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情痴---徐悲鸿

重庆大学

    百家姓友情提醒： 本帖被 徐双喜 从 文化交流 移动到本区(2008-12-02)     为爱私奔  　　地摊卖画，无人问津，家贫致死发妻幼子;预谋在先，为爱私奔，大胆之举令蒋家尴尬不已   　　1915年冬，江苏宜兴阀阅世家蒋宅。刚刚替父亲办完丧事的上海大学教授蒋兰笙一脸哀容，寂然坐在客厅，心中充满了悲戚。突然，门人进来通报，宜兴初级师范的老师徐悲鸿先生前来拜访。  　　“快，快请悲鸿!”蒋兰笙一听，大喜过望，忙叫门人相请。须臾，一位身着布衣长袍，留着分头，背了画板，脸庞清秀俊俏的年轻人走了进来。“哎呀……悲鸿，快请上坐!”蒋兰笙已步入天井，忘情地拉住徐悲鸿的手，然后引入客厅。  　　两人寒暄后，便热烈地交谈了起来。这时，蒋兰笙17岁的女儿蒋棠珍好奇地打量着年轻人的背影，限于当时的封建礼教，却不敢正视。待徐悲鸿走后，蒋棠珍好奇地问父亲道:“那个年轻人是谁?”蒋兰笙满是感叹地答道:“屺亭桥徐悲鸿，此子可教!假以时日，会琢玉而成大器。”  　　第二年春天，蒋兰笙守丧期毕归沪。徐悲鸿也辞了故乡的老师职位，来到上海，潜心学画。他到上海以后，便在一位名叫朱子洲的宜兴同乡的引领下，首先来拜访自己的老师兼同乡蒋兰笙教授。  　　他第一次与蒋兰笙的女儿蒋棠珍有了正面接触，并彼此给对方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多年后，蒋棠珍成为了闻名遐迩的蒋碧薇，她在《我与悲鸿》的自传中作了描述:  　　徐先生一到我家，就给大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因为他外貌英俊，态度落落大方，不拘小节。那时候，他对我们一家都非常亲切随和，父亲作一首诗，他会击节称赏，母亲烧一道菜，他也会夸赞一句“天下第一”。父亲母亲都十分喜欢他，同时念他独身在外，难免另眼相看，多加照顾。没有多久，他简直变成我们家里的一分子，只要有空，他总是耽在我们家里。通常星期四下午他学校没有课，吃过中饭他便来了，到星期五早晨才赶到学校，星期六下午来后，更要到星期一早上才走。  　　相处久了，我们渐渐地知道他的家世，以及他从小到大的奋斗历程。那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徐悲鸿先生原名寿康，是离宜兴城18里的屺亭桥人。他的父亲徐达章公能诗工书画，一共生了三子三女，因为家境贫寒，一家八口都靠他的父亲卖画鬻字为生。中年达章公信佛，常在寺庙中住，40多岁便逝世了。徐先生是长子，9岁从父学画，17岁时父母为他娶亲，由于他不满这门婚事，离家出走，后来他被父亲抓回来结婚。18岁那年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劫生，意即“遭劫而生”，但家人则改名为吉生。19岁那年，徐父去世，身为长子的徐悲鸿返回家乡，一口气接了三家学校的聘约，每日往返奔波上课。  　　两年后，徐悲鸿不愿被家室拖累，再次来到上海，潜心学画。他住在一位好友家，一天仅吃两个粢饭团充饥。最穷的时候，脱下布马褂，当过40个铜钱，赎时付了14个制钱的利息。正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忽然看见哈同花园在报上登广告，公开征求画仓颉像。仓颉为古代神话人物，传说有6只眼，徐悲鸿画了一张便去应征。哈同花园总管姬觉弥一见画，大为倾心，立刻派车将他约去深谈，很是赏识，便聘他为同中美术指导。不久，姬总管得知徐悲鸿有意去法国留学，便出资让他进了复旦大学进修法文。但是，自身的生活虽解决了，可是作为长子的他不得不担心家里的生计。于是，徐悲鸿走上了卖画的道路。  　　黄浦江畔，凉风瑟瑟。徐悲鸿每到傍晚，便带上作品，摆在地摊上，企望有人能出资购买。然而，一连十多天，他仅着一件单衣，蹲在画旁，抱紧瘦削的肩胛骨，焦虑而又嗫嚅着向路人兜售，却没有卖出一幅画。夜深了，徐悲鸿站起身，揉揉麻木的双腿，提上画蹒跚着步返回寓所。这时，他对自己的绘画才能产生了怀疑，并一度想回到宜兴老家重操旧业，将自己的人生定位在一个乡村教师的角色上。  　　一个被徐悲鸿称为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出现了。被誉为新美术教育先驱的著名上海画家周湘一语点破，指点迷津，令徐悲鸿重新找回了行将失落的自尊。  　　周湘于20世纪初先后在上海创办多所培养高级人才的美校，即“布景画传习所”、“中西图画函授学堂”、“中华美术专门学校”及“上海油画院”等。他毕生致力于新美术教育，先后培养学生达数千人，徐悲鸿就是上海油画院的学生之一。清宣统三年，周湘在旅居海外10年后回国创办了“上海油画院”。有一天周在外滩见到紧锁双眉正在卖画的徐悲鸿，详细审视后，周说:“你的画我全买了!”悲鸿在惊愕未定中送了周一程。周问:“你卖掉过吗?”悲鸿摇摇头。“你的绘画很有天赋，很大气，只是人未识，还须刻苦、努力!”周又说。悲鸿频频点头。  　　当晚，悲鸿与他的好友黄警顽来到周湘府上，从此周免费收他入学。日后，徐悲鸿、蒋碧薇成了周府经常的客人。当悲鸿赴日留学时，周又亲自写信给哈同府上，由他们负责徐悲鸿、蒋碧薇在东瀛的一切费用，周负责来回旅费，由此周、徐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情。这是后话。  　　周湘买下徐悲鸿的画，付了一笔还算可观的钱，徐悲鸿忙将卖画所得寄回宜兴乡下。这时，他留在家乡的发妻与儿子因贫病不治，先后去世。徐悲鸿备受打击，他咬紧牙关挺了过来，牢记周湘的教导，一心准备出国留学。  　　他的这种好学上进、孜孜以求的精神迅速在家乡和上海的宜兴籍同乡中传开了，也真诚感动了18岁的蒋棠珍。  　　有一天，蒋兰笙教授在送走来访的徐悲鸿后，便叹息着对老伴讲:“悲鸿人品才貌双全，世间难得，我断定他将来一定是可靠之才。”末了，他喟然长叹道:“要是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就好了。”  　　刚好听到父母谈话的蒋棠珍心里蓦地一震，父亲的话太明显了。两个女儿一个已嫁人，一个已订婚。他是多么希望能有一位才貌出众、画艺高超的女婿。而蒋棠珍早就从心底里深深爱上了徐悲鸿，限于封建礼教，她和徐悲鸿从不曾正面接触，更没交谈过一句话，即使有偶然相聚的机会，都会尽力避开。蒋棠珍此时正值妙龄，典型的“二八”佳人。