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项目重名轻民

芳汀

　　文化的背后是良心，政绩的背后是政德。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首先应满足文化温饱、立足文化民生  　　近年来，竞相上马文化大项目，正在全国各地成为一种时尚，尽管各种反对和质疑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但一些地方仍在以恢弘的气势书写着文化建设的“大手笔”。政府加大对文化建设的投入，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是否等同于大工程、大手笔？文化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文化政绩，还是文化民生？  　　脚手架支撑不起文化大厦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唯吾德馨。”唐朝著名诗人刘禹锡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时的住所，因为他的这首《陋室铭》一举成名。最近，和县即将开展的一项建设工程让这所“陋室”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该县将投入数千万元，将已显陈旧的“陋室”整体扩容改造，打造成全新的“陋室园”。   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争议，质疑声更是不绝于耳：“陋室”一旦穿上“金缕外衣”，还能叫做“陋室”吗？如果刘禹锡在天有知，不知会有何感想。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类似一个个耗资巨大、规模宏大的文化大项目，在一些地方接连冒出，似有成风之势。   有人把由各地政府担任主角引发的这股文化大项目热形容为“伪文化高烧”，并将它归纳为三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争名人故里，争完老子争孙子，争完大禹争诸葛亮，许多地方更是争先恐后与“三皇五帝”攀亲戚；第二个层面是搞公祭，各地凡是能挖出来祭奠的先人都祭了一个遍，以致出现了“伏羲东奔西走，黄帝到处安家，诸葛到处显灵，女娲遍地开花”的局面；第三个层面便是所谓的“文化大项目”了。   从某省以“建设软文化”的名义计划投资300亿元，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到某省三个县分别投巨资兴建黄河三峡孔子大殿、秦皇祭天广场三期工程、老子文化园；从西北某省投资2.8亿元两次整修黄帝陵，到中部地区两市计划投入3.5亿元，对黄帝故里景区进行改扩建；从南方某市累计投资2亿多元，新建各种祭禹建筑，到华中某国家级贫困县号称投入1500万元，塑造18米高的女娲雕像……    这些文化现象，显示出以“大而无当”的方式复制历史文化在某些地方已成为一种时尚，就连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也受到了这种文化“虚热症”的感染。   针对这些打着“传承文明”“发展文化”等金字招牌，耗资巨大、贪大求全的文化工程纷纷上马，有网友留言说，感觉就像经济建设中的大项目热一样，文化建设中似乎也出现了大项目热。还有人质疑：大项目就能带来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吗？   记得王达三在《脚手架支撑不起文化大厦》一文中说过：“文化者，非工程之谓也，乃信仰之谓也。”的确如此，文化大项目支撑不起文化大厦，奢华的“文化工程”也不是理所当然的文化符号，文化设施必须负载文化内涵。   “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不应迷失在大工程、大项目、大投资之中。实际上，文化发展不同于经济发展，它并不特别要求物质的大繁荣、资金的大投入和利润的大回收。一味追求数量上的多、大、全，只会阻碍文化的良性科学发展。”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认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全社会都能普遍享受到文化的滋养。”  　　文化底蕴比争“第一”更重要   当前，文化的地位得到公认，文化的投入在大幅增加，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各地兴起了新一轮文化建设的热潮，并涌现出了国家大剧院等一批代表时代特色、具有国际水准的文化标志工程。   应该肯定的是，最初的一些文化工程，大多出于拯救悠久传统文化的良好意愿，所以工程仅局限于几个具有特殊历史文化背景的地点，比如黄帝之于黄陵、炎帝之于炎陵。