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中国文人系列--司马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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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
刘小川

　　司马相如是成都人，成都人有两个特点：一是聪明，鬼点子多；二是嘴皮子厉害。两千多年前的司马相如是个典型的成都人，二者都具备。他本来穷得丁当响，却以一曲《凤求凰》，让年轻的富家寡妇卓文君心旌摇荡。中国文学史上，他是汉赋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为《子虚赋》、《长林赋》、《长门赋》，受到皇帝和皇后的高度称赞。而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是他和卓文君的风流韵事。取材于这段韵事的小说、戏曲、评书、话剧、电影、广播剧、电视剧绵绵不绝。专家学者熟悉汉赋，普通百姓爱听故事。也有大作家来凑热闹的，比如郭沫若。郭老写过话剧《卓文君》，对这位有才华的美少妇称颂有加。而我记得，2005年有个电视剧，请漂亮而清纯的韩国演员演卓文君。总之，卓文君的美貌、多情是举世公认的。司马相如大名鼎鼎，其实也多少沾了女人的光，沾了卓文君的光。古往今来多少事，除了饮食就是男女，老一套的爱情故事永远新鲜。曲折的、充满悬念的、带了一些情色意味的故事永远打动人。而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完全符合这些要素。

　　鲁迅讲过：文人传播名声有两种情况，一是人以文传，二是文以人传。眼下有些作家爱生事儿，奇招频出，吸引大众的眼球，走的就是文以人传的路子。作家先闹事儿，其次才是写东西。司马相如的情形还不同，他写诗作赋在先，谈恋爱在后。三十岁以前他一直落魄，碰上卓文君，命运才出现转机。这桩使他名传千古的风流韵事，还带给他财运、官运。财、色、权、名他样样占齐了，一辈子过得舒坦。换成今天的思维，人们会一拍大腿说：这美女值，太值啦！

　　既然司马相如属于文以人传这种类型，那我们就有理由把重点放在他这个人身上。我们仔细来瞧瞧，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他身上，我们能品出一些什么东西来。

　　
　　司马相如生于成都的哪条街，今天已不可考。他父亲作何营生，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没说。两个复姓司马的男人，年龄相差三十多岁，并不沾亲带故。他们同在汉武帝手下做过官，先后都出使过西南夷。武帝时代，西南这一大块尚被称为“夷”，含有化外之地的意思。其实说白了，就是皇权染指还有限的地方，老百姓还不大服管教。管是管束，教为教化。成都当时为一郡，郡守叫文翁，显著的政绩是兴办学堂。相如的父亲可能跟他熟，送儿子到官学读书，也学击剑。换句话说，司马相如是文武双修。家里有财产，这是不言而喻的，穷人家的孩子哪能上官学？小时候他叫司马犬子，不是小名儿，是正式的名字，可见他父亲对文字这东西还比较隔膜。四川的农村，至今仍有把儿子取名狗儿的，名字愈贱，愈能成活。司马犬子读了一点书，知道一点天下事了，发现这名字老土，擅自改为相如：他崇拜战国时期赵国的外交家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就源自这位蔺相如。父亲也不懂，由他改。司马迁记载说，他成人后到长安“入赀为郎”，赀通资，就是花钱买官做，在汉景帝身边做郎官，换个称谓叫侍从，吃官饭但没啥俸禄。皇帝身边这种人一大群，有人会拳脚，有人会唱歌，有人善于扮小丑，有人写辞赋下笔千言……个个亮出看家本事争宠。相如为当这郎官，估计是把家底掏空了。汉代仕途窄，远未形成庞大的官僚集团，有专家统计过，当时四千多个平头百姓养一个吃公饭的。而眼下大约二十八个养一个。司马相如花大价钱买小郎官，风险很高的。总之，全家人把宝押在他身上了，年复一年，盼长安传来好消息，真是望眼欲穿。

　　汉景帝却不好辞赋，善于舞文弄墨的相如找不到进身的机会，于是跳槽了，跳到梁王刘武门下。刘武好辞赋，身边已罗列了一些写手，比如写过《七发》的枚乘。汉赋在形式上继承以屈原的作品为主的《楚辞》，但内容以歌功颂德为主，内容又反制形式，所以汉赋在形式上也不能同屈原的诗篇相提并论。汉初的辞赋家贾谊是个例外，贾谊郁郁不得志，不能报效国家，命运和屈原相似。当诗人远离君王走向民间时，往往能写出好东西，而在权贵门下讨饭吃，帮闲就在所难免。所谓帮闲文人，比媚俗的文人格调更低。

