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扈从帖》手迹

重庆大学

蔡襄《扈从帖》手迹???吾莆宋代贤臣蔡襄，不仅以显赫政声与刚正品德名重朝野，亦以高雅书艺名盖一世。蔡襄挚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论书称：“蔡君谟（蔡襄字）独步当世”，大文豪苏轼谓之为“至论”，且多次力排异议，坚持“君谟为当世第一”之说。苏公作为蔡襄同代人，本人又是书法高手，其论决非信口雌黄，而具有客观性。???欧阳修撰《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曰：???“（蔡襄）精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为人书，故其残章断稿，人悉珍藏。而（宋）仁宗尤爱称（推崇、颂扬）之，御制元舅陇西王碑文，诏（蔡）公书之。其后，命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敕（蔡）公书，则辞不肯书，曰：‘此待诏（即翰林待诏，宫中奉侍帝王、草拟诏命及备作顾问的文学词臣）职也’。”???可见时人对蔡襄书品的珍爱和追捧，以至仁宗皇帝亦一而再命其书碑。然而，蔡襄却不妄为人书，甚至对仁宗之命亦讬辞不从，显其持正自重的品格。???欧阳修所纪之事，多为以后史籍采用（包括官修《宋史》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名著），乃至现代不少蔡襄事迹的文史读物亦引为美谈，且往往被作为蔡襄居官持正不阿、敢于忤旨抗上的佳话，加以颂扬。余研读有关史料认为，古代史籍对蔡公辞不肯书温成皇后碑之事，主要着眼于其作为儒官的一种高雅心态。蔡襄所谓“此待诏职也”一语乃是解读其辞不肯书碑之关键语。这可以从其他史料得到佐证。???宋代官修内府藏帖典籍《宣和书谱》曰：???“（文臣蔡襄）精字学……尤长于行（书），在前辈中自有一种风味，笔甚劲而姿媚有余，仁祖(宗)深爱其书。尝御制《元舅陇西王李用和墓铭》，诏（蔡）襄书之。己而学士撰《温成皇后铭》文。又诏襄书，而襄辞曰：“此待诏职也。儒者之工书，所以自游息而己。”仁祖亦不强之。人谓古今能自重其书者，惟王献之、（蔡）襄耳。”???这则史料的价值，在于“儒者之工书，所以自我游息而已”之句，可视为对欧阳修纪事的重要补白，有助进一步了解蔡襄辞不书碑的心态。古代翰林官员作为天子侍从，除奉旨草制诏命、顾问议政外，还常应命奉和圣制、书写匾联，均属本职工作任务，且不乏以其文华博取宠幸者。蔡襄则视书艺专长，不过是儒士用以自我游乐消闲之手段而已，故不欲越俎代庖，掠人之美，与其争宠。《宣和书谱》正是以此事证明，蔡襄为历史上少有的“自重其书者”，赞扬其谦恭自爱品德。因此，宋仁宗虽爱其书，面对蔡公辞不奉诏，“亦不强之”，即不勉为其难，且并无难堪之感。《宣和书谱》成为于宋徽宗之时，距前朝不远，《四库全书》称该书系蔡京、蔡卞、米芾三人选编，所纪当属可信。???如果说《宣和书谱》书家小传，对解读蔡公辞不书碑心态的解读，又深入了一步，那么，明代著名书家吴宽的一款题识，令人更有“柳暗花明”之感。吴宽《宋蔡襄谢赐书诗贴题识》曰：???
“蔡忠惠公书名重当时，上尝令写大臣碑志，则以例有资利辞，曰：‘此待诏职也，与待诏争利，可乎？’力不从，竟已，其人品如此。……长州吴宽题。”???这则资料的要旨是：“以例有资利辞”、“与待诏争利可乎”。他清晰揭示蔡襄辞不书碑的一种真实心态。吴氏所谓“资利”，唐宋时称“润笔”，似今笔酬。唐宋帝王本人多为文儒之士，深知文士操笔劳脑之艰辛，故例有赏格，即便如草诏此类纯属公务工作，亦不例外。宋人笔记有关润笔的记载甚多。《梦溪笔谈》载：“内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给谏、待制以上，皆有润笔物。太宗时，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舍人院，每除官则移文督之。在院官，下到吏人、院驺（马吏）皆分沾。”《庶斋老学丛谈》载：草后妃、太子、宰相麻（诏令），砚匣、压尺、笔格、糊板、水滴之属，计金二百两，随以赐之。宋高宗时，中书舍人王纶暂权内制，朝廷诏命多为其所草，草刘婉仪进位贵妃制，高宗称其有典诰体，润笔万缗，赐砚尤奇。杨大年草拟寇准拜相诰命，拜语恰中寇准下怀，寇准大喜，例外别赠金子百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