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清官之西晋傅（付（傅））咸

冷若水冰

中国历代清官之西晋傅咸
　
　　傅咸（239-294），字长虞，西晋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东南）人。他的父亲傅玄，是晋武帝建国初年的司隶校尉，是一位强直之士，他“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次劾奏不法官员，傅玄晚上写好弹章后，就再也不能成寐，总是在屋里踱着方步，等待天明。史家范哗称赞他“怀非躬之操，抗辞正色，补阙弼违，谔谔当朝，不忝其职。及至位居司隶，弹击是司，遂使台阁生风，贵戚敛手。”献皇后死的时候，在弘训宫设丧位，按照过去的旧制，司隶校尉因于端门外设坐，位在诸卿之上，且不与众人同席。可是当傅玄进殿后，他的座位却是按品秩的高低排在九卿之下，而且同众人同席。傅玄深感朝廷辱没了自己的身份，便大发雷霆之威，厉声斥骂谒者。谒者妄称这是尚书的安排，傅玄遂“对百僚而骂尚书以下”。虽然不免有几分专横，但他无视权臣，竭力维护监察官尊严的精神，还是令人钦敬的。  　　傅咸更为有这样一位父亲而骄傲。他自幼苦读，博闻强志，又好作文论，虽绮丽不足，而每有警策之句，御史中丞庾纯非常赏识他，常常汉道：“傅咸之文近乎诗人之作！”咸宁初年，傅咸释褐入仕，初为太子洗马，累迁尚书右丞、冀州刺史、司徒左长史、尚书左丞、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傅咸性格刚简而守节操，颇有其父之风，他身居纠察之位，勇于匡正时弊，曾向奢靡不羁的**者发出“奢侈之费，甚于天灾”的愤世之音；他不畏强权，接连劾奏专擅不法的贵戚和昏庸无能的官僚，终使朝廷肃然，世风一振。  　　西晋初年，国力不足，人民生活赤贫，可朝廷不问农桑，却滥封官司爵，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司马炎称帝后，为了笼络人心，在中央最高**层设置了“八公”，即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把古代的三公加上汉代的三公，又加上与太尉职权相同，以往从不同时并置的大司马、大将军，合称“八公”，的确是历史上少见的因人设官的典型。傅咸认为，这许多冗官的开销，无一不来自百姓，纵使五谷丰登的年景，也只能勉强供给，稍有灾害，便不能相继。他上疏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并官省事，静事息役，上用心，惟农是务”。但是，这样一来势必会触犯一部分人的私利，这与**者设官的初衷正相违背，因此傅咸的这一“省官亲农”的主张，自然不为那起衮衮诸公所赏识，而不得不付诸流水。  　　晋武帝司马炎，作为西晋王朝的开国之君，本该是有所作为的。他也曾下诏戒饬官吏，要清廉，有政绩，抑游食，尽地利，但都是一纸空文而已。他本人就是一个贪财好利，追求荒淫生活的君主，自然没有人肯相信他那一套，所以满朝都在孳孳为利，而不知纪极。皇帝场卖官赚钱，官僚经商牟利，甚至靠劫掠商旅，夺人钱财，供其优游逸乐。他们皆以豪华相尚，穷奢极欲，形成了当时的世俗恶习。为此，傅咸曾上疏切谏，指斥奢靡，他说：“衣食来之不易，用之不知节俭，必然会有匮乏之时。所以先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制度。