她长得高挑丰满，皮肤白皙，五官精致耐看，加之出身阀阅世家，自幼诗书熏陶，举手投足洋溢出一种令人摧眉折腰的典雅气质。有人曾说，她就像一张宣纸，粗看，无甚精妙，但要下笔，却又费尽思量。早在13岁时，她便由父母做主，许配给了门当户对的世交———苏州望族查家。其未婚夫名叫查紫含。后来，有人说导致蒋棠珍看轻查紫含并最终悔婚私奔是因为查紫含考场作弊，不学无术。  　　其实，事情并没这么严重。  　　查紫含与蒋棠珍虽自小订婚，但两人从未谋面，谈不上什么直观印象。查紫含到上海复旦大学上学，投师于未来的岳丈门下，受到了特别的关照。一天，临近考试，他让自己的兄弟找到蒋教授，索要一份国文考试的作文题目，这应该不算多大个事，但不知怎的，蒋棠珍得知后，举一反三，从心底里便看不起自己的未婚夫。从此以后，对他便有了不好的印象。  　　一天早晨，蒋母为女儿梳妆，徐悲鸿坐在一旁同她们聊天。蒋母告诉他说:“查家托人带来了信，明年要迎亲了。”蒋棠珍一听，不觉一震，莫名的悲哀立时涌上心来，待到母亲下楼做饭，徐悲鸿告辞而去，蒋棠珍思前虑后，悲从心头起，不由得伏在桌上哭了起来。这时，忘了拿走手帕的徐悲鸿重新折身上楼，他见蒋棠珍伏桌饮泣，心中明白了几分，走上前，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柔声安慰道:“不要难过。”然后转身下了楼。不出一月，那位将徐悲鸿引到蒋家的宜兴籍同乡朱子洲突然闯进蒋家，趁蒋教授夫妇俩都不在的机会，他突然严肃地望着忧郁的蒋棠珍，问道:“假使现在有一个人要带你去外国，你去不去?”  　　蒋棠珍一惊，她的脑海里蓦地闪现出徐悲鸿那帅气的身影，一种不可遏止的吸引和突如其来的幸福几乎令她眩晕。果然，朱子洲不待她开口，便从她那惊慌与无助的眼神中读懂了全部的心思，他胸有成竹地一笑，压低声音道:“这个人就是徐悲鸿，他很早就爱慕上了你，现在已经到了辗转反侧，无法自持的地步。他认为，一个男人娶妻一定要你这样的。近期他就要去法国留学，很想带你一同到法国去。”  　　蒋棠珍做梦也没想到徐悲鸿会有如此打算，她对他早已有了好感和爱慕，并常常有种“还君明珠”的痛悔，一想到对方也爱自己，而明年苏州查家就要来迎亲，蒋棠珍脱口答道:“我去。”朱子洲很高兴，他望望四周，摇摆着双手道:“好，就这么定了，我这就去回复悲鸿。不过这件事千万不可泄漏，否则将会有很大的祸事发生。”最后，朱子洲又叮嘱道，关于出国的一切手续和准备，徐悲鸿自会办理好的。  　　其实，徐悲鸿对老师的女儿早已爱在心中，他甚至还刻了一对水晶戒指，一只上刻悲鸿，一只上刻碧薇。当有人问及他戴在手上的戒指，碧薇是何人时，他骄傲地答道:“我未来的太太”。如再有人刨根问底，他便笑而不答。  　　果然，蒋棠珍与其私奔出国后，便更名为蒋碧薇。  　　徐悲鸿从朱子洲那里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便忙着准备办理出国手续。冷静下来的蒋碧薇却度日如年，备受煎熬。一方面自己是已订婚之人，以当时习俗，悔婚不可能;另一方面如要私奔，不但是一件丢丑的事，而且会令父母难以立世。在这种进退两难中，蒋碧薇是需要天大的勇气来做出选择和决定的。蒋碧薇在自述中写到:  　　1917年5月13日，我接到了徐先生的秘密通知，他知道我从来没有单独出过门，在信上指点得特别详细。他要我当晚天黑以后，悄悄地离开家，雇一辆黄包车，到爱多亚路长发栈去找他。他并且叮咛我，雇车要找留辫子的车夫，因为那种人比较老实可靠。  　　由徐先生和朱子洲先生密商定计，到了我离家出走的那一天，朱子洲先生故意来邀请父亲、母亲和二姑出去吃晚饭，饭后再去听戏。他们一走，家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当时大概是傍晚六点多钟，我看看天色将晚，暮霭已沉，便竭力使自己镇静，把早先预备好的一封信放在母亲摆针线的抽屉里面。我知道母亲每夜一定要打开这个抽屉，她不会看不到我的留书。我那封信故意写得含含混混，大意是说我深感人生乏味，颇有去自杀的意味。信放好了，我就两手空空地离开了家门。邻家已经亮起了灯火，弄堂里还有小孩子在笑闹游戏，我心慌意乱地匆匆迈着步子，走到巷口，按照徐先生的嘱咐，叫了一部黄包车。把地址告诉了车夫，他拉起来就跑，就这样，我离别了鞠养我18年的父母，开始走向艰苦人生的旅途。  　　到了客栈，徐先生已经等候得很着急了，一见到我如约而至，不禁大喜过望，但是我们还没有交谈，他又领着我另外换了一家栈房。  　　那一夜，我戴上了那只刻着“碧薇”两字的水晶戒指，从此我的名字也改成了“碧薇”。  　　一对痴心相恋的亡命鸳鸯就此开始了他们至为艰辛的伴侣之路。只是白云苍狗，世事变幻，谁也不曾料到，20年后两人会仳离而去，彼此演绎出一部经典的20世纪爱情悲喜剧。  　　徐悲鸿带着蒋碧薇私奔而去，这可苦了蒋家父母。当夜，两位老人听完了戏回到家中，看到女儿留下的书信，顿时惊骇万分，彷徨与焦急中他们认定女儿不会自杀，一定是同自己的爱徒徐悲鸿有关。接下来的几天，两位老人就差没在偌大的上海翻个底朝天，结果，问遍亲朋好友都不知情。两位老人最后只得商定:女儿与自己的学生私奔，这是很失面子的事，关系到蒋家声誉，必须想个万全之计。只有通知亲朋好友和查家，谎称女儿去了苏州舅父家，忽然得了急病，不治身亡，才有可能保全颜面。  　　次日，蒋母赶往苏州，与朋友商议，光说死亡还不够，需要买口棺材像模像样装殓一番，以防查家探个究竟。于是，蒋母便匆匆买了口棺材，里面装满了石头，然后抬到一家寺庙里，暂时寄厝。  　　不过，宜兴、苏州和上海，认识蒋家的人都在私底下偷偷议论，这事太过蹊跷了。这时，关于蒋碧薇与徐悲鸿暗生情愫并已经私奔的事逐渐传开了。蒋家本是宜兴望族，这一下就弄得非常狼狈和尴尬。查家也是苏州世家，虽觉愤懑，但木已成舟，顾及到面子，也未过多声张和追究。  　　再说徐悲鸿与蒋碧薇登上了“博爱丸”号，一出海，便遇上了恶劣天气。蒋碧薇在自述中写到:  　　博爱丸徐徐地驶出了黄浦江口，才出海，便碰上了恶劣的天气。从窗口外望，层层叠叠的云霭，堆砌在海天间，风高浪急，波涛冲击着船舷，船身立刻剧烈地颠簸。一阵头昏，只想呕吐，一会儿，徐先生也和我一样地晕起船来。48年前第一次作海上旅行，记忆中只是痛苦的回味和一片渺茫的空白，因为一路上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航行时间多半躺在舱里，呕吐得胃中空空如也。风浪小时才能勉强挣扎起来，到餐厅里进食。西餐味道不好，刀叉更不会使用，我怕人家笑话，暗暗注意别人的动作，心摹手追，依样画葫芦。徐先生却不理这一套，他用自家的方法吃大菜。由于晕船，无法欣赏海上风光。船到长崎，身体仍然觉得虚软，脑子里也是昏昏沉沉的。