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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民风的区域差异提 要： ○敦煌石姓所形成的家族体系事实上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堡垒，尤其是私家学风的兴盛，对于汉文化的保留和播扬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河西著姓之中当以敦煌石姓为代表，有些论著在述及河西地方社会历史时，往往以敦煌大姓代替河西著姓，其论虽可议，但却表明敦煌大姓在河西著姓中的地位。 河西一地，由三大既相独立又相联系的地理单元组成，区域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使其民风代有差异。以敦煌为例，唐天宝年间，河西五州尽陷吐蕃，只有敦煌一郡还是汉人社会。据敦煌遗书P992号《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述沙州旧事云:“沙州本是善国神乡，福德之地。天宝之年河西五州尽陷，唯有敦煌一郡不曾破散。”已显见沙州与河西其它地方风俗的差异，所以此变文进一步说:“沙州人物风华一同内地，而凉甘诸州雉堞凋残，居民与蕃丑齐肩”，其差异不可谓不大。但到了明代，时序天旋地转，翻天覆地，明庭以嘉峪关为界，关外尽为鞠草茂地，沙州原有的“善国神乡”“人物风华一同内地”俱成往事；而嘉峪关以内，在明庭的经营下，以农耕为主的中原文化在这里蓬勃发展。因此，河西各地的民风差异，不仅仅是一种区域差异，更是一种时间差异，而这种时空差异完全视河西一地民族分布、社会环境状况而决定。但就总体而言，河西走廊民风的区域差异还是很明显的。以清代河西武甲科人数比例来看，张掖、武威、敦煌三地武举人之比为8:3:1[1]，显见不同。即使将其置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来考察，民风这种区域差异依然很明显，从历代徵辟制科人才来看，三地比例为1:2:10[2]。因此，张掖是河西走廊域内民风最为强悍的，正如乾隆《甘州府志》所言:“甘俗尚武弓力尤劲，有以神箭世其家者。”[3]而敦煌民风相对较为温和，武威居于二者之间，即是史书所言的“质而不野，尚武兴文”[4] 一、温和的敦煌民风 尽管敦煌近世民风主要是由于移民影响而与秦陇民风相近，但就历史时期而言，其民风依然要比武威、张掖温和的多。自秦汉以至隋唐元明清，敦煌一直为多民族分布之区域，多元文化结构促使其居民性格更为宽容，这也是敦煌历代民风趋向于柔和的深层次文化因素。尽管武威、张掖亦为多民族分布之区域，但这种多元文化(开放文化结构)往往为历史的进程所打断，如南凉、北凉、甘州回鹘、凉州蕃汉政权时期即是如此。而敦煌则不然，它位于河西走廊最西边，不管在那个时代，那个割据政权，它都作为一个边境城市在与广大的西域诸国进行着频繁的贸易往来，总是得风气之先。唐末五代时期，在河西各地相继沦陷长达11年之后，敦煌军民才以“苟毋徙它境，清以城降”为条件开门纳贡，[5]吐蕃奴隶主也赦免了这个“获罪之邑”，避免了一场大攻杀和大浩劫，不像武威那样给人们心灵造成的创伤久久不能弥合，如武威民间至今还有这样的说法，如果某人创下大祸，武威人管他叫做“你创下天宝大祸了”，外人一听怎么也不明白，“大祸”怎么能叫“天宝大祸”，这是指唐天宝年间吐蕃奴隶主攻占凉州这一历史事件，其冲击波历经千年而依然在武威人心灵深处激荡，是见其创伤之深。因此，在河西走廊相继陷蕃之后，敦煌依然保留着传统的汉人社会，“敦煌郡，四面六蕃围，生灵苦屈青天见，数年路隔失朝仪,目断望龙墀”[6]，“叹念敦煌虽在年阻汉，没落西戎，尚敬本朝，余留帝像，其余四郡，悉莫能存”[7]。这在整个河西走廊皆被“吐蕃化”的形势下是十分不容易的。即使是在蕃占时期，敦煌人依然心系中朝，《李氏再修功德碑》里记载了一个姓李的汉族地主在叶蕃统治下当了将军，碑文中有以下几句:“虽云流陷居戎，而不坠弓裘，暂冠蕃朝，犹次将军之列”。[8]就连敦煌人的名字也体现了强烈的民族尊严感，如程思楚、程思太、程思忠[9]、赵大本、赵光明、索思礼、安大忠、赵明奉、赵如王[10]等等。在此一时期，吐蕃奴隶主还往往不得不依靠汉人来统治敦煌，如带领敦煌人民守城长达十一年之久后投降吐蕃的阎朝，被吐蕃授予“大蕃部落使河西节度”，摇身一变又成为吐蕃统治敦煌的上层人物；而后来带领敦煌人民起义并从吐蕃手中收复河西十一州的张议潮，其祖上即世代为官于吐蕃，张议潮本人亦为吐蕃的一个将领，表明吐蕃奴隶主对敦煌汉人社会的承认。