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增湘与“双鉴楼”

中华龙

　　川籍藏书家傅增湘一生藏书二十多万卷，尤以“双鉴”最为珍贵。1916年，他收得端方旧藏茶盐司刊本《资治通鉴》，得与元刻本《资治通鉴音注》相配，“俪为双鉴”，便称自己的藏书楼为“双鉴楼”。1949年，傅增湘逝世，他的许多藏书都捐献给了国家，其中很大一部分，就藏在四川大学。  　　1872年10月9日，傅增湘出生在四川泸州江安县的一个官宦家庭。祖父傅诚，官至白河通判；父亲傅世榕历任河北藁城、怀安知县。傅增湘幼年随父宦游出川，1880年才开始定居天津求学。1888年参加顺天乡试，得中举人。19岁入保定莲池书院，师从“曾门四弟子”、安徽桐城着名古文家吴汝纶。  　　兄弟三人皆进士  　　傅增湘博览群书，涉猎甚广，尤其对版本流传、校勘兴趣盎然。1898年，傅增湘参加科举，得中二甲第六名进士，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他的长兄傅增于早在1892年已进士及第，1904年，次兄傅增渭又高中进士。三兄弟先后高中，一时传为美谈，傅家也有“一门三进士两翰林”、“江安三傅”之美誉。  　　傅增湘中进士后不久，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入侵，京师动乱，傅增湘索性回川，并在家乡度过4年时间。1902年，袁世凯在保定训练新军，想在莲池书院高材生中选择幕僚。在吴彭秋的推荐下，傅增湘赴保定就职。1903年，在散馆考试中，傅增湘以一等第一名授翰林院编修，后又任顺天乡试考官。  　　此时的傅增湘把精力放在了教育上，他见中国一直未能有新式女子学堂，便致力于此。1905年，傅增湘在天津创办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天津女子公学和高等女学三所女子学堂，并亲任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总办。他聘请地理学家张相文、女诗人吕美荪等知名学者任教，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受新式学校教育的女知识分子。  　　1908年，傅增湘在北京筹建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并担任第一任总理（即校长），同时兼任直隶提学史一职。傅增湘大力推行小学教育，尤重视乡村小学的建设。他说，“余以欲教化之普行，惟小学实为先务。而小学之推展，则乡僻尤为要图”。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未过时。  　　傅增湘事必躬亲，他常不畏旅途辛劳，亲赴全省各地视察学校，旁听讲课，并评定优劣、申以奖惩，而且常常亲自授课，以作示范。在当时，身为一省提学使，能亲赴各地视察，甚至深入荒村古寺新设学校中旁听，并亲自指导，在全国也是少见的。  　　助徐悲鸿留学  　　辛亥革命爆发后，傅增湘参加以唐绍仪为首的北方议和团南下上海议和，议和未成，仍回天津。中华民国成立后，傅增湘被选为全国约法会议议员，后又任袁世凯政府肃政使至1916年。1917年又出任北洋政府王士珍内阁教育总长。在任期间，他与徐悲鸿的一段交往，被传为佳话。  　　傅增湘任教育总长时徐悲鸿还未成名，为争取公费留法学画，徐悲鸿带着自己的作品拜访傅增湘。傅、徐两人本不相识，傅增湘看了徐的作品后，大加欣赏，表示一定帮忙。然而，事与愿违，第一批留法公费名单公布却没有徐悲鸿的名字，原由是名额被权势挤占。傅增湘得知后气愤无比。徐悲鸿也认为自己受了愚弄，写信严词诘问。傅增湘知道此次已是无力回天，决定第二批说什么也要助一臂之力。不久，第二批公费留法名单公布，徐悲鸿榜上有名。徐悲鸿本以为第一次名额被权势挤占，又误解过傅先生，肯定再无希望，名单公布后才明白傅增湘的苦心一片，于是亲自前往致谢。此后，双方成为挚友，凡徐悲鸿在北京，每年必来探望。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洋政府想解散北京大学。傅增湘坚决反对，并以辞职力争。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愤然辞职出京。同年5月15日，傅增湘也因反对镇压学生和拒签罢免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的命令而辞职。不久后，北京学生总罢课，提出：“挽留傅增湘、蔡元培”。傅增湘此时却对官场早已是心灰意冷，他从此潜心典籍，再未入仕途，而他开始大规模收藏古书也是从此时开始的。  　　“双鉴楼”的得名  　　辞职在家，傅增湘倒也乐得轻闲，他常在北京琉璃厂、隆福寺等着名书肆流连淘书，别人不去的街边小摊，他也不放过。他每年还专程到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的文化兴盛之地寻书访友，除书肆外，必登门造访当地着名藏书家。  　　傅增湘一家其实都是爱书之人，不过，比起藏书的劲头，却谁也赶不上傅增湘。