乘火车到达了东京，我们找了一家旅馆暂时住下。  　　每每我望着这个极其熟悉却又像是非常陌生的男人，我内心喜悦，但也有梦幻似的感觉。我经常在问自己，这一切难道果然是真实的吗?  　　语言不通，举目无亲，初到东京的时候，处处都感到不便。幸好不久以后，徐先生遇见几位熟朋友，其中有一位是无锡人龚先生，他介绍我们到他所住的“下宿”租一间六席小房。房东是日本人，楼下除了自家住用，把另两间余房分租。  　　初到日本，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生活习俗不适应，两人的生活艰辛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几个月后，蒋碧薇的姐夫也到了日本，从他口中，蒋碧薇才知道自己的贸然出走，给家人带来了很多的痛苦。   痴迷艺术  生活窘困，徐悲鸿回国筹措到留学经费，却买了金石书画作品;面对痴迷于艺术的丈夫，蒋碧薇心里渐渐有了一种被冷落的感觉  　　1919年3月20日，在康有为、哈同花园总管姬觉弥等人的帮助下，徐悲鸿获取了官费留法生的资格，终于一遂心愿，风风光光、名正言顺地带上了妻子蒋碧薇正式赴法勤工俭学。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是年5月，徐悲鸿夫妇抵至巴黎。徐悲鸿考进了法国国立最高艺术学校，蒋碧薇则进了一家女子学校学习法文。  　　徐悲鸿非常珍视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是班上惟一的东方学生，学习非常刻苦。先在素描班画石膏，平时都是自己临摹，每星期三、六才有教授到班上来指导学生。画素描期间没有时间限制，如果教授认为程度够了，就可升入高级一点的模特班画人体。经过了这个阶段，才有资格跟教授学画油画。由于徐悲鸿本就具有深厚的绘画功底，加之天资聪颖，特别勤奋执著，很快他就完成了艺术学校的素描课程，率先升入画室学油画。当时这所学校聘请的教授都是当代的一流名家，画室便以教授之名相命名。徐悲鸿特别崇拜现代派大师佛拉孟极，便投身其门下，转到了他的画室学习。  　　巴黎高等艺术学院在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学生进校容易毕业难，哪怕你学了几年，如果考试不合格，就不能算是正式生，更不能毕业。那些理论科目如解剖、透视等是很难考试及格的，而徐悲鸿是中国留法学生中惟一通过理论考试的人。这一时期，徐悲鸿的学业、画艺日渐成熟，夫妻间经过磨合，彼此也能够相知、宽容、信任，可以说是夫妇二人相亲相爱的黄金时期。暑假时，两人还遍游欧洲各国，饱览各地旖旎多姿的风光，度过了许多值得回味的美好时光。  　　徐悲鸿在艺术上大胆采用中西相融的办法，将国画的技巧与西方油画相结合，出了不少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是以蒋碧薇为模特的。  　　不过，蒋、徐婚变后，几乎众口一词，对蒋碧薇有这样的评价:即在巴黎期间，不爱学习，怕吃苦，热衷于搞沙龙集会，并过分苛求物质上的享受。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徐悲鸿批评蒋碧薇不爱学习，让她买一把小提琴，结果，蒋碧薇将这笔钱买了一件漂亮的风衣。  　　事实上，徐悲鸿夫妇留学巴黎时，生活甚为清苦，有时到了三餐难以为继的地步。贫贱夫妻百事哀，蒋碧薇身材高挑丰满，皮肤白皙，浑身上下洋溢着东方女性特有的魅力，这在巴黎，无论是中国留学生，还是法国人士，都对蒋碧薇的美貌赞赏有加。爱美之心人皆有知，蒋碧薇亦然。  　　一次，在巴黎一家时装橱窗前，蒋碧薇对一件风衣流露出喜欢的神情，她忍不住走进去试穿，果然如同度身订做一般，非常合体。然而，徐悲鸿搜遍衣兜连半个法郎都掏不出，两人尴尬一笑，只得作罢。几天后，徐悲鸿的一幅油画被老师出资1000法郎购走，他拿到钱后，冲到那家衣店，毫不犹豫地将风衣买了回去。蒋碧薇穿在身上，感动得热泪盈眶。  　　面对丈夫的关爱，蒋碧薇从心底里体味到了做妻子的快乐。她见徐悲鸿辛苦奔波，却连一只表都没有，好几次都劝他购置一块，徐悲鸿叹口气道:“买了表我们就吃不上饭了。”于是，蒋碧薇暗下决心，从每天的生活费中抠出一点钱，日积月累，为徐悲鸿买了一块怀表。  　　夫妇二人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巴黎携手度过了一段艰苦但却难忘的岁月。  　　那时，国内正值战乱，城头变幻大王旗，政局不稳。留学生的费用时常供给不上，这给徐悲鸿带来了不少麻烦。一次，他和蒋碧薇又到了断炊的地步，夫妇二人商定，由蒋碧薇出面，到中国驻巴黎的随习领事家中借钱。蒋碧薇出身阀阅世家，自幼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从不曾为生计发过愁。而今，面临借贷的窘境，这可真难为了她。去到领事家，吃饭谈天，盘桓了一个下午，蒋碧薇终于没有说出口。  　　夜半归来，徐悲鸿问借到钱没有，蒋碧薇只得如实相告。徐悲鸿一听，止不住热泪滚滚而下，他一把搂过妻子，爱怜地自责道:“要不是嫁给我，你也不至于吃这般苦。”蒋碧薇忙柔声劝道:“会有办法的，你没吃饭，胃不好，我去给你弄点热水敷敷。”就这样，两人就此挨过了这个饥饿之夜。第二天起来，已经断了炊，二人只得预备去一朋友家混饭吃，可是身上只剩下一个法郎，一算账，买两张地铁票就要80生丁，剩下20生丁刚好买张报纸，于是只得走路过去。  　　事也凑巧。就在夫妇二人徒步去友人的路上，房东从背后追上他们，高举着一张汇票。国内的第一笔款子寄到了，徐悲鸿忙赶去使馆领来这笔钱，总算解决了一时之急。而蒋碧薇却深陷惊恐，这样的日子不知何时是个头。  　　靠着徐悲鸿一人的留学官费，他们在欧洲苦撑了6年。1925年，由于政权的更迭，最终停发了官费。徐悲鸿只得将夫人留在巴黎，回到国内筹措留学经费。  　　依靠友人的资助，徐悲鸿在新加坡替几位南洋富商画像，得到了一笔大约7万法郎的润资，这足够两个人在巴黎生活两三年。偏偏钟爱艺术的徐悲鸿实在不是居家理财过日子的好手，他兴奋之下，回了一趟上海，买了不少金石书画作品，待回到巴黎，又所剩不多了。  　　蒋碧薇大为震怒，想到以前的艰辛日子，她含着泪水狠狠向丈夫发泄了一通。  　　果然，10个月后，两人的生活又陷入了困境。抱着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想法，徐悲鸿再次将夫人留在了巴黎，独自远走新加坡，准备再次筹措经费。  　　