在归义军时期，“河西诸州，蕃、浑、唱末、羌、龙狡杂，极难调状”[11]，敦煌成为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孤立和陷入异族领地之中的一块遥远的汉族孤岛。敦煌曲子词《菩萨蛮》P3128就有“只恨隔蕃部，情恳难申吐，早晚灭狼籍蕃，一齐拜圣颜”。此后张承奉建立“西汉金山国”自称“金山天子”，其名号含义极言“西部汉人之国”以示区别[12]。即使到了后来与甘州回鹘结为父子之国仍然念念不忘“沙州本是大唐州郡”[13]，可见其蔡藿之心。不仅如此，归义军时期敦煌还出现了赤心乡这一政区名称，其含义即为具有赤胆忠心、赤心为国之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吐蕃奴隶主还在敦煌一地兴办学校，这对敦煌人才的培养以及汉文化的巩固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即使在吐蕃从河西走廊撤退后的九——十世纪，敦煌依然残留着儒风坊巷(S204，S3876)、永宁坊(S3877)、修文坊(S1285)、定难坊巷(S4307)、临地坊(池坊)(S1398)、政教坊(S3835)、修仁坊巷(P3501.V)、钦贤坊(P2482)、怀安坊(P2482)等等，世纪以来的唐制坊巷。依据律令制度成立的乡里制虽然已经崩溃，但在归义军时期，敦煌莫高、神沙、龙勒、洪闰、玉关、赤心、慈惠、效谷、平康等旧日的十一乡的名称和区域，仍然作为基层政区而复活，其中，赤心乡代替了原来的悬泉乡，而从化乡则是新的乡名，显示了深厚的汉文化意识和情结。就连敦煌女儿选择对象也一心崇拜的是“长安君子，赤县人家”、“只要绫罗千万匹，不要胡觞数百杯”[14]，可见敦煌一地汉文化传统的深厚。即使在西夏时期，西夏在敦煌的统治也是反反复复，统治极为不稳定，这也标志着敦煌汉人社会对异族固有的反抗心理。在敦煌莫高窟第444窟檐处北壁，至今还保存着一条汉文题记:“庆历六年丙岁发十二月座口神写窟记也”，庆历六年即公元1046年，已是西夏占领统治沙州后的第十年，这条题记仍然沿用中原王朝的年号而不用西夏年号，可见当时沙州地区民众仍然是“心系中朝”，仰慕汉仪。因此，在历史时期，敦煌一地总是晚于沦陷，而恢复最快，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对这个地区都表现出了奇有的宽容和大度，听任这个汉人社会的保留，这也是敦煌民风要比其东部温和得多的原因之一。 从两汉以来逐渐成长起来的河西大姓成为河西走廊任何一个政权或割据势力所不可忽视的力量，不管是胡还是汉，它都必须依靠河西石姓才能巩固其统治地位，因此从两汉以后一直到宋元，河西走廊其实是著姓社会的天下，而河西著姓之中当以敦煌石姓为代表，有些论著在述及河西地方社会历史时，往往以敦煌大姓代替河西著姓，其论虽可议，但却表明敦煌大姓在河西著姓中的地位。从敦煌大姓的形成来看，大部分为中原官宦士人及其后裔，其代表的就是中原儒道两种文化，因此，敦煌石姓所形成的家族体系事实上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堡垒，尤其是私家学风的兴盛，对于汉文化的保留和播扬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正因为儒道两种文化成为敦煌地域文化中最具有传统的一个文化因子，故敦煌人性格即表现为外柔内刚，外柔来自于道家，内刚则来自于儒家，历史上敦煌虽然不时陷入异族的统治，但其仍然能保留传统的汉人社会，其原因概在于此。归义军时期张承奉之死有可能与张承奉勾结吐蕃以抗回鹘遭到州人的反对有关，敦煌遗书P3633《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云:“天子(承奉)所勾南蕃，只为被人斯屈，大丈夫之心，宁无怨恨，天子一时间 发心,百姓都来未肯”。这也是敦煌人外柔内刚的民族心理在重大社会事件时的必然选择。 除此而外，敦煌自古还是一个宗教比较发达之区域，有“善国神乡，福德之地”的美誉[15]，对其民风的影响不可谓不深。因为宗教本身就是一种麻醉剂，它能使“悍戾者好空恶杀，义勇者殉国忘家”[16]。敦煌这个悬远的地域社会，民族分布又极其复杂，所以历代统治者不遗余力地推动这里宗教发展。大一统的王朝自不必说，即使是一些割据政权不论其为胡还是汉，都将宗教作为统治一方的精神支柱，胡者如吐蕃、西夏等；汉者如前凉、归义军政权等，莫不是把宗教作为统治河西走廊的镇山之宝。