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移民后裔异姓同宗现象探微

河北人

  　　中华民族的姓，不仅是一种记录族群血缘关系的见证，也是后人寻觅同姓支脉繁衍、迁徙，探求家世渊源脉络的基本线索。但是，在中华民族姓氏的嬗变中，异姓同宗现象却相当普遍。而明初以降华北移民后裔中的异姓同宗现象，则与史不同。据1993年版河南《内黄县志·氏族》调查，内黄一县之内，异姓同宗现象竟达七宗之多，其中明初移民分姓宗数与避难移民分姓宗数相等。虽然对那些因担心政治迫害而分姓的动因，无须多言，然而，对明初政府行为下的华北移民分姓的动机，无论从移民政策，还是社会学等方面，都有深入考察的必要。　　历经元末明初浩劫后的华北，社会经济陷入了濒临崩溃的边缘，为恢复经济，明洪武、永乐两朝数次向中原地区移民。　　内黄县既是接纳移民的县份，也是移民异姓同宗现象最为典型的县份之一。下表显现，内黄县异姓同宗大致由三类构成：（1）避难移民分姓3宗。虽同因避难分姓，然动因各异，如董、李、马、关、陈一宗，据乾隆十八年墓碑与《马氏家语》记载，五姓的同一始祖名铁木黎，蒙古族人，元末为河南行省官员。元朝灭亡后，铁木黎携五子逃至内黄，为隐瞒身份，命五子各随妻妾姓，另起汉名，故有董、李、马、关、陈五姓。韦、乌、李一宗，其始祖为韦平，原籍安徽灵壁县。韦平元末受封为宁远伯，后因明军北伐，韦平只身逃匿于内黄焦村，入赘马氏，遂改马姓，生四子一女，一为李姓。韦平临终遗言，五世后复韦姓。故今内黄、濮阳、安阳等地，“韦、马、李一家”之说盛行。相比之下，周、单一宗的演变，系纯政治避难而引发的移民分姓。据《周氏家谱》载，其先人因罹燕王朱棣“靖难”之祸，先避乱安徽亳州，后迁居内黄，兄住宋村，仍姓周；弟住单义庄，改单姓。今周、单两姓均传24世。（2）本地人分姓。姚、李一宗，为原住民，元朝末年，因战乱，县内流河村居民或被杀，或远走他乡，仅余姚、李二姓中的一男一女，二人随结为夫妇，生二子，为延续二门烟火，分别以姚、李为姓。（3）明初洪洞移民3宗。据二安乡小槐林村戴、马同宗墓碑文记载，始祖子成、子才祖籍山西洪洞，明洪武间移民时，子才改姓马，二人一同被迁至此，死后并排筑墓，故谓“双立祖”。陈、邵一宗改姓情形与此相同，井店集今尚有“陈邵墓碑”。王、温一宗，六村乡温邢固王、温两姓始祖原居洪洞县枣林村，明永乐年间迁来，生二子，一随父姓王、一随母姓温。　　　　　　二　　　　内黄县境内第一、第二两类异姓同宗的成因，为姓氏嬗变中的常见现象，而第三类移民的分姓动因，着实不甚明了。既然是响应政府号召下的移民行为，为何要变姓而居？这是内黄县姓氏所特有的，还是华北地区的普遍现象？导致这一现象的内在动因是什么？现有内黄县资料，尚不足以理清其脉络。但是，我们从华北部分移民家谱、墓志与方志的记述中，可以找到一些资料，有助于对这一现象的破解。　　内黄县东庄乡西台头村《始祖马二公讳克左配赵君之墓碑》载：“始祖原籍中国山西省洪洞县标岗村，兄弟四人，长讳克旧，迁居安阳郎固村；我祖克左，迁居内黄县西台头村；三讳克右，迁居汤阴县宋良桥村；四讳克良，迁居安阳县北坞村。系明永乐二年迁居各处，因地为家。”明确记载弟兄四人分处四地，未聚地而居。　　民国河南永城《崔谢张陈四姓族谱》载：明朝洪武三年春，始祖金明由中国山西省洪洞县迁居河南永城县古城村。迁居时始祖携四子，将四子分为崔、谢、张、陈四姓，棋布而居，使之互相友助，出入守望。始祖逝世后，卜地沙土刘集之西。二世祖寿终，皆归葬于祖茔。三世祖始各自茔域：崔氏之茔卜葬于陈氏村北；陈氏之茔卜葬于崔氏村南；谢氏之茔卜葬于张氏之右；张氏之茔卜葬于陈氏村西，是望后世亲亲密密，互相拜奠，互相祭扫，不致生亲而见疏之虞。　　曹县《长刘庄魏刘氏合谱》则完整的记述了魏、刘同宗的原委：“予族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士，大明洪武二年迁民诏下，条款具备，律历森严，凡同姓者不准居处一村。始祖兄弟二人，不忍暂离手足之情，无奈改为两姓，铜佛为记，传流至今五百余岁依然相在……阁堂对联曰：‘两姓人众莫测辟木百枝实基本，刘魏物繁难量犹水万派总同源。’