只要听说哪里有善本，他便不惜跋涉千里，必求一得。倘若资金不够，或是主人不让，也必求一见，借书阅读校勘。他的工资薪水，几乎全部用以购书，甚至不惜举债。如此日积月累，藏书日渐丰厚。1916年，他收得端方旧藏宋绍兴二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本《资治通鉴》，得与祖传元刻本《资治通鉴音注》相配，“俪为双鉴”，便称自己的藏书楼为“双鉴楼”。  　　有一次，他在盛昱家中看到一本南宋淳熙十三年宫廷写本《洪范政鉴》，桑皮玉版，字大如钱，是南宋内廷遗留下来的一部最完整的写本，宋《会要》载有抄录此书之事，是极其珍贵的善本。说来也巧，1928年，一个书商正拿着此书出售，卖价极高，他人皆望而却步，傅增湘毅然把自己珍藏的日本、朝鲜古刻本三筐卖去，换钱以购此书。此后他即以《洪范政鉴》与宋本《资治通鉴》相配，合称“双鉴”。这新配对的“双鉴”更为珍贵，在藏书界名重一时。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傅增湘以自己所藏珍贵善本与孤本着称于世，一生藏宋金刻本一百五十种，四千六百余卷；元刻本善本数十种，三千七百余卷；明清精刻本、抄本、校本更多，总数达二十万卷以上，傅增湘由此成为举世闻名的藏书家，成为继陆心源百百宋楼、丁丙八千卷楼、杨氏海源阁、翟氏铁琴铜剑楼之后的大收藏家。  　　潜心校勘古籍  　　与其他藏书家不同，傅增湘不但藏书，且能校书，并以校勘与传播为己任。他少年为学时，痛感古籍流传过程中讹误太多。辛亥革命后，在长期与着名校勘学家杨守敬、沈曾植、缪荃孙往来过程中，更加感到校勘古籍对于学术的重要性，决心毕生校勘古籍，为后人创造条件。他说：“独于古籍之缘，校雠之业，深嗜笃好，似挟有生以俱来，如寒之索衣，饥之思食，如无一日之可离。”  　　从1893年到1944年，傅增湘一校就是50余年。1911年以后，他每日必校书三十页，白天时间不够，就深夜苦校，以致校书成痴，“数十年来曾无经旬之辍”。到了晚年，他天天伏案校书。在近70高龄时，还用一年半时间用宋刻本和两部明代刻本，校完了明朝隆庆年间胡维新、戚继光所刊、篇幅一千卷的浩瀚巨作《文苑精华》，并写下数十万字的校勘记。  　　傅增湘多年博览群书，对于版本的源流、真伪极为精审。着名目录学家余嘉锡曾经称赞他说：“吾闻其谈版本异同，如数家珍。有以书来者，望而知为何时何地所刻，几于暗中摸索，能辨碳妍者”。又在《藏园群书题记序》中说：“至于校雠之学，尤先生专门名家。平生所校书，于旧本不轻改，亦不曲徇，务求得古人真面目。”  　　傅增湘手中善本孤本极多，因此，他每校一书，必兼采众本，以采众家之长，有时一本书要校上几遍，期间反复推求各版本之间的优劣与流变，并详细记录下自己的校勘经过。他藏古籍二十万卷，单是自己亲手校过的就有一万六千三百卷，近八百种。其校书之专，在历代藏书家、校勘学家中都是极其少见的。  　　为校勘群书，傅增湘数十年间足迹遍布全国各地着名图书馆与藏书楼。1927年他出任故宫博物馆图书馆馆长。为了解日本收藏中国古籍情况，1929年，傅增湘东渡日本，遍观日本宫内省图书馆、内阁文库、岩崎氏静嘉堂、前田氏尊经阁所藏宋、元刻本。  　　长期的校勘与博览，使得傅增湘对真伪烂熟于心。余嘉锡说：“藏园先生（即傅增湘）之于书，如贪夫之垄百货，奇珍异宝，竹头木屑，细大不捐，手权轻重，目辨真赝，人不能为毫发欺。盖其见之者博，故察之也详。吾尝闻其谈版本异同，如数家珍，有以书来者，望而知为何时何地所刻，几乎暗中摸索能别媸妍者”。足见极其推崇程度。也正因为这双慧眼，使他常常能在不为人所取的旧书中发现一些沉晦多年的精椠秘籍。如着名的景本《史记集解》，书商收自山西，辗转数年，无人过问。傅增湘将其收入之时，京津很多藏书家都认为那是根本不值得重视的明朝南京国子监印的三朝本。傅增湘以平值收得，后来价值连城。其他人这才后悔不迭。  　　晚年弘扬蜀学  　　傅增湘认为版本既勘，应该大力传播，以利于学术研究。为此，他不惜巨款，举债刊刻《双鉴楼丛书》十二种，并影印了《周易本义》、《资治通鉴》、《天平广记》等珍惜藏本，以利学人。  　　对于故乡四川，傅增湘感情极深，然而，自1920年离乡之后，他却一直未能回川，思乡之情使得他“生为蜀人，宜于故乡薄有建树”之情，他亲手编订《宋代蜀文辑存》一百卷，辑录文章二千六百余篇，作者四百五十余人。1944年，为筹集此书印刷费用，傅增湘不惜售去所藏宋元刻本一百余种。为传播蜀人着作，他又精选善本书十二种，由当时名家雕版，编成《蜀贤遗书》，为传承蜀学倾注了心血。  　　1944年春，73岁的傅增湘患脑血栓半身偏枯卧病在床，自知不能再校勘，便将自己藏书一万六千余卷捐赠给北京图书馆。1949年，傅增湘在北京逝世，逝世前，他命家人将自己所珍藏“双鉴”捐献给国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捐赠的孤本。他的家人也于1950年将他另一批古籍三万四千余卷捐赠给四川，现藏于重庆图书馆与四川大学。傅增湘埋于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安息在王国维、钱玄同等旧识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