而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古时君主住的是简陋茅屋，而今的百姓竞相营造华屋；古时臣僚不曾玉食，今天的商贾竟厌梁肉；古时后妃才佩珠饰，今天的婢妄已经衣着绫罗；古时大夫才不徒步，今天的奴仆已乘轿驱肥。可是，古时人稠地人还有积蓄，因为古人深知节俭；今天地广人稀而患衣食不足，自是奢靡使然。要想时尚节俭，就该深究有无奢侈之心，一时奢侈可以不问了，世风自会转向高尚。”傅咸在疏中，还以三国曹魏的吏部尚书毛（王 介）为例，由于他崇尚节俭，时人都不敢“好衣美食”，为此，连曹操也自叹弗如，说：“我之法不如毛尚书。”傅咸认为，如果大臣们都能像毛（王 介）那样注重节俭，移风易俗并不是一件难事。傅咸的这番谠论，在当时的确是空谷足音，只是“和者盖寡”罢了。  　　那时的傅咸，还只有司徒魏舒属下的左长史，的确人微言轻，但他对朝中权贵尸位素餐的行径却非常不满，时而同也们发生冲突。身负纠察黜除之任的大中正夏侯骏，曾经上疏说，鲁国小中正孔毓患病，不能正常处理公务，欲以尚书郎曹馥取代他。可是没过几天，他又提出擢升孔毓为中正。傅咸认为夏候骏身为朝廷大臣，竟然唯人言是听，出尔反尔，便上疏要求罢免这个百无能耐的庸官。司徒魏舒因与夏侯骏是姻亲，怎么能不庇护他呢？他几次将傅咸的奏疏扣压下来，不予上奏皇帝。傅咸“据正甚苦”，而魏舒始终不肯让表，他只好独自上奏晋武帝。魏舒得知后赫然震怒，他奏称傅咸“激讪不直”，武帝竟不问青红皂白，将傅咸贬为车骑司马，让他管理皇帝的车队去了。  　　永熙元年（290年），晋惠帝司马衷即位后，由杨太后的父亲杨骏辅政。他专权好利，权势熏灼，无所不为。傅咸时任尚书左丞，是尚书省的监察官员，主弹奏之座。傅咸是一个风正不挠的人，他容不得一点不守法度的事，为了使官员们“畏法”，那怕是些小过失他也严惩不贷。当时负责京畿纠察之任的司隶校尉是荀恺，他的从兄去世，他上表请假起赴京，报告尚未批复，他即去找杨骏通融。傅咸因此劾奏他“急诌媚之敬，无友于之情”，认为他不具备一个监察官员的素质，要求罢免他。惠帝也很不悦，他申斥杨骏执掌朝政，有诏不问，弄得杨难也很难堪。傅咸还致书杨骏，指责他在处理这件事上有专擅之失。杨骏自知理屈，不敢同他辩驳，但内心十分嫉恨。他一直想要利用手中的职权，将傅咸贬出朝廷。杨骏的外甥李斌十分敬佩傅咸的为人，他再三劝说杨骏不应斥逐正人，事情才算化解了。  　　杨骏的弟弟杨济，也与傅咸相善。他见傅咸过于耿直，恐不为时尚所容，便致书傅咸，认为他不适合再任左丞，劝他激流勇退。但傅咸则不以为然，他回复杨济说：“人云酒色杀人，甚于耿直。因酒色而死，人尚不悔，而畏直致祸，便是心术不正，所以才苟且偷生作明哲保身之计。自古以来，因直致祸者，大都矫枉过正，或不忠允，而以亢厉为声，故致怨忿。安有恳切陈词，忠心为国，而被嫉恨的呢？！”表明了他一心为国，至死不回的决心。次年，杨骏即因擅权，引起晋朝宗室及惠帝贾后的不满，而遭杀身之祸，实在是咎由自取。  　　杨骏被杀后，汝南王司马亮被召回京师辅政。他是个无功受禄的庸人，只因出生在皇族，又极善逢迎，故能青云直上。早在咸宁初年，晋武帝伏妃偶梁小疾，疗养于洛水之滨，司马亮兄弟三人昼夜侍从左右，并“持节鼓吹”，声震洛水。连武帝登凌云台望见后，都羡慕不已，说：“伏妃可谓富贵矣。”并为司马亮加官进爵。可是他刚刚做了太宰，就因封赏谋诛杨骏之功，专权恣肆，一味擢用私人，立即遭到满朝文武的反对，失去众望。傅咸时任御史中丞，他以杨骏之覆向司马亮发出警告，并声明自己是一个“不能面从而有后言”的人，既不怕触怒龙鳞，当敢拔猛兽之鬓。