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穷书生到大总统”系列之一 徐袁结义定一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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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http://news.sina.com.cn/o/2008-10-28/071814640237s.shtml






□首席记者姚伟文图

　　130年前，两位青年在陈州府（今河南淮阳县）不期而遇。没有人能想到，这次相遇让他们终身如影随形，更没有人想到，这两个当时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后来都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数十年之久。

　　他们的身份和性格迥然不同：一位是官宦世家阔公子，桀骜不驯，素以驰马试剑为乐；一位是家道中落穷书生，老成持重，向以打工养家糊口。

　　有趣的是，这样两个人竟然“一见倾心”，彼此视为莫逆之交，不久他们索性义结金兰，成为盟兄弟。

　　阔公子叫袁世凯，陈州府项城（今周口项城）人，这年20岁；穷书生叫徐世昌，卫辉府汲县（今新乡卫辉）人，这年24岁。

　　他们的相遇充满偶然。似乎冥冥中自有定数，两个原本四处游走的人，在1879年3月，生命的轨迹相互靠拢。

　　其时，袁见徐“青衣敝屣”，边幅不修，却神采飞扬，谈吐间，显露着勃勃雄心与满腹经纶，不由赞道：“菊人（徐世昌的号），真妙才也！”而徐世昌见袁世凯虽然不爱读书，却才气纵横，慨然有“四方之志”，也是青眼相看，欣赏有加。在那个时代，两个年轻人惺惺相惜，有一种约定终身友谊的方式，那就是“义结金兰”。袁世凯、徐世昌也照此办理，烧香磕头，结成了盟兄弟。

　　可能当时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次结义影响了彼此的一生。此后三四十年，他们刚柔相济，珠联璧合，相互提携，先后成为清朝封疆大吏，又先后成为中华民国总统，对清末民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如今，袁世凯广为人知，而徐世昌鲜为人知。个中原因，大约是袁世凯称帝臭名昭著，将同时代的人湮没了。在清末民初，徐世昌其实是一重量级人物，在晚清，他先后出任东北总督、军机大臣、太傅衔太保，可说位极人臣；进入民国，他做过两任国务卿（内阁总理），然后又做了四五年总统。他从穷书生到大总统的人生轨迹，折射出那段不平静的历史。

　　寡母拒绝投亲靠友

　　卫辉市贡院街人来人往，拥挤不堪，这条当初走轿子时形成的道路，如今显得十分狭窄了。

　　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徐氏家祠就坐落在这条老街上，这个家祠规模堪称宏大，占地10000多平方米，共有四进院落，典型的官式建筑风格，布局严谨、庄严肃穆、设计独特，砖雕、木雕、石雕均精湛考究。院内树木安然，人迹寥落，与照壁外拥挤的贡院街恰成对比，显得开阔疏朗。

　　这个家祠的建造者，是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徐世昌。能体现建造者特殊身份的，是照壁上的“嘉禾图”标志。家祠的照壁很特别，偌大的照壁上空空如也，令其正中间镶嵌的青石浮雕“嘉禾图”格外醒目。由五个谷穗组成的“嘉禾图”，寓含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与“五谷丰登”之意，在清末民初很流行。徐世昌曾获得“嘉禾勋章”，大概因此将“嘉禾图”作为自己家祠的标志。

　　卫辉市文化局安喜平女士介绍，徐氏家祠1918年动工兴建，1921年竣工，当时曾是轰动卫辉的一件大事，大总统徐世昌从北京赶回来，他的学生、已逊位的宣统皇帝溥仪与他同行，前来参加隆重的落成典礼，并亲自为徐氏祖先牌位“点主”。

　　那一刻，徐世昌从穷书生到大总统的传奇在卫辉大地广为传扬，他自幼丧父，家境困顿，却走出极为成功的人生之路。在卫辉人看来，发生在他身上的奇迹，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的母亲刘氏。

　　1855年10月，徐世昌出生于卫辉府汲县（今卫辉市）城内曹营街。因生于卫辉，小名就叫做“卫生”。1861年，徐世昌的父亲徐嘉贤因病去世，当时徐世昌年仅6岁，他的弟弟徐世光仅4岁。家庭失去了顶梁柱，很快就变得生计艰难起来。家族的人看他们孤苦无依，劝刘氏带着两个幼子去投靠一本族县令。