这一次的远走，为他们以后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一个大大的伏笔。蒋碧薇在丈夫走后，黯然神伤，平时多亏一些中国留学生的照顾，她才度过了孤寂难耐的日子。这些人中，有位同样醉心艺术，并在绘画上有相当造诣的中国留学生———日后国民党内著名的技术官僚、中统头子张道藩。  　　张道藩，贵州盘县人，1897年生于该县一个名门望族之家。1921年赴英留学，毕业于伦敦大学艺术系美术部，1924年转入巴黎国立高等艺术学校。回国后，先后担任过国民党南京市政府秘书长，交通部、宣传部次长，国民党中宣部部长。1949年去台后，曾担任过“立法院院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1968年病逝于台北。  　　张道藩与徐悲鸿夫妇初次见面是1924年5月。那时，徐悲鸿在艺术界已声名鹊起，加上他与蒋碧薇当年私奔的事，在欧洲留学生中颇为引人注目。徐悲鸿夫妇这年暑假，相偕旅行去了德国。此时，张道藩正盘桓于此，他久慕徐悲鸿的盛名，便前来主动拜访。他对徐悲鸿夫妇谦恭地说，他听说有位中国画家徐悲鸿在此，所以特来拜访，希望结交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张道藩当时穿一身雪白的西装，面容清秀苍白，身体略显单薄，举手投足间弥漫出一股世家公子的风范。两人谈得很是投机，对艺术的见解消融了彼此的陌生和距离。徐悲鸿高兴中，忙叫避在内室看书的夫人蒋碧薇出来相见。  　　蒋碧薇穿一件白底碎花的长裙，肩上很随意地披了条狐皮坎肩，落落大方地走出来，玉树临风一般，她浅浅一笑，礼貌地坐了下来。  　　张道藩呆若木鸡。  　　他一时愣在那里，老半天在徐悲鸿的提醒下才回过神，忙赧然一笑，脱口而出道:“想不到嫂夫人是如此的漂亮。”  　　这类的赞叹于蒋碧薇而言，实在是听得太多了。曾有不少留学生赞叹道:“蒋碧薇出来留学，以她的姿容与身段是给中国人增了光。”因此，她未往心里去，也没有听出张道藩话中的意味。次日，徐悲鸿夫妇礼节性地前去回访张道藩。蒋碧薇穿一件鲜艳而别致的套裙，上衣是大红底、黄色花，下裙是黄色底大红花，站在室内猩红的地毯上，更显风姿绰约，雍容华贵。张道藩在那一刻彻底迷失了自己。他对好友傅斯年不住地叹道:“真乃天人也!”  　　徐悲鸿夫妇回到巴黎。张道藩一封狂放直白、激情澎湃的情书便写到了蒋碧薇手中。蒋碧薇大为惊惑，正如她在自传中所说:“1917年，我以江南的古老世家一个订过婚的少女，和一位醉心艺术的画家私自出走，逃到日本、北平、巴黎，终于发现我丈夫的心力，全部专注于他所热爱的艺术上面，我却无法分润一丝一毫，既得不到温暖，也得不着照顾，然而基于我的性格和教养，却使我安于做他忠诚尽责的妻子。”  　　思前想后，或者是根本不爱对方，蒋碧薇以嫂子的口吻给张道藩回了一封冷静、理智的信，劝他应打消此荒唐念头，不要乱系红绳，误人误己，应忘了她，再找一个相般配的人为伴。张道藩的失望可想而知。一年后，他从伦敦毕业，来到巴黎，进了巴黎国立最高艺术学校，学习绘画。徐悲鸿夫妇视他如同亲兄弟，积极往来，丝毫不存芥蒂。随后，在大家的鼓动下，张道藩和法国姑娘素姗订了婚，两人从名义上守候了终生。一切似乎都已恢复了平静。徐悲鸿不久第二次孤身远走新加坡，筹措留学经费。  　　恰在这时，结婚9年不曾生育的蒋碧薇陡然怀孕了，徐悲鸿走后，她的反应特别剧烈。不久又开刀动了阑尾手术，吃什么吐什么，丈夫又不在身边，蒋碧薇备觉凄凉和痛苦，她多么需要一个人前来关心照顾自己。  　　心如发丝、浪漫多情的张道藩走了进来。他以徐悲鸿朋友的身份出现，尽力照顾蒋碧薇，其殷勤豪爽、善解人意、温柔体贴令蒋碧薇大开眼界，这也是醉心于艺术，残酷地热爱绘画的徐悲鸿根本就不具备的。  　　限于人伦良知、道德理念，两人这一时期保持了平和但却真诚的交往，尽管张道藩备受煎熬，但蒋碧薇始终礼貌地与他保持着距离，并未冲破情感和理智的樊篱。  　　两个月后，张道藩从意大利佛罗伦萨再次写了封长信给蒋碧薇，表达了自己的满腔爱意和相思之苦，蒋碧薇叹了口气，仍礼貌地回绝了对方，张道藩失望之下，便携着素姗黯然回到国内。不久，蒋碧薇告之徐悲鸿，因有身孕，准备回国。随后，带着大件行李由法国马赛回抵祖国。  　　两人商定，徐悲鸿在新加坡等着蒋碧薇，随后相携荣归故里。岂料，粗心的徐悲鸿却违约先行回到了上海，待蒋碧薇来到新加坡，除了丈夫的一封信，却没有践诺两人的约定。  　　蒋碧薇心里充满委屈和失望。以她之想，当年两人私奔，让家族颜面尽失，而今双双荣归故里，或多或少可以弥补一下。再说，她有孕在身，独自一人回上海，实在不便。盼望了好几年的双双归国，成了泡影。后来，在友人的帮助下，蒋碧薇在新加坡休息了几天，再搭船回到了上海。  貌合神离  蒋碧薇得了猩红热，想吃冰激凌，徐悲鸿在数九寒天里，满街寻找;徐悲鸿坦陈他喜欢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学生，蒋碧薇惊得目瞪口呆  　　徐悲鸿归国后，利用他已成名出道的机会，在南洋一带作画，赚足了一笔不菲的佣资，然后在上海租了一栋小楼，将蒋碧薇父母一家全部接了过来，一家人终于苦尽甘来，团聚在了一起。是年底，他们的长子徐伯阳诞生了，徐悲鸿很是钟爱，以儿子为模特，直接或间接画了不少作品。  　　应该说，在这时候，无论是徐悲鸿还是蒋碧薇，他们都觉得非常愉悦。回想过去十年，奔波求学，尽尝艰辛。而今徐悲鸿已是声名鹊起的画家，被中央大学聘为教授，仅此一项便有每月300元的法币收入，这在当时，足可值现时的月薪2万元人民币。至为关键的是，留学归来的徐悲鸿已在美术界渐渐确立起大师级的地位，他把西方素描、油画的技巧与传统国画的风格相融合，自成一体，但开风气之先，与另一画家蒋兆和并称“徐蒋”。尤其是他笔下的奔马，神态各异、纤毫毕现，往往淡淡几笔，便形神皆备，由古至今，有人断言:无人能出其右。蒋碧薇乐在心间，她说:“我是女人，现实环境训练了我安排生活的能力，我愿和他截长补短，同舟共济。我惟一的希望是像他那样的一块浑金璞玉，经过琢磨淬砺，将来能成为璀璨的大器。”  　　徐悲鸿对自己患难与共的夫人亦是体贴入微。1928年12月，蒋碧薇得了猩红热，热度高得可怕，浑身都出红疹，辗转病榻，痛苦不堪，一心想吃冰激凌。可是，数九寒天哪里去找，徐悲鸿痛在心间，想到妻子渴望冷饮，便冒着严寒，满大街地在上海寻了大半夜。几天后，这件事被登在了报上，人们惊叹道:“徐悲鸿伉俪情深。”  　　1929年5月，徐悲鸿举家搬至南京。不久，由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出面相助，他们在傅厚岗出资买走了一座两层小楼外带庭院的法式别墅。