　　包括屈原在内的中国历代文人，都有俗的成分。通俗和媚俗是两回事儿。

　　司马相如跳槽跳到刘武门下，很努力，因为他必须和枚乘等人比个高低。他终于写出了《子虚赋》，大大露了一回脸。大伙儿常常跟随梁王左右，哪儿有排场就往哪儿赶，宫殿竣工啦，主子出猎啦，贵客盈门啦，庙堂祭祀啦，都是他们搜索枯肠的好时机。他们穿得好，吃得好，出门有车坐，举止有气派。一旦来了灵感，下人急忙笔砚伺候。辞赋讲究铺排，一连串的优美词句，整齐，押韵，吟诵又别有一番功夫。洋洋洒洒的《子虚赋》，来了一堆“于是乎……”怎么样怎么样，的确有气势，听上去回肠荡气。应该承认，司马相如在语言及学问上很下了一番功夫，从诗经到楚辞，到诸子著述，都要纳入学习的范围。汉赋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有它一定的道理。相如那个时代，国力空前强盛，辞赋家们歌功颂德，有些肉麻，但还不算十分昧良。我个人以为，特定时期的颂歌也有不少好东西，艺术感染力强，唱出了老百姓的真感情，几十年老歌唱不够。一般说来，辞赋写到结尾时，也要来几句规劝，劝主子享乐之余要节俭，适当关注一下民生。朝廷有个叫东方朔的，也擅长辞赋，平时以滑稽本领逗汉武帝开心，却能找时机进谏，委婉批评皇帝，做了一些好事儿。这方面，司马相如不如他。

　　相如既为门客，要靠辞赋吃饭，而吃饭为天下第一桩要紧事。动物为了食物，要使尽浑身解数。人从动物来，为吃饱饭吃好饭花样更多。即使相如不为自己，也要为父母着想，老人盼他飞黄腾达光宗耀祖呢。他离开成都，恐怕已有十来年。眼下食有鱼出有车，可是没啥积蓄，梁王随手赏赐的金银，他随手花掉了。门客之间有竞争，要比拼，而成都人好面子，相如不甘落人后的。所谓千金散尽还复来，文人挣大钱，有时也容易。以他出众的才华，能写赋会弹琴，不愁挣不来华屋美女。可是梁王生病了，不久又死了，也未曾立遗嘱令王太子善待这些文人。一帮门客作鸟兽散，一个个愁眉苦脸。辞赋这东西，寻常百姓是看不懂的，除了一些王公贵族，市井很少人能够欣赏。街上没市场，只好卷铺盖。不像今天，某酒楼某公司开张，出高价请人作赋，有几百个字卖上几万元的。

　　梁王死了，门客各奔前程，也许喝了一回伤心酒，挥泪而别。司马相如西风瘦马回成都，家里一片破败，父母是否还活着，司马迁没记载。相如闭门不出整天睡大觉，身体也有毛病，消瘦，口渴，喝不完的水。他也无钱瞧医生，捱着吧。睡够了出门转悠，当时成都小，一个时辰转完了。他穿戴华贵，有一件裘皮的衣物，系梁王所赐，但老穿它也不行。他开始动脑筋想点子。有个故交名叫王吉，在临邛（今成都郊县邛崃）当县令，相如捎信给他，他很快回信，盛情邀请相如到临邛作客。

　　司马相如毕竟见过大世面，朝廷干过，王府干过，成都有他这等经历的找不出第二个。他几乎穷得揭不开锅了，可经历是一笔潜在的财富，他动手搞开发。他的“开发公司”专门开发自己。他不会去结交穷朋友，除非他犯神经。他都穷成这样了，再去结交穷人，两穷相遇只能更穷。

　　当时的文人，还没有形成为底层呐喊的传统。司马相如更不可能，他手中的生花妙笔，主要为帝王服务，要用它奔个前程。我个人从来不认为，关注底层是文学的唯一要务。生活世界是广阔的，审美情趣是多元的，眼中只有穷人或富人，同样是一种遮蔽。海明威很少写穷人，获诺贝尔奖的《老人与海》不是声讨富人的檄文，而是人类命运的缩影。英国大哲学家罗素认为，人类文明的重大成果，几乎都是出自有闲阶层，为此他写了《闲散颂》。品读中国文人，这是一个重大课题。涉及到司马相如，先顺便提几句，也算个伏笔，往后再来阐述。

　　当然，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也没有任何人是鄙视穷人的。杜甫、雨果、托尔斯泰，他们都是心向底层的伟人。

　　相如匆匆上路了，带着他象征着身份的裘皮服装，时为初春，川西坝子正碰上倒春寒。他并不知道，此行将带给他命运的转机。当初奔梁王，眼下趋县令，他已经很掉价了，一路上不会很兴奋。大文人朝着小县城，哼着几首宫廷歌曲。到县府打打秋风，混个幕僚之类，日后再作计较。他在成都这些日子，饱一顿饿一顿的，想肉吃想酒喝，比想女人还厉害。到王吉的地盘上，酒肉是不成问题的吧？即将碰上一桩千古艳遇的男人，首先想到的是肚子问题。

