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11 司马迁与《史记》《高中语文综合性学习》（二）

端木庆龙

六、司马迁与《史记》
韩兆琦

司马迁（前145——前90？），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生活在西汉武帝时代，前后曾为郎中、太史令、中书令等职。《史记》共130篇，52万字，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个部分，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中经唐、虞、夏、商、周、秦、，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史记》包罗广泛，体大思精。它不仅写了远古、近古，也写了现代、当代；不仅写了中原、华夏，也写了边疆、外国；不仅写了政治、军事，也写了经济、文化；不仅写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也写了下层社会各色人等。这种囊括古今各类知识、各家流派文化于一炉而加以融会贯通的气魄，是前无古人的；司马迁自述其写作此书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打通一切领域，自立学术章程，总结一切规律以求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宏伟目标，也是前无古人的。

《史记》中最激动人心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主要有四点：其一是它所表现的民族进步观。司马迁吸收了战国以来有关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发展来源的说法，在《史记》中把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原、荆楚、吴越、秦陇、两广、云贵、塞北、东北各地区的国家和民族都当作黄帝的子孙，这对于两千多年来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友好大家庭的形成与稳定，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写到汉王朝对周边国家、周边民族用兵的时候，又总是站在反对穷兵黩武，反对扩张、略夺的立场，他所追求的是各民族间平等友好的和睦相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司马迁是当时汉民族被压迫人民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共同的朋友。

其二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经济思想。这包括强调发展经济，认为经济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反对单打一的“重本抑末”，而提倡“工”“农”“商”“虞”四者并重；反对从政治上对工商业者的歧视，而歌颂他们的本领、才干，并专门为他们树碑立传等等。

其三是它所表现的强烈的民主性与批判性。《史记》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司马迁是先秦士大夫优秀思想人格的集大成者与发扬者。他之所以写《史记》不是单纯地为了记载历史陈迹，而是明确地为了“成一家之言”，因而《史记》中就突出地显示了一种作者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理想社会的光芒，和对现实政治、现实社会的种种批判。其中
有些是相当深刻、相当准确，甚至有些是两千年来常读常新的。

其四是贯彻全书的那种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歌颂的几乎都是一些勇于进取、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他们为了某种信念、某种原则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都有一种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他遭受宫刑，痛不欲生，为了完成《史记》他顽强的活了下来。他视为榜样的是“文王拘而演《周易》；促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的个人奋斗经历与《史记》所歌颂的这些艰苦奋斗的思想，是司马迁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财富，它永远给我们以激励，给我们以启迪，当我们灰心丧气、濒临绝境的时候，给我们以无穷的力量、信心和勇气。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文学著作。从历史的角度讲，《史记》开创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纪传体的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史记》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给人们展示了丰富多彩而又各具个性的历史人物。有震铄古今的帝王如秦始皇、项羽、刘邦、汉武帝；有家喻户晓的朝臣如管仲、晏婴、萧何、张良；有百战百胜的名将如白起、韩信、卫青、霍去病；有改革家如吴起、商鞅、赵武灵王；其他贞烈型的有屈原、王蠋；口辩型的有张仪、苏秦、郦食其；侠义型的有鲁仲连、荆轲、朱家、郭解；滑稽型的有淳于髡、优旃等等。他们千姿百态，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大约有一百多个。

《史记》的人物与先秦文学人物的显著差异在于他们鲜明的个性。由于作者十分注意设身处地揣摩每个情节、每个场面的具体情景，并力求逼真地表达出每个人物的心理个性，因此《史记》的描写语言和他为作品人物所设计的对话都是异常精彩的。我想只要我们细心地把《廉颇蔺相如列传》《荆轲刺秦王》中有关“完璧归赵”“渑池会”“易水送别”“秦庭惊变”等情节、场面的具体描写分析一下；把《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中有关项羽、刘邦、张良等人物的对白分析一下，我们会深深为作者那种出神入化的匠心独运所倾倒。《高祖本纪》写刘邦与项羽相峙于荥阳时，项羽的部下一箭射中了刘邦的胸口，而刘邦当时竟“乃扪足曰：‘虏中我趾！’”这对刘邦那种绝顶聪明，那种像是条件反射一样迅速而自然的随机应变，而同时又是“恢弘大度”、好骂人、好调笑的性格是多么生动的刻画！当项羽被围垓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的时候，他“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清代周亮工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马匹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与？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此话可谓道出了《史记》文学性的某些重要诀窍。也正是从这些方面，我说《史记》在塑造人物的方法上，似乎有一种飞跃性的超前的成熟。

《史记》文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的抒情性。《史记》中有些作品篇幅不长，而通篇像一首诗，如《伯夷列传》《屈原列传》《游侠列传》就是这样的。但《史记》中大量篇章的抒情性是在于作品的夹叙夹议，以及融浓厚爱憎感情于叙事、描写之中。如《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李将军列传》等就是这样的。整部《史记》是一曲爱的颂歌，恨的诅曲，是一首饱含作者满腔血泪的悲愤诗。鲁迅曾说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之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汉文学史纲要》）《史记》的主观色彩与其抒情性，在历朝“正史”中是最浓厚、最突出的。

