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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旼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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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大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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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3 12:55: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程旼的故事

按语:程旼是距今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人物。他来自中原汉族,是秦代平定岭南之后、南北朝时期最早迁至粤东北地区的客家先贤。他学识渊博,胸怀大志,在南朝刘宋时期虽身居撰史学士之闲职,但面对国家的安危和百姓的疾苦,他毅然上疏宋孝武帝刘骏,建言“对外应以和,对内应以仁”的治国之策。不料,龙颜大怒,拟予严处。于是,程旼辞官避祸,率族南迁,从都城建康(今之南京)辗转两千余里,风尘仆仆,顶风冒雪,筚露蓝缕,来到平远坝头定居。此时的程旼,已是一介布衣及“草根”一族,却以传播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为己任,开拓创新、崇文重教、公平正义,凭着“以德化人”的重要举措,影响着粤东广袤大地,使愚昧粗鄙的民风为之改变,致使千百年来,官民共仰,世代崇敬,乃至南齐朝廷特设程乡一县,予以褒扬。但程旼的生平事迹,却鲜见于国家正史,只散见于省内的通志、州志、县志及民间传说。现在,让我们沿着程旼的人生轨迹,看一看他身前与身后发生的一些事情。
  冯华德 编着


  一、生于官宦之家

  东晋恭帝司马德文元熙元年(419)八月(农历),程旼诞生于都城建康(今南京市)一个官宦之家,其祖父和父亲都先后在东晋和南朝刘宋政权当过官。

  程旼的远祖乔白(又名伯符),在周成王姬诵七年(公元前11世纪),因呈“三异”:即嘉禾双穗、井中玉、泰山车,受到成王的赞赏,封食邑于程地(今河南洛阳之东偃师市),因以为姓。

  自乔白至五世休父,任周宣王太司马,生二子:长仲庚,袭父职,开司马一姓;次仲平,则称远祖。据查,梅县程氏[宗亲]祖屋为安定堂,可知其族姓来自甘肃平凉,后迁洛阳之东偃师,再迁江苏建康(今之南京)。

  从西晋怀帝永嘉元年(307)至南朝刘宋年间,由于中原地区连年战乱,使中原人口大量迁移至江南一带,先后共约90余万人,占当时政府统计户口的六分之一,还不包括南渡世族的荫户和部曲在内。这些南迁大族成了东晋及南朝的统治基础。

  据称,程旼年幼时体弱多病。稍长,由致仕(退休)在家的祖父亲自督导学习儒家的书籍。祖父治学严谨,教学有方,一笔一划,一字一音,要求严格,边教认字,边加讲解,使程旼从小就养成较为扎实的学风。他读书过目不忘,被人们称为神童。

  程旼10岁入庠就读。11岁时,跟随众人来到远离建康的一个深山密林之中,遇见一虎,众人驱之不走,见程旼至,虎顿失所在。

  程旼十六、七岁时,正式研读《五经》,尤喜《春秋》。所谓五经:即指诗经、尚书、礼经、易经、春秋,皆为儒家经典书籍。

  在数年苦读《五经》之中,程旼悟出了一些路径:于《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辞;于《书》必先断其句读;于《礼》必先除去自身陋习;于《易》,必先知易字有数义,不当虚衍卦名;然后治《春秋》。《礼运篇》中关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应为自己的座右铭,从而使他逐步树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志向。

  程旼刚满20岁时,已长成了七尺之躯、相貌堂堂的男子。随着博览群书,精研典籍,他的知识不断增长,但同时又感到拘囿于建康一地,毕竟视野不广,见识太少,萌生了外出游学的念头。征得祖父和父亲的同意后,程旼带上简单的行囊,离开建康,向东和向南走去,历京口(今江苏镇江)、访无锡、探吴县(今苏州),游钱塘(今杭州市),抵会稽(今浙江绍兴)。

  程旼从会稽回来之后,向父亲汇报了一路的见闻和身心的感受。其父觉得程旼此次出游,受益匪浅。但总感到程旼的学问似乎还欠缺了一点,于是,令程旼闭门谢客,潜心钻研《五经》之中的《易》这部典籍。