蒋碧薇在两个月后生下了女儿。生活的舒适安逸令她神清气爽。她时常在家中仿效法国人的办法，搞沙龙、私人派对、家庭舞会，往往通宵达旦，极尽铺排。这些都是8年巴黎生活留下的烙印。  　　徐悲鸿对此似乎格格不入，他对这类的家庭沙龙兴趣不大，往往应付一下，便一头扎进了自己的画室。  　　夫妻俩的性格乃至世界观的差异渐渐表露了出来。徐悲鸿视艺术如生命，他无视任何与艺术无关的人、事或物。而蒋碧薇与生俱来有种优越感，加之美丽多情，极富浪漫气质，同许多漂亮女人一样，热衷于表面的浮华，渴望丈夫能厮守在自己的身边，筑起一个甜蜜的爱巢。  　　然而，两人的彼此需求如南辕北辙，根本无法相融。尤其致命的是，在彼此的貌合神离中，如果缺少一方的牺牲忍让乃至宽容与沟通，婚姻的危机便注定不可避免。  　　不幸的是，这种千年一版的爱情悲剧应验在了他们身上。大约在1932年秋，回乡省亲，料理亲人丧事的蒋碧薇接到了徐悲鸿从南京发来的书信。他在信上催促蒋碧薇速返南京，如果再不回去，自己可能会爱上别人。  　　蒋碧薇接信后，置之一笑。她坚信丈夫是急于让自己回家，故意编出的托词，再怎么说，两人患难日子都过了，富贵相守时丈夫还会移情别恋?  　　然而，蒋碧薇回到南京的当晚，徐悲鸿便心绪复杂地坦诚相告，他欣赏乃至喜欢一位他认为在绘画上具有天赋的漂亮女学生。这位女生便是因徐、蒋悲剧而名噪一时的孙多慈。  　　蒋碧薇乍一听，怔怔地望着丈夫，一时语塞。徐悲鸿避开她那迷茫惊怒的眼神，介绍了两人相交的情况。当时年仅18岁的孙多慈来自安徽，其父原为北洋军阀孙传芳的秘书，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考入中大文学院后，因慕徐悲鸿的盛名，遂到艺术系旁听，投师徐悲鸿门下。孙多慈扎实的功底，极高的悟性，绘画中表现出的天才般横溢才华令徐悲鸿大为惊喜，他视自己为伯乐，决心培养孙多慈成才。两人熟悉后，徐悲鸿了解到她的家世，曾关心地说:“无论如何，现在有一个人在关心你!”并像长辈一样，仿西方礼节，吻过一回她的额头。  　　蒋碧薇闻知后，如同掉进了冰窑，凉透肌骨。她是个唯美主义者，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当即便忍不住伏在桌上嘤嘤啜泣起来。  　　见此情景，徐悲鸿忙安慰道:“我只是欣赏她的才华，如果不加以引导，会很可惜的。你大可不必担心什么，我们间什么也没发生。现在你已经回来，我想以后不会再发生什么问题了。”说完，他一把抱住蒋碧薇，心痛地说道:“我答应过你的，到法国去旅游一次，故地重游。正好，我打算去欧洲办个画展，我们一起去旅游散散心。”  　　蒋碧薇在徐悲鸿的百般抚慰下，渐渐安静了下来。是夜，夫妻俩辗转于榻，百忧袭心。  　　可是，尽管徐悲鸿一再声明他只是欣赏孙多慈的才华，并无折柳之意。蒋碧薇仍像时下的许多有危机感的女人一样，渐渐表现出了无法遏制的愤恨。  　　一次，她陪一位友人参观徐悲鸿在中大艺术系的画室。一进门便看见了两幅画:一是孙多慈的肖像画，一为题名为《台城夜月》的写实画。尤其后者，画面为徐悲鸿与孙多慈双双立足于一座山岗上，徐悲鸿神情悠然，席地而坐，孙多慈披一条白纱巾，侍于一旁，天际一轮皓月当头照着。  　　蒋碧薇一见，勃然变色，忙取走两幅画，令学生送回家中。她郑重地对徐悲鸿说道:“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这两幅画就最好不要公开。”  　　徐悲鸿无可奈何地摇摇头，默默无语。  　　那么，徐悲鸿与孙多慈是否真有师生恋?按大陆流行的版本，徐悲鸿只是刻意培养学生，并无蒋碧薇认定的“师生恋”。他们间的关系只是蒋碧薇捕风捉影而已，加之所谓的黄色小报的推波助澜，便有如空穴来风。  　　世人在这件事上，大多站在徐悲鸿的立场，多责难和苛求蒋碧薇。坦诚地讲，这有点为尊者讳，为贤者隐。  　　从现今公之于众的事实真相来辨析，苛求责难任何一方都属矫枉过正，失之偏颇。应该这样讲，徐悲鸿作为一个艺术家，心中对激情的渴望以及潜意识中的不安分，决定了他对孙多慈若明若暗、不公不私的爱，只不过这种爱在最初二人的交往中表现得审慎而隐秘。遗憾的是，像大多数美艳绝伦的女子一样，蒋碧薇心气甚高，带着唯美的理念不容许丈夫对自己的情意掺杂一点水分，本可妥善处理好的这场“情劫”在她的一系列过激举动下，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半年多时间里，夫妻间没有多少沟通，反而打起了冷战。徐悲鸿不止一次地面对流言飞语斩钉截铁地说:“我根本没有想到过和谁离婚，与谁结婚。”但是，蒋碧薇却沉不住气了。次年暑假，孙多慈投考中大艺术系，竟以图画一百分的空前成绩获得录取。蒋碧薇得知这个消息，深感不妙，明摆着孙多慈一进中大，便要念书四年，她和徐悲鸿朝夕相处，谁会料到发生什么事。  　　蒋碧薇当天便逼问徐悲鸿道:“你曾答应过我，去法国旅行，我希望你辞职，现在就出国。”徐悲鸿知道夫人的意思，便点点头答应了，随即写好辞职信让蒋碧薇亲手交给校长朱家骅请辞。可是，阴差阳错，他们又和一些朋友去了次庐山，回到南京，双双心情平静了些，决定来年开春以后再出行。徐悲鸿仍旧回中大艺术系担任主任、教授。孙多慈自然成了他的正式学生。不久，有关二人的传闻源源不断地进入蒋碧薇耳中，令她方寸大乱。许多小报绘声绘色，极力渲染附会，刊载徐、孙二人花样繁多的桃色新闻。  　　不久，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给徐悲鸿来了封长信，劝他“存天理，去人欲”，千万不要贻笑世人。一些学生也掺和进来，源源不断地给蒋碧薇传递一些徐悲鸿、孙多慈二人或真或假的事。1932年，由李石曾发起，将中国近代名家的绘画作品送到欧洲各国巡回展示。徐悲鸿具体筹备，奔走全国各地，搜寻名家精品，打点好后，便准备搭乘一条法轮赴欧。蒋碧薇同行。  　　经过5个多月的海上航行，次年5月抵至巴黎。这些作品一经展示，非常轰动，各大报纸杂志均以显著版面加以报道，推崇备至，评论极佳，在巴黎艺术界引起了强烈的震荡。尤其徐悲鸿更是令西方人刮目相看的顶尖级画家。紧接着赴伦敦，转回巴黎、荷兰、意大利米兰、威尼斯、罗马、柏林，然后由热那亚上船，经地中海，过土耳其，入黑海，最后踏入苏俄境内。在苏联，中国美展持续数月之久，照例轰动不已，盛况空前。1934年8月，带着极大的成功和满足，徐悲鸿夫妇由海参崴回到了国内。  　　但两人却已渐行渐远，这次的旅行并未冲淡二人间的不快。回到南京，中大艺术系的师生前来相迎，蒋碧薇见到孙多慈和其他几位同学出来，其他同学忙争着招呼，叫声徐师母，惟独孙多慈转过脸去，没有理睬。  　　