　　
　　王吉在县衙为相如接风，安排他住在都亭。都亭类似县政府招待所，但规模小，一个普通院落，两棵老槐树。王吉这个人，也是鬼精鬼精的，打量相如，虽然落魄，但举止依然潇洒，谈的全是他这县令闻所未闻的大见识，开口皇帝闭口君王。王吉佩服得五体投地，暗忖此人暂时潦倒，将来的发展却说不准。两人谈得投机，喝空了一坛好酒。临邛这地方工商业发达，铸铁的，酿酒的，大富豪好几个，县财政自然充足。县令与富豪是哥儿们，常来常往。司马相如喝得半醉，王吉问他婚配，他随口说：不好意思，三十出头的男人，身边没个女人伺候。王吉低头寻思，一拍脑袋说：有了！

　　二人叽叽咕咕到后半夜。
　　司马相如住在都亭，王吉每天去拜会他，恭恭敬敬的样子。有时相如还不耐烦，不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缪是假装的意思，而相如称病，等于说装病。这个看上去大有来头的神秘男子，偶尔出现在临邛街头，竟然坐着县官的车骑，小城轰动了，纷纷猜他的身份。就像今天，某人如果把县长的小牌号轿车据为己用，他同样会引来多方猜测。眨眼已是仲春季节，春暖花开了，川西坝子的油菜花一人多高漫山遍野。相如出门溜达，无数目光投向他。不用说，他是市民眼中不知名姓的大名人。两个大富豪慌了，一个叫卓王孙，一个叫程郑，他们开铸铁加工场，延续十几代，家资巨万，仆从无数。县令的贵客，他们居然不认识，怎么得了？城里发生什么事都行，但这种让富豪有失颜面的事儿决不行。他们找王吉问个究竟。王吉说：你二位想结识他不是不可以，但要按规矩办嘛。不搞个像样的饭局怎么行？卓王孙忙点头道：我来办我来办，县尊请客我花钱……

　　于是卓王孙大摆家宴，专等神秘贵客。等了很久，日头都有点偏西了，贵客迟迟不现身，好比时下某些领导。几十桌有头有脸的客人饿得、谗得，那模样笔墨也难形容，但贵客未至，县领导不动筷子，谁敢下箸呀？王吉亲自去请，司马相如才来，一身漂亮的绕襟深衣（深衣即长衫，穷人穿短衣），形体修长，脸色不大情愿。入座，渐渐谈笑风生，“一座尽倾”，所有的人都为他的谈吐所倾倒。这很正常，小小临邛县，谁听过景帝、武帝还有梁王的那些事儿啊？酒酣，客退，相如在卓王孙、程郑、王吉等人的陪同下，表演古琴。屏风后隐约有佩环之声，相如心中有数的，谁在偷听？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在偷听。

　　司马迁写道：“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

　　这话道破机关了。但我想，司马迁把包括心理活动在内的细节都写出来了，其中的想象成分不言而喻。

　　这儿有两个关键词：新寡，好音。字面上是说，守寡不久的卓文君是个音乐爱好者。字面下则有潜台词：卓文君懂古琴，不仅能欣赏，她自己也会弹奏。小县城她美貌出众，对琴的理解也不是小城的水平，琴者情也，是传达心声的东西。她守寡的时间不长，可能一年可能半载。一般认为，她此时的年龄在十八岁左右，郭沫若的《卓文君》说她二十四岁，恐不可信。郭老笔下的文君，更像一位斗志昂扬的“五四”女青年。她是美貌的，懂琴的，情感丰富又有过夫妻生活体验的，而这些日子，小城盛传风度翩翩、来头甚大的神秘男子，她早已听说过，暗地里想象过。父亲宴请司马相如，她遵循妇道不能出席，但她躲在角落里雕窗下，窥探过多少回了？众宾客为相如所倾倒，她更是耳热心跳。在这样的时刻，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他假装看在县令的面子上弹几曲，实则以琴心挑逗卓文君。司马迁惯用《春秋》笔法，寥寥数语，王吉和相如在都亭内的那些勾当，读者就心领神会了。关于文君的情况，相如已了如指掌，而男女风流这一套，他也堪称老手，指尖抚弄琴弦，以琴心挑之，一挑就成功了。他边弹古琴，边唱今天仍在流行的《凤求凰》：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不期佳人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长空展翅共翱翔。
　　
　　这歌曲的情色意味一目了然：佳人就在此堂中，却“室迩人遐”，不能够交颈为鸳鸯。司马相如出手可谓稳准狠，卓文君被击中，一时呆住，对她来说，相如的琴声和情歌何尝不是“毒我肠”？