  二、侍读侍讲

  随着学识的不断增长,程旼习经用世、济国济民的思想越来越激烈,迫切希望能早登仕途,施展自己的才华与抱负。

  24岁那年,程旼在朝廷策试的所在地延贤堂,参加了朝廷主持的《五经》考试,高中《春秋》典籍的经魁。在当时的吏部尚书、好友谢庄的推荐下,程旼当上了撰史学士。按照刘宋政权的职官制,撰史学士与着作郎、士林学士、直省学士,同为侍读侍讲,级别是从四品,主要职责是为皇帝阅读五经时释疑解惑。

  侍读侍讲虽然官品不是很高,工作也不是很忙,难于施展一个人济国济民的抱负,但程旼感到能在皇帝身边工作并为其服务,倒也觉得心满意足了。

  宋文帝从元嘉初年起,由于继承了父皇武帝刘裕的改革措施和各项制度,国力日益强盛。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皇室、宗室乃至世族阶层,都更加重视文化教育,文学日渐成为南朝社会上层人士的必备素质。

  在这样的政治与文学的氛围下,作为文人学士的程旼,更加得到宋文帝的重视与使用。宋文帝除了经常向程旼咨询《春秋》史志的大意、要旨及疑惑之处外,还叫程旼协助史官设立皇家史馆、选拔治史官吏,收集前朝各方面的史料,为纂写东晋史志做好准备。

  宋文帝勤勉好学,有一天,他诏程旼至含章殿,询问何谓“春秋笔法”?熟读《春秋》典籍的程旼不假思索道:孔子写《春秋》,为的是匡救时弊。因此,他的政治主张便自然而然地渗透到《春秋》的字里行间,所谓“微言大义”。如当时吴国、楚国的国君,都自称为王,这是与东周君臣之道相悖的,为正名,孔子在《春秋》中把他们贬称为子,以示谴责,这就是春秋笔法。

  程旼在与宋文帝频繁接触的过程中,深知宋文帝聪颖机敏而偏狭多疑,他登基伊始,便设法诛杀了扶他上台的徐羡之、傅亮、谢晦等老臣,牢牢地把朝政大权掌握于自己手中。对于文人学士,宋文帝只以文学侍臣待之,绝不允许其涉足政治,干预朝政。宋文帝诛杀当朝着名山水诗人谢灵运,便是一个例证。

  在谢灵运的身上,程旼看到了文人学士的影子。他常常以谢灵运自警,在宋文帝身边侍读侍讲的日子,总是小心翼翼,生怕一言不慎,便惹祸上身。

  晚年的宋文帝与太子刘邵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甚至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宋文帝欲废太子另立,结果被太子刘邵得知,于是积极谋划,准备弑父即位。元嘉三十年(453)的一天晚上,宋文帝在睡梦中被太子刘邵的心腹张超之所杀。

  刘邵弑父自立不久,宋文帝第三个儿子刘骏起兵反对。刘骏大军到达建康后,很快攻克朱雀航,随之攻下东府和台城,活捉刘邵及将其和四个儿子杀死。刘骏登上皇位,是为宋孝武帝,先改年号为孝建,后改为大明。随之,刘骏立即将其父最疼爱的儿子刘砾毒死,而且分别镇压了其叔父刘义宣和六弟刘诞的叛乱,逼死十弟武昌王刘浑。

  在刘宋皇室内乱纷纷之际,程旼的好友谢庄暗中支持帮助刘骏登上皇位有功,升任侍中。南朝时,侍中归属门下省,可掌握国家核心机密,拥有参议决策之权,成为当朝辅宰(即宰相)之一。而宋孝武帝刘骏对于谢庄的信任,又远胜三公和尚书省及中书省的长官。由于有侍中谢庄的庇佑,程旼继续当他的侍读侍讲,为新皇帝刘骏服务。

  宋孝武帝刘骏登基时年仅24岁,血气方刚,正是振作有为的年纪。可惜,他“寡人有疾”,十分好色,生活骄奢淫欲,挥霍无度。此外,他还随意改变宋文帝生前制定的有效改革措施和各项规章,横征暴敛,民怨鼎沸,国力更加衰弱。而且,擅杀大臣与皇室,连他的亲弟弟——海陵王刘休茂等也被他杀掉了,弄得朝廷里面人人自危,正人气短,奸臣扬威。
  