吐蕃时在吐蕃奴隶主的大力推动下，敦煌成为当时的禅宗的繁荣中心[17]，西夏时更是“释教尤为所崇奉，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18]，可见其对宗教之倚重。历史上河西走廊汉人割据政权，每每由于远胡正朔而不得遂转而依靠宗教这一剂良方来统治这个“华戎所交一都会”，归义军政权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尤其是曹氏统治敦煌时期，西有于阗挡道，东有回鹘侵扰，孤悬异域，因此大力提倡佛教，便成了曹氏政权生存的唯一精神支柱。现存莫高窟最大的洞窟就是曹氏统治时期所开，如98窟(曹议金功德窟)、100窟(窟主为曹议金夫人回鹘公主)、108窟(窟主为曹议金弟妹)、55、53、61窟(均为曹元忠时所开的窟)及454窟(曹延恭时窟)等，要知道当时曹氏政权仅限于瓜沙二地，而当时瓜沙二地人口仅不过三万多，开凿每窟费用动辄“费税百万”计[19]，由此也可想见当时瓜沙地区佛教香火之旺，从佛人数之众。公元901年(唐光化末年)回鹘始攻至沙州城郊，并纵火焚毁了金光明寺的佛殿(金光明寺在城东五百米)，这种野蛮破坏的行径自然激起了沙州人民的强烈愤慨，斥为“ 狁狼心犯塞，焚烧香阁摧残”(敦煌文书S389、S3905《天复元年12月18日金光明寺造窟上梁文》)，可见敦煌人佛心之重。一直到元代，马可波罗还说沙州城几乎全是佛徒，人们对偶像，可以献出一切，表现出最大的崇拜和信仰[20];即使到明时莫高窟为“回人蹂躏，佛像屡遭毁坏，龛亦为沙所掩，四月八日户民为浴佛之会，香火称盛”[21]。由此亦可想见到敦煌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以及由此影响下的敦煌民风。 二、强悍的张掖民风 处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张掖，自古以来就是河西地域内民族分布最为复杂的区域。早在汉代，这里即为羌、小月氏、匈奴等民族部落的分布地，汉武始有河西“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22]，关于休屠障塞情况不详。而从今酒泉北沿额济纳河东北行至居延泽，就是著名的居延塞，也称遮虏障。汉修筑这段边塞的目的即在于控制匈奴进入河西的通道，确保酒泉、张掖的安全。《汉书·李广传》附《李陵传》载:陵“拜为骑都尉，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可见张掖为汉代在河西走廊重点布防区域。而此后少数民族在张掖起事不断，仅《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就有七次之多，如永宁元年上郡沈氏种羌五千余人“复寇”张掖，同年烧当、烧何种(均为羌族)率三千余人“复寇张掖，杀长吏”，遍捡史书，在河西发生的民族斗争尤以甘州一地为多，故史书言“吾甘在汉唐以前开发最早浩劫亦最多”[23]，这无异道出了张掖民风强悍的根本原因。其实，早在汉代时张掖民风就较河西其它地方为刚劲。据汉简记载，在当时驻宁河西地区的军队中，张掖人大部分充当骑兵，而外地人很少，亦足见其能征善战的特征。魏晋南北朝时代，卢水杂胡沮渠蒙逊即是借助部族及其它部落的力量在张掖建立了北凉政权，并以此为基地统一了河西走廊。隋代，隋炀帝亲自张掖主持了二十七国国际贸易交易会，除显示皇恩浩荡之外，也有威慑诸少数民族之意。唐时，曾有西域处月种沙陀部族移往甘州，沙陀族凶悍善战，史载《沙陀劲勇冠诸胡，埕蕃之甘州，每战，以为前锋”[24]，民国《续修张掖县志》曾言及此事，并说“曾处沙陀添劲猛”[25]。虽然沙陀族在甘州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但对甘州民风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唐末五代时甘州先在吐蕃统治之下，后在回鹘占据之中，而且后者要比前者对河西民风的影响要大的多。在甘州建立回鹘牙帐的回鹘部族，与沙州归义军、肃州龙家、凉州唱末、蕃汉政权等或断或和，争斗不断，并一度称霸河西走廊。P3033《龙泉神剑歌》即是归义军张承奉时与甘州回鹘不断发生战争的写照，“蕃汉精兵一万强，打却甘州空五凉”。甘州回鹘枢密使曹万通向宋真宗说:“本国??有小郡数百，甲马甚精习”[26]，加之其族好斗之风，对甘州民风影响极大。西夏元昊拥有河西走廊，在他的称帝表文中就说：“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服”[27]，可见只要张掖被征服，整个河西即被征服，也足见张掖一地民族关系之复杂，民族力量之雄厚。