孙多慈毕业前夕，徐悲鸿申请中华书局帮忙，给孙多慈印了一本素描画集，到处分送。同时，徐悲鸿找关系、托门子，极力举荐其出国留学。更有甚者，有人传言道:徐悲鸿一改往日作风，半公开地举行画展，为了卖画，不惜奔走于权贵富豪之门，得到了几千元卖画的现款，作为孙多慈留学的费用。这个传闻言之凿凿，有板有眼，不由得令人不信。蒋碧薇再也隐忍不住，先是跑到学校，在大庭广众之下，将孙多慈骂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然后，四处投诉亲朋，愤怒指斥徐悲鸿背叛了自己，搞出了婚外情。更为出格的是，她居然找到吴稚晖与褚民谊，将本可出洋留学的孙多慈拉下马来，没能成行。孙多慈受此侮辱，悄然离开南京，辍学不画，终身不复提起画笔。徐悲鸿也被搞得狼狈万分，愤懑之中夹着失望，却又人前人后难以言表。不久，适逢广西新桂系集团三巨头与蒋介石抗衡，正搜罗天下英才，徐悲鸿被邀请，盛情难却，遂欣然前往。  红杏出墙  怨怼难消，蒋碧薇红杏出墙;徐悲鸿几次搬家，百般忍让，20多年的婚姻宣告破裂  　　徐悲鸿去到广西，受到李宗仁、白崇禧的礼遇。徐悲鸿精心绘制了巨幅油画《广西三杰》，画中为广西风云人物，新桂系三杰李宗仁、白崇禧、黄绍闳三人策马扬鞭，齐辔并驰。此外，徐悲鸿精心画了两幅题名为《寂寞猫》与《雄鸡》的作品赠与李宗仁。此画挂在李宗仁官邸，伴随其终生。  　　徐悲鸿去了广西后，在友人的相劝下，蒋碧薇似乎也做了最后的努力，她不顾路途遥远崎岖，广西纷乱的战局，孤身一人去了桂林，企图接回徐悲鸿，弥补夫妻间的裂痕。临行前，张道藩满含深情地送来了300元，但被蒋碧薇婉拒。  　　可是，到了桂林后，徐悲鸿并未如蒋碧薇所愿，与她一同返回南京。徐悲鸿总觉得在广西这样匆匆而返，有负义之嫌，尤其是桂系与蒋氏中央已经进入临战状态。徐悲鸿书生气十足地认为，危急关头，更应留下来为李宗仁等做道义上的支持。蒋碧薇嗟叹独返。  　　一直周旋在徐悲鸿与蒋碧薇间的张道藩最初还是想玉成夫妻二人言归于好的，这时，见到疲惫幽怨的蒋碧薇独返南京后，情难自禁，打破了诸多禁忌，终于攻破了蒋碧薇脆弱的防线。张道藩自当年从巴黎示爱蒋碧薇不成，伤心欲绝地回到南京后，即弃画从政，担任了国民党南京市政府主任秘书。接着，受到陈立夫兄弟的赏识，成为CC系的得力干将，中统头子，此时正担任国民党中宣部次长。10多年官场磨砺，张道藩已非吴下阿蒙，在蒋碧薇眼中，他的神情举止与以前相比，有显著的改变，服饰高雅，风度翩翩，潇洒凝重，睿智机敏，已然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政治家了。  　　更令蒋碧薇感动的是，除却融世家公子、艺术人才、年轻政客为一体的气质外，张道藩对她的关心，哪怕是一个眼神，一个手势的真情流露，总是那样准确到位、体贴入微，这一点是徐悲鸿无法比拟的。  　　终于，1936年底的那夜，徐悲鸿彻底隐入了蒋碧薇的情感历史中。  　　南京傅厚岗徐宅。雪夜冷寂，寒风呼啸。近段时间以关心照顾之名一直盘桓在徐家的张道藩，陪蒋碧薇母子用过晚餐后，和两个孩子谈笑玩耍了一阵，孩子们都去睡了。客厅里剩下了对坐的张道藩与蒋碧薇，两人红润的脸被熊熊的壁火映照得更加透红。刚才还充满欢声笑语，现在却骤然静默了下来，惟有木柴燃烧的噼啪声撞击着两人的心扉。  　　张道藩悠悠地叹道:“屋里屋外两个世界，只有在你这里，我才会感到这样温暖和舒适。”蒋碧薇托着腮，莞尔一笑，问道:“你们一家围炉取暖，那情调一定也很好。”  　　“可惜!”张道藩低吟一声，摇头叹道，“我们通常都是一言不发，女儿太小，素珊呢，她一向很难和我找到合适的话题。”说着，他点燃一支烟，一阵剧烈的咳嗽后，耸着肩，无限悲哀地说道:“我常感到烦闷、焦躁，总有一种被束缚而又无力挣脱的感觉。”  　　蒋碧薇依旧含笑劝道:“你身肩重责，太累了。”  　　“不然，”张道藩嘴角闪过一丝失望的苦笑，“我情绪不好的症结所在，只为一件事。”然后，他缓缓抬起头，努力捕捉住蒋碧薇亮丽而又惊疑的眼神，语无伦次:“我真想做一件事情，可是……”  　　10多年前那一幕又闪现在了眼前，蒋碧薇恍然大悟，止不住怦然心动，她收回视线，像一个娇羞的少女般低下了头。“碧薇，”张道藩陡地起身，把蒋碧薇的手抱在胸前，“我不能再软弱了，以往的错误必须纠正，理想的未来要靠我们自己去开拓，让我们面对现实，现在悲鸿已经离开了你，至于素珊，我会处理好的。”  　　“道藩。”蒋碧薇凄迷地唤过一声，软软地倒在了对方的怀抱里。这一夜，张道藩留在了蒋碧薇的卧室。  　　从此，张道藩出入徐宅更勤，凡事替蒋碧薇想到、做到，几乎每天都要送上一束鲜花。他给自己化名为“宗”，为蒋碧薇取名为“雪”，两人虽天天见面，却如沐春风，像坠入情网的少男少女一样，情书往来不断，绵绵情话倾诉不止。  　　几十年后，当大陆及台湾两地对这段婚姻悲剧纷纷关注时，徐悲鸿与蒋碧薇的一双儿女终于打破沉默，臧否父母的婚姻。大家众口一词，站在徐悲鸿的立场，极力谴责张道藩与蒋碧薇不顾人伦道德的做法。  　　实质上，三人间的事远非一句话能说清。主要的一点，蒋碧薇在最后没能接受徐悲鸿的情感回归，而甘愿与张道藩暗度陈仓，直至公开充任其外室，这在世俗中国人眼中实在是不甚体面和光彩的。  　　1937年春，徐悲鸿由桂林返回南京。这一次，他抱定与蒋碧薇合好的宗旨，一进家门，便想努力扮好丈夫与父亲的角色。到了晚上，当他走入卧室，却蓦地发现蒋碧薇已搬入另外的房间，一副分床而居的姿态。  　　徐悲鸿大感不妙。以后的一连几天，他找蒋碧薇想倾心长谈，然而，话不投机，两人最终平心静气而坐，大吵大闹而散。蒋碧薇冷嘲热讽反唇相讥，徐悲鸿难以承受，知道自己呆不下去了。随后，他只得满身疲惫地返回桂林。行前，他通过友人相劝，让蒋碧薇带着一双儿女，千里迢迢搬去了重庆。蒋碧薇去了重庆后，一切有赖于张道藩的相助，租了一套舒适的寓所，两人的交往更加密切，张道藩俨若主人，公然不避世俗，出入蒋碧薇的内室。  　　徐悲鸿不明就里，仍旧蒙在鼓中。他一面致信友人和岳母，称蒋碧薇性格太强，希望对方能遇事冷静处理，一面让学生吕斯百出面，极力想做最后的努力，同蒋碧薇言归于好。于是，徐悲鸿又从桂林来到重庆，应聘于中央大学艺术系。在友人的陪伴下，他回到家中，一把握住夫人的手，很是激动。他将两管珍贵的玉屏箫，一些贵州产的衣料送给蒋碧薇，并搂住两个孩子，潸然泪下。  　　当夜，送走客人，徐悲鸿留了下来。蒋碧薇则形如陌路，作难道:“你怎么办?我这儿没地方住啊!”  　　徐悲鸿闻言脸色大变，他无可奈何地抓起风衣，提上箱子，神情黯然地离开了。次日，他对吴作人伤心地说道:“从未见过这种事，布置了好好的家不让我住，就算是个朋友，她也应该招待呀!