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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篇 三百年前的雨，三百年后的风，日升月落，斗转星移。努尔哈赤的光荣在蓝天与厚土间蔓延铺展。 那一块方城锁住了沈阳文明的兴起，并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沈阳方圆之内扎根繁衍。在未来的几天里，我们将为您呈现一系列真实的人物原型，作为清文化融入沈阳文化的模本，他们分布在沈阳市的各个角落，作为平凡的农、工、商、学、政，从自身的变化体味着清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的交会。之所以选取他们，因为他们都有一个特殊的姓氏-----爱新觉罗。 他们是当年随同努尔哈赤迁都沈阳的皇族后裔；他们的先祖在多尔衮入关以后担当起守卫盛京的重任———这一守就是300年。 他们曾经是令人羡慕的“红带子”，自出生起每年就享受国家发的银两；他们现在有着共同的姓氏———“肇”。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现在就生活在沈阳市内、辽中、新民一代，蒲河村就是其中之一。 8月12日，记者找到这个藏在公路深处的村庄时，65岁的肇江耀已经足足等了2个多小时，他就站在位于村北头爱新觉罗家庙前的小路上，黝黑的胳膊和脖颈都是完全的农民模样。 从家庙红色门楼至家庙院子约百米的小路上，路两边间隔种着柳树和玉米高粱。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这里居住的爱新觉罗的子孙们，其状态就如同种植在家庙路边的植物一样：尊柳代表着他们的满族习俗，而玉米高粱则清晰地告诉人们，他们无论姓什么，都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农民。 功德碑 从沈阳向西，一路上的住宅和地名都显示出满族的印记：路边许多普通民居瓦房屋顶上都有“凤凰”立在上边，站在房屋一侧的“落地烟囱”不时可见；经过的地名，如大黄旗堡，都暗示着这里的历史。 辗转到达辽中县蒲河村爱新觉罗家庙的时候，这种痕迹愈加明显。在蒲河村，一共有200多户人家、960余口人，满族是绝大多数，其中爱新觉罗又是大家共同的姓氏，由于在辛亥革命之后开始隐姓埋名，这里的人都姓肇。采用肇作为姓氏是因为，努尔哈赤的先祖孟特穆因立有战功首次进入明朝史册，后代尊之为肇祖原皇帝，肇本身有发起、开始之意，因此后代子孙选此字为姓。后来，也有人改肇为赵。 小时候在肇江耀的记忆中，最初的感觉是：我们这个姓氏不一样。“清政府想当年是咱家的。”肇江耀开玩笑说。 肇江耀现在是家庙的看管者，几乎每天都会过来看看。3年前，就是他张罗着大家伙集资重新把家庙修建起来的，一共捐了12万元。现在院子里立着4块功德碑，两新两旧，其中两块新的就是最近一次翻修时用于记录捐款者名字而立起来的。 “另外两块老功德碑上刻的是当年修建这间家庙时捐钱的爱新觉罗子孙。”肇江耀说着，用手指点立碑的时间：咸丰九年五月十三日。 2003年，肇江耀开始张罗重修家庙时，这两块老碑是被好不容易重新找回来的。据他介绍，在“文革”期间，这两块碑被运到村附近的磨米厂砌墙了，好在被当成砖用了仍旧能够找得回来。 与两块石碑同病相怜的还有祠堂院子东南角的一口大钟，钟口边缘已经残破，偶尔发出“叮叮”的响声，钟上刻着“大清同治七年”的字样。肇江耀说，这钟在那时候被村里借给了镇粮库，用于每天上下班打点报时，虽然边缘都敲破了，可好歹也保留下来了。 祖先 在肇江耀的指引下，记者来到家庙中供奉着满族祖宗板的祠堂———一间四五平方米的平房。 满族家庙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并不立上祖宗牌位，而是将长木板安置在西墙高处，称为祖宗板，满语为“萨窝库”，再在祖宗板上供奉祖宗匣，内置宗谱。 在这间家庙里，墙上的祖宗板左右并立，横跨两者中央摆放着祖宗匣，此外还北五南三供着8个木质香匣。据介绍，北五位代表的是保佑家族繁衍的佛陀妈妈，满族人的三位先祖佛库伦佛、正古伦佛、恩古伦佛，以及看家古佛，即曾经搭救过努尔哈赤的青狗；南三位则是华严大士、南海大士和彰嘉古佛，即我们熟悉的释迦牟尼、观音菩萨和关公。 为了方便记者拍照，肇江耀毫不忌讳地踮起脚取出了祖宗匣里的宗谱，这是一本用A4复印纸订成的爱新觉罗宗谱，强烈的现代感与这个家庙的感觉有些不协调。 这族谱也是肇江耀在退休以后用每月670元的退休金重新修订的，到现在花销也有几万元了。据村里人讲，肇江耀为了向一个远亲借当年溥仪最后组织修订的家谱，他最远到过黑龙江，东三省几乎被他跑遍了。