然而此后，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使得“文化热”变成了“工程战”，“传统保护热”变成了“祖先争夺战”。   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以来，已经有数十个地方政府直接介入了类似的文化工程活动。文化活动的排场越来越大，档次也越来越高，一些文化活动还纷纷向“国字号”进军。某地甚至宣称：“全世界华人共同的精神家园和心灵圣地即将诞生”。    “把‘大项目’建设视为政绩，为了突出个人业绩，对‘大项目’往往不惜重金，一心追求炫耀夺目、造型独特的文化设施，不惜血本也要达到国内一流、国际先进，这种重为‘名’建设、轻为‘民’建设的政绩观是出现奢华之风的根本原因。”有专家这样分析。   事实上，与经济发展比起来，文化的繁荣更是润物细无声、静水流深的功夫。一味追求立竿见影、轰轰烈烈，将文化繁荣等同于大兴土木、上大项目的观念，是走入了一种误区。那种挥金如土，追求眼前“气势磅礴”“名扬天下”的文化大项目，是一种典型的“政绩工程”，尽管它们披着文化的迷人外衣。    “真正的文化建设是一个积累渐进、发自内心的朴素过程，而不是建立在有利可图的、大型的、表面的、政绩的操作形式上，其结果只能是彻底地败坏人们对于真正的文化艺术的向往。”广州美术学院美术系主任李公明向记者表示，“拿巨资打造文化，绝不是文化投入的方向。它只不过是某些地方官员的文化虚荣。”   事实上，一个地方是否重视文化建设，传统文化是否得到弘扬，并不在于建设了多少大项目，而应多考量与之相关的民族精神气质，融入了多少传统文化底蕴。全国人大代表、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沙振权教授曾针对广州新电视塔提出：“城市争建‘第一’，从积极的角度看，可以当成城市营销概念的确立。但城市营销不等于产品营销，后者要凸显第一，而前者则要凸显差异，文化底蕴与地方特色比争‘第一’更重要。”  　　文化建设应回归民生本位   前不久，一个经济并不富裕的城市耗资10亿元，建设了近7万平方米的大剧院，用20公斤黄金铺满大幕以突出金碧辉煌的效果，用钢总量近1万吨，宣称堪与国家大剧院、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媲美。这一奢华的文化工程同样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极大争议。   有道是文化的背后是良心，政绩的背后是政德。同样是几亿元的文化投资，一种选择是建“国内一流”“国际领先”的文化标志性建筑或景区，另一种选择是充实基层文化站点的建设，让更多的百姓多看上几场演出和电影，免费进博物馆、文化馆参观，多享受几分文化的滋养——哪一种选择更受决策者青睐呢？    相当一部分地方选择了前者。《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2007）》显示，近年来中央及地方财政不断加大对公共文化投入，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热潮的同时，从2001年到2006年，群众文化服务机构数量却在逐年减少。一边是文化馆、文化站经费紧缺，一边是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以至于出现了“大剧院要奢华，文化馆要饭吃”的尴尬现象。   专家认为，文化需要发展，需要繁荣，但绝不能单靠建设“大项目”来实现。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才是发展的根本方向。因此，有限的文化投入应该更多地向底层和低端倾斜，建立文化低保，确保文化温饱，解决文化民生。   “文化民生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广大群众的精神生命的安顿问题，亦即安身立命之道的解决问题。”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宗桂教授告诉记者，“在对民众安身立命之道确立和引导的同时，我们应当增大投入，加大力度，疏通文化民生的脉络，提供更多的文化产品、文化设施、文化场所、文化机遇，让民众时时处处浸润在健康的文化氛围之中。”   针对一些地方表现出来的“文化冲动”，一些专家认为有必要建立一种制约机制来防范和纠偏。沙振权认为：“重大的文化发展规划从立项到具体实施，都必须遵循严格的民主商议程序，而且首先需要商议的是应否立项的问题，而不是具体实施的问题。专家学者的职责应该首先是思考和论证该不该建，其次才是如何建。”   “政府的文化建设投入应该有一种程序，其核心是要让公众有知情的权利和发表意见的权利，这才能杜绝‘拍脑瓜’式的文化建设。同时，还应成立由专门人才组成的委员会，比如文化事业委员会，由他们对文化建设工程提出意见，再把意见呈现给公众，让公众发表意见再作决定。当然，目前也有许多文化项目找专家论证，但专家意见的独立性、决定性到底如何，还是一个问题。”李公明表示。  南方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