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的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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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的传牌

“照得本部堂奉旨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惟顶马一弁，跟丁六名，厨丁小夫三名，俱系随身行走，并无前站后站之人。如有借名影射，立即拿究。所坐大轿一乘，自雇轿夫十二名；所带行李，自雇大车二辆、轿车一辆。其夫价轿价均已自行发给，足以敷其食用，不许在各驿站索取丝毫。该州县亦不必另雇轿夫迎接。至不通车路及应行水路之处，亦皆随地自雇夫船。……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须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凛遵毋违。切切。……”

这一天是清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即1839年1月8日，一个既寻常又不寻常的日子。八天前刚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的湖广总督林则徐，这一天正式启程离京。他启用“钦差大臣”关防，发出了上述内容的传牌，告知沿途地方，踏上了远赴广东禁烟的坎坷之路。

接着，两个月零两天，林则徐晓行夜宿，舟车更替，经直隶、山东、安徽、江西，历经雨雪风霜的艰难旅程，于1839年3月10日抵达广州。

当天，堂堂的一品大员就将简陋的越秀书院作为下榻处，并以此地作为钦差大臣的行辕。他马不停蹄往各处视察，直到二鼓时分，才回到住处休息。第二天又在辕门外悬示布告――《关防示稿》，布告中除了严令随从人员不准擅离左右、无端出入，允诺凡因公来访禀谒的文武官员，将立时接见外，更向全体官民宣布――


“至公馆一切食用，均系自行买办，不收地方供应；所买物件，概照民间时价给发现钱，不准丝毫抑勒赊欠。公馆前后，不准设立差房。偶遣家人出门，乘坐小轿，亦系随时雇用，不必预派伺候。如有借名影射扰累者，许被扰之人控告，即予严办。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作为专事“禁烟”的钦差大臣，在上任之初的文告中，竟然只字未涉“鸦片”。这未免有些叫人奇怪。而且，无论《传牌》还是《关防示稿》，说的居然都是些关乎生活细节的“小事”。但是，如果仔细琢磨，便可见林则徐的深刻用意。

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开始走下坡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统治者中大大小小官员的腐败。有一句民间俗话说，“文官爱钱，武官要命”，这江山又如何有希望？那时的八旗兵，武艺荒疏，几成纨绔；各级官员，贪污贿赂，中饱私囊。“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是老百姓对腐败现象入木三分的典型概括。作为一位立志为国为民、有抱负的思想家、政治家，身在官场的林则徐，对“腐败”黑幕是有着深深的洞察的，并对此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早在林则徐任“钦差大臣”的几年前，他在朝野是否应该禁烟的论战中就敏锐地看到了各地官员的腐败乃是禁烟运动“走过场”的重要原因。中国地广人稠，不少地方官员或则各怀心思，明里暗里搞些“土政策”；或则阳奉阴违、贿赂公行、贪污渎职；更有甚者，有的本身就是烟瘾深重的“鸦片鬼”，正如林则徐在奏折上所言“盖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的“禁烟”，当然只能是屡禁屡弛，根本无法收到实际效果。

因此，当他肩负“钦差大臣”重任的时候，就不能不考虑到“反腐”的问题。廉生威，公生明。因此，在那个官员们笑纳“冰敬”、“炭敬”（借暑寒为名接受的贿赂礼金）已经成为“惯例”的年代，林则徐却发出了坚拒“礼尚往来”的传牌和告示。

在传牌中，林则徐自报“家底”，跟丁杂役几人，车轿几辆几乘，说得清清楚楚，并且说明已经付给了雇佣工钱。言明不许各地派车轿迎来送往。沿途伙食只许家常饭菜，不准铺张浪费。到了广州，又向全体官民告谕，凡一切物用，都自己掏腰包。即便是让家人外出办事，也一律自己雇“出租车轿”，而不准使用当地官府“预派伺候”的车轿。如有违反，“即予严办”。

传牌和告示中所说的事，即便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似乎也是不起眼的小事。无非是吃几顿饭，用几回公车之类。有人会说，比起那些动辄贪污受贿百万千万的巨贪来说，这简直只是鸡毛蒜皮。然而，林则徐却清醒得很。“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因此，他在成就大事之前，就预先刻下了不同常人的道德底线。他在被贬遣戍伊犁前曾在《赴戌登程，口占示家人》中吟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这样的大胸怀，无疑只有在无私、自律、清廉和公正的人品道德基础上方能撑持和展开。

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时代也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但是，我们重读林则徐的“传牌”和“告示”，仍可以感受到伟人的人格力量，仍可以警醒我们怎样才能不被横流的物欲所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