三、进谏惹祸端
  眼看刘宋江山难保,程旼日夜心急如焚,他抛开文人学士不干预朝政的陋习,冒着舍弃身家性命的危险,毅然多次上疏宋孝武帝刘骏,建言治国之策:“对外应以和,对内应以仁。”和,即指与北朝之北魏以和为贵,和睦相处,偃旗罢战,让百姓得以喘息;仁,即对内要实行仁政,主张“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之仁政耳。”另,在对待皇室、宗室、臣子的问题上,也应采取“亲亲为大,相互亲爱”,不要动辄刀光剑影,杀戳不止。程旼的上疏,激怒了暴虐无道的宋孝武帝,他一怒之下,非要杀了程旼全家不可。此事让侍中谢庄得知,多次劝解宋孝武帝请息雷霆之怒,程旼本是一番好意,为了宋国江山,只是方法不对,就让他辞官去吧,放他一条生路。宋孝武帝准奏。

程旼辞官在家,整日里愁思不断,乃至夜不能寐。其夫人夏氏及三个儿子轮番劝解,仍无济于事。对于辞官一事,程旼一则以惧,一则以喜。惧者,此事是否就此了结?有无后患?他深知当今皇上骄奢淫逸,骄横跋扈,操纵国家权柄,手握生死大权,把天下当作自己一家之天下,不顾千百万民众的疾苦,随意剥夺,任意杀戮,弄得国将不国,民不聊生,真乃天下之独夫。程旼生怕偏狭多疑的宋孝武帝一时变卦,又将大祸加在自己身上。喜者,远离庙堂这块是非之地,辞去官职,一身轻松,不再过伴君如伴虎的日子,不再担惊受怕、提心吊胆,也不用看上司的眼色行事,不再听官场之间拨弄是非的声音,不再想同僚之间的互相倾轧。

  此时,程旼还想起东晋时期“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先生。陶渊明去世时,程旼只不过七、八岁的小儿,但常听祖父讲起陶先生之事,从小就十分仰慕陶先生之为人。此时,他已动了学陶渊明退隐山林之心。

  南朝刘宋大明八年(464)夏季,程旼在建康家中彷徨、煎熬之际,听到了宋孝武帝刘骏撒手西归的消息,16岁的太子刘子业继承帝位,是为前废帝。

  刘子业做皇帝不到一年,便搞得天怒人怨,众叛亲离,被部下杀死。刘子业的叔叔、宋孝武帝之弟、湘东王刘彧即位称帝,是为宋明帝。宋明帝刘彧即位不久,其侄儿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起兵反对,一时烽烟四起,应者云集。

  四、谋求繁衍发展之地

  面对南北两朝的长期对峙,刘宋政权的内乱不息及自己在官场上的突然失意,程旼越来越想离开建康,离开江南,避开尘世的喧嚣,避开官场的纷扰,寻觅一处陶渊明先生所描绘的桃花之源,作为自己和子孙后代安身立命、繁衍发展的基地。但迁向何方?搬至何处,程旼反复地思考和斟酌:

  首先,程旼否定了北迁中原的打算。自从南朝刘宋元嘉十六年(439),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了北方,终于形成南北对峙的大格局,并因此而引发了连年的相互攻伐,民不聊生。南朝宋国刘彧泰始三年(467)正月,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南朝刘宋开始失掉淮北四州及豫西、淮西等地。接着东徐州、兖州又降北魏。北魏攻陷东阳,南朝刘宋又失掉青州、冀州等地。此时,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正是硝烟遍地、烽火连天的战场。看来,此种情况必将长期持续下去,北迁中原,无异于飞蛾扑火,乃至粉身碎骨。

  其次,迁往西南也不可行。西南地区,如云、贵、川等地,均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由于历史上中央政权处理失当,致使汉人与当地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层出不穷,难于化解。而且,这些地方开发较迟,经济相当落后。如迁至该地,则难于生存。