‘一本散万殊两姓枚举言分考，万殊归一本刘魏大同观合宗。’”显然，明政府同姓同宗不允许分置一处的移民安置政策，是刘、魏分姓同居一处的根本原因。然而，在移民政策与同宗情结的相互作用下，为实现二者的相互和谐，且确保本地刘魏后代子孙区别于其他同姓异宗支脉，他们以“铜佛为记”，以维系后世同宗情结。　　至此可以推知，内黄戴、马一宗移民分姓的真正原因，是明政府“凡同姓者不准居处一村”的移民分派、安置政策造成的，否则，移民决不会违背血缘情结而改变后代在社会结构中的角色。在政策与亲情矛盾之间，分姓既从现象上顺应了移民政策，又从心态上维系了同姓同宗相处一地的情结，虽形式与内容不尽一致，然而这一变通方式却调和了政策与亲情之间的刚性冲突。政府在签发移民去向时，尽可能将移民家庭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分派到不同地方，这一分遣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移民家庭因宗族势力迅速壮大，而威胁到原住民的利益及社会稳定的一种可能发展趋势，因而，凸显了明政府的防范意识与管理的前瞻性。　　因此，对于渴望聚居一处的部分移民家庭来说，变姓是顺应明政府移民政策、确保骨肉相联的一种有效的可行性对策。　　同居一处的异姓同宗，为了不使后代彼此不相认同，在分姓之初或若干代后，仍以一种信物彼此标识。如曹县长刘庄魏、刘二氏约定的“铜佛为记”。立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的内黄温邢固王氏祖碑，也旨在“置石一方，以志木本水源之思。具溯其渊源，上以识祖德于不忘；序其世系，下以垂子孙于无既。唯愿后之子孙，因时致教，勿忘其本；世世刻铭，勿紊其序”（《内黄县史志资料选编》第1辑，1985年）。1931年11月，并店陈、邵二姓后裔所立陈邵墓碑，除祖述二姓家族渊源外，更以警示陈、邵后裔，二姓一世祖“姓虽相殊，祖属同胞，嗣陈、邵为一家，昭穆序一堂，凡我后裔，当念木本水源之情，以起尊祖敬宗之思。感春露而栖怆，报本莫戴；履秋霜而怵惕，追远维殷。后世子孙束刍致祭，宜知姓异宗同，支分而同源者也”。内黄县小槐林村明天启七年(1627年)与清嘉庆十年（1805年）的两通戴、马竖碑，既记载了异姓同宗渊源和发展脉络的基本线索，又反映了明代华北移民安置政策与移民同宗同居的寻根情结。　　　　四　　　　尽管在姓氏演变的不同阶段中，滋生异姓同宗现象的内在机制彼此迥异，但明代华北移民的异姓同宗现象，却折射了血缘亲情纽带与政府移民安置政策的冲突与协调关系。诚然，明初的华北移民既起到了调整帝国区域人口分布的作用，又达到了短期内恢复灾区经济的目的。然而，若同姓移民大家庭迁居一处，可能会随着移民家族势力的增长，对其他移民或原住民的利益产生影响，将不利于地方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在移民分遣伊始，将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年丁男的移民家庭，分派异处是最好的选择。而长期形成的具有强烈的血缘情结的移民家庭，在这一既定的移民分置条例面前所能选择的，除无条件服从外，惟有在不与明政府移民政策相抵触的情况下，通过其他变通途径，确保骨肉相聚一处，因此，变姓是一种最有效的应对措施。当然，变姓亦非每个具有两个以上成丁的移民家庭所能做到的，如果该方式具有公开性，那么明政府的这一移民分置政策，无疑将形同具文，所以，分姓移民家庭，在迁徙地确定之前，有可能曾通过某种方式，诸如贿赂或通融登记里书、分遣吏卒等，将分姓后的丁男姓名同列一处，并迁一地。随着分姓后的移民后裔支系繁衍，为追溯家族渊源，维护同宗情结，或通过历代家谱的编修，或通过对一世先人的拜祭，铭记同一地域异姓同宗的演变历程，以维系姓氏中根的观念。明代华北移民群体中的异姓同宗现象的出现，不仅折射了明初政府分置华北移民的一种微观操作政策，而且也暗示着一种潜在的社会背景与人文现象。傅辉