这一系列的“折腾”以后，肇江耀总算是把他们这一支爱新觉罗的历史给补了回来。按照皇太极当时确定的规矩，爱新觉罗氏大体分为两类,凡属努尔哈赤父亲即显祖的子孙称“宗室”；兴祖福满的子孙称“觉罗”。腰带分黄、红两种，所以俗称“宗室”为“黄带子”，“觉罗”为“红带子”。据记载，努尔哈赤祖父辈一共有兄弟六人，努尔哈赤的祖父是排行老四的觉昌安，而蒲河村的爱新觉罗先祖则是排行第五的包朗阿，因此是“红带子”，隶属满洲镶黄旗。 据包朗阿后裔沈阳满族联谊会秘书长洪海波介绍，努尔哈赤的祖父辈六兄弟被称为“宁古塔贝勒”，“宁古塔”即满语中“六”的意思，始称“六祖”。包朗阿是第五子，居尼麻喇城。 据记载，包朗阿有子四人，长子隋痕、次子巴孙巴图鲁、三子对秦、四子郎腾。在努尔哈赤起兵之初，五祖包朗阿子孙是惟一支持努尔哈赤统一事业的。明万历十一年五月，努尔哈赤起兵征讨尼堪外兰，“长祖、次祖、三祖、六祖”之子孙同誓于庙，欲谋杀太祖，惟独五祖包朗阿子孙没有参与。 洪海波说，在清军入关以后，这个家族的人一部分（以顾纳岱为代表）追随多尔衮到关内作战，另一部分（以密雅纳为代表）留守盛京，驻扎在十里码头，即今日马路湾一带，雍正二年奉旨移防辽中、新民一带，于是世代定居于此。至于蒲河村这个地点，据传说是“跑马圈地”的结果，也就是看中了这块地方以后便直接划定范围，原本居住于此的人需要搬出去，由皇族居住。 “文革”期间曾经在这里工作的肇普兴回忆说，“蒲河村绝对是个风水宝地，在没有工业污染之前算得上是鱼米之乡，鱼多得会自己往鱼网里撞，而且村里多种水田，大米之多是别的村没有的。” 因为是“红带子”，所以即使后代均为农民，但是生活比较富裕。“土改前，全村一共100多户，结果有18户是地主，村里的富农比外地的地主还富裕，周围好几十里地都是村里人的。那时候，孩子都是红带子，一下生就是一年24两银。”肇江耀老人说。 变迁 从家庙出来往村里走时，肇江耀领记者走进了几户人家，几乎每一家的西墙上都供着祖宗板，院子里伫立着索伦杆。这是满族人用于祭天祭祖的圣物，当地人称为索喇杆子，一般长约两米，顶端有槽，用于放些食物喂乌鸦。据传说是因为当年乌鸦落在努尔哈赤的身上，令追杀他的人误以为努尔哈赤已死，于是满族后代以乌鸦为恩人。 在有的人家，主人并不在家，但是院门、屋门都没有上锁，听说有记者来而匆匆赶回的主人解释说：我们这里都是日不闭户，全村80％以上都是本家，没有丢东西的事情发生。 “小时候全家人对着墙上的祖宗板行礼，8个香匣就要磕24个头，每次磕完都已经晕头转向了。”肇江耀回忆说，“那时候的规矩多了去了，父子不能同席，小孩绝对不能上桌吃饭，长辈坐在南炕，小辈的只能坐在北炕，媳妇回门回来，需要先给长辈装烟袋。” 随着“文革”开始，很多规矩都渐渐不再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1971年，29岁的肇江耀参加了工作，刚好赶上当时的水库新修，于是他成为了团结水库的一名工人。这一干就是30年，这个过程中，他成为了两个渔场的头儿，在这里首次引进了不用饲料的网箱养鱼，他自己说，“干啥活都得认真一些，这是老辈人留下的规矩。” 现在，尽管家家墙上都供着祖宗板，前边摆着香炉，但是上香只在过年过节时。接受采访时，肇江耀有时会让叔叔帮着一起回忆，这位被唤作叔叔的肇毓胜今年50岁，比肇江耀小着15岁，但是辈分大。这种长幼有序，是能够让人感觉到仍旧残留的最明显的满族礼数。礼数是满族人不能缺少的规矩。 “现在说话办事不离大格就行。”肇毓胜说。当记者追问什么是“大格”时，他无奈地笑了，“也就是见到长辈打个招呼，问候一声，这还是家教严的，不吱声在一些老人眼中是受不了的。” 满族的语言和文字在这个爱心觉罗皇族的村子里已经失传了。肇江耀有两儿两女，都住在附近，他和大儿子住在一起，他说儿子那一代人还管妈妈叫“嬷嬷”（音nene，不过现在的一些影视剧中都叫momo），但是在孙儿辈中，这样称呼的已经没有了。 “建国前还有的万字炕和口袋房都已经被重新盖起来的瓦房取代，这样的房子更舒服。”能够拥有更加现代和富裕的生活，村里人对旧的便没有那么多的不舍。 “现在村里人靠捕鱼和养貉子都能过上不错的日子，家谱和家庙也都完成了，至少不会愧对先人了。”肇江耀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按照十年一修家谱的规矩，下一次又该开始了，这回都有电话了，不用再像原来那样到处奔波。” 对于未来，肇江耀还希望再建立一间村里的满族博物馆，丟了文化有些找不回来，但是能够物化的文明他还是希望传给后人，毕竟，这是一个曾经创造出辉煌的家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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