  再次,迁往建康东部诸郡更不可取。除了东部诸郡濒临茫茫大海之外,更重要的是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起,东方诸郡连年大旱,米贵如油,百姓饿死甚众。接着,南朝刘宋前废帝刘子业景和元年(465)8月,尚书柳元景谋立江夏王刘义恭事泄被杀。9月,前废帝刘子业杀新安王刘子鸾,又私开铸钱,钱货混乱,斗米万钱,致使商贾不行,民生凋敝。11月,晋安王刘子勋起兵反于江州,诸郡又多响应。当月游击将军阮佃夫等又杀前废帝刘子业,立刘彧为帝,开始了统治集团新一轮的骨肉相残,及臣下弑君选帝的混乱局面。南朝宋明帝刘彧泰始二年(466)5月,刘子勋称帝于江州,徐州、吴郡等太守纷纷响应,致使四方贡赋尽归江州。8月,宋明帝克江州杀刘子勋。10月,刘彧杀兄弟、陆安王刘子绥等13人,并将宋孝武帝之子全部杀死。这种复杂多变的皇室内部骨肉相残、君臣互忌,必然引发株连事件。这些,都是程旼不愿看到及难于适应的事情。

  长江以北、以西及以东均不可行,程旼把视线盯在了长江以南,特别是岭南东部地区。粤省地处南疆,北负五岭,南临大海,史称岭南。此时的岭南,远离中原和江南,是皇权鞭长莫及、暂无战乱之地。特别是岭南的东北部,又与闽、赣接壤,且离粤之番禺(今广州)、赣之豫章(今南昌)、闽之治城(今福州)相距甚远,程旼心想这一地区有可能是世外桃源、避乱胜地。

  程旼还从查阅的许多史料中得知: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全国主要地区,而岭南并未归顺。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发兵50万,分成5军,由任嚣、赵佗统率一军,约10万人,进入岭南之粤省,任嚣为南海尉,手握政治、军事等专制一方的大权,赵佗为南海郡龙川县令。为了长期戍守岭南,赵佗还上疏秦始皇,要求派3万名中原女子到岭南为驻守将士“缝补衣服”。最后,秦始皇派了1.5万中原女子去了岭南。这些女子自然成了岭南将士的配偶。秦末,天下大乱,赵伦秉承任嚣遗愿于公元前203年宣布成立南越国,并自立为南越王。南越国之疆域,基本上与秦在岭南所设的桂林、象郡、南海三郡的辖区相当。越佗为了和睦百越,促进民族的融合,大力提倡汉越通婚。程旼感到,从秦王朝发兵平定岭南至今也有七百年左右的时间,粤东北地区也许留下了不少汉越通婚的后裔,自己的家庭去到那里,也许不会感到孤单与寂寞。

  于是,程旼把家族南迁到岭南之东北地区的理由与设想,反复与家属和族人商量,最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便决定水陆兼程,由赣入粤。
五、爬山涉水觅桃源

  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南朝宋明帝刘彧泰始三年(467)的秋天,程旼选择了一个良辰吉日,租了一艘可容百余人的大船,从建康的燕子矶码头上船。这时,程旼的亲朋好友都在岸上挥手相送,其中,还有程旼的好友谢庄的后裔。

  行船离开建康之后,逆长江而上,经马鞍、当涂、芜湖、采石、铜陵、池州、安庆、彭泽乃至赣之江州(今之九江市),全程千余里水路,足足花了廿多天时间。

  想不到这千余里的水路,风高浪险,逆水行舟,艰难万分。程旼夫人夏氏,一路晕船呕吐,茶饭不思,旧病复发。程旼指挥众人,把随船的行李和简便的家杂抬上江州码头后,雇请小工挑进城里,自己搀扶着夏夫人及带着全家老小,租了间简陋的旧屋,安顿下来。

  第二天,程旼便请来当地郎中,到临时住地为夏夫人诊治,长子程松、次子程杉、三子程梅,轮流服侍。其余族人,则在城里临时找些小工或做些小买卖,以赚些微薄费用,聊以度日。