何况她用的还是我的钱。”  　　数日后，蒋碧薇到中大找徐悲鸿要薪水，一见到蒋碧薇，徐悲鸿情难自禁，回想起当年大胆私奔，两人旅欧时的艰辛日子，而今闹到这个地步，百感交集中，徐悲鸿忍不住孩子似的倒在床上，双手捂住脸，伤心地大哭起来。  　　蒋碧薇则追问两人的前景和以后的打算，发泄一通后，她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次日清早，徐悲鸿赶回家中，推门径直走到蒋碧薇的床前，严肃地说道:“现在，我要我的家，至于设在什么地方，一切听从你的意见，住这儿也好，另外搬一幢房子也行!”  　　当天下午，徐悲鸿便将全部的行李搬回了家，并买回了一网兜在当时引为奇货、蒋碧薇特别爱吃的螃蟹。  　　除此外，徐悲鸿特意一改往日沉湎创作的习惯，每日晚出早归，往返于学校与家里，天天回家。蒋碧薇已是心属他人，对徐悲鸿的态度不冷不热，夫妻俩始终打不破横在他们面前的心理障碍。徐悲鸿痛苦异常，又引发了痔疮，为方便一位名中医的医治，他搬到了中华书局就诊。  　　几天后，蒋碧薇例行公事般地前去探望。徐悲鸿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如纸，嘴角痛得一阵抽搐，额上沁出丝丝冷汗。蒋碧薇走上前，默然搬过一把椅子，两人僵窘对坐，谁也不发一言。过了一阵，蒋碧薇站起身道:“我要回去了，你安心养病。”边说边伸出手和他握握，这是她旅居巴黎学会的很优雅的礼节。徐悲鸿陡地支撑着身子，一把抓住蒋碧薇的双手，满眼流露出万分复杂的爱怜、企盼与痛苦。嘴唇张了几下，却终未说出话来。  　　蒋碧薇心若止水。她惊愕地望了望满是期冀的丈夫，表情平静得令人窒息。然后，缓缓抽出手，转身走出了房间。  　　徐悲鸿叹了口气，颓然收回双手，重重地跌躺在了床上。蒋碧薇心中充满了矛盾与困惑。她回家的当晚，便给张道藩去信倾谈了心中的苦闷以及徐悲鸿想破镜重圆的愿望。张道藩接信后，如五雷轰顶，苦心追求到的那份爱，当然不会轻易放弃。他除了写下一连串情意绵绵、痛诉相思之苦的情书外，提出了三点意见，其大意是这样的:  　　一、不要同情怜悯对方，应一口回绝，但不可让对方仇恨你。二、双方各自仳离，长相厮守，逃避到一个远离现实的地方。三、维持现状，两人继续做秘密的情人。  　　蒋碧薇最终选择了后者，即先做张道藩的秘密情人。  　　徐悲鸿病愈回到家中，过了没多久，两人就合好的问题谈了一次话，蒋碧薇对他已很是淡漠，他只得收拾行李，哀叹道:“人心已变，我不能再住下去了。”然后搬到了中大宿舍。1938年7月，徐悲鸿再次避往桂林，随即在广西的报纸上登报申明:与蒋碧薇正式脱离同居关系。然后沿西江东下，经香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等地成功地举办了自己的画展，并会晤了老友，印度诗人泰戈尔。  　　1942年夏，他穿过日寇的层层封锁，辗转返国。两年后，徐悲鸿与蒋碧薇恩断义绝，决定正式离婚。双方聘请了沈钧儒与端才恺作律师，蒋碧薇要求徐悲鸿支付赡养费100万元，外加100幅徐悲鸿的画。两个子女随女方生活，家中的财产尽归女方，徐悲鸿净身出户。  　　在这场久拖未绝的离婚官司中，双方都觉疲惫不堪。但徐悲鸿觉得对方索价过高，心中颇有怨愤。好友宗白华劝道:“悲鸿，假如我处在你今天这样的地位，赚稿费，我也要解决离婚问题;何况，你是画家，多画几张不就行了?”  　　徐悲鸿遂答应了蒋碧薇开具的全部条件。他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为了凑足100幅画，几至晨昏颠倒，拼着命没日没夜地作画，当时，他已身体不好，患有肾病、高血压、肺结核等多种疾病。这位天才的艺术大师在长达15年的马拉松式的婚姻折腾中，精气血脉耗尽，身体彻底被拖垮，因婚恋悲剧影响到艺术创作乃至生命状态，如若不然，他的绘画艺术还会再上层楼的。  　　后人哀之，殊为可惜!  　　1945年12月1日，两人的签字离婚仪式在重庆市沙坪坝重大校区内的张圣奖教授家举行，沈钧儒主持，马寿征、吕斯百两位徐氏弟子连同他们的女儿作为证人。  　　徐悲鸿神情颓丧，手拎着一个硕大的帆布袋，那里面装有100万法币连同100幅画。蒋碧薇带着女儿，坦然应对。下午四点，签字仪式结束后，徐悲鸿抱抱已长大成人的女儿，转身返回了中大。  　　蒋碧薇当夜若无其事一般，邀上几个朋友打了通宵麻将。这又为世人留下一个诟病。  驾鹤归西  八十七神仙卷》不翼而飞，徐悲鸿魂魄尽失，后被人敲了竹杠才索回这件国宝;一代艺术大师溘然长逝，噩耗传至台湾，孙多慈大庭广众下失声痛哭  　　1946年春，徐悲鸿带着新婚夫人廖静文回到上海，处理完一些家事，便到了北京，担任国立北平艺术学院院长。解放初，国共两党争夺各方人才，蒋介石曾亲自指示，务必要把徐悲鸿弄到台湾去。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陈立夫、台大校长傅斯年、梁实秋等亲笔致书或派私人代表邀请，都被徐悲鸿所坚拒。他决心留在大陆，并称将把自己平生最钟爱的一些收藏品作为见面礼献给新生的人民政权。其中《八十七神仙卷》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件国宝。  　　徐悲鸿，人们大多知其为画家，而对他的鉴赏功力和诸多国宝的收藏却知之甚少。国宝《八十七神仙卷》，有一段先得后失又失而复得的历险过程。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徐悲鸿为宣传抗日，走出画斋，先后在长沙、广州、香港等地举办画展。徐悲鸿到香港举办画展时，得到了许地山先生的帮助。  　　一天，许地山与徐悲鸿闲谈时，忽然想起一件受人托办之事:一位在中国生活多年的德国人临死前遗留了4箱中国古字画，但他的家人马丁夫人却对中国字画一窍不通。于是她请许地山代为寻找买主。许地山并非鉴赏专家，但他亦不愿中国古字画流失异域，他凭着自己的外行眼光感觉这些字画绝非平庸之作，因此他一直在寻求办法，想使这些字画经内行鉴定后回归国内。徐悲鸿来到香港是一个绝佳机会，许地山将自己的想法告之徐悲鸿，徐也颇感兴趣。  　　之后不久，许地山陪同徐悲鸿来到马丁夫人家中，对4箱字画进行鉴定和挑选。当时徐悲鸿是一箱一箱打开、一幅一幅鉴定的，他将有价值的拿出来放在一边，前两箱大部分字画在他看来是没有什么收藏价值的。在打开第3箱时，他一眼发现了一幅画卷，他连连对马丁夫人说:“我只要这一幅!”马丁夫人希望他能再对另外一箱尚未打开的字画进行鉴定，但徐悲鸿已无心再看了。他手中的这幅画卷已令他神魂颠倒了。