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早期教育救国思想与实践任保国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字鹤卿,号孑民。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有“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之誉。当他于1940年逝世时,****中央给予他很高的评价,称其“为革命奋斗四十余年,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勋劳卓著,培养无数革命青年,促成国共两党合作。”而其早期所倡导的教育救国思想,更显其熠熠光辉。???蔡元培的少年时代,是在私塾中度过的,由于从小接受儒学的熏陶,对读书和钻研学术非常感兴趣,尤其爱读宣传新学的文章,而最爱读的书是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的书。他在书房中写下“都无作官意,惟有读书声”十个大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1892年春,蔡元培进京补行殿试,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当时的户部尚书翁同禾对蔡元培十分赏识,说“蔡元培乃庚寅贡士,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也。”两年后,他又升补翰林院编修,年仅20多岁的蔡元培已是“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的士大夫了。他的教育救国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正是在他任职翰林院编修期间形成的。???蔡元培本可以在科场告捷后,沿着封建士大夫之路一直走下去,但社会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他无法再安于功名利禄。甲午战争中国的败北,使一大批先进青年率先觉醒,也给书斋中的蔡元培以强烈的刺激,认为中国不图政治上的革新改良已不足以救亡图存。当时有大量西学的译文和介绍西学的论著出现,使得“朝士竞言西学,孑民始涉猎译本书。”他读过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宋育仁的《采风记》三册、《时务论》一册、《记程诗》一首等,认为其宗旨,“以西政善者皆暗合中国古制,遂欲以古制补其未备,以附于一变主道之谊,真通人之论”。???1998年,戊戌变法失败,宣告改良主义政治在中国的破产,使蔡元培深感清廷政治改革无望,他认为“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命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固,不能不情见势绌。”他深知“清廷之不足为,革命之不可已,乃浩然弃官归里,主持教育,以启发民智。”从此,蔡元培开始了教育救国的探索之路,回乡担任绍兴中亚学堂监督。当时,学堂有新旧两派教员,新派信奉进化论,反对尊君卑民,重男轻女,蔡元培积极地站在新派一方,因此遭到旧派和校董的嫉恨,因不堪忍受他们的刁难,便愤而辞职,于1901年到上海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在南洋公学,蔡元培积极宣传西方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提倡民权、女权,在教学中注重“启发青年求知欲,使广其吸收,由小已观念进之于国家,而拓之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犹蒙昧,使青年善自培其开发群众之才,一人自觉,而觉及人人,其所诏示,千言万法,一归之爱。”他在演说中说:“现在中国被各国欺侮到这地步。”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弱点,还要了解国际情况。了解国际要通晓外国文,读外国书”。“中国国民在极度痛苦中,还没有知道痛苦的由来,没有能站立起来,结合起来,用自力解除痛苦,这是中国根本弱点,你们将来出校,办学校以外,还要唤醒民众,开发他们的知识。”在这里他主张把办学和救国结合起来,这在当时的中国极具现实意义。蔡元培不仅是教育救国的倡导者,也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1902年,他与章炳麟等人创立中国教育会并自任会长。他在阐明创办教育会的目的时说:“我等所以设立此会者,实欲造成理想的国民,以建立理想的国家。”“我辈欲造共和的国民,必欲共和的教育,要共和的教育,所以先立共和的教育会。”可见,蔡元培创立的教育会是革命的教育团体,与改良派的教育是截然不同的,正所谓,“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蔡元培力图以办教育提高国民的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觉悟,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在教育会成立后,又创办了一所爱国女学。他认为“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为根本。故女校有爱国女学,男校有爱国学社。”蔡元培创办女学的目的也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他认为“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立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反映了蔡元培对救国革命道路的探索。1902年11月,蔡元培在上海创办爱国学社,他在爱国学社章程中规定:“重精神教育,重军事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蔡元培将爱国学社作为宣传革命的阵地。“爱国学社既成立”,“一反以前南洋公学所为,校内师生高谈革命,放言无忌。”“蔡孑民办爱国学社,与众弟子大声讲革命,四出演说,亦无所讳”。爱国学会以《苏报》作为宣伟革命的喉舌,蔡元培、章炳麟每天轮流撰写论文,扩大宣传,影响颇大。???1907年至1911年,蔡元培赴德国留学,先由柏林后入莱比锡,悉心研究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等,在德期间还写成《中学修身教科书》五册、《中国伦理学史》一册,翻译《伦理学原理》一书,尤其是对西方文化的吸取与研究,对他教育思想及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1911年12月1日,蔡元培由德国回到上海,并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要求废除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提倡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等五项主张。他在教育改革上的主张有:废除读经,改革学制,修订章程,实行男女同校,义务教育,社会教育等,建立我国资产阶级式的教育体制。蔡元培认为:“夫军国民教育者,与社会主义 驰,在他国已有道消之兆。然在我国则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立年丧失亡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且军人革命以后,难得无军人执政之一时期,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将使军人社会永为全国****别之阶级,而无以平均其势力,则如所谓军国民教育者,诚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也。”他同时也强调了实利主义教育的重要性,“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务之急也”。蔡元培还阐明了军国民主义与实利主义的关系,并认为它们同为富国强兵主义,“军国实利两主义,所以补自卫自存力之不足。道德教育,则所以使之互相卫互相存。”???蔡元培教育生涯中一项重大的事件是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他说:“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然而这一时期,正值五四前后,是中国革命风云际会的关键时刻,正是有了蔡元培,才使北京大学成为五四运动的摇篮。他说:“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5](P291)蔡元培正是怀着教育救国的美好愿望,在孙中山等人的力劝下出任北大校长的。
? 蔡元培到北大后,决心改革旧北大封建复古主义的陈腐思想,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大学模式和教育方针重建北大。
? 1917年1月9日,他在就职演说中勉励学生:一、抱定宗旨,二、砥砺德行,三、敬爱师友。他指出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要求学生必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蔡元培的办学宗旨是“兼容并包,兼收并蓄”,提倡“学术思想自由”。他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目的是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为此,他首先从文科入手,因为文科教员中,顽固守旧的多,是北大前进的障碍。他聘请了因创办《新青年》而声名远播的陈独秀来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很快形成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包括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沈尹默在内的革新陈营。理科方面,他聘请了学有专长的知名教授,学者,如李四光、颜任光、任鸣隽、李书华等名流。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这支年轻有为充满活力的队伍给北京大学带来了勃勃生机。
? 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的指导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他认为“一乙之学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缚一已。诚如是,则科学,社会学等,将均任吾自由讨论矣”。[19]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样,北京大学便容纳了不同政见、不同思想、不同学派的人物,使北大的学术空气空前活跃,开创了一代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之新风。正是在蔡元培这一“思想自由”的方针指导下,才使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有了一方天地,李大钊正是在这种学术环境下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北大也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及五四运动的摇篮,黑暗中国的希望之星从这里冉冉升起。???纵观蔡元培的早期教育救国思想,是在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日趋严峻的情况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并直接感召着许多仁人志士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的艰辛探索,激起了中国社会的层层波澜,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而其直接领导并积极参加的教育救国实践更使蔡元培成为当时颇具魅力的学界领袖人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