  江州,是鄱阳郡的一个较大的集镇,也是江州刺史衙门所在地。江州,北临长江,南连庐山,东靠鄱阳湖,西及湖北省,是赣、鄂、皖三省交会处,战略地位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皇室矛盾激化后的主要战场。在程旼看来,这里毕竟不是久留之地,但无奈夏夫人病体暂时难于康复,不得不住了下来。

  江州周围有山有水,风光绮丽,历史名人遗迹甚多。程旼素有野游之雅兴,便邀约同行数人,浏览周边的风景名胜。

  夏夫人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治疗调养,身子慢慢好了起来。程旼也准备上路,继续往南行进。但族中有人不愿再往前走,只求在江州安家,程旼无论怎样劝说,他们就是听不进去。程旼只得领着愿意南迁的族人继续上路。

  程旼雇请了一些挑夫,挑着一些较为粗重的家什,而自己和家人、族人则轻装上路,晓行夜宿。因有老人小孩拖累,一天工夫,最多只能行走五、六十里路程。

  程旼一行从江州出发,经过豫章(南昌),抵达吉水,已是隆冬季节。那时,天寒地冻,雨雪纷飞,漫山皆白,而道路泥泞,每前进一步,都非常困难。他们在吉水停顿了10多天,待天气较为好转后,又继续南行。

  程旼等一行到达赣州,入得城来,看到这里人烟稠密,街道整洁,于是住了下来。第二天,程旼还登门拜访了过去同朝为官的南康郡的刺史,了解当地的民情风俗及物产。刺史详细地介绍了当地的情况,并告知岭东的一些事情。刺史还拿出一些银两送给程 作为路上的盘缠,程旼推辞不了便收了下来。

程旼一行在赣州作短暂逗留后,在南康住了一晚,第二天抵达信丰。从信丰到安远,需经一处高云雾山。这座山山体高峻,森林茂密,古木参天。每天冬季,都是云遮雾障,东西莫辨。而且山道崎岖,绵延数十里路。程旼一行来到山下,仰望云端里露出的山峰,暗自发愁。他预料该山可能有剪径的山贼,便交代同行须早作准备。果不其然,程旼等一行爬到半山腰时,斜刺里杀出一伙山贼,共有七、八个人。他们头套露出两眼一嘴的黑布,身穿黑色长衣,人人拿着明晃晃的大刀,喝令程旼等人交出买路钱来。程旼为了求得一时的平安,便拿出随身携带的一些银两,进行打发。这伙山贼得到满足后,便放程旼等一行人过去。程旼长长地舒了一口凉气。

  六、定居平远坝头

  程旼等人经过长宁镇(今寻乌县城),从吉潭下到粤东北部的林子营(今平远仁居镇),终于踏上了岭东北部这块土地。但此时只剩程旼一家,其余族人均在沿途留下,择地而居去了。

  程旼一家在林子营住了一段时间后,感到这里青山绿水,山川秀美,可惜人口较多,耕地有限。他从当地人口中得知,再南行七、八十里,有一处叫坝头的地方,那里有不少荒山荒地可供开垦。于是,程旼一家便来到坝头官窝里,卜筑定居。

  坝头,四周山峦叠翠,环抱着一块山间平原,中间有条蜿蜒小河流过。这里,四季如春,土地肥沃,水草丰美,可开垦的荒地较多,适宜于种植五谷杂粮等。

  坝头,又是东石、河头两河交汇之处。东石河犹如锦带,穿过整个村子,在下游与河头河汇合,形成较为宽阔的水面和深水激流,有利于水上运输,其水路直达潮汕,商品交流比较活跃,已形成闽、粤、赣三省的一个商品集散地。

  程旼一家到了坝头后不再南迁,除了这里适宜人居的环境外,更重要的是南朝刘宋泰豫元年(472)起,岭南各地因当地刺史苛虐,引发境内诸“蛮”群起,东粤、西粤及越南北部均不得安宁,加上东南面有早来的福佬系(潮汕人),正南面有珠三角的广府系(讲广州话的人)聚居,因此,程旼一家便在坝头定居和繁衍后代。

  七、披荆斩棘 造福乡里

  在以农为本的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从事农业耕作尽管事实上很少,但在道德观念上历来把农业作为治国安邦之本。程旼认为:“治国之本,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只有农业生产发展了,百姓的温饱解决了,才能“国富民安”。

