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眼中的林则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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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包令关于林则徐的一篇论文

刘存宽


在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作为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英雄、爱国政治家和中国近代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人的历史地位，早有定论。他的伟大人格和光辉业绩，得到学术界和广大民众的崇高评价和交口赞誉。但是，迄今人们很少知道林则徐的同时代人、英国侵华先锋包令(John
Bowring，1792一1872年)对林则徐的看法和评价。


包令何许人也?他是著名的英国外交官，历任驻比利时、埃及、叙利亚等国的商务使节，1849年任英国驻广州领事兼驻华商务监督，1854年升任英国驻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1849年来华以前，包令已在欧洲享有作家和语言学家的声誉。他曾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兼法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的得意门生，担任过《威斯敏斯特评论》
(Westminister Review)的编辑和经理，著有《边沁的生平及著作》(life
and Writings of Jeremy
Bentham)等书。他凭借与历任英国外交大臣和首相、发动了两次对华鸦片战争的巴麦尊(Henry
J．T．Palmerston)的亲密关系来华任职。1854年，他伙同美、法驻华使节向清政府无理提出“修约”要求，企图全面扩大侵略权益，未果；他又力主以武力逼迫清政府让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并于1856年借口“亚罗号事件”挑起事端，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元凶。


那么，像包令这样一个人，究竟会对林则徐做何评价呢?情况是完全出人意料的。


1983年秋到1984年初，我因研究工作需要去英国搜集有关香港史的英方档案资料。在马克思长年潜心从事研究的不列颠图书馆(British
Library)圆形阅览厅查阅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会刊》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时，我发现其中1851—1852年合刊的第三部分载有包令的一篇题为《钦差大臣林则徐的生平及著述》(Life
and Writings of Commissioner
Lin)的论文。该文曾由包令本人于1852年12月14日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宣读，其写作时间当在包令驻广州领事兼驻华商务监督任内。


鉴于本文十分重要，回国后我曾在《近代史研究》杂志上扼要介绍过此文的内容。2000年底参加福州“纪念鸦片战争160周年暨林则徐经世思想学术讨论会”时，我再次介绍了包令此文，受到林则徐基金会和与会学者们的重视，一致要求我作更详细的介绍。由于在英时我仅对该文的内容作过简要记录，不够详细。会后只得设法从英国将该文全文复制回国。现蒙西北大学董志勇教授之助，已从英国获得该文的全文复印件，方得以更详细地介绍该文的内容。


包令此文全面介绍了林则徐的世系、家庭、出生、科举，仕途经历、政绩，个人特征，思想品格及其影响，诗文著作及逝世、归葬等情况，并着重对他进行了评价。


在说到林则徐的外貌特征时，作者写道：林则徐体格“短小精壮，有丰满的圆脸，长长的黑髯和一双犀利的黑眼睛”；他“前额饱满睿智，声音清晰、宏亮、有力，衣着朴素”；他“温文尔雅，生气勃勃。他的面容显得深思熟虑和蔼可亲”。


对于林则徐的伟大人格，包令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倍加称颂。他写道：“他忠诚地几乎不间断地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了三十六年。在公共生活中，他以廉洁、睿智、行为正直著称。他不敛财，因而为人从容可敬，独立不羁。在私生活中，他因忠于友谊和仁爱为怀而受到敬重。他的举止不加矫饰，忠诚毕露，令人可亲。”“他是中国通过坚忍努力而获得荣誉的许多范例之一。他仅靠自己的优点和天才，从一个穷花匠(原文如此)上升到在他的祖国所能达到的最高地位。”


关于林则徐的抗英禁烟壮举，包令自然不免站在英国侵略者的立场上，有所指摘。他写道，林则徐的公务经历有“重大错误”，“他的傲气使他不能相信还有他不能对付的强国，还有居然能够抗拒他这个‘天朝大臣’权威的力量，他也不能相信当他掷出钦差令时还会有夷人敢于不‘敬畏战栗”。尽管如此，包令还是不得不承认林则徐是“中国爱国志士的骄傲”，是“中华帝国内
最有才干的人”，“其影响远及最僻远的村落，构成社会的主要基础”。