西夏因此“以肃州为蕃和郡，甘州为镇夷郡，置宣化府”[28]，这里的郡兼理军民，至于宣化府，则是一种管理少数民族宣抚机关，类似于清代的理蕃院，以妥善处理回鹘、吐蕃等少数民族事务，而从其名称本身似乎也可以看出其民族构成的复杂性。不仅如此，西夏还在甘州驻扎三万精兵，以防甘州回鹘之外，还在邻近甘州的肃州驻有一些由汉人组成的军队，以防肃州吐蕃。“得汉人勇者为前军，号‘撞令郎’。若脆怯无他技者，迁河外耕作，或以守肃州[29]。即使到了清代，甘州府依然是一个“四面番回”、“华夷交会”[30]的地方，足见张掖外围形势之严峻。 从交通环境来看，张掖正处在河西走廊中部，又是横穿走廊的丝绸之路与居延扁都口一线的交点，是古代中国西部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至今张掖钟楼四门还挂有这样的匾额:东迎华岳，南望祁连，西达伊吾，北通沙漠。据有张掖，不但可以掐断东西南北的连系，而且据此可以东出西进，南下北上，其军事意义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甘州自古说严疆，表里山河控狄羌”[31]，加之张掖拥有河西走廊最大的河流黑河和河西走廊第二大绿洲，地形开阔，水草肥美，物产丰富，俗有“甘州不甘水湖滩”之说。对于有水就有一切的河西走廊区域来说，甘州一直是河西走廊域内农业较为发达之区域，素有“金张掖”之美称。良好的水利条件不但哺育了农业而且也滋润了宽广的草原，为游牧民族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历史上张掖周围常常有大部的民族或部落分布，其原因概在于此。所以史书有言:“土壤肥饶，军民富庶，猾虏素所垂涎，贼番不时窥伺”[32]，汉时“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去居之”[33]，这也是甘州一地历史上民族矛盾尖锐的症结所在。而其西边的敦煌则不同，整个疏勒河流域只有敦煌绿洲面积较大，也仅为30平方公里，而甘州则为3230平方公里，因此敦煌绿洲不可能承载过多的人口和牲畜，虽然历史时期较今有所不同，但情形当不会差的太远。因此在汉人占领了这块最大的绿洲之后，其余可供少数民族生存的空间就显得十分有限，不可能有大的部落集团对敦煌形成威胁，即使有也只是一些小股游牧于党河南山的部落或集团，如仲云族就是如此。由此也不难明白历史上敦煌一地汉文化能够完整地保留并延续发展的原因所在。而甘州则不同，历史上常有一些民族或部落分布在张掖周围，它们弱则羁縻，强则雄起，如卢水胡、甘州回鹘就是。这些少数民族都是一些能征善战、强悍之辈。早在汉代，出任张掖属国都尉的窦融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34]。以张掖精兵而喻河西，足见张掖尚武风气之浓厚，实为河西一地之冠。 三、质而不野的武威民风 自东汉以来一直作为河西走廊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武威，无论是其文化发展水平还是宗教兴盛程度，都与敦煌不相上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在汉代，武威地区的教育和经济水平即可与中原相媲美。1959年7月在武威县磨咀子出土的汉代木简有《仪礼》九篇即可证明，而且这种《仪礼》简版本是中原已失传的版本。此外，在武威发现的汉墓中，常常发现棺盖上放置铭旌、简册和鸠杖，说明汉文化在这一地域极为兴盛。到唐代“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其文化发展几乎与中原保持同步。即使到清代依然是“村近牛羊满地，秋高禾黍登场，闲座二三文老，向阳光话羲皇”[35]，可见其民风之古朴。后世武威方言中雅言成份较多且多典故地名和《千字文》地名，都表明武威一域汉文化根基之深厚。但武威由于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素有河西咽喉之称，且地域邻近秦陇，历来成为各民族轮番争斗之地，长期的战争环境使其民风刚性成份不断增加，尤其是唐末五代时期，凉州成为吐蕃在河西走廊的统治中心，其“蕃化”程度最深，史载，“凉州廓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余皆吐蕃”[36]，历史上每每以凉州为“吐蕃地”其原因也概于此。在归义军时期，凉州为蕃汉政权所控制，这个政权的构成体本身就表明汉人社会与吐蕃人的社会已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融合，其民风的融合也就自然而然。