　　这本是可行之计。卫辉徐氏是官宦世家，家族支脉众多，他们原籍浙江，明朝末年落籍天津，清朝道光年间，徐世昌的高祖徐城出任河南南阳县令，一家人遂移居开封。徐城病卒后，其妻朱氏带着儿孙在卫辉定居下来，到徐世昌时，已是第五代。他家虽然衰落，亲族中可以投靠的却还大有人在。

　　但对于亲族的这个建议，刘氏断然拒绝：“托人余荫，罔知艰苦，无复有刻厉振兴之心矣。”她认为如果寄人篱下，自己的儿子不会有大出息，还不如让他们经历艰辛，走自强之路。

　　刘氏系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刘大年后裔，知书达理，素有教养。虽然家境艰难，她仍典当家产为儿子延请老师，并亲自监督他们学习，后来两个儿子都考中进士，不能不说刘氏的早期教育十分成功。这位母亲还很注重品德教育，对待儿子极其严厉。徐世昌曾回忆道，幼年常吃不饱肚子，家中有三份食物，自己恨不得吃其中两份，母亲当即严厉斥责：“今日如此，长大又当如何？！”宁可将食物扔掉，也不让他多吃一份。等稍大一些，逐渐在外面结识朋友，母亲必定要察看他朋友的人品如何，如果是贤才，来到家里时必热情相待；否则马上严令徐世昌不得再与之来往。族人对刘氏的作为十分感叹：“汝苦心持家教子，异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

　　在母亲的引领下，徐世昌兄弟从小志向远大，学习刻苦，生活上则克勤克俭，沉稳持重。十一二岁时，徐世昌看到有人以挑水卖水为生（当时吃的是卫河水），早晨便起得更早了，除了为自家挑水外，还承揽了几户人家挑水的活儿，挣钱补贴家计。

　　这个时候，家里已经拿不出任何钱财聘请老师，徐世昌就到一家私塾的窗外听讲，教书先生发现后深受感动，免费让他上学，见他是个可塑之材，后来还把女儿许配给他，鼓励他上进。

　　徐世昌天资聪颖，十六七岁时已学业有成，为了生活，他边自学边出外当塾师，挣钱让弟弟读书。后来经族人介绍，他辗转各地衙门充当文书，做些“朱墨誊清”之事。这份工作收入微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却没办法攒够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的费用。

　　如今“高考移民”问题时常见诸报端，为了让子女能参加外省高考，不少家长选择将户籍迁往他地。这种办法在清朝却是行不通的。清朝的户籍，不能随便更改，一个人不管居住在哪里，如果参加科举考试的话，都要回户籍所在地。徐世昌在河南已是第五代，但要考举人，还必须到北京参加“应天府乡试”。远赴北京考试，需要一大笔银子，徐世昌一直攒不够这笔钱。参加科举考试是他的人生目标，却逐渐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对于徐世昌来说，这无疑是最痛苦的事情，辗转各地打工的生涯，不知何时才是尽头。1879年3月，徐世昌在陈州府认识了一个叫袁世凯的人，此人是富家子弟，在北京居住，不到20岁却已回河南参加过一次乡试，正准备参加第二次。与这个人的交往，让徐世昌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陈州结义改变人生轨迹

　　袁世凯有着与徐世昌迥异的人生轨迹。他出生于陈州府项城县一个显赫的官宦大家族，叔祖袁甲三是淮军名将，因镇压捻军有功，累官至漕运总督；父亲袁保中是地方豪绅，叔父袁保庆追随袁甲三带兵打仗，官至江南盐巡道，与刘铭传、吴长庆等名将交情甚笃。袁世凯自幼过继给袁保庆为嗣子，极受宠爱，8岁就随之到济南、南京生活。

　　袁世凯天性聪慧、好强，读书写字悟性很高，却极不用功，野性十足，时常逃学，十二三岁就善骑悍马，习练拳术，以驰马试剑为乐。对于科举一途，他似乎并不在意，不喜欢八股绳墨，喜欢乾隆时无锡举人周犊山的文章但又不求甚解，只摘取其中豪迈不羁之句，朗朗成诵，因此写的八股文颇为豪迈，但细读之下，却觉蛮横无理。他的老师曾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题，命他撰文。结果他的文章令老师咋舌不已：“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