　　文君身边的丫环目睹了这一奇观。丫环为主子着想，如同文人为帝王服务，她动开脑筋了。

　　当天晚上，相如命县衙拨给他的随从潜入卓府，花钱买通文君的丫环，双方一拍即合。闪电式的爱情落到实处，司马迁说：“文君夜亡奔相如。”亡是奔跑、投奔的意思，夜色中的佳人，气喘吁吁两眼放光。三十出头的老光棍与十七八岁的小寡妇，一见之下就交上颈了。这并非杜撰，有《史记》为证。但卓王孙鉴于社会舆论，不会同意这桩婚事，如何是好？连夜私奔。估计是卓文君的主张，女人于情事，特别有智慧，哪怕她在亢奋的状态下，也能考虑到下一步该怎么走。车骑悄悄离开临邛县城，两三个钟头到成都，文君踏入相如家的门槛，大吃一惊：这男人原来是个穷光蛋！

　　爱情令人激动，吃饭却成问题。没日没夜地交颈，身子还得分开，考虑肚子和嘴巴的要求。文君的父亲卓王孙大发脾气，一分钱不给。靠爱情撑不下去了，两口子卖掉车马裘服做小买卖的资本，回临邛挑个热闹地段开起酒家来。卓文君穿平民的衣裳，捋衣挽袖，亲自当垆卖酒。司马相如系围裙，灰头土脸，跟几个打杂跑堂的一般无二。两口子这么做，显然具有广告效应，县城几条街，一传十十传百，卓王孙没脸见人了，闭门不出。包括王吉在内的一帮兄弟上门劝他，索性认了这门亲事，免得他女儿与那浪荡青年当街卖酒丢人现眼。卓王孙无奈，自认倒霉，堂堂大富豪，陪嫁还不能少，拨一百个家僮给女儿，钱百万。这卓王孙有家僮八百个，其规模超过了《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

　　司马相如春风得意，带巨款携娇妻，浩浩荡荡回成都，置田产换房子，过上了大地主的日子，有爱情更有美食。不能说他骗色又骗财，像时下都市里的高级流氓。他耍了一些把戏却是有据可查，小他三十多岁的司马迁不会冤枉他。

　　财色到手了，过几年官运又来。汉武帝好辞赋，下令收集这方面的作品。朝廷有个职位叫狗监，不管人专管狗，只因皇帝出猎，除了带侍从，还要带猎犬。狗监名叫杨得意，四川人。有一天汉武帝读《子虚赋》，读得摇头晃脑，狗监灵机一动，向人主献媚说：这辞赋的作者司马相如跟我是同乡呢，陛下想不想召见他？武帝说：快，快叫他来，朕还当他是个古人……

　　于是，相如到了长安，对武帝说：《子虚赋》是旧作，不算什么，臣子要为陛下写一篇《上林赋》，赞美气势宏伟的皇家猎苑！武帝高兴了，说：好呀，你写出来让朕瞧瞧。你先干郎官吧，跟随朕的左右。司马相如叩谢圣恩，开始构思打腹稿。

　　
　　御用文人要大干一场。但是且慢，我们先说这上林苑，它耗资巨大占地无数，单是苑内供皇帝休息的离宫，就有七十座之多。汉初，丞相萧何主持建未央宫，因其奢侈，被高祖刘邦狠狠骂了一通。开国君主懂得艰苦奋斗，后来渐渐变了，铺张浪费搞排场，武帝为甚。口号喊得越凶，铺张越厉害，比如一顿官饭，要吃掉农民多少血汗钱？武帝身边的文人，也不是人人都唱颂歌，为这上林苑，东方朔就委婉地批评过他。而司马迁无论是作为太史令还是中书令，都一再敷衍武帝，拒绝用他的如椽巨笔舞文弄墨歌功颂德。文人的分流，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两个复姓司马的男人，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史记》有非常明显的个人化写作的特征，和古希腊的文学、戏剧和哲学相似，是今天的主流、当初的暗流。两条泾渭分明的河流，它们共同的源头在《诗经》，“风”和“小雅”有着浓郁的民间气息，“颂”和“大雅”则开启了宫廷文学，造就一大批御用文人。我们不采用阶级划分法，但不能回避阶级这一重大的、贯穿几千年的历史现象。马克思的伟大研究不会过时，即使在眼下的西方，仍然是一门受到高度推崇的显学。海德格尔曾说过，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洞察，没有任何人能达到与马克思对话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