005年10月13日在四川成都举行的第20届恳亲会，希望22届能在厦门开，到时会为厦门拉来几十亿元的投资。他笑谈眼下国内正在阻击的“商业贿赂”，诙谐地引用了一度流行的政治民谣：“腐败坐在前三排，根源就在主席台……”。他还会唱闽南语歌曲《金包银》，会使用文学手段演绎“杨五郎”的爱国形象。他说杨五郎像“新”不假，但庙确是老庙。儿时的他常到那儿捉迷藏，破败不堪的庙堂里杂草丛生蛛网密布，缠绕着一尊无头的“公祖”———那头据说是日本兵“上山头”时给砍了……  “五郎”的这段抗日传奇并没有得到其他村民的再次确认。捋芫荽的那位男村民告诉我那颗旧的“五郎头”是不是日本人砍的他不清楚，但泥塑的偶像总要风化的，天长日久断头断脚也属自然。我点了点头，心想他是对的，但石根平也没有错。有记载或无记载的历史总是真假搀半的。假如我们一定要传点什么的话，传血性总比传奴性好，传玉碎总比传瓦全强……  太阳很快就要落到与海天相连的地平线下了，我请求那位替母亲点晚香的村姑到庙外为我“指界”，她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穿过散发着阵阵清香的芹菜地站到瑞某虾池的水泥顶埕上，将那片挖掘机轰鸣的金色湾地尽收眼底。“那就是钟宅村!”她指着隔湾与我们对峙的一大片村舍说，然后向北一指：“那就是我们到钟宅走亲戚常走的堤。”此时远远望去，堤上没有行人或车辆，只有一群海鸟在堤上空缓缓地盘旋。先前我已知道坂美与钟宅有着密切的姻亲关系，像石根平的太太就是钟宅钟氏。如果要按图索骥地追索“西石”正宗客家血统的话，这倒是一个不错的“线头”，因为民俗学家通常认为中原汉人融化于古百越族的过程就是南迁的汉人与包括畲族先民在内的古百越人进行长期大量通婚的过程。也就是说，所谓“先到为汉，后到为客”的客家人是由汉、畲及百越其他诸种族充分混血后形成的。只可惜当时根平太太是在讲述拆迁补偿的过程中提到自己的畲族身份的，因此没有引起F君足够的重视。她当时说的事与我眼前的这片湾地及那道堤有关，说这片湾地原是坂美与钟宅共享的一片滩涂。七十年代末钟宅曾邀坂美合作修堤晒盐，但坂美因资金短缺没有参与。钟宅独资修堤的结果是这片滩涂“三国尽归司马懿”，在五缘湾征地时尽享全额补偿款。坂美人经过上访据理力争，“上头”方出面冻结2000万补偿款，说待两村协商后再行分配。看起来，坂美村的拆迁不仅存在着内忧，而且还有外患……  天空晚霞将尽，内湾对岸的村舍在我的视野中渐渐模糊起来，我告别了被采访者踏上了归程。来时栓在小树边吃草的山羊已被收圈，在五郎庙南边的包菜地里，一条新簇簇刚抢修出来的小水泥路蜿蜒而过，一只汲水灌园的“吊鵁”落落寡合地杵在路边，既失落又悠闲。我走上前去用手抚了抚那根用原木制成的吊杆，又摸了摸它脚下那口浅浅水井的石井栏，感受那成年累月被胼手胝足磨擦出来的温润与光滑。在四周比比皆是的新建筑新设施包围下，它们闪着一种与众不同的光，很真诚，很自然，即使在暮色合围的草丛里，你也能看得十分清楚。“这就是与赔偿无涉的一种从容与淡定吧!不像那些新房、新池、新路那样矫揉造作与心烦气躁———它们之所以建只是为了拆!不过五郎庙除外……”我禁不住再一次回望五郎庙一眼，在心里默默地向它作最后的告别。尽管村民们还在为它的留守奔走呼号，但我知道它的搬家已无悬念。五石路早已开工，那为划界而插的彩旗此时正在晚风中猎猎作响。无论是文化还是传统，都没有力量阻止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其实，坂美人对家乡的现代化还是充满喜悦和憧憬的。他们想留村庙，不过是想保留一种物质利益冲突下的伦理原则；他们想求的，只是现代社会的消费要求与传统文化中的寡欲克己原则的相对平衡。一句话，在尘世间得不到合理物质补偿的他们不得不向神界请求更多的精神补偿———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那么现代社会不妨也宽容些，千万别剥夺了他们这些对社会有益而无害的念想才好!  再见了，杨五郎!等您搬了新地，我将争取再来看您……  【责任编辑　朱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