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竞雄——我国玉米自交系间杂交种的开创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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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雄性不育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李竞雄从５０年代中期就开始研究玉米细胞质雄性不育的转育和利用。当时是采用Ｔ型细胞质，不久就观察到用雄性不育胞质配成的杂交种，比同型的正常胞质杂交种更加感染叶斑病的现象。这一观察结果比菲律宾有关这方面的报道要早几年，但没有著文发表。后来了解到这是由于小斑病菌发生了一个新的生理小种，专门危害Ｔ型细胞质。这个病害新小种的蔓延，导致了１９７０年美国Ｔ细胞质玉米杂交种的大减产，造成３０亿美元的损失，迫使种子工作不得不一度恢复人工去雄制种的办法。到７０年代后期，人们又转向Ｃ型胞质不育类型的利用，并逐渐扩大了采用Ｃ型胞质不育系配制杂交种。但是，１９８６年我国河北省农业科学院魏建昆又报道了小斑病Ｃ小种的发现，于是美国农业部派来专家小组进行专门考察，并肯定了这一发现结果。这样，美国又一次放弃了Ｃ型胞质不育的大量利用。为了避免特定细胞质易受专化性病菌小种的危害，玉米遗传育种家着手研究基因型雄性不育的利用。美国伊利诺大学的Ｅ．Ｂ．帕特森（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１９７３曾为此而设计了一个易位染色体断点与特定雄性不育基因密切连锁的方案，依靠细胞遗传学技术，选出了带有缺失、重复染色体和雄性不育基因ｍｓ２的“双杂合体”作为保持系使用。但由于这种保持系本身有生理缺陷，即株型偏小，雌雄不调，花粉呈５０％的准败育，勉强自交后，其后代穗小粒少，有大、小粒之分，只有小粒才能长成保持系植株，生产上无法利用。李竞雄通过自己的多年研究证实了上述的缺陷，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而改用便于操作的雄性不育基因ｍｓ１与白胚乳基因ｙ相连锁的材料，作为回交转育的基础。他的研究结果证明，用任何一个黄胚乳自交系可以很便利地转育为白粒不育系和黄白分离的保持系，只是对后者必须用人工或光电设备来分拣两类不同粒色种子而已。然后用另一正常白粒系与不育系相配，就能产生出一代杂种种子。依照这个方案，在转育过程中和大田制种时需要拔除大约５％的遗传交换植株，从实际操作看来，这并没有多大困难，特别在我国劳力充裕条件下是完全可以行得通的。这一方案是以细胞遗传学研究为指导来设计解决病菌专化小种危害特定雄性不育胞质的隐患问题。李竞雄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他所从事的遗传育种研究活动中，反复实践，不断总结，多方探索，锲而不舍，终于达到了成功的彼岸   　　踏遍青山人未老   　　１９８３年，李竞雄主持了六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玉米新品种选育技术研究课题论证报告的起草和计划的实施。到１９８５年在２５个参加单位的共同努力下，育成品种３２个，新品种推广面积达到５６１３万亩，超额完成了计划指标，受到国家计委、经委、科委、财政部的表彰。１９８６年他又挑起组织“七五”国家攻关的重担。在他的带领下，整个计划又一次超额完成了任务，其中高产、优质、多抗玉米杂交种的选育专题共育成杂交种４６个，推广面积６７１２万亩，这两项指标均提前超额完成了１９９０年合同规定的任务。李竞雄又一次代表课题组接受了国家授予的奖状。   　　在国际科技活动中，李竞雄是我国玉米界的首席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他先后访问了苏联、罗马尼亚、朝鲜、美国、墨西哥、法国、意大利、印度尼西亚、印度、泰国、巴基斯坦等国，引进了大批育种材料，其中一部分已直接或间接用于玉米生产。比如，他于７０年代初最早引进和鉴定的美国玉米自交系Ｍｏ１７，已广泛用于杂交种的组配，我国含有这个自交系的杂交种，目前在生产上每年种植面积超过１亿亩，成为农业上引进、消化、利用国外材料的突出例证。现在我国广泛开展小麦染色体工程育种所用的遗传工具——小麦单体系列的“复制品”（转育到其它遗传背景的系列），也是他在１９７３年参加中国农业代表团赴加拿大考察时带回来的。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为使我国农业科学技术更加蓬勃发展，李竞雄虽已年逾古稀，但他矢志不渝，每年盛夏仍坚持到田间进行玉米选育授粉，一丝不苟地做着手脑并用的工作。他一向强调自己动手，亲身实践，５０多年如一日全心扑到玉米上。在北京农业大学的２０多年教学和科研的生涯中，他不但没有休息过一个暑假，而且在酷暑中天天下地，钻入闷热憋气的青纱帐中坚持工作，甚至遇到急风暴雨也不愿离开现场，星期天也不例外。国家安排的教授休假，很难见他报名参加，因为这往往是玉米开花季节。他常说，“我离不开玉米，玉米也需要我。”在努力搞好研究工作的同时，他还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悉心指导培养后继人才。近年来指导的６名研究生已先后毕业，不久前毕业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也以优秀的学习成绩走上了科研岗位。１９８３年以来，他所在的作物所玉米育种系共有７个中年科技人员晋升了高级技术职称，并已成为“七五”国家攻关项目的专题和子专题主持人。他的助手中有两人获得了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的称号。李竞雄在北京农业大学任教期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他们现在已是全国各地农业教学、科研、生产战线上的骨干力量。李竞雄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严师，比如请他审阅稿件，他不仅认真地看，而且一字一句地斟酌修改，连一个用错的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他是《作物学报》的副主编，轮到由他终审的一期稿件时，往往是伏案半日，片刻也不休息。文稿的错误和不当之处他是从不放过的，不管是谁写的，有时还把作者请来，直言相告。和他接触较少的人认为他太严厉，不敢接近，其实他是最认真负责和实事求是的。他的这种耿直的性格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受到了同行和后辈们的尊敬。有一位北京农业大学５０年代毕业的现在已是省级农科院院长的湖南籍学生，在一次聚会上回忆起一段不平常的往事：那是在１９５７年，该生被错划成“右派”，而在当时的一次会议上，李竞雄竟直言不讳地说他不够右派。由此可见他的刚直不阿和爱生如子的为人。   　　李竞雄一直保持着节约朴素的工作作风，不但不为自己的实验室争设备，“抢”仪器，就连片纸碎物，只要还能利用的也不浪费掉。用过的每个装种子的牛皮纸袋也要擦去旧字，重新使用二三年，其勤俭节约可见一斑。他的助手们不仅从他那里学到了科学技术，也学到了勤俭创业的精神。这对中青年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１９８１年，在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他对党、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总方针的衷心拥护。   　　李竞雄已为我国农业教育和科技事业辛勤工作了５０多年。他从倾心于基础理论研究逐步演变为理论联系实际，强调科学技术要面向国民经济建设的务实科学家。作为后辈，我们和他长期相处，往事历历在目，感受到这种变化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这就是他深切地认识到我们的国家还比较贫穷落后，人民还不富裕，一个教育、科技工作者，一个共产党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要时时处处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以身作则，带头实践。他就是这样脚踏在祖国的土地上，肩负着时代的使命，为改变历史上形成的贫穷落后面貌而几十年如一日地辛勤耕耘着。踏遍青山人未老，让这种精神代代相传，继续发扬其美妙之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