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孟子的弱权主义及其文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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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人格理论是以崇尚“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为本质特征的，这种人格精神直接地表现为贫者不服于富者，贱者不服于贵者，弱者不服于强者。


在儒家思想中，贫者不服于富者所反映的乃是“均贫富”的平均主义（孔子有言“不患贫，患不均”）；这种经济上的平均主义贯彻到政治领域，遂导致贱者不服于贵者的反权威主义。


孟子人格理论所内在地包含着的贱者不服于贵者的伦理反权威主义，与其“君轻民贵”的政治反权威主义，二者有其内在的相通性和本质的一致性。


孟子的反权威主义，实是从孔子“不患贫，患不均”的平均主义继承、发展而来——“均贫富”的平均主义逻辑地导致了“等贵贱”的反权威主义。


如果说贫者之相对于富者，贱者之相对于贵者，前者皆可被归于弱者之类，后者皆可被归于强者之类的话，那末，以贫者不服于富者所表现出来的平均主义和以贱者不服于贵者所表现出来的反权威主义，则皆可被归于以弱者不服于强者所表现出来的弱权主义之类。


如果说强权主义是以强者对弱者的傲视与欺凌为特征的话，那末，弱权主义就是以强者对弱者的同情和弱者对强者的不服为特征的。


孟子的上述人格理论和“君轻民贵”的政治理论以及以强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为本质特征的人性理论，都足以表明，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弱权主义的倡导者、鼓吹者。


孟子的弱权主义是一种具有儒家思想特色的人道主义，它本于孔子的平均主义经济思想，而以反权威主义的政治思想为其实质和核心，并在其人格理论中具体化为以“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为特征的人格精神。


孟子的弱权主义是与崇尚“气力”而主张以“力”服人的法家韩非的强权主义正相反对的。如果说韩非的强权主义所代表和反映的是专制独裁之“君”的利益和要求的话，那末，孟子的弱权主义所代表和反映的则是独裁之“君”统治下受压迫之“民”（主要是农民）的利益和要求的。所以，当韩非的强权主义被转化为现实政治中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时候，孟子的弱权主义就也被转化为现实政治中用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封建自由主义了。


与封建专制主义相对抗的封建自由主义，看起来似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其客观上却是导致了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的加强——自秦朝到清末的历次农民起义都没有起到削弱封建专制主义的作用，却相反地使封建专制主义愈来愈强化了。故如果说封建自由主义也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便无异说封建专制主义也有其合理性——它们的合理性是同等的，就像它们的不合理性也是同等的一样。


应该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自由主义其合理性都还是主要的，而当着封建社会日益没落时，它们的合理性就也随之日益丧失了。在理论上，对于孟子的弱权主义，亦当作如此观。


然而，历史事实却是，提倡弱权主义的孟子恰恰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没落的宋代受到了官方的空前重视——其时《孟子》被列入“四书”并在其后受到历朝尊奉。这就是说，本该是孟子的弱权主义日益丧失其合理性的时候，它却日益成为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思想而愈来愈深刻地影响着举国上下，以至于日益深入国人心髓而化成其为一种国民性了。


这种国民性的形成及其巩固和发展，给予中国社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及其后果呢？


最严重的影响就是，它导致了具有为孟子所提倡的人格精神的人们所引发的经常的“窝里斗”——不服于强者的弱者以及弱者的同情者对强者所开展的不断斗争。


由于弱者以及弱者的同情者在人数上总是也必定是占社会成员的绝对多数，故“窝里斗”的结局一般都是强者以其“寡不敌众”而终归于失败。换言之，“窝里斗”的斗争规律根本不是强胜弱汰，而是弱胜强汰。如此“窝里斗”，自然是越斗，总体的国民素质便越弱或越差。


在孟子之儒受到特别推崇的宋明理学占据中国思想界统治地位长达七百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其国力越来越弱，先是被蒙古族部落征服，后来被女真族部落征服，最终被西方列强征服而沦为半殖民地，这是与长期受以孟子之儒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所热衷的“窝里斗”及其“弱胜强汰”规律完全一致的。这便是为什么近代以来我中华泱泱大国会屡遭外强侵略甚至居然屡受小日本凌辱的文化原因。


当然，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中华国民普遍地具有不服于强者的民族性格，所以当中国遭受外强入侵时，中华国民抗击外强的力量之巨大也是任何外强所想象不到的，正是由于这巨大无比的抗击外强的力量，遂使得中华民族虽然屡遭外强的侵略，却都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而不失其民族的独立自主。


据此，似可如此来概括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在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弱权主义文化影响和熏陶之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华国民性之基本特点：窝里斗，乐此不疲；抗外强，力大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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