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梁思成著作中的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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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生 摘编
归来研究，得内子林徽因在考证及分析上，不辞劳，不惮烦，以与协作。

（摘自1932年《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绪言。）


你走后我们大感工作不灵，大家都用愉快的意思回忆和你各处同作的畅顺，悔惜你走得太早。我也因为想到我们和应塔特殊的关系，悔不把你硬留下来同去瞻仰。……

塔身之大，实在惊人。每面三开间，八面完全同样。我的第一个感触，便是可惜你不在此同我享此眼福，不然我真不知你要几体投地的倾倒！回想在大同善化寺暮色里面向着塑像瞪目咋舌的情形，使我愉快得不愿忘记那一刹那人生稀有的，由审美本能所触发的锐感。尤其是同几个兴趣同样的人，在同一个时候浸在那锐感里边。

（摘自1933年梁思成从山西寄给林徽因的信。原载1933年4月7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题为《闲谈关于古代建筑的一点消息》。）


尽管这部稿子写得很不好，它仍然是一部集体劳动的果实。绝大部分资料都是当时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人员和工作同志的实地调查，测绘的结果。在编写过程中，林徽因、莫宗江、卢绳三位同志都给了很大的帮助，林徽因同志除了对辽·宋的文献部分负责搜集资料并执笔外，全稿都经过她校阅补充。

（摘自梁思成《中国建筑史》油印本付印前言，见《梁思成全集》第四卷。）


内子林徽因在本书上为我分担的工作，除结论外，自开始至脱稿，以后数次的增修删改，在照片之摄制及选择，图版之分配上，我实指不出彼此分工区域，最后更校读增削。所以至少说她便是这本书一半的著者才对。

（摘自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序，1934年1月。见《梁思成全集》第六卷。）


我和我的妻子林徽因建筑师以及几位工作人员，从北平去了太原，再坐车到80英里外的东冶。从东冶我们改乘骡车走很少有人走的土地进五台山，沿路不知道是否有我们寻找的庙宇。在南台外围，大约过豆村三英里，我们走进了佛光寺大门。……

这个“阁楼”里住着成千上万只蝙蝠，它们群集在脊檩周围，像是涂了一层厚厚的鱼子酱，因而难以发现可能写在梁上的年代。另外，木料上布满了靠蝙蝠为生的千百万臭虫。我们所站的天花板上面，是一层厚厚的尘土，大概是过去若干世纪所沉积的。并且到处散布着蝙蝠的尸体。在完全黑暗和恶臭之中，在戴着遮住口鼻的厚口罩而令人难以呼吸的情况下，我们一连测量、绘图和用闪光灯拍照了数个小时。当我们最后从屋檐下出来，吸到新鲜空气的时候，发现背包里竟有上百只臭虫。我们自己也已经被咬得伤痕累累了。然而，我们这次发现的重要和意外收获，却成了我们搜寻古代建筑时期中最愉快的时光。……

我们在大殿工作的第三天，我的妻子觉察到在一根梁底上有非常模糊的毛笔字迹象。这个发现使我们大家极为兴奋，没有比将建筑的年代实际写在其梁下或刻在旁边的石头上，更令我们高兴的。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的极好的唐代建筑，但是我们将如何报告年代呢？唐朝从公元618年延续到906年。现在这块带有模糊字迹的木材，不久将给我极为渴望的答案。为了清洗木梁和研究近在手边的题词，当我们正忙于在有价值的塑像之间搭脚手架时，我的妻子直接投入了工作。她仰起头，努力从梁下不同的角度，用热切的目光观察。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紧张的努力以后，她已经能够读出许多带有冗长唐代官衔的不清楚的人名。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大梁最右边的部分清晰的文字，即“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

佛殿是由一位妇女捐献的！而我们这个年轻建筑师，一位妇女，却是第一个发现这座中国最难得古庙的捐献者也是一位妇女，这似乎未必是巧合吧。她怕自己由于想象力太活跃，而误读了些难辨认的字，但她记起在外面平台上的石经幢，上面好像见过有类似官衔的一些名字。她离开大殿，希望从石柱的刻字上去核实自己的解读。这回，她大为高兴，因为发现除去一大串显赫官员的名单外，同样的词句赫然在目，即“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这颗石经幢带有纪年为“唐大中十一年”，相当公元857年。

于是它使我们理解到，那位身着世俗服装，在坛末谦恭地坐着的妇女塑像，僧侣们称之为“武后”的，原来就是宁公遇夫人本人。……
它是我们在这些年的寻访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结构，而且在一座殿堂中，我们拥有唐代绘画、唐代书法、唐代雕塑和唐代建筑。从每项来说，它们已属难得，何况集中一起，则更是罕见。

（原文为梁思成先生用英文写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原载《亚洲杂志》1941年7月号。此译文由英若聪译，程慕胜校，摘自《梁思成全集》第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