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泽王氏商号之一——保定群玉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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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看到“群玉山房”这个名字，是在贾岐峰先生《王宅古今》的书稿中。那大概是在2000年的时候，当时书还没出版，书稿是油印的，书名叫《英秀满门》，正式出版时改为《王宅古今》，则是根据家父的提议改的。

原稿较正式出版的版本详细一些，书中介绍了深泽王氏家族在民国早期的一些商号的情况，其中就包括保定群玉山房。我当时对这个名字很感兴趣，而且它经营书籍、文具和网球拍，应该算是一家“文体用品商店”，我觉得在当时能把文化和体育用品一起经营，应该是是一种先进的思想和经营理念。据岐峰先生说，书稿中的这部分内容是他在上世纪80年代采访当时的知情者得来的，但是仅仅知道一个“群玉山房”的名字和经营范围，却远远不能满足我的好奇心。

后来我在上网搜索的时候发现了中国新闻网保定新闻频道在2006年6月24日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几多“老字号”湮没市井，振兴工程任重道远》，作者是高欣华、王晶，文中提到：“七十五岁高龄的老保定人肖煜先生一辈子研究保定历史，……。他如数家珍似地说，以销售书籍、书纸文具，制造网球拍等体育用品而扬名海内外的保定‘群玉山房’始于清末民初，但在三十年初期却因印刷富有先进思想内容的进步书刊而被反动势力抄没、压垮；……”这不仅印证了群玉山房的经营范围，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群玉山房曾印刷“富有先进思想内容的进步书刊”，并且正是因此才被反动势力压垮的。但是，文中却没提到群玉山房是王氏开办的。

2009年5月份，我又曾就群玉山房的具体情况，通过在博客上留言的方式咨询保定文史专家衡志义先生。他提供的消息是：“保定的群玉山房坐落在西大街中段路南，现已改变别用，遗址尚有门脸，据了解山房是以经营古籍书籍、和当代文人出版的进步书籍、期刊等，如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主编的《新青年》，保定群玉山房曾代为出售。至于和全国各地的群玉山房是否连锁尚待考证。”这说明，“富有先进思想内容的进步书刊”可能就包括《新青年》。

但是衡志义先生还提到：“经了解群玉山房的东家是当代知名保定籍作家苏叔阳的祖父苏兰田。”这又引起了我的疑问，群玉山房的东家到底是不是深泽王氏呢？我又在网上搜索，发现还有群玉山房是清代末代状元、河北肃宁人刘春霖创办的说法，使我更加疑惑。

2009年8月3日，保定的蒋兄发来喜讯，8月1日的《保定晚报》发表了郝毅生、陈伯涛的文章——《保定古城西大街的历史记忆》，文中有较大篇幅叙述了群玉山房的情况：“……有著名的商业文化大户群玉山房。总柜在唐家胡同口迤东南侧，为中西合璧式二层楼。由河北深泽王氏于清末民初开办，有房13间，东侧附设中华书局、世界图书馆，在菊胡同设球拍厂，共有职工200余人，另在上海设申庄，在哈尔滨设黑龙江群玉山房。总经理高立斋，保定总经理苏兰田。群玉山房经营书、纸、文具，书籍包销中华书局、世界图书馆出版的各种图书、教科书，纸张由驻沪申庄组织货源，以日本货为多，文具为国内及进口产品，品种齐全，体育用品主要销售自制产品，所产球拍除供国内销售外，还大量销往英、法、美、意和加拿大等国，驰名海内外。上世纪30年代因印刷发行进步书籍被查抄破产，只留有中华书局坚持经营……”

文中介绍的如此详细，说明作者对群玉山房是情况是比较了解的，因此我认为文中所说的“由河北深泽王氏于清末民初开办”，应该是比较可信的。至于衡志毅先生所说的苏兰田，文中也交代了，他是任保定总经理。至于刘春霖创办群玉山房的说法不知从何而来，但他至少和深泽王氏还是比较熟悉的，深泽王氏在民国年间刊行的《桐城吴先生诸史点勘》即由刘春霖题写书名。

“陈独秀研究”网站（http://www.chenduxiu.net）上刊登的李银德的一篇文章——《发行人苏新甫》中提到：“《新青年》最初发行1000多份，最高发行量为15000——16000份。发行地点遍及全国。据《新青年》刊物上载发行处有：……保定群玉山房……”。可见群玉山房确实发行过《新青年》等进步书籍。由此可见深泽王氏的一些先进分子，在当时接受了进步思想，应该说，这与深泽王氏家族成员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纷纷参加革命，成为吕正操称赞的“抗日之家、革命之家”，是有着内在联系的。

附件：网上搜索到的一本群玉山房出版的书籍
书名：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
作者：介子岑 编
出版社：保定 : 群玉山房
年份：1932
页数和开本： 194页 ; 18cm

内容简介：收《文艺理论讲座》（冯乃超），《艺术与经济》（钱杏邨），《伊里几的艺术观》（列裘耐夫著，沈端先译），《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钱杏邨）等11篇论文。末附《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左联产生之历史的意义》、《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演说》2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