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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思想家、文学评论家:李贽 李贽
李贽(1527～1602)明代思想家、文学评论家。原名载贽，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等。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回族。出身航海世家，祖上多与异域交往，通外语。自幼不喜传注帖括，不信仙、释、道学。26岁乡试中举后宦游各地，曾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等职。宦游中研读王阳明著作，师事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之子王襞。所到之处与上司多忤,于是在54岁时辞官,不久出家，于湖北黄安、麻城等地著书立说。他力排世人对孔教之迷信,称儒家经典为"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绝非"万世之至论"（《焚书·童心说》）。他说汉代以下"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尔"（《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公然以异端自命。他倡言"人必有私"，"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藏书·德业儒臣后论》），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焚书·答邓石阳》），认为历来之"政、刑、德、礼"，皆是少数人"强天下使从己"，唯有使"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获其所愿有"，"好恶从民之欲而不以己之欲"，方可谓之礼（《李氏文集·道古录上》）。他一生屡遭迫害而始终顽强不屈，最后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名系狱，自刎身死。
李贽文学上的基本主张，可概括为三点：
其一，提倡"童心"与"迩言"。他认为"天下至文"皆出自"童心",即"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而反对以"闻见道理"、实即孔孟之道为心。他说"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就是"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至于"《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均见《童心说》)因此,他以反抗封建礼教的《西厢》、《拜月》为童心之作，而以标榜全忠全孝的《琵琶记》为"似真非真"(《焚书·杂说》)；在古代作家中，他最欣赏不受儒学羁勒的司马迁、李白、苏轼。可见李贽提倡"童心"，并不是一般地提倡真心，而是提倡打破孔孟之道的束缚，以反封建的叛逆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即市民思想,来指导创作。"好察迩言"，"则得本心"(《焚书·答邓名府》),因此与提倡"童心"相联系，他又热烈赞赏"百姓日用之迩言"。所谓"迩言"，就是"街谈巷议，俚言野语，至鄙至俗，极浅极近，上人所不道，君子所不乐闻者"(《道古录下》)，亦即下层人民反映"治生产业"之事的日常生活语言。赞赏"迩言"，也就是提倡弃雅从俗，以下层人民的口语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他说:"善言即在乎迩言之中","唯以迩言为善，则凡非迩言者必不善"（《道古录下》）；"迩言"不待教而后能，"是谓天成，是谓众巧，迩言之所以为妙也"(《焚书·答邓名府》)。总之，唯"迩言"发自本心,绝假纯真,与《六经》、《语》、《孟》无涉，亦即"童心之言"。李贽提倡"童心"与"迩言"，都是要求革新文学的内容，表现新的思想和生活。
其二，强调"自然"与"发愤"。李贽极力推崇自然之美,认为"化工"远胜于"画工"。他阐述说:"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情性自然之谓也"，"若有意为自然，则与矫强何异？"（《焚书·谈律肤说》）因此,这种自然不仅不排斥,恰恰是要求大胆地抒写愤懑、批判现实。他说所谓"作者"，应当是"兴于有感而志不容己,或情有所激而词不可缓之谓也"(《藏书·史学儒臣·司马迁》)；反之,"文非感时发己，或出自经画康济，千古难易者，皆是无病呻吟，不能工"（《续焚书·复焦漪园》）。甚至提出："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焚书·杂说》）。不过李贽并非鼓吹直肆浅露、一览无余，而是提倡"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小中见大，大中见小，举一毛端建宝玉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同前)，即将参天地、系人生的浩莽情怀寄寓于具体事物的描绘或咏叹，实现激昂愤慨之情与自然含蓄之美的统一。他强调"自然"与"发愤"，旨在打破各种传统清规戒律的桎梏，追求文学的解放和愤世疾俗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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