　　袁世凯也喜欢写诗，不在乎平仄对仗，却自有一种桀骜不驯的气概，14岁登南京雨花台时，曾写下《怀古》一首：

　　“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自幼好大言，是袁世凯的特点，后来他迷恋上兵书，更是豪言频出：“过去我好奋匹夫之勇，现在学了万人之敌，才知道好勇斗狠，实在没有什么用处。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

　　徐世昌与袁世凯的相逢，可以说充满偶然。袁世凯虽然是陈州府项城人，但很少在家乡居住，他8岁跟随养父袁保庆到外地生活，15岁时，因养父去世，他被送回老家，没人管教，过了一年“饮酒必豪饮数斗，骑马则驰骋郊原”的快活日子。他的堂叔、户部左侍郎袁保恒曾与袁保庆感情甚笃，回乡时看到袁世凯无所事事，决定带走他由自己严加管教。这样袁世凯又到北京读书三年，只在17岁时回陈州参加乡试，落第后再回北京。1878年，袁保恒被派往河南救灾，袁世凯随其返回开封。第二年年初，袁世凯养母病重，他回陈州探访。就在这个时候，原本在沁阳、太康等县打工的徐世昌，转悠到了陈州府淮宁（今淮阳，时为陈州府首县）县衙，大约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两个人偶遇了。

　　他们相识时，“袁意气磅礴，徐则唯否因人，刚柔相济，恨相见之晚”。性格上的巨大反差，反而使两个志向远大的青年更加相互吸引，他们“交称莫逆，时相过往”。

　　一日，袁世凯前去拜访徐世昌，发现义兄愁眉不展，追问之下，才知道他多年来因囊中羞涩，无法去北京应乡试的苦衷。袁世凯素来轻财尚侠，自命与徐世昌是道义之交，且认定他非等闲之辈，遂“慨然赠纹银百两”，以壮其行色。

　　得到这笔资助，徐世昌带着弟弟徐世光前往北京应试，两人同科考取举人，四年后，徐世昌又中会试并获殿试二甲进士，随后进入翰林院，先任庶吉士，后任编修。

　　能进入翰林院的，都是科举考试中顶尖的人才，但这个“单位”属于清水衙门，俸银甚少，没有外快，生活清苦。尽管如此，进士们还都希望能进入翰林院，因为这个岗位可以“上天入地”。“上天”就是侍从皇上，日后自可发迹；“入地”就是外放学官，或任主考或任学政，得以弟子门生遍天下，也是好处多多。徐世昌在翰林院待了九年，仕途并不顺利，没有外放过一次学官，生活十分清苦。有人劝他争取出任地方官，但他并不听从。大约少年时期的艰辛磨难，让他不急于求成，他利用接近上层人物的机会，多方结交朋友，疏通上下，同时勤奋读书，关心时政，做好充分准备，等待属于自己的时机。

　　徐世昌的时机最终到来了，而这次命运的转折，仍与他的把兄弟袁世凯有关。

　　袁世凯第二次乡试落第后，在徐世昌的劝说下进入淮军吴长庆部，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吴长庆是袁世凯养父的结拜兄弟，对袁十分照顾。1880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当时朝鲜与中国有宗藩关系，受朝鲜国王之请，清廷派吴长庆率军前去镇压，袁世凯随军前往，因此居留朝鲜十多年。其间，他的军事才能得到展示，在屡次镇压兵变和整顿军纪行动中，赢得了勇敢、果断、知兵、足智多谋等赞誉，很为朝鲜国王看重，并被清廷提拔为三品大员。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原本被倚重的淮军、湘军全线瓦解，溃不成军，编练能征惯战的新式军队，成为清廷的当务之急。

　　回到北京的袁世凯，在徐世昌等人的疏通下，得以接近荣禄、李鸿藻等权臣，他使出浑身解数，赢得这些人的信任。1895年年底，天津小站新军编练大员出缺，荣禄、李鸿藻等人联名上书，保举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颇有声望”，是编练新军的最佳人选。

　　不久，清廷颁布上谕，任用袁世凯小站练兵，中国近代史极为重要的一页就此掀开。

　　袁世凯对结拜兄长徐世昌心存感激，也觉得足智多谋的徐是练兵的最好帮手，就请求朝廷让徐世昌协助他。由此，这对把兄弟携手练兵，训练出中国第一支新式陆军，揭开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序幕，并倒腾出一个影响中国20多年的北洋军阀集团。

　　坐落在卫辉市贡院街上的徐氏家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