而此时在西凉府周围生产、熟户众多，“其俗多有世仇，不相往来，遇有战斗，战则同恶相济，传箭相率，其从如流。虽各有鞍甲，而无魁首统摄；并皆散漫山川，居常不以为患。”[37]此后这一状况一直没有改变。到李元昊攻取凉州，凉州南山一带仍然分布有大大小小的部落，环伺于凉州，如六谷部落、末部落等，所以元人马端临说元昊拥有河西五凉之地，“然不过与诸蕃部落杂处于旱海不毛之地，兵革之犀利，财富之殷富，俱不能如曩时。”[38]明代是武威民风变化的又一重要时期，当时蒙古铁骑常常游牧于走廊北山山地，使得武威时时有警，处处为战。如武威城北的皇娘娘台，又称刘林台，即为明时乡人为纪念千总刘林与瓦喇战死之忠节而改名，足见当时西凉府一带周围形势的严竣。“凉州城北尽胡虏”可以说是明代凉州形势的生动概括。“年年此地边城上，竟与胡人相间处”，史称“人杂羌戎习俗刚劲”[39]，由此形成了其民风刚劲的一面。民国《甘肃通志稿》更直言:“汉武帝初设河西五郡而武威其一焉，生其地者固多刚毅雄杰之士往往以武功显然”[40]，说明其民风中尚武风气较浓。俗云:“河州(今临夏市)的鞭杆秦州(今天水市)的棍，凉州(今武威地区)的拳掌称霸王，武风颇盛的凉州人被人称之为“铁门槛”，但相对于张掖而言，其民风还要相对温和一些，一是其传统的汉文化根基深厚，使得风俗习惯得以继承；二是凉州靠近兰州及关陇，其所受汉文化影响要比张掖强烈的多，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势，而且凉州为中原移民河西的首入区域，所受中原民风影响不可谓不深。参考文献：[1]资料来自乾隆《武威县志·选举》、道光《敦煌县志·人物·科第》，民国《续修张掖县志·选举》。[2]资料来自民国《甘肃省乡土志稿》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历代人才之统计。[3]乾隆《甘州府志》卷4·风俗。[4]民国《甘肃通志稿·甘肃民族一·民族九·风俗》。[5]《新唐书·吐蕃传》。[6]王重民先生《敦煌曲子词集·望江南》，第318页，S5516。[7]P3451《张维深变文》。[8]见《陇右金石录》卷2。[9]以上见P3354《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里天宝之载（747）籍》。[10]以上见S514《大历四年（769）沙州敦煌县户籍残卷》。[11]S5697。[12]李正宁《关于金山国和敦煌国的几个问题》，《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13]P2992《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14]敦煌民间故事赋《下女夫词》（P3350）。[15]敦煌遗书P2992《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16]《全唐文》卷750。[17]参阅山口瑞风：《IV吐蕃统治时代》第3节，《敦煌的佛教界》，载《敦煌讲座2，敦煌的历史》。[18]西夏《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碑藏武威市博物馆。[19]S5448《敦煌录一本》。[20]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第57章唐古忒卅，中华书局1954年版。[21]清佚名《敦煌县志》古迹条。[22]《汉书·李广列传》。[23]清《东乐县志·序》。[24]《资治通鉴》卷237宪宗元和三年条。[25]民国《续修张掖县志·序》。[26]《宋史·回鹘传》。[27]《嘉靖宁夏新志》卷6《拓跋夏考证》，《长编》卷122及123。[28]《西夏书事》卷12。[29]《宋史》卷485《夏国传上》。[30]乾隆《甘州府志》卷3。[31]《临泽县采访录·艺文类》。[32]乾隆《永昌县志一卷·艺文志》。[33]《汉书·赵充国传》。[34]《后汉书·窦融传》。[35]清陈炳奎《田家杂兴》。《古柏山房诗草》（抄本）。[36]《宋史·吐蕃传》。[37]《宋史·宋琪传》。[38]《文献通考》卷322《古雍州案语》。[39]民国《甘肃通志稿·甘肃民族一·民族九·风俗》。[40]民国《甘肃通志稿·甘肃教育志一·教育二·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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