为了说明林则徐的威望之高，影响之深，他详细叙述了林则徐1850年11月由福州去桂林赴任途中，于同月逝世于广东潮州附近的普宁县行馆，以及他的灵柩发往福州原籍时的情景。他写道，“当皇上(咸丰帝)从闽浙总督处得知他的死讯时，悲痛不已，一时难以自安”。他还细致入微地介绍了林则徐遗体从广东潮州发往福州途中，沿途人山人海、仪式隆重肃穆的情景：灵柩由36人抬；前面有人开道，有他生前总督级的扈从队；一顶轿子抬着皇帝任命他前往广西的黄纸书写的诏书；另一顶轿子抬着他的官服和官帽；第三顶轿子抬着和他本人一样大的遗像。此外还有他本人的绿呢官轿，以及装有他的朝珠及其他官徽的轿子。队伍中还有几个念经的道士和装在笼中供祭祀用的大白公鸡。紧靠着灵柩的是他的三个儿子，他们身着粗麻孝衣，脚上穿着草鞋，以示深切哀悼，每个人均由两个人搀扶着。灵柩后面跟着许多盖上白麻布的女眷乘坐的轿子。众多的高级文武官员也加入了这个长长的行列。灵枢庄严缓慢地进入福州城南门时，鸣炮三响，最后抬入死者的宅第。遵照咸丰帝的谕旨，给林则徐撰写了祭文，祭文历述这位亡灵的丰功伟绩，并由盐政道戴嘉谷在林则徐的记功碑前隆重宣读……


包令对林则徐的诗文著作也有高度评价。他写道：“林则徐的永远积极主动的心惯于从事他的国家的统计数字、政治，或外国的地理、历史及现况的研究。”“他是许多关于中国海防、海岸、港口、河流方案的设计师。”“在论及鸦片危害时，他那支雄辩的笔写出了许多措词强硬的小册子，作为一个作者，他是卓越的。他的文论优美有力。在前往各地就任途中，他乘暇作诗自娱，将感受到的各种事物的印象化为诗篇。”“他的活动领域不是参议院或者公共集会，他不在人多势众的公共集会上夸夸其谈，但是他写简洁的诗篇，传播格言，他用他已经成为谚语的格言挂满千家万户的墙壁。”在谈到《海国图志》一书时，包令承认：“林则徐对其他国家的位置和政治情况，较之他受到最好教育的同胞们无疑知道得更多。”


总的来说，虽然包令存在着种种偏见，但他对林则徐的评价仍然是极高的。他在文章中写道：“世界上不时出现伟大的人物，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民族或一个民族历史的体现。他们得到强烈的赞同，对同一代人和后代发挥了巨大影响。”“在中国，可以说林则徐是该国人民的缩影——那个庞大帝国的舆论集中在这个人身上。他是中国一位理想的爱国志士。……他是圣人，而且是圣人的典型，他把他的智慧和以往的传统智慧结合了起来。”他是“近代中国政治家中最杰出的人物”。


包令对林则徐做出如此崇高的评价，甚至尊他为“圣中之圣”，对林则徐来说自然是当之无愧。然而这些话出自英国侵华头目包令之口，就非同寻常而且出人意料了。它给人们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说明林则徐不仅深受世代中国人民的普遍爱戴，就连敌人也丝毫不怀疑他的伟大并对他肃然起敬。包令的这篇文章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林则徐的认识。


包令何以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林则徐，并对他做出比较合乎实际的崇高评价呢?这固然与他时任英国驻广州领事兼驻华商务监督，得以就近了解中国和林则徐的情况有关，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他曾经是一名学者。他撰写此文时，代表的是英国的侵略利益，然而是时他来华不久，似乎学者的良知尚未完全泯灭。他在本文中写道：对……加于我国和我们同胞的那些奇怪而严厉的责难，有时是容易非常愤怒的(可是愤怒并无济于事)。对于爆发此等责难，我们不应当抱怨，因为整个说来这最有利于我们知道他国人民对我们是何想法；他们表达的意见可以使我们能够教育、控制、启发他们，同时也有助于训练我们自己，增加我们的见识。我们本身也有民族偏见，对他国人民的偏见应当宽容。这些偏见不幸到处都很强烈。只有靠知识的进步和博爱的增长才能将其抵消。的确，这些偏见大多是蓄意的罪行或所造成的伤害的自然结果。”包令在行文中把英国人置于中国人民的教化者和启蒙者的高高在上的地位，甚至泄露出要“控制”中国的天机，其立场显而易见。这不是在“消除”偏见，而是在散布偏见。但是应该指出，他的上述言论大体上还是比较客观冷静的。他所以能够对英帝国的死敌林则徐做出如此崇高的客观评价，和他本人以往的学者经历和思想是分不开的。


包令是一个复杂而带有两重性的人物。他既是一名学者，又是英国驻华的外交官。言行不一是他的突出特点。他可以滔滔不绝地宣扬比较激进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开明”主张，行动上却往往背道而驰。如果说19世纪50年代初他来中国不久时还能对林财徐做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的话，到1854年升任驻华公使和香港总督后，那个学者包令就完全让位于英国殖民主义官员包令了，对中国事态和人物的比较客观的分析也完全让位于英国在华的血腥利润和侵略利益了。这个曾经出任“和平协会”主席的包令，竞一变而为挑起第二次对华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这是包令的悲剧，是他作为英国对华首席外交官的地位使然，不足为奇。林则徐地下有知，定将侧目以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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