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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乱晋，衣冠八族，争相入闽……是为南安开始之祖。”在这样高度工业化和彻底更新的市容里，南安，的确很难让人有寻根的感觉。然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虽然对来台先人的祖籍，以及他们在大陆所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充满好奇，但是，因为年代实在太过湮远，我对这次的“原乡寻根”其实一直没有很大的期望，没想到，一连串的奇逢巧遇，让我不但找到了侯氏祖祠，而且在寻访的过程中，各种机缘之玄妙，连一路陪同我到处探索的泉州诗人陈瑞统先生，都不禁连连慨叹，“如有神助”。 想想也是。千里渡海，转机二三，而后再驱车数百里，在沿途一片汰旧换新的经济大潮与建筑热浪中，我还能找到宋朝端亲年间先人南迁泉州的旧址，的确是“如有神助”，更何况，其间因缘起伏交错的微妙，委实有许多无法解释的情况…… 高中的时候，因为清明节去扫墓时的一时兴起，父亲第一次带我到嘉义朴子附近的蒜头侯氏老家，我才知道我们家的族人原来是住在那样一个虽然已经年久失修，但仍可想象当年繁华规模的四合院里。那种感觉是很奇怪的，从小，虽然语言相通，左邻右舍也都亲叨如家人，但因为侯姓在义竹乡别无分号，“出外人”的感觉总隐隐约约的不时在心中浮现，突然“发现”自己宗族的居所竟然规模如此宏大，的确是很令人“意外”。 就是那次，从老家出来，在祖父的坟前，我第一次注意到碑额上刻着两个古意盎然的名词——“南安”、“上谷”，我曾经问过父亲，上谷何意，父亲总是说“咱个祖籍”，但祖籍究竟在何处，就不甚了了；父亲也去问过族里长辈，答案大致相同。因此这次原乡寻根，由于族谱里有各房各支血脉源流传衍的详细记载，我很笃定侯氏的老家在占泉州府的南安县，也相信上谷不难找到，只是祖先来台时间已缈不可考，并不期望可以找到确实的结果。结果，不但找到了祖居地，而且对侯氏的源流有清楚完整的印证，只是关于“上谷”的理解以前只对了一半，不但与事实的差距超过可以想象的地步，而且居然和我九月份陪江兆申老师返乡的行程有密切的关系，种种的巧合，实在不可思议。出发前，由于有事需要商量，住在安徽黄山市的朋友徐卫新决定到福州来，并陪我一起寻根。十一月十日，阿盛、廖辉英、简嫃、王浩威、徐卫新和我从福州搭车去泉州。我们本来的计划是,到了泉州后各自返乡寻根，但实在是远道而来殊为不易，到了泉州不去漳州很是可惜，因此临时改变计划，决定所有的人先一起到漳州，然后再一起回泉州，因此，在泉州市文联只坐了一会儿；我把族谱上有的资料交给文联的剧曲专家郑国权，请他先联络南安帮忙找到上谷，回程的时候可以节省时间，按常规说这种做法也正确，但当我们陪阿盛去寻根的时候，才发觉事情可能没有那么顺利。 在泉州文联，阿盛把他所知的旧居“龙溪县烘头社”告诉来接我们的杨西北，杨西北很笃定的立即反映烘头社的现在位置，阿盛听了放心，我们也为他高兴，但等到我们去了龙溪县政府，找来负责地方志编辑的人员查阅各种资料，一直无法确定烘头是在哪里，从早上找到下午四点，不知跑了多少公里找了几个地方，而都无法确认时，我才暗自担心，这样的情况可能也会发生在我身上。果不其然，十一月十三日早上，我在南安市政府苦候一个早上，他们同样的翻遍了所有的文史资料，包括古地名的沿革等等，完全没有任何和“上谷”相近的字眼，连发音比较相似的地名也没有。等待的过程中，接待我的南安市文联的小说家李清安一直问，如果找不到，行程如何安排，我说，那就只好退而求其次，到南安的著名古迹，像郑成功的陵墓、诗山、九日山等地去看看，体会一下从小身为国姓爷的“契子”，到了他老人家家乡的深刻感觉。小时候，母亲因为信仰的缘故，很早就在村里的国姓庙里为我求得了国姓爷契子的身份，在彼时乡人的心目中，那几乎是毫无例外的信仰仪式。当然，在乡人心中，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和国姓爷显赫的神灵可以抵抗，他会保佑我们平平安安地长大，可以因此更聪明，更可以消灾避祸，得贵求福。在嘉义台南沿海，有许多的地名像新营、林凤营、我们乡下的“三保”“五保”等等，都是沿袭当年郑成功实行屯兵政策，寓兵于农的传统，大学时自己念了“台湾通史”，第一次知道我和他老人家竟然是“同乡”，心里当然有许多的意外、惊讶和自豪。找不到自己的祖籍所在，光是来到南安县内，也可以说是不虚此行了。 口里虽然这么说，但我还是有点心虚，毕竟我对南安完全没有什么认识，只有在从漳州回来的路上，经过南安的水头、官桥两镇时，知道那是个烟囱林立，以瓷砖工业发达而快速致富，但环境也因此遭受严重破坏的工业新兴地。南安因为人口的庞大高居福建第二，才在上个月改县为市，更由于为了全力发展经济，所以在这两年把全部的旧市居拆掉新建高楼房舍。在我去过的大陆城市当中，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在内，南安是“现代化”程度最彻底的，因为完全没有过去的影子和迹象，因为一切都是新的，所有的建设都是在两年前才开始。我当然可以想象大陆人民普遍极力追求现代化生活的高度意愿，我们当然也没有立场和资格去要求或者希望他们留下一些历史的痕迹，让我们这些因为历史被破坏得太严重，而无论如何抢救古迹都弥补不了缺乏历史的恨憾的台湾人，来满足我们的思古幽情。可是，这样彻底的毁弃旧有的一切，的确让我这个专门为寻找过去而来的人感到失落与无可奈何。“五胡乱晋，衣冠八族，争相入闽……是为南安开始之祖。”《南安县志》上这样的记载，固然符合“晋江因晋人沿江而居，故名晋江”的说法，但是，在这样高度工业化和彻底更新的市容里，南安，的确很难让人有寻根的感觉，即使在有关南安姓氏源流分布的资料中，提到了汉朝应劭的《风俗通俗姓氏篇序》，以及宋郑樵的《通志姓氏略》，说明南安十四类姓氏中的侯姓是“以爵为姓”，以及“刘侯同宗，唐初刘文静被害，其子避乱，改刘为侯”的两种可考可信的资料，但是仅凭书本上的资料，找不到侯氏族人的村落，这种文献上的解释，就好像小时候看族谱的感觉，有许多无法验证明白的东西。即使如今我到了南安，在当地保存的古籍中看到这些记载，仍然令人觉得不够踏实。 几个小时很快过去，我们所能掌握的资料，仍然只限于南安境内目前有侯姓人家的地方，有康美、罗东、梅山和丰州四个地方，但是发源地究竟在什么地方则完全没有办法确定，而我又势必无法一一前往探访，因为四个地方方向不一，路程也不近，不太可能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跑。就在我们即将放弃的时候，陈瑞统想起他七十年代被分配到南安工作时，认识的一位侯姓朋友。他记得那人跟他提过一些侯氏的事，“问他也许会知道。”打了电话，可惜不在，再打了一通回泉州文联，请他们派人到侯怨水家里传话，如果可能，请他回电话。 未完。接下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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