《史记》的出现，确定了我国古代传记的基本格局，诸如思想方面的以史为鉴，富有教化作用；形式方面的篇幅短小，强调表现人物性格，而不是堆砌材料的多与全，以及语言的精美、抒情等等。而《史记》写人物、写故事的方法则又给我国后世小说、戏剧以深刻的影响，《史记》中的诸多主题，《史记》人物的诸多范型，以及《史记》故事的许多情节场面，都为后世的小说、戏剧开出了无数法门。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人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历史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2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

12．作者在本文中从四个方面谈到《史记》最激动人心的思想。谈谈你对此四个方面的理解。其中《史记》中体现出的“进步的民族观”在当时有何重大意义？“贯彻全书的那种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在今天是否还有其现实意义？



13．刘邦和项羽是《史记》中刻划得颇见功力的人物。就《鸿门宴》有关情节分析他们各自的个性特点。作者是汉朝史官，从他对这两个人物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在史学上的什么特点？



第三组：对《史记》及司马迁的研究与评价

七、《史记》的文学成就
章培恒、骆玉明 等
首先，《史记》的叙事艺术。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了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的记叙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叙历史事件之外，具有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的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由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这是《史记》在中国从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魅力的原因之一。

《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有戏剧性的。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逼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如《李将军列传》中的一个场景：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尝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这像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另外，像著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座位的朝向，都交待得一清二楚。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很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的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这一类戏剧性故事，具有很多优点：一是具有逼真的文学表现效果；二是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产生文学所需要的激活力；三是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为了追求行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和文学两方面的意义。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事件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它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说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其次，《史记》的人物形象塑造艺术。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过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积累。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特点的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特色也更为鲜明。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事，也很值得注意。不过，它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完整的人物传记，人物形象的刻画，总的说来还比较简略。《史记》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时代的高度。

从总体来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特征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就有近百个。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特点。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汉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

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所偏爱，那就是“好奇”，就是喜欢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军，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了《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

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意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的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之类普遍的弱点。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她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李广免职时受至霸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内陆东山再起后，特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露出人性的复杂性。

司马迁非常清楚的知道：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受不幸。他常常用比较的方法，表现出他这种看法。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族灭，公孙弘深衷情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但司马迁绝不赞赏平庸、苟且、委琐的人生。《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惨命运。《项羽本纪》写项王最后的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无必要；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痛快酣畅的效果。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投江------在这种反复出现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他告诉人们：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我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代的文化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

对于《史记》所描写的人物，人们可以强烈的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种艺术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及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曷鼻、巨肩、膝挛”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而且司马迁很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读过张良列传，我们很难忘记他的“如妇人好女”的相貌。神情的描写则比比皆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璧却立，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类，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人生追求及其性格的某一特征。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小事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自然，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的成分。

对话往往最能活生生的体现人物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也为《史记》所注重，有许多优秀的例子。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的威仪，各说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的表白。刘邦说：“嗟呼！大丈夫当如是也！”多有羡慕；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也！”则更多仇恨和野心，可以看出他们当时不同的处境。韩安国下狱为狱卒所辱，他以“死灰岂不复燃”威胁狱卒，狱卒大言不惭的说：“然即溺之！”活现出小人物在可以欺凌大人物时不顾一切的粗野和痛快。《陈涉世家》写陈胜称王后，旧时种田时的伙伴见了他的宫殿，惊叹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用了乡间的土语，表现说话人的质朴鲁莽，也是非常生动逼真的。

总的说来，司马迁描绘人物形象，主要是在具体的行动中，在人物的命运变化中，在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完成的；由于他对各种人物都有深刻的观察，对人的天性及其在不同环境、地位上的变化有深刻的体验，这些人物形象才能如此活跃而富有生气的浮现在我们面前。
第三，《史记》的语言艺术。

在这一方面，《史记》也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被尊为典范代表了骈文出现以前所谓古文的最高成就。

从战国诸子的文章、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到汉代一些代表性作家如邹阳、枚乘、贾谊等人的散文，可以看到铺张排比被作为一种普遍的手段。司马迁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抛弃了铺张排比，形成淳朴简洁、疏荡从容、变化多端、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史记》中极少用骈俪句法，文言看起来是不太经意的，偶尔甚至有些语病，却很有韵致、很有生气。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倾注感情的，根据不同的场面，出于不同的心情，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时疏缓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幽默，有时庄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司马迁对古代语言和现实生活中的语言都有很高的修养，并且善于把两者融合成统一的整体。他引用古代史料，都经过适当处理。对最古老的、同当时语言已经差距很大的《尚书》，是彻底的译写；对《左传》、《国语》，有很多的改动；对同当时的语言最接近的《战国策》，则主要是作裁剪功夫，有时也大胆抄录。《史记》基本上属于书面语，但同当时的口语距离并不很远。书中还广泛引用了很多民谚俗语，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李广不善言辞而深得他人敬重，既富于概括性，又富于生活气息。此外，前面说到《史记》写人物对话，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也增加了语言的生气。后人把《史记》的文章人微言轻一种典范来学习，但不少人忽略了《史记》语言的主要特色，就在于他充满情感，富于生气。

