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家譜收藏

四十二年

蘇永祁
譜牒，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是中華民族古老的傳統文化之一，不僅漢唐就有，甚至有人追溯到商周時代。不過民間私族家譜包括族譜、宗譜、支譜、家乘等宗族牒的編纂，一般認為始於兩宋，明清盛行，民國時期修譜之風依然延續。但是家譜終究是封建社會的產物，自然有其陰暗的時代特徵。因此解放後一度作為封建禮教的宣傳品而被貶毀，「文革」中更是視為「四舊」而遭橫掃。所以舊時的家譜現在只有極少部分尚散藏於圖書館、檔案館。一九八四年，國家檔案局會同文化部、教育部聯名向大陸地區各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文管會、文化館等單位發出《關於協助編好〈中國家譜綜合目錄〉的通知》之後，《中國家譜綜合目錄》一書一九九七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基本上摸清了館藏家譜的家底。而民間有個別鍾情者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甘冒生命風險巧妙隱匿幸得留存的家譜，則是鳳毛麟角。

  由於家譜具有能與正史、方誌互為補充、相互參照的史料功能，又有能幫助尋根問祖、追溯和延續血緣世系的社會學功能，還有保存、研究古舊編纂、印刷裝幀的古籍文化功能，因而在經過幾十年社會實踐之後的今天，人們已經看到了這種中國特有的中華文化所產生的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民族親情感、認同感，對它已從完全摒棄的理念，改變為去其糟粕取其精華、避其負面影響揚其積極作用的辨證態度，進而加以合理地研究和開發利用，並且形成了譜牒學這麼一種多元邊緣的學科。中國譜牒學會、上海圖書館都曾舉辦過國際性譜牒學術會議。著名的上海《新民晚報》二○○三年三月還在深受讀者喜愛的副刊《夜光杯》上以「尋根」為題材組稿成《十日談》專欄。反映在收藏界，則看重家譜的歷史性、稀有性，以及它的文化價值、實用價值、欣賞價值和增值價值，以及由此產生和形成的收藏價值，已造就了一些收購銷售者和藏家，交易價格在千元萬元。據我所知有人已集藏到六七部之多。也有人著力鑽研而著書立說，或成為學者，或續修新的家譜，更有一些從事代人編修家譜的專業戶出現於市場。

  關於家譜為推動尋根溯源所起的作用，故事很多，屢有報道，且越來越受到關注。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起，中國大陸上掀起了一股港澳台同胞接踵前來尋根認祖、聯親歸宗的熱流，分散在全球各地的華僑華裔也紛紛捲入，使尊祖敬宗、敦親睦族的炎黃子孫的傳統美德，得到空前發揚，並引來了他們對家鄉故土經濟文化建設的熱情關切和支持。香港船王包玉剛從祖籍浙江寧波的包氏族譜中追根求源，得知了自己是北宋名臣包拯的後裔，使他甚感自豪，從而更加熱心捐資興建祖籍寧波的文化教育事業，一時成為國人樂道的佳話。瑞典王子羅伯特．章，一九九八年到浙江湖州尋根，親眼看見了散藏於民間的章氏家譜上有其生父、祖父的名字，激動不已，欣然接受了家譜抄本，表示要將自己和兒子的名字續載上去，永不忘本。

  上海圖書館是全世界收藏中國家譜原件最多的單位，達一點四萬餘種，還為方便海內外讀者查閱家譜，專門設立了家譜閱覽室。前國家副主席榮毅仁在一九九七年到上海圖書館看到館藏的同治、光緒、民國的三部無錫榮氏家譜非常興奮，特將有他名字和簡歷的民國二十四年編修的家譜複印收藏，並為上圖題詞「盛世修典，圖情比翼」。留美的屠氏後人也在上圖查到了常州人光緒進士、知名學者屠寄先生主持整理的《屠氏蘭陵葛橋支譜》，欣喜不已，使散居海內外的百餘子孫齊集常州故居，紀念祖業，「澤先祖德智，勵後輩進取」。