  程旼一家来到坝头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解决“温饱”问题。于是,不管阴雨连绵的春天,还是烈日炎炎的夏季,或是寒风刺骨的冬日,程旼都带着一家老小,垦荒辟壤不止。程旼的新居屋后,是荆棘丛生的缓坡,门前是杂草遍布的平地。他们一家老小,手持劈刀,把后山的莽莽荆棘劈开,开垦成为旱地,种上各种旱地作物。他们除去门前平地上的杂草,筑起田埂,引来山泉,把地块泡软,再用犁耙深翻、耙平,种上水稻。经过程旼一家的辛勤劳作,当年获得丰收,使周围村子的农户都感到非常好奇、惊讶和新鲜。

  在程旼一家来到粤东之前,这里还处在刀耕火种的年代。那时,由于武夷山余脉的阻隔,南下粤东的汉人还是比较少,而离南海郡治(今广州)有千里之遥,中原文化和耕作技术还未深深地影响粤东北地区。由于地处偏僻,交通闭塞,当地土着人还未掌握先进的农业技术,只知刀耕火种,获取一些简单的生活资料。他们每到秋冬时节,就进山砍树,劈除荆棘,堆在一起点火焚烧,作为种植的肥料。待到第二年春天,几场春雨过后,人们就把山地复垦过来。撒上五谷杂粮的种子,让其自然生长,成熟时,便收获起来。等到地力被剥夺殆尽后,又到另一片山开垦,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对这种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后人写有《畲田调》一诗,反映这种情况:

  鼓声猎猎酒醺醺,斫上高山入乱云;

  自种自收还自足,不知尧舜是吾君。

  在这长期的刀耕火种的过程中,坝头当地的土着人还把一种稻谷种子,种在山坡之上,叫做“畲禾”,它成熟后虽然是稻谷,但由于是旱地种植,产量很低。

程旼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一方面,以自己的农田作为耕作示范点,去传授生产技术;另一方面,又带领坝头村民把村中的荒草地开垦成一块块水田,把刀耕火种为主的生产方式,转变为以水稻栽培为主的生产方式,以提高作物的产量。为了做到深耕浅种,程旼还把中原及江南一带常用的木制铁头的拱背犁,向村民推广。这种犁因其古拙、稳定、犁地较深,适合旱地及水田的耕作,很快得到村民的喜爱,称这种犁为“程犁”(后讹称为“深犁”)。在程旼的示范下,当地村民很快掌握了水稻栽培中的深耕、浅种、除草、施肥等一系列较为先进的耕作技术。

  对于如何提高土地的地力,使农作物能不断从土地中得到“充足的养料”,程旼除了强调要大施农家肥外,还把中原和江南一带的轮作及套种的技术,引进坝头。通过不同作物的轮换栽种,或几种作物间隔栽种,除了能够稳产高产外,还能使地里的养分尽其所用,并能促进地力的尽快恢复。

  为了除去早造田中的杂草,每当早禾生长到人膝盖那么高的时候,程旼都会买些当地特有的两指宽的禾鲤苗,放入早造田中。鲤鱼是杂食性的鱼种,既能除掉田中的杂草,又能除去水稻的害虫。待到夏收时节,随着田中的水被逐渐放走,三、四指大的鲤鱼在田中噼里啪啦活蹦乱跳,程旼家人一边收割,一边抓鱼,真是快活极了。村民们看到这种情景,第二年便仿照程旼的做法,发展稻田养鱼,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为了方便民众行走和垦荒、耕作的需要,程旼带领全家及村民,劈开山道,兴建凉亭;为了解决稻田的灌溉问题,程旼与村民共同努力,兴建了99处水利设施。程旼带领村民做好事不达百数满额,主要是取水满则溢的意义,希望后代能承先启后,不断把好事做下去。

  中国农耕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要培养人人自食其力、勤劳俭朴的好品德。程旼非常赞赏陶渊明的主张:“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也就是说,人人都要自食其力,艰苦奋斗,如果什么事都不做,又怎么能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呢?程旼经常对村民进行自力更生、勤俭持家的教育。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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