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宗祠与宗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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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宗祠也可称之为徽州祠堂。它不仅是祭祀祖宗或先贤的庙堂，而且是村落宗族财势和实力的“象征”。村中部落的生活，宗族的繁衍、发展和兴衰，村落布局结构均与祠堂相关。可以说一个村落宗祠的数量、规模和气势折射出这个宗族“烟火”的衰旺。
  徽州现存祠堂最早的建于明弘治年间，至清代则多不胜举。其大体分为总祠、分祠和家庙。总祠，作为当时重要的公共建筑，一般多置于村镇两端、傍山或有坡度的地方，气势恢宏、庄严气派，少则二进，多则四、五进，建筑依地形渐次高起，主体建筑置殿后，颇富变化。单面为中轴线上两个或多个三合院相套而成，民居簇拥，牌坊映照。支祠平面多为四合院式。而家庙是宗祠的一种特例，一般是官宦人家在家宅处所所建的祠堂。一般较大的村镇，如歙县许村、昌溪，总祠与支祠在12个以上。
  如此璀璨夺目的徽州祠堂和其丰富的宗祠祭祀内容成了徽文化的活化石，形成独树一帜的宗祠文化。那么，作为宗祠文化发源载体的徽州宗祠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它对徽州宗祠文化的形成发展有何作用呢?
  第一、徽州祠堂的出现源于“聚族而居”。聚族而居是维护封建宗法的需要，也是徽州宗法建制的重要表现之一。清人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中这样描写道：“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九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来子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挂一杯；千年之放，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陈去病在《五石脂)一书中也说：“徽州多大姓，莫不聚族而居。”民国《歙县志·风俗》还指出：“邑俗重宗法，聚族而居，每村一姓或数族，姓各有祠，分派别复祠。”徽州一带以姓氏为基础划地聚居，一村一姓现象相当普遍，而且世代相沿，根深蒂固。如古歙篁墩为程氏[宗亲]世居，棠樾为鲍氏世居，唐模为许氏世居，江村为江氏世居，潭渡为黄氏世居；黟县西递为胡氏世居，屏山为舒氏世居；绩溪西关为章氏世居，上庄为胡氏世居等。“吾邑万山中，风俗最近古。村墟蔼想望，往往聚族处。”从歙县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的这首五言绝句中可以看出微州祠堂最早出现与徽州“聚族而居”的原始风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009-1-30 09:15徽州崇山峻岭，人烟稀少，地处偏僻。何能“聚族而居”?笔者认为徽州历史上中原大族的三次大迁徙是“聚族而居”的直接原因。民国《歙县志》载：
  邑中各姓以程、汪最古，族亦最繁，忠壮，越国公之遗泽长矣。其余各大族，半皆由北迁南。略兴其时，则晋，宋两南渡及唐末避黄巢之乱，此三朝为最盛。
  造成北族南迁的第一次大迁徙是在两晋之时的“永嘉之乱”，大批中原士族为避战乱而被迫辗转南迁，选择了历来兵燹很少，山清水秀的徽州。从地理形势来看，徽州确实是聚族安居的理想境地。“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跪，即山为城，溪为隍”，此次大迁徙有鲍、余、俞、黄等十族，以歙县篁墩为主居地，环绕分散，聚族而居。
  第二次中原大迁徙发生在唐代“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的连年战乱，中原一带士族纷纷南逃。迁居徽州有三十一氏族之多。至今在花山谜窟附近的篁墩流传这一传说：即黄巢义军所到之处追杀中原的皇亲贵戚的士族，于是族人纷纷逃往篁墩。取名为“黄墩”，黄巢军见村名为“黄”，便以为与“黄巢”家族有缘停止了杀戳。虽然系野史流传，但花山谜窟的“屯兵”说已指明了其中的端倪。
  第三次迁徙在两宋的“靖康之乱” 时的宋室南迁，中原士族以及徽州邻近一些地方的大族入居徽州，约有十五族，以韩姓为例“宋淳熙间，天下苦于金胡之乱，朝迁暮徙，当时民在北地者咸以江南为乐土，实(韩实)由父宦邸道经休邑，见微于万山，休邑人烟辏集，无异京华，乃留于城北居之。历宋乾道，开禧间，日惟远、曰惟道，业盛家肥，人以韩家巷为名。”
  其实，中原氏族的迁徙追根问源于汉代，歙人方回记载：“储，字圣公，祖绽，本河南人，汉大司马长史，以王莽乱，‘避地江左，遂为丹阳郡人，家歙县之东乡。”丹阳，即现在的宣城，歙县此时属丹阳郡管辖。
  三次大迁徙的结束，使中原的皇亲贵戚的土族入落傲州，’聚族而居形成了一个个以族姓命名的村落，包括宗族乡党、佃客、部曲等庞大的家族体系。他们一方面有保持原有望族名门的社会心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增强土风民俗和适应性。为了有别于他族，加强聚族而．居的内部管理体系和抵御外部冲击的防备机制，强化宗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建立一套等级森严、排列有序、行之有效的族规家法为主要内容的宗法制度来统领。氏族和实行村落自治是族人首要选择。这样，制定族规家法、修订族谱、祭祀祖先，强化族人的经济势力和统治地位成了宗族文化建制的重要部分。气势恢宏的宗族祠堂作为同族疑心聚力的神圣“殿堂”由此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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