（选自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之《中国文学史》，本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14．《史记》以实录著称，但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这是否构成了一种矛盾？作者是如何处理这一矛盾现象的？



15．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的威仪，刘邦说：“嗟呼！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也！”结合他们当时的处境及其最终功业，评价他们的个性特点。




16．文中谈到，《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和文学两方面的意义。何谓“互见法”？试举例说明。



八、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译注

悲夫士生之不辰①，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②而复礼，惧志行之无闻。惊才韪而世戾③，将逮死而长勤④。虽有形而无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⑤，信善美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⑥，将遂屈而不伸。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⑦，私于私者自相悲兮⑧。天道微哉⑨，吁嗟阔兮⑩，人理显然，相顾夺兮。好生恶死，才之鄙也⑾；好贵夷贱⑿，哲之乱也。昭昭洞达⒀，胸中也⒁；昏昏罔觉⒂，内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忖⒃；我之言矣，哲已能选。没世无闻⒄，古人惟耻。朝闻夕死⒅，孰云其否。逆顺还周⒆，乍没乍起⒇。无造福先，无触祸死；委之自然，终归一矣！
【注释】
①出生没遇上好的时辰。一般以此表示所生之世未遇明主贤君或未逢盛世，所谓“士不遇”主要就是这个含义。语出《诗经
大雅 桑柔》。
②克己：抑制、约束自己的言行。复礼：合于礼的要求。“克己复礼”语出《论语颜渊》。
③谅：信。才韪：才质美好。韪：善。戾：违背，引申为不正常。
④逮：及，达到。
⑤穷：困厄。达：通达，显达。
⑥悠悠：形容长久。荡荡：形容广阔无过。
⑦公于公者：前“公”字动词，用公心对待；后“公”字名词，指国家朝庭。
⑧私于私者：前“私”字，用私心对待；后“私”字，指自己或自家。
⑨天道：包含自然规律和天意两方面的含义。微：精妙，微妙。
⑩吁嗟：感叹词。阔：疏阔。
⑾才：品质。
⑿夷：削平，引申为轻视。
⒀昭昭：明白。洞达：透彻。
⒁豁：豁达，开阔。
⒂昏昏：胡涂。罔：同“惘”，恍惚，迷乱。
⒃哲：哲人，明智的人。
⒄没世：死，终身。“没世而闻，古人惟耻”两句本《论语卫灵公》：“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⒅朝闻夕死：《论语里仁》：“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意思是早晨知道了真理，晚上就死去也可以呀。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与上文的“没世而闻”相应，即把“闻”解为“闻名”。
⒆还周：循环。还，通“环”。
⒇乍：忽而。按，清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据《文选》江淹《诣建平王上书》注，在此句下补入“理不可据，智不可恃”两句。
【译文】

我悲叹士人的生不逢时，自愧顾盼身影孤独一人。时常约束自己，使言行合于礼，唯恐志向与行为默默无闻。自信才质很高而世情不正，将至死都永远辛勤。虽有形相但不能彰显于世，空有才能却不能展示于人。为何困厄与通达容易使人迷惑，美与恶确实很难辨清。时光悠长而没有穷尽，我将只能屈而不能伸。让那些公心为国的人都和我相同啊，私心为自己的人自己去悲哀吧！天道那么精微啊，哎呀又那么疏阔；人间事理显而易见，只有互相倾轧和侵夺。贪生怕死，是品质的卑贱；爱贵轻贫，是智慧的混乱。明白透彻，是胸中豁达开朗；胡涂迷乱，是内心生了毒害。我的心意，明智的人已经猜想到；我的言论，明智的人定能把它入选。终身默默无闻，古人当作羞耻。早晨知道了真理晚上就死去，谁能说不该如此。逆与顺循环往复，忽而没落忽而兴起。没有人事先就造下洪福，也没有人起始就遇到大祸；委身于自然，最终还是归为一体啊！
【说明】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迁有赋八篇，但大都不传，只有这篇《悲士不遇赋》保存在欧阳询等编纂的《艺文类聚》卷三十之中。文约二百字，是否全文，已无从考察。

汉初以来，文人多不得志，因而常有感叹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作品。在司马迁以前，董仲舒就已写过《士不遇赋》，此后“士不遇”就成了文人作品中常见的题目。司马迁这篇赋虽然很短，但表达的思想已很明确，一是叹“士生之不辰”，二是不甘于“没世无闻”。前者与他人的同类作品一样，反映了当时文人的普遍情绪；后者则是司马迁本人特有的衷曲，与《报任安书》一脉相通。因此，本篇大体也应是受刑之后所作。

司马迁不以赋著称，但他生当大赋盛行的时代，流风所及，其赋作也必能达到一定水平。这篇短赋虽不能与名家之赋相提并论，但也还是颇具特色的。其中的反复铺陈、排比对偶，正是司马相如以来汉赋的主要特征；句式的规整与有节奏的变化比司马相如似乎又向前发展了一步。

17．结合《屈原贾谊列传》理解，这一篇赋文抒写了司马迁什么样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