  這裡，我想介紹一下先祖父蘇局仙先生（一八八二—一九九一）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編纂的一部蘇氏家譜，在今日發揮的作用，或許可以從一個側面說明家譜收藏的意義。據此譜記載，如今屬上海市南匯區周浦鎮牛橋村蘇家宅的我支蘇氏為眉山三蘇（蘇洵、蘇軾、蘇轍）苗裔，祖上自眉山而宜興，而常熟，明萬曆年間有蘇仰泉自常熟入贅上海潘家，因避戰禍又渡黃浦江到浦東周浦鎮定居，是為始遷祖。其後有四世祖蘇澧芳興建了這座蘇家宅，別名東湖山莊，因兩廂有樓，人們又稱為蘇家樓。二○○一年這座民宅被南匯區政府定為文物保護單位，並撥款繕修，認定此宅文物價值的重要依據就是家譜。

  一九九一年寒冬的一個夜晚，祖父臨睡前突然對我說：「家譜還在喔！」當時天氣奇冷，我未及求教查找。不料只隔幾天，百十高齡的祖父突然仙逝。我是長孫，多次聽他講過族史，可是年少出外，時至花甲卻未見過家譜，但記得他說老宅由世祖澧芳公建於乾隆三年。一九九二年我又自西安回鄉探親，時值浦東開發開放之際，預感老宅應有歷史價值。遂請同濟大學著名古建築專家路秉傑教授，於五月二十三日來蘇家宅實地考察。他回校後立即寫出《為上海的子孫後代保護蘇家宅》的考察報告，認為「蘇家宅建於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已有二百五十餘年歷史了，在上海民居中亦屬難得之物，尤其是能查明確切紀年的更屬少見。無疑此宅的保存，為上海建築文化年代鑒別提供了標尺。」他呼籲「救救蘇家宅！」「迫切要求列入縣市保護範圍，為未來海派建築文化研究保存依據。」

  可能由於歷史條件所迫，祖父對家譜長期秘不示眾，以致我父母弟妹當時竟不知其所在。直到數月後他們來信告知已在書齋一角找到了舊牛皮紙包好的家譜。我就再次回鄉，終於看到了由祖父主修始於民國二十年成於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一─一九三七）、請人手抄的《黑橋蘇氏家譜》共上下兩冊。「黑橋」是當時蘇家宅隸屬於以橋名命名的地域，「文革」後此橋改名紅橋，而老宅所在的行政區劃早已多次變動了。家譜的《宅第考》載：「東湖山莊住宅清乾隆年間為四世祖澧芳公所建。」但當祖父修成此譜時，偶然發現了兩件五世祖兄弟的分書，上面明確記錄了他們的父親「卜地於六灶港之北前後二方，將為陰陽兩宅作久安之計。遂於六十年三月命匠鳩工，凡磚木灰石及大小匠作，前後共費二千餘金。至雍正元年十二月入宅，共房屋五十餘楹。」祖父即將分書全錄譜中，並欣然在譜上題記：「兩卷合訂一冊計四十五頁，向藏賓月軒，上年正月無意中得睹，欣快曷極。考雍正迄今已二百餘年，……留此遺篇昭示後嗣，豈非祖宗在天之靈呵護也哉。」由此，蘇家宅的建築紀年為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始建，已得到文字確認，而這明確的建築紀年正是古建築研究者所特別珍視和感興趣的，也是確定古宅文物價值的重要依據。家譜中對人、物、事、史、地等諸方面的歷史記錄之珍貴，從蘇家宅這座清代民居被評估和確認為文物保護單位的事例中，可見一斑。而祖父編纂、秘藏家譜之舉在經歷七十餘年時光之後，其積極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另一趣事是，祖父當年修譜所依據的乾隆年間的《琴川支譜》殘卷（琴川為常熟古名），幾年前我發現竟被收藏於吉林大學圖書館。歷史滄桑之甚，令人感慨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