这幅画卷为深褐色绢本，以白描手法绘有87位仙人，人物栩栩如生，线条衣纹飘逸疏朗，虽无款识，但他凭自己的博识和眼力，断定此画卷非一般人能作，从手法上看必出自于唐代名家之手。徐悲鸿立即提出用自己仅有的近万元现金和此次画展中的7幅作品来交换。马丁夫人有点犹豫不决，她希望全部用现金购画。许地山惟恐失之交臂，他向马丁夫人劝说道:“这7幅画是徐悲鸿画展中的作品，也是画家的难得之作。”马丁夫人终被许先生说服，最后同意了徐悲鸿提出的交换条件。  　　徐悲鸿欣喜万分，无比快慰，回到许地山寓所，即刻“悲鸿生命”印章一枚钤于画卷之侧。两人共同把盏痛饮，庆贺国宝如愿以偿地收归故土。  　　因此卷有87位人物，徐悲鸿故名之为《八十七神仙卷》。徐悲鸿把《八十七神仙卷》视同生命，惟恐丢失而须臾不离其身。1938年他去香港，要将重新装裱并加题跋的画卷交中华书局珂罗版精印，他怕不慎丢失，先将画卷存于香港银行保险柜中;但他仍不放心，思来想去，仍然取出随身保管。1940年，他应印度诗人泰戈尔之邀前往印度讲学，后因去新加坡办画展为抗日募捐，惟恐该画丢失，故将画存于泰戈尔之手。几年后，徐悲鸿才将此画卷从泰戈尔处取回。  　　然而徐悲鸿在昆明筹办画展时，这幅得来不易的珍宝却不翼而飞了。他住在昆明云南大学，当时日军飞机常来空袭，徐悲鸿为躲空袭要到防空洞，等空袭警报解除，他发现自己的住所已被人撬开，《八十七神仙卷》连同自己的30多幅作品均被窃走。徐悲鸿如同五雷轰顶，魂魄皆失。虽经报告警方，但终未有线索而无法破案。他寝食不安，大病一场，血压升高，并由此得下了高血压的顽症。他认为此画卷再不会复得，因此写下一首七绝自责忏悔: 想象方壶碧海沉，帝心凄切痛何深。 相如能住连城壁，悔此须眉负此身。  　　徐悲鸿迁到重庆。他的一位女学生在成都一户人家中，竟然发现了《八十七神仙卷》。这位学生在徐悲鸿教课时临摹过此画卷，也知道此画卷后来丢失，因而写信告之。徐悲鸿获此信息喜极而狂，原来想立即到成都索画，但他又怕吓坏画的持有者，因为徐悲鸿是大名人，如果画的持有者万一就是窃贼，很可能会惧怕被捕而将证据毁掉。  　　徐悲鸿尽管焦灼，但深思熟虑后决定私了，而且不亲自出面。他委托了一位在新加坡办画展时结识的朋友，请他帮忙将此画花钱买回。这位朋友先后从徐悲鸿手中取走了20多万元现金和10多幅徐悲鸿的作品，终将画卷完整取回。画卷上原来徐悲鸿装裱时的题跋及“悲鸿生命”印记，均已被割去，但所幸画卷未有丝毫损伤。  　　1948年10月，徐悲鸿再次重新装裱画卷。白石老人题写卷名，张大千、谢稚柳写跋。徐悲鸿自己亦写跋记述此卷传奇经历本末，并将失画、得画所作两首七绝抄于跋后。但由于其珍贵，真正亲眼欣赏过原件的极少。  　　50年代后，此卷曾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但因印数极少，能看到印刷品而一睹唐人人物画风韵者，也为之甚少。徐悲鸿逝世后，此卷和他的其他藏品及住宅均捐献国家。  　　遗憾的是，天不假以其年，1953年9月，徐悲鸿因患多种疾病，虽经多方抢救，终因病情太重，岐黄乏术，溘然长逝。周总理得知消息后，在百忙中抽身赶往徐家吊唁，并妥善安排处理其后事。消息传至台湾，两个女人在海天茫茫的孤岛上表现得异乎寻常的悲哀。当年蒋、徐婚变的另一当事人———已下嫁给一位国民党高官的孙多慈正参加一个朋友聚会，当收音机中传出徐悲鸿仙逝的新闻时，她再也隐忍不住，呆立一阵后，大庭广众之下失声痛哭。接着，她便首度打破沉默，分别接受台、港两地记者采访，公开承认了与徐悲鸿之间那段惊世骇俗而又令人百般揣度的“师生恋”，她流着泪痛悔道:“悔不该当初迫于父母双亲的压力，没有勇气与徐悲鸿走在一起。”  　　蒋碧薇得知消息后，起初并不愿相信，直到新闻媒体证实无误后，方觉消息属实。她凝视着卧室悬挂着的两幅同名为《琴深》的油画（一为早年徐悲鸿绘制，二为张道藩去台后绘作），百感交集，决堤的泪水再也忍不住汩汩淌出，当晚，她拒绝了张道藩走入她的卧室，满脸泪痕地说:“对不起，道藩，请你理解我的心情，今天是悲鸿的忌日。”  　　蒋碧薇是在1949年底随张道藩去台湾的。她的一双儿女因不齿于她与张道藩不明不白的关系，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分别由南京和上海与她不告而别，来到北京，聚集在了父亲徐悲鸿的身边。  　　不过，到了台湾，蒋碧薇依靠徐悲鸿的画，张道藩的资助，倒也过得衣食无虞。她与张道藩的关系已然公开。这时，张道藩担任了国民党“立法院长”，法籍夫人与女儿都送去了澳洲，两人厮守在一起度过了一段堪称美好的时光。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1958年，张道藩夫人素珊从澳洲给蒋碧薇写了封言辞恳切的信，她从一个女人的角度诉说了自己的无助与悲哀，蒋碧薇读后，心中大为惭愧。不久，便远去南洋、美国省亲，回到台湾，渐渐感觉到张道藩激情渐消，两人终觉疲倦，双双的情感冷却了下来。1968年，张道藩病重入院，蒋碧薇前去探视，物是人非，躺在病床上的张道藩已然认不出自己曾费尽心智追求幸福厮守的蒋碧薇。蒋碧薇生前写有一部回忆录，上部为《我与悲鸿》，下部为《我与道藩》，下部无论是篇幅还是感情色彩明显高于上部。这也难怪，成书时，她身在台湾，徐悲鸿已作古，张道藩虽与她的情感不复如初，但同在人世并居显赫要津。  　　饶有兴味的是，她在后记中对徐悲鸿有这样一段评述:我们在巴黎一住八年，直到1927年先后回国，结束了异域流浪的凄苦生涯。结缡十载，头一回有了自己的家，第一个孩子也在这时呱呱坠地。自1927年至1930年，我们艰辛奋斗，刻苦努力，悲鸿渐渐地声名鹊起，名重公卿。吴稚晖先生为我们筹建华屋，中央大学聘他为艺术系主任，那是我们一生中最高潮的时期，年龄虽已进入中年，事业却在蒸蒸日上，近代中国画家能有徐悲鸿当年那种境遇的，确属凤毛麟角。然而，很不幸的，他只能和我同忧患，而不能共安乐。悲鸿竟在这时陷入了爱情迷阵，凭一股冲动，爱上了他的一位女学生。1930年冬经他向我坦白承认这桩畸恋后，所给予我的震撼和悲哀是无法描述的，我不能恕宥他的不忠，更无法容忍他那荒谬的“两全之计”。  　　因此我们夫妻的感情逐渐趋向破裂，他甚至主动地离开家庭，去过那浪荡四海，奔走江湖的流浪生活，结果是，他的恋爱一无所得，我们的家却被毁了。而他自己，更由于他的性格使然，一着错，满盘输，生活既不安定，情绪更感苦闷，于是健康的耗损，严重地戕害了他的艺术生命。时至今日，我敢于说:如果不是这次恋爱事件所导致的一连串恶果，他在艺术上的成就可能会更辉煌，说不定他还不至于58岁便百病丛生地死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