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遭遇赵氏乌托邦

赵鞅

公元1068年，刚即位的宋神宗发现自己接下的是个烂摊子：对内，号称繁荣昌盛的大宋财政上处于常年赤字、入不敷出，帝国积贫积弱已久；对外，号称上国的大宋居然要向辽国每年“赏赐”五十万两匹银绢，“赏赐”西夏二十七万五千两匹银绢，这两笔款子总计不过全国财政百分之一，不足以导致赤字发生，却比前者更让这位励精图治的青年皇帝颜面无光。

　　在这种背景下，在基层锻炼了整整22年的王安石浮出水面，进入皇帝视野。安石兄非等闲之辈，任地方官时就尝试种种革新举措，特别是推广青苗法卓有成效。

　　资深新锐王安石与年轻元老司马光一番当廷雄辩，当即让神宗喜笑颜开：原来不增加税赋就可增加财政收入！这已被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所证实的基本规律，折服千年前的小皇帝自不在话下。王安石变法具体名目繁多，但核心就是以政府信贷方式来刺激经济发展———如今已成为现代国家各政府宏观调控的常规手法。以此尊称当时的王安石为金融专家，不过分吧。

　　但是，王安石变法不但没有使得大宋国富民强，相反，他差点成了千夫所指的恶人。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变法间接把大宋帝国变成了短命的北宋，催生出更短寿的南宋小王朝……

　　后人发掘出原因种种：如天意不合天灾频繁、王大文豪的过于理想化、性格的偏执不善沟通、不能团结最广泛的变法力量、大宋执行层整体素质令人扼腕……其实失败的根源恐怕早在百年前就注定了：那就是赵匡胤奠定的募兵制度与选官制度。

　　特别是募兵制度，充满了乌托邦式的美好想象：“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有没叛兵我不清楚。但地球人都知道，有宋一朝，下层起义不在少数，梁山及方腊故事更是耳熟能详。宋太祖的理想没能成为现实，却成了人民的枷锁。百姓一旦应募为兵，便输入官府军籍。行不得经商，居不得为农，永世不许脱籍为民，全家托付于官府这个大食堂。不尽所能，照样按需分配。赵匡胤可谓充满局部共产主义的热忱，但也太超前了些吧……

　　于是，兵营充斥老弱病残。除了制造大粪，不知他们还能干什么？号称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林冲，不过区区副连级干部，因为这样的人少说也有百十个。同样，官吏人数也在大宋首任董事长的方针指引下迅速膨胀……

　　民间产出的经济总量再变法刺激，也抵不过公款消费的势头飞涨。不干活的人比干活的人多。而且人家是理直气壮地闲着，有制度保证。制度就是原动力。

　　所以，王安石，你凭什么去成功？

　　据说王安石全身而退时想起两大先驱，心有余悸:“变法找死，不变等死。变法尚未成功，筒子们还得努力啊……”

　　（紫／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