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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族谱、谱牒]，从私藏走向自由阅读
上海图书馆已征集到6万多份家谱[族谱、谱牒]目录，《中国家谱[族谱、谱牒]总目》一书将在年内定稿
■文/柴骥程余靖静
世人瞩目、历时四年时间编纂的《中国家谱[族谱、谱牒]总目》将在2005年内最终定稿，随着这部书的编订完成，家谱[族谱、谱牒]将从此结束祠堂供桌、农家箱底的散落时期，以“军团”面貌步入公众视野。
是谁唤醒了一度沉睡的家谱[族谱、谱牒]？当中国社会清晰地显示出以地缘取代血缘的发展趋势时，宗族的代表符号——家谱[族谱、谱牒]又会发出怎样的声音？
在中国，家谱[族谱、谱牒]已有约三千年的历史，素来与国史、方志并称三大历史文献。家谱[族谱、谱牒]不仅是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游客
发表于:星期二二月22,20053:48pm发表主题:家谱[族谱、谱牒]并不能重振家族
家谱[族谱、谱牒]并不能重振家族
面对日渐城市化的现实，家族的观念只会越来越淡薄和泛化
本刊记者/曹红蓓
2003年，梁传岷第一次来到南昌世侄梁洪生的家。4月的天气，梁传岷还穿着棉衣。为了修谱他已经走了一冬，身上卸下的由湖北、湖南、广东等省宗亲赠送的谱牒资料，足有40斤重。
“再过半个世纪，如此有使命感的老人还有吗？真正把修谱当作自己事业在做的人还有吗？”梁洪生担心这次修谱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一件事。
家谱[族谱、谱牒]遭遇城市壁垒
一些地方修谱人的做法，似乎在瓦解梁的担心。鞍山的常怀德在谱成之后，成立了常氏宗亲联谊会，共吸纳71名委员，19名常委。联谊会定好了下一次修谱的编写班底。一名现年30多岁的族人，被指定负责在30年后主持下一次修谱。除此之外，宗亲会还预备建立族史馆，联络乡村政府，资助家族****困小孩读书，并调解族人纠纷等。常怀德的做法为鞍山的修谱人普遍采用，他们对永续修谱有着十足的信心。
然而在历史学者钱杭的眼里，现在就确定好下一届家谱[族谱、谱牒]的编写班底的做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他认为，三五十年后的事情，只能由那时的时代做出选择，与现在是否指定人员，并无直接关系。
钱杭指出，在中国，家谱[族谱、谱牒]还会碰到真正的城市壁垒。一方面，大城市生活的多元化和忙碌的生存状态不支持这样的传统，另一方面，缺乏必要的制度空间，可能是家族文化在大城市发展的一个瓶颈。迄今为止，在我国，宗亲组织不能作为合法民间法人社团登记。而一些国家都有许多宗亲社团，比如在新加坡，就有630多个宗亲会形式的法人社团。
当鞍山的家谱[族谱、谱牒]爱好者委托鞍山市图书馆申请注册协会时，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处表示不可理解。从2002年10月提起申请，到2004年3月正式成立，民政部门组织召开了两次专家论证会，来讨论这一民间组织的适当性。最后，组织由家谱[族谱、谱牒]协会，改名为现在的谱牒文化研究会，才得以批准成立。
家族泛化后的自由组合
家族群体的生长可以充分地满足其成员的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责任感等本体性的需求，这无疑赋予了其成员的群体生活以积极的意义。随着家谱[族谱、谱牒]的复兴，在乡土社会中，家族文化以民俗节日的联欢、祭祖、上坟、修祖庙、演戏剧，以及同姓人们之间的经济往来等形式逐渐恢复起来。
与此同时，在大城市中，同姓俱乐部以另外一种新鲜的姿态演绎着别样的家族文化。
2001年，罗弗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对方言称自己也姓罗，邀请她参加罗氏宗亲会的联谊活动。罗弗觉得这事有点玄，所以第一次活动就没去。第二次又受到邀请，罗弗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结果感觉非常好，她庆幸自己发现了同事同学老乡以外的另一个圈子。这个圈子里，没有的是功利因素、利害关系，有的是人员进出的变化，以及从毫不搭界的各个行业带来的独特经验。
宗亲会像个大家庭，“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又像朋友。其中固定的成员大致有十二、三位，都是老家在外地的北京居民，绝大多数已成家。他们大都具有硕士学历，大部分来自民营企业，并有自己创业的经历。对年纪较轻的罗弗来说，宗亲会里的兄姐，都是成功人士，每每跟他们交谈，收获颇丰。他们也有意识地发展会员，但在人员上有选择性，不是有姓无类。每有新人加入，介绍罗氏起源便是保留节目。
宗亲会一到两个月抽一个周末时间搞活动，实行AA制。有时组织野餐、钓鱼等户外活动，有时是读书、观影等室内活动。一次大家一起去看了电影《冷山》，在随后的聚餐中，就讨论到人性问题。
宗亲会还出资扶助了一个贫困女孩完成学业。原本他们是想赞助一个姓罗的女孩，但罗弗去青基会交钱的当天，刚好罗姓女孩被别人认捐了。他们商量后认为，只要有心，并不需要非得姓罗的，于是就捐助了别的孩子。
家族力量越来越小
事实上，1949年以后，中国传统的家族组织在经历了3000余年的发展之后已基本湮灭于无形。
作为家族符号的家谱[族谱、谱牒]，现今它的复兴，是否意味着沉寂多年的家族势力又有复兴的可能？