但是，司马亮对傅咸的忠告置若罔闻，拒而不纳。没有多久，他便步了杨骏的后尘，为贾后所杀。说来是冤，实也自取。  　　贾后是西晋开国勋臣贾充之女，手段十分老辣。当初，晋武帝以贾充女生得又矮又黑，生性好妒，不甚满意，而欲聘生得修长白皙，容貌娇美的卫瑾女为惠帝妇。贾充夫妻便联络各路亲朋游说杨皇后，齐称贾充女贤，于是聘之为媳，形成了以悍妇控制痴顽丈夫的局面。贾后相继杀了杨骏和司马亮后，大权尽归于己。傅咸深感朝政荒弛，豪右放恣，自己身为宪台之长，而不能拨乱矫俗，内心十分不安，遂借继母去世，赴丧去官。岂知惠帝不从，一定要他出任司隶校尉。傅咸固辞不肯受命，惠帝则派使者就拜，傅咸又将印绶奉还，但，但惠帝还是执意要他上任，并许他在官舍安设灵位。傅咸于是上表，道出了自己的苦衷，他说：“臣是一个驽才，不能生任重责，陛下所授，诚难堪任。以前，臣受严诏为中丞，视事之日，暗中发誓谒力相报。因官场货赂流行，臣深恶痛绝，曾切责京官，以此为戒。然而经弥日月，未有所得。一个监察官员，在位日久，而无赫然之举，谁还会有敬惮之心？已故光禄大夫刘毅任司隶时，声振内外，远近清肃，并非仅刘毅有王臣之节，而是其所劾奏每见听从，所以威风得伸。”惠帝见表，回答说：“卿所纠劾，但思中理，威风日伸，何止刘毅！”既然有了皇帝的保证，傅咸遂走马上任，向那些交私请托，扰乱朝政，目无法纪的大官僚发起攻势。他先后劾罢两任河南尹，及左将军、廷尉等一干首恶，立刻即使“京都肃然，贵戚慑服”。  　　那时的吏部由尚书仆射王戎兼暑，他推行一种“甲午制”，选拔地方官员。即先让一些人摄制百姓，然后再根据其德才授任职务。表面上看，似乎还有一点量材录用的味道，实际上许多人到任后，便大捞一把，然后迁任他郡，使“百姓困于无定，吏卒疲于送迎”，给地方的稳定造成极大危害。傅咸发现这一弊端后，不顾王戎在朝廷的根基之深，毅然上疏论劾，称：“王戎备位台辅，兼掌选举，今内外群官居职未几，而王戎奏还，既未定其优劣，而巧诈由此而生，伤农害政，亏败风俗，非但无益，尚有大害，请免王戎等官。”因为王戎与贵戚贾、郭两家通亲，自然没有人敢罢黜他。不过惠帝倒是下诏说：“政道之本，诚宜久于其职，傅咸所奏是也。”总算替傅咸说了一句公道话。可是御史中丞解结却坐不住了，他上疏论劾傅咸，说他“违典制，越局侵官”，干涉了御史中丞份内的事，要求罢免他。解结虽然没有达到目的，这件事却让傅咸陷入沉思，他在揣摩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的职责、权限，好给后世留下一个明确的答案。因此，傅咸上疏论辩道：  　　“按照国家律令，御史中丞督察百僚，自皇太子以下，凡在殿廷之内，有违法者，皆可纠之；虽在殿廷之外，监司不纠，亦可奏之。而司隶则不分殿廷内外，可与中丞共纠皇太子以下。自有中丞、司隶以来，互奏内外百官，所纠向无内外之分。能纠皇太子而不能纠尚书，诚不可思议。此理灼然，而解结竟以此挫臣，臣可以无恨，其于视听，岂不怪哉！”  　　显然，解结以越权论劾傅咸，纯属无稽之谈，我们只能从其自身素质或他与王戎的政治背景方面去找原因了。不过，傅咸的最后一场论战，还是大获全胜，他的立论得到了举朝认可，所以非但“朝廷无以易之”，解结也没敢再提出反对意见，只得甘败下风了。  　　傅咸身处政治极端**的浊世，上有昏君妒后，下有贪黩权臣，而能秉公执法，不辱家声，赢得了举朝的赞叹。那时身在朝野的“三俊”之一顾荣，尝对人说：“傅咸为司隶，劲直忠果，劾按惊人，虽非全才，偏亮可贵也。”对他的政绩作了高度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