钱杭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家谱[族谱、谱牒]是宗族的记忆。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宗”可以因血缘世系而客观存在，但“族”就不存在了，因为家族完全聚居的形态没有了。城市的分散居住，是对宗族最致命的瓦解。
唐军分析了人口政策的作用，多年计划生育的结果，使家族网络越来越小，对个体来说，社会关系网会成为更加实用的社会资源。
唐军在以山西某村为例考察家族势力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时发现，1949～1979年都曾顽强存在并生长的血亲力量，在当下更加宽松的制度空间下，却处于不作为状态。
“这或许反映出人们现代性意识的增强。”唐军认为，在以家谱[族谱、谱牒]为代表的所谓宗族文化的复苏中，功利性需求减少，精神需求增加。
钱杭也认可这一推论，他说：“整个社会发展清晰地显示出以地缘取代血缘的历史趋势。”他经常提示他的热心于修谱的农民朋友们，在家族文化的重建上，应以不去干预社会公共事务进程为度。“事实上，有些地方的家族文化和经济行为也在自觉地保持一定距离，”钱杭说：“家谱[族谱、谱牒]复兴的是家族的自觉意识，而不是家族本身。对此，我们要正视它，给它客观的地位。”
游客
发表于:星期二二月22,20053:51pm发表主题:家谱[族谱、谱牒]本质是生命之链接续
“没谱”一代寻根诉求：家谱[族谱、谱牒]本质是生命之链接续
新闻中心http://news.163.com 2005-02-03中国新闻网
家谱[族谱、谱牒]的本质仍是生命之链的接续。只有家谱[族谱、谱牒]，能够让最卑微的草民得以在文献记载的历史中，留下曾经生存的印记
“奶奶从柜头上请下谱匣子，实在舍不得劈了它，便踮着小脚，把它拖到灶台边，一页一页撕，一本一本撕。”“这是唐朝先祖兵部尚书造像；这是从徽州迁来庐州的世系表……那一顿稀饭，熬得特别浓；那次烧谱，印象特别深。”文革期间，和奶奶一起烧《戴氏宗谱》的情形，时至今日深印在安徽人戴健的脑海中。
鞍山侯鹏霄在最初开始修谱时，曾找过家族中最有文化的两人，但被拒绝了。这两人在文革中被斗得死去活来，“不干，一出事戴啥帽子都跑不了！”
现代修谱人中，以离退休干部、中学教师最多。这些人多半是小知识分子出身，文革时正值壮年，政治上多少受过一定冲击，属于批斗时陪绑的一群。在他们对家谱[族谱、谱牒]的热忱中，能够清晰看到对过去时代的反思。
“从没见过面的宗亲，偶尔打过电话来，能说上一个小时。”他们觉得，无论多远的亲，总比同事要亲。跟宗亲说话没有什么忌讳回避，不像跟同事说话还要留有余地。“一次次运动对同志信任的伤害太大了！”
除却信任危机，很多修谱的人把现代社会的道德沦丧归因于人们的数典忘祖。他们发现，实际上家谱[族谱、谱牒]中的家训，在教化族人守法、敬老爱幼、敦厚和睦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家谱[族谱、谱牒]烧了，家训断了，社会风气也坏了。”在一些修谱人看来，传统的突然断裂所造成的巨痛，现在才在自己身上慢慢回过味来。
“文革中的壮年人已经变成了老年人，他们要抓紧最后的时间，在宽松的政策、方便的外联和可得的经费的情况下，完成家族文化复兴的使命。这是老一辈的悲哀，也是他们边缘化的象征。”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梁洪生说。
这种传统断裂带来的恐慌感觉，同样在农村体现出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唐军在山西做调查时发现，在一个以郭姓为主的不大的村子里，几条街以外的人们都不认识了。那里的乡土社会不再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呈现出一种形式上的城市化。正在主持修谱的郭氏族人认为，村里现在称谓混乱，长幼失序，修谱势在必行。
在温州、江西南部等地，还存在着家族聚居的基本形态，“他们守着一块乡土还没有动，家族对他们还有实际意义。”梁洪生说。在这中间，发起修谱、执行修谱和卷入修谱的情况很不相同。
地方上在举行散谱仪式时，动辄以十辆大卡车招摇过市，请唱三天大戏。对族中“有头有脸”者来说，家谱[族谱、谱牒]是一种可供炫耀的文化资源，而颁谱仪式是家族力量的集中展示。另一些贫穷的族人，拿出修谱所需的10块、20块人头费都并不轻松，修谱对他们而言，可能就意味着打架时能多个人手，做工时能多条门路。
“我们不能一方面承认农民的自主，另一方面又不承认他们的意识需求。”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钱杭说。
寻根是人的本能，有移民背景的人群，自然会有追求永续修谱的倾向。因此，海外华人是近年大陆修谱的另一支重要力量。
钱杭认为，归根结底，家谱[族谱、谱牒]的本质仍是生命之链的接续。只有家谱[族谱、谱牒]，能够让最卑微的草民得以在文献记载的历史中，留下曾经生存的印记。即使在城市里，虽然人们有更自我的表达方式，但在繁忙的凡俗事务中无暇顾及的宗族情感，仍然深藏心中，随时可能在恰当的时间一触即发。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曹红蓓)
济南培德堂人(四箴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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